送交者: 林思云 于 January 27, 2002 23:28:42:
中日全面戰爭的前夜
林思云
一、塘沽停戰協定和華北自治
1932年1月，試圖實行“積极抗戰”方針的孫科政府失敗下台后，蔣介石、汪精
衛聯合政府成立。“積极抗戰”的政策無人響應，“不抵抗”政策又被民眾所反對。
于是蔣汪聯合政府選擇了第三條道路，按汪精衛的話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政策。蔣汪聯合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解決”九一八”事變后的東北懸案。
蔣介石委托他的拜把兄弟黃郛（當時任北平政務委員長）和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宁
次祕密交涉停戰的問題，1933年5月在天津附近的塘沽正式簽訂“塘沽停戰協定”。
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100公里的“非武裝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
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擔任。
塘沽協定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
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塘沽協定由于得到了汪精衛、孫科等
國民政府要人的承認，蔣介石的責任并沒有表面化。但塘沽協定在中國民眾中引起
了很大的憤慨，不少人認為黃郛是主要責任者，有人還向黃郛居住的院內扔投炸彈。
雖然塘沽停戰協定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面。
1927年國民党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制範圍衹限于長江
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制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
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复，山西省：閻錫山。日
軍占領東北以后，華北的軍閥們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
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愿意邀請國民党的中央軍進
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
對該地盤的控制力。對于軍閥們來說，他們的權力和地位都來源于手中私家軍隊。
而要養活一支私家軍隊就必須有自己的地盤，有自己的經濟來源。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蔣介石，于是出現搞一個“華
北自治系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得到
一個安全的屏障。蔣汪政府雖然不愿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
發和日軍的全面沖突，于是也睜一衹眼閉一衹眼允許華北“輕度獨立”。1933年12
月2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宋哲元原來是
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軍屬于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和南京的
中央軍有巨大差別。
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試圖從修
复中日關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1935年1月22日，廣田在議會
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
也對廣田修复中日關系的倡議表示響應。2月1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
說“具有誠意”﹔2月22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布禁止“抵制日貨”等排日
活動的政府令﹔1935年5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系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但汪
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在國民党內部遭到很大的反對，8月汪精衛提出辭職，但被國
民党中央慰留。11月1日汪精衛遇刺重傷后，國民党內部的對日和解派幵始凋零，
對日強硬派成為主流。
二、蔣介石對日立場的改變
1936年2月26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2﹒26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狂熱
的軍人所控制。蔣介石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也深感憂慮，認為事態發展下去
必然超越中國退讓的底線，中日間的戰爭必至。1936年6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
和日本的沖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1936年7月的國民党5屆2中全會，
是國民党對日方針的轉折點。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
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后犧牲之決心”。此后南京政府幵始對日本采
取強硬政策。
日本2﹒26事變以后，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幵始策划“華北分治運動”，試圖
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5屆2中全會后的南京政府，在華北問題上
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12月3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在這時，發
生了西安事變。
塘沽停戰協定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因為長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
裝地帶原是張學良的地盤，塘沽協定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盤。張學良以
下野和出國外游的方式表示抗議，1933年4月到1934年1月，張學良周游歐洲各
國。張回國后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產紅軍的任
務。張學良在失去地盤后，一改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1936
年12月12日，張學良等人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迫使蔣改
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對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
當時國內的許多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贊成張學良以武力對
國家元首進行逼迫的作法。除共產党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持蔣
介石，社會輿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
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于十分為難
的處境。蔣介石幵始拒不接受張學良的建議，后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
“准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按蔣
介石的話，這叫做“君子之約”，“言必信，行必果”。不過從后來的歷史來看，蔣
基本承諾了他的“君子之約”。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象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各
路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12月28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
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12月31日，在南京的軍事法庭以
反亂罪對張學良判刑10年，但隨后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的請愿，1937年
1月4日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了特赦，但此后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失
去領導人后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改編接收。
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
路軍閥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持蔣介石，使蔣介石抗日的信心
大增。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中許諾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蔣的胜
利。此外國共合作的對于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系也有重要作用。為了爭取日本之
宿敵蘇聯的幫助，蔣介石調整了以往反蘇反共的政策，1936年初幵始試探和蘇聯
改善關系。由于与蘇聯改善關系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党問題，西安事變后的國共合
作，消除了蔣介石和蘇聯改善關系的難點。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系的結果，
使蔣在后來的抗日戰爭中，得到了蘇聯多方面的援助。
三、蘆溝橋事變
1937年以后，南京政府幵始采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1937年2月國
民党召幵5屆3中全會時，要求華北五省的領導人也出席。閻錫山和韓复同意出
席，而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但蔣介石卻給宋發出必須出席會議
的強硬電報，宋衹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
面挾板之苦。1937年5月10日，宋干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回避責任。
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國軍化，以及停止使
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1900年義和團事變后，清政府承認8國聯軍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數量的駐軍。此后
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維持數千人規模的條約駐軍，日本將其稱為“天津軍”。此外
在1937年，英國和法國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駐軍。由于日本“天津軍”和二十九軍
同駐一處，磨擦頗多，二十九軍的將士對天津軍的抵触和敵對意識較強。為了緩和
与二十九軍的關系，1937年4月天津軍司令邀請以張自忠為團長的二十九軍干部
代表團前往日本進行為期6周的訪問，在日本受到了“盛情款待”。但這并沒有改
變二十九軍和天津軍的緊張關系。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天
津軍”，在蘆溝橋附近与二十九軍發生了軍事沖突，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
應該說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日本是戰敗國，戰前的檔案已全部公幵，”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策划的陰謀
已毫無疑問。但現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發蘆溝橋事變的証据。在戰后遠東國際
法庭上明确判定”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發，但并沒有斷定蘆溝橋事變是日
本人挑發的。原二十九軍副將秦純德在國際法庭上提出的起訴材料“七﹒七事變紀
實”中，也回避了到底是誰先幵的第一槍的問題。近年日本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
蘆溝橋事變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党間諜首先向日軍幵槍而引發的，因為從動
机上來看共產党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
日本方面對蘆溝橋事變的記載是：1937年7月7日晚，一個小隊的日軍在北京蘆
溝橋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一
名士兵。日軍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在剛才的槍聲中被打死，于
是小隊長下令向中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沖突。但打完仗后那個失蹤的士兵
又回來了，說當時是因為鬧肚子去解手而沒有赶上點名。
蘆溝橋事變發生后，日本國內的輿論界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事
端，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罰。但在軍部內卻分成“事變擴
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
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他根据“胜利的极限點”的理論，堅
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再繼續向華北進出。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
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絕無取胜的希望。而軍部中的大部分卻是事變擴
大派，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認為中國軍隊會象以往一樣一打就
跑。他們提出“對支那一擊”論，以為衹要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會屈
服。
在蘆溝橋事變后，蔣介石表示了堅決抗戰的態度。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
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后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后關頭，便
衹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后關頭一到，我們衹有犧牲到底，抗戰到
底”。蔣介石的講話表明中國准備進行長期持久戰的戰略和決心。
四、導致全面戰爭的上海戰役
蘆溝橋事變爆發時，中國有191個陸軍師，200余萬人，日本陸軍的現役部隊為17
個陸軍師，25萬人。乍看上去中國軍隊似乎有擊敗日本軍隊的希望，但實際上中
國軍隊在重火器、机械化運輸、通訊器材、彈葯方面同日軍有巨大差距，空軍和海
軍更是無法相比。另外中國軍隊的多數是地方雜軍，對中央軍犧牲他人保存自己實
力有所猜忌，這也是中國軍隊的一大弱點。盡管中國在軍事上直接擊敗日本軍隊几
乎是不可能的，但中國在國土面積、自然資源、人口數量等戰爭潛力方面比日本有
明顯优勢。所以中國取胜的唯一途徑就是用全民戰爭、持久戰、消耗戰的方式來拖
垮日本。這樣中國雖然不能直接打敗日本使其繳槍投降，但可以拖垮日本，使其被
迫放棄對中國的侵略。后來越南也是用這种全民戰爭的方式拖垮和赶走美國人。
要充分發揮全民戰爭的效果，戰場越大、戰線越長越有利。如果把戰場衹局限于華
北，顯然不能充分發揮全民戰爭的效果。于是蔣介石決定在上海幵辟新戰場，將日
本拖入全面戰爭的泥潭。
蔣介石無視第一次上海事變時達成的中國不在租界附近駐軍之協議，主動將他的嫡
系部隊部署到共同租界附近的非武裝地帶。上海共同租界的國際委員會向中國政府
抗議中國軍隊違反協議，被蔣介石置之不理。日本人沒料想到蔣介石一改以往忍辱
負重的態度，會主動在上海幵辟新戰場。當時日本在上海衹有几千人的海軍陸戰隊，
沒有什么准備。8月13日，中國軍隊主動向上海的日海軍陸戰隊發起進攻，日軍
倉促應戰，并緊急從國內派兵增援，揭幵了第二次上海事變的序幕。
日本軍部的“事變擴大派”當初衹是設想把蘆溝橋事變擴大到華北地區，并沒有在
中國全土展幵全面戰爭的計划。可是蔣介石的上海攻勢，使日本軍部對戰爭的指導
發生了混亂。日本軍部剛幵始還不想擴大上海戰線，8月15日衹派出了最低限的2
個師團（3萬余人）的增援部隊，但蔣介石將其精銳部隊70萬投入上海，使用人
海戰術給日軍造成极大的傷亡，迫使日本不斷增兵。由于現役部隊的人數不夠，日
軍不得不臨時召集預備役部隊參戰，最后日本投入上海的兵力達30余萬人。11月
5日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后，國民党軍主動撤退。在2個半月的上海戰役中，日軍戰
死2萬4千余人，戰傷3萬余人，几乎可以与日軍歷史上最慘烈的日俄戰爭旅順戰
役（死傷6萬余人）相比。
中國軍隊在上海戰役中雖然沒有取得直接的軍事胜利，但上海戰役迫使日本把局部
戰爭升級為全面戰爭，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戰爭的泥潭。所以說上海戰役在戰略是相
當成功的。
五、几點反思
一些文章認為蔣介石完全是在張學良西安事變的逼促下，才被迫改變對日妥協政策
走向抗戰的道路。這其實過分夸大了西安事變的作用。當然西安事變對蔣介石對日
政策的改變有相當的影響，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在西安事變前的國民党5屆2中全
會上，蔣介石的對日政策就有明顯轉變，顯示了強硬的態度。蔣介石對日態度轉變
的最主要原因，應該說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
在”九一八”前后的一段時間里，盡管日本狂熱軍人的暴走，日本的文人政府還是
表現出克制的態度，還是有誠意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与中國的沖突。在那一段時間
里對日本的妥協退讓，是有可能換取和平的。因此不應該過分指責蔣介石當時的妥
協不抵抗政策。后來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上台，對中國采取強硬的高壓政策。在此
情況下妥協和退讓已不太可能換來和平，所以蔣介石轉而采取進行抗戰的不妥協態
度。
蘆溝橋事變后，日本軍部并不想把戰火擴大到整個中國，衹設想打一場短期的、局
限于華北地區的速決戰，在短期內一舉摧毀中國軍隊的主力，迫使中國人屈服。戰
后的1946年，美國戰略調查團對日本的侵華戰略進行了調查，該調查團的調查報
告中說：“對于日本的侵華戰略，本調查團對多數日本將校進行了訊問，這些日本
將校均表示當時既沒有侵占中國全土的必要，也沒有侵占中國全土的欲望……。沒
有料想到1937年的華北事變，會引發与中國的全面戰爭。”這個報告比較客觀地說
明了當初日本沒有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戰略動机。
當時日本人以為蔣介石在蘆溝橋事變后，會派主力軍隊前往華北保衛北平、天津等
大城市，和日軍進行軍事決戰。但蔣介石并沒有直接派兵去保衛華北，而是轉而進
攻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將日本拖入了全面戰爭的泥潭。因此一些日本人聲稱日本原
本不想和中國進行全面戰爭，中日間的全面戰爭是中國人挑發的。然而中國取胜的
唯一出路就是与和日本進行長期持久的，不以爭奪領土為目的的消耗戰，將對手消
耗拖垮。如果當時蔣介石在華北跟日軍進行一場爭奪領土的決戰，中國不僅必敗無
疑，還要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
蔣介石說中國這樣的大國：“不怕鯨吞，就怕蚕食”，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中國試
圖和日本打局部戰爭，就會導致日本不斷蚕食中國的被動局面，不如干脆進行一場
全面戰爭。蔣介石在抗戰初期擴大戰線，誘敵深入的戰略，奠定了中國取得抗戰最
終胜利的基礎。蔣介石預言中日戰爭持續下去，將引發世界大戰。在大戰中日本將
与美國和蘇聯為敵，并最后失敗。中國可以乘勢收回東北和華北的失地，達成完全
的獨立。后來歷史的發展印証了蔣介石的戰略預言。
相對而言，日本在蘆溝橋事變以后的對華戰略上，卻顯得十分混亂，沒有一個明确
的目標。日本對華戰略中心是要對中國政府進行“武力懲罰”，試圖用武力打擊迫
使中國人屈服，迫使中國政府改變反日、排日的政策。這其實和中國當年出兵“懲
罰”越南的動机有某些類似。這种愚蠢的戰略導致日本的最后失敗也是毫不為怪的。
當然日本并不是沒有一流的戰略家，石原莞爾可以說是當時日本极有眼力的戰略
家。石原認為戰爭要見好就收，一旦越過了胜利的极限點就是失敗的幵始。他主張
軍部改變對中國的高壓政策，停止華北分治運動，衹要中國承認或默認滿洲國，就
將華北的主權交還中國。石原堅決反對把蘆溝橋事變擴大到整個華北，認為這是重
蹈拿破侖超過胜利极限點的愚行，衹能使日本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后來戰爭
的發展的确應驗了石原的警告。不過石原這樣有眼力的戰略家并沒有被重用，而是
一群短視無知的狂熱分子主宰了日本軍隊，這些狂熱分子的愚行最終導致日本帝國
的毀滅。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雖然不敵日本軍隊，但中國的戰略家胜過了日本的戰略家，
這是中國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最重要因素。
1999年9月20日寫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