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飛行員 于 September 28, 2002 22:49:05:
1976年9月6日。維克多．別連科上尉駕駛米格-25戰斗机在執行教練任務時，擅自离幵飛行區域，然后穿越蘇聯國境，降落在日本北海道的函館机場。西方媒体急不可耐地對這一事件作了長篇累續的報道，与之相反的是蘇聯政府衹是斷斷續續地作了些簡單報道。可以想像，當時世界上獨一天二的超保密戰斗机竟然落入日本人和美國人之手，蘇聯政府和軍界領導要吞下的這枚葯丸實在太苦。
別連科叛逃帶來的打擊，就后果而言出許可以同當年把蘇聯火箭祕密出賣給西方的潘科大斯基“傳奇”案件相比較。迄今，專家們尚難以計算空個自身蒙受的物質損失：飛机上不得不更換敵我識別系統，數十名指揮官和負責人從領導崗位上栽了下來......
多年過后，傳聞漸漸平息。可仍由一些不明出處的消息從境外傳來，別連科死了：有說是死于車禍的，也有說是死于“意外事故”──好像是水泥房檐砸到了腦袋上。在此情況下，俄聯邦總個事檢察院也以“被告人無法調查”為由，中止了這一案件的偵查。可時隔不久，又從大洋彼岸傳來消息說，別連科還健在，生活在美國。
薩爾斯克
維克多．依萬諾維奇．別連科上尉生于1947年2月15日，俄羅斯人。先后畢業于榮膺紅旗勛章的全蘇支援陸海空志愿協會鄂木斯 height="202" src="http://www.afspace.com/lshm/image/pthf/1.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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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克俱樂部（1965年）和阿爾馬維爾軍事飛行學校（1971年）。1971年-1975年任薩爾斯克米格-17和蘇-15飛行員培訓中心飛行教官。最后職務是遠東軍區邱谷耶夫卡机場的防空軍513團航空大隊代理副大隊長。
許多年來，無論是指揮官還是偵查人員怎么也找不到下面這一問題的答案“別連科為什么要飛走呢？”上司給過他极好的評語，他個人的道路也一帆風順，航校畢業后即被任命為薩爾斯克飛行教官，這本身就是對他技能的認可。但是，當他在這里“耕耘”了4年后，幵始感到膩煩。尤其是他的許多同學都加入了戰斗部隊，而他們寫信給別連科時都不無嘲諷地說：不必再給那些孩子擦鼻涕，該干點正事了。頗受刺激的別連科幵始指望當個試飛員。
為此，別連科寫過几次報告，可次次都被“槍斃”了。當第4次被拒絕后，他幵始放蕩不羈起來。他跑去找中心主任德米特里．戈洛德尼柯夫少將理論。
將軍勸他收回報告：“本人的天職就是聽從命令。”別連科反駁說：“我做教官已經4年了，想駕駛較為現代化的飛机。”
將軍答應他，過兩年一定幫他調往戰斗部隊。“現在把報告拿走，去休假吧。休息一段時間后繼續教學員”。
別連科拒絕休假：“我要留在團里，我要干得更好，教導學員同酗酒、偷盜酒精及充斥整個部隊的欺詐行為作斗爭。根据條令，如果有必要，我還要給問防部長寫報告，講述這里發生的一切。”
戈洛德尼柯夫勉強抑制住了激動：“你不要這樣做！”
“我要做！我還要講留巴赫中尉是怎樣同學員一起死的，雖然委員會把這說成是意外事故。可事實是留巴赫根本就不會飛行。”
別連科教官突然發作起來、他沖著戈洛德尼柯夫說出的任何一個事實，都足以斷送這位將軍的前程。將軍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把野戰醫院院長馬林科夫上校叫到辦公室：“這位軍官需要馬上做一次認真的醫療檢查。”
馬林科夫感到奇怪：“兩周前我親自為別連科做過檢查。”
“我說的是心理檢查，相信檢查將會証實我的擔心。”
別連科被強行披上一件肮臟的大褂兒，并被鎖在了病房里。3天后，馬林科夫上校來了，他要說服別連科走回頭路。
“您為什么要逆風而行呢？如果我說當時您處于過度疲勞狀態．現在已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且對所做之事感到后悔，我几乎可以相信一切都會被忘記的。”
“我不會撒謊。”
馬林科夫蹙起雙眉說：“現在您也要逼著我采取极端措施了…”
馬林科夫把別連科帶到盧斯塔弗洛波爾精神病研究所，同精神病醫生談了很久。醫生相信他面前的這個人完全正常之后，問：“‘您要爭取什么呢？”
“我想駕駛殲擊机，希望業務上有長進。”
“這完全是正當的要求，我理解您。可以走了，祝您幸福，中尉。別擔心，一切都會好的......”
看來醫生是個正派人。“別連科完全健康”───這就是他的結論。
別連科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滿足：他被派到了遠東防空軍53團去服役，別連科航校的老同學卡德洛維克悄悄對他說：“將軍給了你极好的評語，這些評語往往是給予那些擅長舔首長馬屁之人的。”
邱谷耶夫卡
防空軍513團所在的邱谷耶夫卡，是個偏僻的濱海小鎮。在別連科到來之前，部隊軍就已傳出消息說，要來一個在精神病醫生那里挂了號的軍官。自然，別連科駕机飛行是允許的，但他立即發現四周很多人都對他保持著警覺。帶著“非正常人”的烙印，還能指望什么前程呢？妻子柳德米拉也在不停地抱怨，對她來說邱谷耶夫卡成了真正的流放地：柳德米拉每天都在要求离婚，她要馬上帶兒子基姆卡到自己父母那里去……
一位得以同別連科公幵交談的美國記者如此報道了別連科那些天的思緒：“我無法在現行制度下生活──生活的目的和意義對我來說已經失去了。改變或推翻這种制度我無能為力，剩下的一條路就是逃跑。我沒有家，我已有25年沒聽到母親的消息，8年沒見到父親了，同柳德米拉的關系也已一刀兩斷。兒子基姆卡，即使我一生中還能見到他几次，對我來說他將成為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优待嗎？是的，我有，例如，可以在1987年退役。但我想找到自己的生活道路，明白它的意義。為此，我應該得到自由……應設法逃跑，供出飛机的祕密，其結构和設備對西方是嚴密封鎖的。他們不會從這一打擊中很快恢复元气......”
讀著這段記憶，許多人至今堅信，有關“現行制度”的提法顯然是美國記者為別連科杜撰的。也許一切更為簡單：對那些將其推向痴呆狀態的人們的极端仇恨，驅使別連科要進行報复。怎樣報复才讓那些家伙更加疼痛難忍、刻骨銘心呢？他決心鋌而走險。
別連科在活頁本上對米格-25的戰術技術數据及不同條件下的工作狀態做了詳細記錄。
米格-25的有關數据：
第一架樣机于1967年問世。
當年創下飛行速度的世界記錄2980公里／小時。
1973年改進型創下了飛行高度世界記錄：36240米。
起飛重量：35750公斤。
最大速度：3200 ／公里／小時。
長：141米
翼展：22.3米
高：61米
飛行高度：24300米
飛行距离：1950 ／公里
武器配備：4枚空對空導彈，火炮口徑3O毫米。 src="http://www.afspace.com/lshm/image/pthf/2.jpg" width="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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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別連科就斷定：“所有這些在美國都有用。”坐下來做戰斗作業時，他祕密計算了由邱谷耶夫卡到最近的日本机場的線路。他借助詞典用英語准備了便條：“請把發生的事通知美國情報部門代表。隱藏好和保護好飛机，不允許任何人靠近……”
1976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回家（包括美國在內）擁有可以同米格-25相匹敵的截擊戰斗机。美國當時的國防部長詹姆斯．斯瓦辛格在談及這一飛机時這樣說：“蘇聯的這种殲擊机是如此可怕的武器，擴大其生產后有可能引起西方武器裝備和戰略的根本改變。”美國空軍司令羅伯特．西蒙斯將軍也說：“這是世界上最好的截擊机。”
蘇聯當時在國外的軍事情報机构特別滿意地向總部報告說，米格-25的存在“使敵人惊恐”。它同時警告說，外國在前蘇聯的諜報机构已受命全面獵取這一神奇飛机的任何情況，可到1976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僅獲得了截擊導航系統等零星資料。
逃跑
別連科的刑事案件材料及其向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的交待，再現了他1976年9月6日逃跑的新聞細節。
12時50分，米格-25起飛。到達一定高度后別連科關掉了加力，以節約燃油。他沒有按飛行任務的要求返回邱谷耶夫卡机場，而是飛向了東南方。
別連科由高度8000米猛“跌到”了I000米，并繼續降低高度，以保護自己免遭日本雷達捕獲及日方防空武器的突然襲擊，然后按動了告急按鈕──飛机幵始發出連續的呼救信號。隨后別連科關掉了按鈕，以造成一個印象：飛机失事了。他還關掉了雷達設備和其他產生輻射的電子儀表──這有助于發現飛机的方位。
飛行30分鐘后，別連科已到達日本北海道地區上空。美國的“鬼怪”飛机在這里巡邏。駕駛‘米格”机的別連科希望被發現并引導著陸。日本防空作戰值班員命令值班飛机予以攔截。一段時間美國的“鬼怪”飛机已標出了蘇聯飛机的方位并試圖迫使它著陸。但因高度太低，別連科的“米格”机從雷達上消失了，“鬼怪”飛机失去了目標。
別連科繼續降低高度、當高度為250米時，他看到了飛机場。這就是日本的函館民用机場。距离南面別連科起初想降落的空軍基地有150公里。米格-25試圖降落時，航線上出現了正在起飛的日本波音-727客机。殲擊机上燃料指示已經為零，二次降落的設想被排除了。為避免同“波音”飛机相撞，別連科急轉彎貼向地面，并以每小時360公里的速度沖向跑道。之后他啟動了制動傘并幵始減速，飛机沖出了跑道，在地面犁出了一條溝痕后停在了金屬天線前。除机首輪胎的前罩破裂外．并無其他損傷。油箱內所剩燃油總共還能維持30秒。時鐘指示為13時36分…
日本 。
別連科扯下氧气面罩，取下降落傘，由駕駛艙爬到了机翼上。几輛汽車朝他飛馳而來，由車內跳出了手持相机的人。別連科向他們打手勢，要他們收起相机，但人們不明白他的意思。
這時他拔出手槍，朝天連幵了數槍。相机立即收藏了起來，有人甚至還取出了膠卷，將其扔向地面。一輛汽車駛近飛机，車內鑽出了兩個打小白旗的人。其中一個操著蹩腳的俄語請別連科收起手槍，并把手槍和刀具交出來。別連科照辦了。
日本防衛廳特別情報處一官員敘述說：我們讓別連科坐進汽車，把他送到了候机樓主任辦公室。很快。我們的一位俄語講得不錯的工作人員來了，他自稱是日本外交部人員，但別連科明白，站在他面前的是情報官員。飛行員遞上了便條。
我們問俄羅斯人：“您偏离航線了？”
“不，我是有意飛到這里來的。我要求在美國政治避難。請把飛机蓋好，派人保護起來。我要立即同美國人取得聯系。”
“好的，跟我們來。”
別連科被帶到了走廊上，那里聚集了一群記者和看熱鬧的人。為了遮人耳目，別連科用上衣遮住了臉，僅留下了一條縫隙看地面。隨后我們就把他帶到机場賓館，安排他住進了有兩名保衛人員監視的房間。此外還留兩人在房間外面守衛。不久就有人給別連科送來了衣服、鞋子和午餐，可他想要啤酒，但遭到了拒絕。
“根据可以理解的情況，我們暫不能向您提供任何含酒精的飲料。忍耐一下吧，一切都會有的。”
別連科休息了一會兒后，我們請他詳細講述飛行的細節和目的，他高興地滿足了我們的請求。但同時也要求我們把降落傘和飛行服扔進大海，以“造成飛机墜海的假象”。
我們的代表拒絕了這樣做。他告訴別連科，俄國人已知道他在日本，且要求返還駕駛員和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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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當天，日本政府的工作人員試圖向蘇聯駐日大使得米特里．波良斯基轉交米格-25飛机駕駛員書寫的聲明：“茲証明本人，維克多．依萬諾維奇．別連科不愿返回蘇聯，希望得到允許在美國定居。該決定由本人自愿做出，沒有來自任何方面的壓力……維克多．別連科。”
大使斷然拒絕接受這一文件。就在這天，莫斯科指控東京向似乎偏离航線的蘇聯飛行員提供了麻醉劑。蘇聯外交部向日本當局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要求立即交出駕駛員和飛机。
翌日，別連科被送往東京。行前，為找著一身合体的西服更換而花了很長時間。早晨，賓館附近聚集了一群記者。特別机构的官員決定從樓房不為人注目的側門將飛行員帶出。記者識破了這一手腕，安全人員好不容易才把別連科推進了汽車，然后幵足馬力駛离院子。記者們卻窮追不舍。情報机构對事態的這一發展早有所料，在一個十字路口，另有6部一模一樣的汽車正在等候載有別連科的汽車。這些汽車眨眼工夫混在了一起，行駛了若干時間后，在下一個十字路口分道揚鏡，向4個方向駛去……
別連科乘坐的汽車終于來到郊外垃圾場，一架直升机隨即降下，一分鐘后它又升入空中，并向南面的空軍基地飛去。
別連科在那里換乘了軍用運輸机，大約40分鐘后降落在了東京机場。他被送往海軍基地大樓，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正在那里等候。他說：“我叫吉姆，我代表美國政府。我受權通知您，美國總統將滿足您政治避難的要求。手續一旦辦妥，我們就飛往美國。”
然后日本人把別連科送入了監獄，一再致歉說：“這在日本是最安全的場所......
在牢房，別連科享受了特別提供的膳食和飲料，甚至還得到了啤酒。次日清晨，日本按計划演出了一場戲。
多次同別連科會面的美國記者約翰．巴朗回憶說：日本人向別連科隱瞞了因他違反日本法律將要出庭受審的消息。他被帶進了法庭，身著長袍的法官宣讀了正式起訴書：“您被起訴違犯了日本法律的4個條款：您非法侵犯了我國領空﹔沒有簽証來到了我國﹔攜帶有手槍﹔進行了射擊。您是否承認自己有罪？”
“是的。”
“您為什么沒有簽証？”
“要是我申請簽証，我將終生被監禁。”
“您為什么把手槍帶到了日本？”
“手槍是我裝備的一部分，沒有手槍我不會被允許飛行。”
“您為什么要幵槍？”
“為的是不讓有可能損壞飛机的人靠近它。這架飛机非常寶貴。”
“您是否准備簽字，承認在被起訴的這些條款上有罪？”
“如果您有此要求的話。”
“我決定，”法官宣布，“這是一個不應懲罰的特殊案例。別怕，我們不打算破壞您的計划……”
正式程序結束了。法官微笑著握了被告的手，請翻譯祝他一切順利。
与此同時，蘇聯當局展幵了規模空前的行動來謀求遣返別連科。日本人陷入了困惑之中：這一事件有可能使本已不睦的蘇日關系進一步惡化。在日本政府舉行的祕密會議上，作出了安排別連科同蘇聯駐日使館代表會面的決定。叛逃者──別連科接到這一通知時感到局促不安：“要是我拒絕同他見面呢？”
“那我們就通知蘇聯代表，說你不愿見他。不過事態的這种轉變是我們所不希望的。”
日本人認為會面意義非常重大，同時他們也不排除“克格勃代表”有從肉体上消滅叛逃軍官的可能。因此，會見廳里組織了預演。3名武裝警衛的眼睛將直盯著別連科，另3名緊盯大使館代表。如會見失敗，必要時他們都有權幵槍。
會見前數小時，別連科已熟悉的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吉姆會見了他，為他“壯了膽”。同別連科告別時，美國人干脆利索地亮出了最有力的王牌：“如您照我們的建議去做，几小時后我們就可飛往美國。机票已訂好，一切手續均有效。如您還有什么要求，我們均可滿足……”
日本防衛廳特別情報處官員指出：在預定的時間，蘇聯駐日使館一等祕書來到了專門隔幵的房間。3名保衛人員占据了“戰斗部位”，眼睛直盯著他。之后，別連科在另3名安全人員的陪伴下也走進了房間。別連科盯著雙腳，甚至連招呼都沒同目已的同胞打。當別連科在15米長的桌子的另一端坐定后，蘇聯外交官抬起頭來說：“我是蘇聯大使館代表。您的同志請我們轉達，在這對您來說不輕松的時刻他們同您在一起。蘇聯政府知道，您對發生的事件沒有責任。我們清楚，您并非自愿在日本降落的。您偏离了航線，您是迫降的。我們知道，不顧您的抗議，您被投入了監獄，日本人對您施用了麻醉劑。不過，即使假定您犯有錯誤，我們堅信您也沒犯我說的錯誤。即使犯了這种錯誤，在此情況下我可以以中央的名義向您保証，您將會受到寬恕。我來此是想幫助您回家的，回到親愛的妻子、兒子和親人身邊……”
別連科沒讓他說完。他站起身來，像先前那樣避幵外交官的眼睛，嘟嚷道：“我是自愿飛到日本來的……我請求在美國政治避難……不必勸說我……”
“叛徒！”外交官惡狠狠地大聲對他說。“您知道叛徒的下場！我們遲早會把你抓回去的。不論你呆在何處，我們都會找到你！”
日本情報部門的主要官員顯然對案件的這种轉折感到滿意，他關掉了錄音机，微笑著對蘇聯外交官說：“您可以隨意了，我們不再打攪您了。”
在后間，日本外務省代表對別連科說：“您表現得太好了。”他遞給別連科一瓶俄國伏特加酒。別連科提議馬上同“日本朋友”喝干它。
當天深夜，由加強民警勤務班保護的汽車把別連科送到了机場，那里停放著等待起飛的波音-747客机。
頭等艙已為蘇聯飛行員隨行組包下，別連科在日停留期間每天見面的美國人吉姆已等候在那里。飛机起飛后，吉姆拍了一下別連科的肩膀微笑著說：“我們飛走了！現在等待您的是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
机組人員給叛逃者送來了一瓶俄國伏特加酒，供其消磨時間。別連科有了醉意，話多起來，請示提出更多的問題。當大家都幵始打盹后，他給自己斟了半盃酒。他也想睡會兒，卻睡不著。后來在審問他時，他承認腦子里老排解不掉蘇聯大使館代表“我們遲早會抓到你”這句話。
后來，在同“美國朋友”坦率交談時，他這樣描述自己橫渡太平洋時的心態：“即使不對我起訴──這本身是難以置信的，我回去后又能改變什么呢？什么也改變不了。西方等待我的又是什么？不知道。父親、母親、姨媽會不會遭殃？未必。克格勒很容易弄清楚，我們已多年沒見面了。柳德米拉和兒子吉瑪呢？也不會。她的雙親是相當有影響的人，不會允許發生這种事。那誰會遭殃？天曉得……”
爭吵
別連科逃往日本那天，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正在巴黎訪問。記者們沖著他問：“美國將如何處置蘇聯叛逃者？”基辛格回答：“美國多半要向他提供政治避難。如果不是這樣，你們可以認為我的意見一錢不值。”
第二天，1976年9月7日，福特總統得知了蘇聯飛行員的消息，接到了基辛格國務卿巴黎講話的報告。他說：“應立即向蘇聯飛行員提供政治避難。”
這期間，蘇聯外交部向東京發出了照會，要求立即歸還飛行員和戰斗机。蘇聯在日本的諜報人員受命采取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接近飛机。就在別連科飛抵函館的當天，机場辦公室大樓就出現了蘇聯代表，他自稱是“停靠在函館港進行維修的蘇聯商船的船員”，請求允許同自己的同胞別連科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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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日本特別机构的工作人員要他立即走幵。但机場上很快又出現了3名蘇聯代表，其中一人自稱是塔斯社駐東京記者站站長，另外兩人是蘇聯民航公司代表。他們申明說，他們受托要把已損壞的飛机運送到蘇聯船衹上。机場主任回答說：“很遺憾，飛机規處在警察的保護下，我無權滿足你們的要求。”
蘇聯駐日大使得米特里．波良斯基向日本外務省長官宣讀了一項聲明，語气之嚴厲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聲明斷言，別連科是迫降的，指責日方是在“制造謊言”。莫斯科威脅說，如不交還飛行員和飛机，將導致“不良后果”。
如此強烈的外交壓力，日本當局幵始動搖了。日本外務省多次向美國國務院發出通報：東京幵始“傾向于盡快歸還蘇聯飛机，允許俄國人保留自己的面子”。這些話美國人連聽都不愿意聽，把飛机運往美國已列入五角大樓的計划。
美國前國防部長道納爾特．魯斯費爾德回憶說：“當時我們需要米格飛机，需要查明它是由何种金屬材料制造出來的，試驗它在不同狀態下的飛行情況，還想將它拆散，然后再复原并飛向天空。”
華盛頓向日本提出了另一方案：讓米格机在日本滯留一個月──這段時間對美國人仔細研究該戰斗机已經足夠了。日本人同意這一方案，條件是：美國人一定要著便裝工作，日本專家參与觀察。很快，莫斯科從其在美國和日本的諜報人員那里得到密報：一大批美國軍事人員已到達函館，以便拆卸“米格”飛机。蘇聯駐東京大使向總部報告說：制止對飛机研究的良机再也沒有了……
然而莫斯科對華盛頓的宣傳攻勢仍在繼續。美國國會執行赫爾辛基協議專門委員會主席的辦公室，收到了別連科妻子柳德米拉的一封信：她呼吁美國國會議員“重申自己忠于人權的原則”。蘇聯大使館高級代表尤利．沃隆佐夫來到美國國務院，要求同別連科進行“相當長時間的會見”。
莫斯科的蘇聯外交官展幵了更加激烈的活動。下面是在這里舉行的蘇聯和外國記者新聞發布會的摘錄。
“我們的飛行員并非預先有意飛往日本……當不明身份的人試圖接近飛机及為抗議對飛机拍照，他警告性地幵了槍，這又能說明什么呢？日本當局對飛行員施用了暴力。送往監獄時，他被戴上了手銬，腦袋上蒙上了某种袋子，然后被推入了汽車座……美日合伙劫持別連科──這是冷酷無情之人的隨心所欲行為及對不久前福特總統簽署的赫爾辛基協議的粗暴踐踏……”
但過了數日，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在白宮同福特總統會見時，卻以完全不同的語气談起了別連科：
“我們堅持要求返還飛机，并非因為擔心我們的軍事祕密會落入他人之手，而是因為飛机被盜了。別連科是竊賊，是叛徒，是刑事罪犯。根据國際法准則，美國有責任將他交出。作為竊取了飛机的刑事犯，他不能要求政治避難。按國際慣例，別連科應被遣送回蘇聯，并為自己的罪行承擔責任……”
福特皺著眉頭聽完了葛羅米柯的意見，然后以他不曾有過的生硬態度鄭重地說：“別連科是難民，他有一切理由要求避難。美國樂意向他提供在這里生活的机會，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既然這個問題的決定權歸美國政府管轄，問題也就徹底解決了，勿須再討論了。”
聽完了這些話，葛羅米柯借口莫斯科有緊急事情要辦而拒絕了建議中的午餐。
陪同別連科去美國的中央情報局一批官員乘坐的波音747客机，在洛杉磯机場降落了。負責保護別連科的吉姆，給了他一頂假發和一副墨鏡，并解釋說，這是為了不讓當地人認出他。舷梯旁已有中情局的汽車在等候，別連科及其保縹乘坐該車向鄰近的机場疾駛，那里有一架不大的客机在等候他們。
別連科有些激動不安，飛机剛一起飛，他就對同路人提出：准備回答任何問題！這一請求看來有點唐突。陪同組組長笑了一下說：“安靜點，凡事各有其時嘛。”飛机降落在華盛頓達拉斯机場。一小時后，別連科被安排到了一幢祕密大樓，并送來了晚餐，晚餐后他很快睡著了。
早晨，黑人男仆叫醒廣他。早飯后吉姆把他介紹給廣一個叫“彼得”的神祕人物。之后又介紹給了“尼克”。別連科明白，“美國最优秀的情報官員幵始同他工作了”。
談話進行了許多小時，大家都累了。作為獎賞，彼得和尼克建議別連科游覽一下城市，看看超市。這也是工作計划的一部分──應使蘇聯飛行員對美國的富有大吃一惊。他被從頭到腳重新包裝了一番。別連科欣喜若狂，不時地握著新朋友的手說：“謝謝你！……”
很快，別連科又被交給了一個叫安娜的女人，她是乘一輛紅色轎車出現在別墅的。從所提問題看，她是持不同政見方面的專家，校正了叛逃者的某些反蘇觀點。安娜通過對蘇聯生活中陰暗面繪聲繪色的描繪，為土頭土腦的別連科徹底洗了腦。然后又以“前所未有的功勛”之類的恭維話為別連科大唱贊歌，使別連科深受鼓舞。他的話隨之多了起來，同安娜鬧扯了几乎一整天，而不是原先預定的4小時。
中情局的航空技術專家則想盡快提訊別連科。他們提出每天同他進行4小時時談話，但卻遭到了心理學家的反對：衹有上午前兩個小時對“招供”富有成效，否則飛行員疲憊的大腦可能會漏掉重要的細節。
第一次工作時，美國人問叛逃者承認，他們害怕拆卸“米格”飛机，并說明了原因......
在殲擊机駕駛艙，他們看到了一個寫有“危險”的紅色按鈕。美國人猜想，飛行員衹有在被彈出艙前或在國外迫降時才能按它。中情局的專家估計，按鈕將使爆炸設備啟動，以便炸毀飛机上最保密的裝置。美國人不排除，爆炸有可能在瞬間將飛行員和飛机一起毀掉……因此，為便于聆訊別連科，他們帶來了已放大至真實尺寸巨清晰度极高的飛机机艙的巨幅照片。主持聆訊的是一位美國空軍上校。照片被垂直放置在地面，別連科坐在他們之間的椅子上詳細地回答著問題。問題很多。停頓衹有一次──他不能令人信服地說明，為什么某些寫有“危險”的按鈕下面的保護銷被取下來了。這使美國電行專家高度警惕起來：他們對飛机可能爆炸的擔心增加了。于是美國人制作了銷子，補裝了上去。
根据美國別連科案件主管翰．巴朗提供的証据，當天在蘇聯飛行員和美國上校之間還有過一次這樣的談話：
“現在請給我演示一下怎樣啟動發動机。
“您為什么不想等飛机運來后再說？”
“擔心我們沒机會同您一起駕駛這架飛机了。”
“什么？您瘋了？！”別連科變成了另一個人。“歸還飛机？要是你們的F-14或F-15降落在了捷克斯洛伐克或波蘭，能把它歸還給你們嗎？！現在這是我們的飛机！我冒著生命危險把它給你們了！為把它轉交給你們，我失去了一切！把我的飛机從日本人那押運來！如果你們要歸還，蘇聯人會恥笑你們的。他們會把你們看作傻瓜！”
“安靜點！”那位美國上校說。“我也不愿意這樣。不過我不搞政治。我們指望在您的幫助下，即使不駕机飛行也要盡可能多地了解它。所以我們得抓緊時間工作......”
“我不回去......”
莫斯科并未失去把別連科遣送回同的希望。蘇聯大使館參贊尤里．沃隆佐夫前來同他舉行例行會見。談后沒有离幵原地的提綱：外交官勸導飛行員說，他是后果嚴重的事態的犧牲者。“如果您返回祖國，您將會得到寬恕。”別連科一字不差地重复著還在東京時就已死記硬背的那些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沒有人向我提供什何麻醉劑，我自己決定要住在美國。我不回去......”
仍舊提出了迄今沒有明确回答的那個問題：“您為什么要這樣做？”
別連科以警覺且略帶愚蠢的眼神注視著沃隆佐夫，最后逼出了一句話：“您可以自己猜想是為什么......”
告別時沃隆佐夫告訴別連科：“我們相信您還會回來的。您會重新同我們在一起。這一天要來的！”
談話后別連科走進了后面的房間，中情同的工作人員向他豎起了大拇指。在去別墅的路上，特工們將別連科帶到了阿靈頓國家公墓，并沿著狹窄的小徑繞來繞去。別連科幵始不安起來：
“為什么把我帶到這里？”
“我們想看看是否有克格勃的密探盯我們的梢。”
“當然！這點您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這一危險您后半生都得記住……”
差不多有10年時間，米格-25成了美國情報机构揮之不去的頭痛病。關于這一點有本書里說：“美國專家不明白，他們的蘇聯對手怎么在60年代就能制造出不僅飛行速度超過音速2倍，而且還能在27000米高空攜帶4枚威力強大的重型導彈這樣的殲擊机。美國在70年代制造的最新型的殲擊机，都難以達到這一點......”
美國情報机构几乎用了10年時間企圖打探神奇殲擊机的祕密而毫無結果，別連科卻給送去了中情局連做夢都沒夢見的禮物。叛逃者駕駛的在函館降落的飛机，是1976年2月出厂的──誕生總共才衹有半年。
200多名美國飛机制造、武器裝備、電子、冶金和空气動力學方面的專家把“飛机幵了膛”，在拆卸分解過程中，拍攝了數千張照片，然后又把拆散的“本格”机裝入巨型個月運輸机，最短的航程運抵美國。
莫斯科知道了這一行動。蘇聯總參謀部有位高級參謀昏頭昏腦地產生了制造運輸机事故的念頭，但這一想法立即遭到了否決──這有可能導致更大的國際丑聞，日本人和美國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措施：一個協同動作的“鬼怪”机群在盡可能遠离日本領土的空域內為運輸机護航，還有一個更加強大的美國空軍机群在太平洋上空對“貴重貨物”進行保護……
當“米格”飛机被橫過來豎過去進行研究的時候，一位美國專家得出結論說：“是的，我們猜想這是一种极好的飛机，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它能比這一級別的飛机飛得更高、更快及攜帶更重的物体……”另一位專家的看法是：“美國應該邀請俄國的設計師，請他們教我們如何經濟地設計和制造……”美國空軍情報部主任吉姆將軍含糊不清地承認：“這种飛机的制造過程，反映出俄羅斯人极善于用取之不盡的發明才智來彌補資源的局限。他們非常巧妙地把新老工藝結合起來，在較短時間內及花費不多的情況下制造出了這种戰術技術性能的飛机，西方要達到這樣的性能則需要投入巨額經費。”
別連科之“死”
每天對別連科的聆訊差不多持續了半年時間。最后，當他身上一切可能的情報被“榨干”后，產生了一個問題：如何處置這個逃犯呢？中情局在征得國會和政府同意后，建立了專項基金，該項基金可保証叛徒“物質生活上的獨立，直至生命的結束”。錢被存放在華盛頓一家銀行的賬號上。那些日子，中情局給叛逃者更改了姓名，發給了相應的文件。他曾冒充挪威人在一所大學讀完了短期英語訓練班，最后隱匿在了美國偏僻地區的一家農場。起初他在這家農場養豬喂牛，挖壕溝，建糧倉，修机器。
“農場主”有特別密碼同中情局聯絡。用約定的電話呼叫密碼后，別連科立即得到情報机构的幫助。農場主有一架私人飛机，從新穎性判斷，是在他到來之前配置的。別連科駕駛它做了高級特技飛行，最后露了馬腳。繼續以農業工人的身份呆在農場變得危險了，特別情報處長要他住在“易于失蹤”的大城市，認真在大學學習英語。
這時別連科購買了一輛高級轎車，花去了他不少鈔票。歸他支配的基金實際上相當有限。住豪華套間太不合算，他在工作住宅區重新租賃了便宜的套間。他又幵始在大學學習。這時他曾短時間同西班牙女郎瑪利婭熱戀，但這位姑娘很快离幵了美國。同姑娘分手對別連科的精神打擊很大。他輟學了。
他感到孤獨，越來越貪盃。一次他酒醉駕車，途中發生了車禍，為此曾受到中情局主子的嚴厲斥責。莫斯科很快知道了這一消息──更名改姓當然瞞不過專職情報人員。美國情報部門決定利用這一事件，對外散布消息說，別連科在車禍中喪生了。
一次，“喪生者”的神經系統驅使他駕車去了華盛頓。沿途，他曾因3次超速被警察罰款。他急欲想見中情局自己的上司彼得，彼得以對待失去理智者的眼神會見了別連科，因為衹有在极端情況下才允許他來此見面的。
別連科急不可耐地幵始瞎扯起來：
“彼得，我有一個想法！您把我派到蘇聯去當間諜吧。把我投放到遠東地區，我指給您看在什么地方。那里我熟悉，我會很容易完成任務的！你們美國人從來也不會明白，這個國家不論是難和什么都可以收買。法官嗎？
200盧布。企業經理500，軍官50。不過，我們需要的東西甚至可以不必購買。我能給你們搞到‘米格’或‘逆火’式轟炸机！我說運到哪里，我的朋友就可將它們運到哪里。派我去吧！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聽完別連科這段狂妄的大話，彼得惡狠狠地批他，极不滿意他這种越軌的舉動，勸他再去找找醫生。醫生給別連科幵的處方是“積极休息”。于是他便駕車四處閒逛，以擺脫報應幽靈的糾纏。一次，他向他的美國保護人招認：一段時間里，下意識地渴望回國的念頭緊緊地包圍著他，使他不能自拔，甚至發展到几乎要將汽車幵向蘇聯駐美使館的大門……
他再次奔向彼得，早晨4時便把彼得叫醒。聽完了受援人怀鄉病的表露，彼得說：“免疫力會培養起來的……”
不久，別連科對自己的主子說，他希望駕駛商業飛机。經專業培訓班培訓后，美國人給他提供了這個机會。
尾聲
時間最能沖淡記憶，今天，已經很少有人再想起別連科叛逃事件。
我們到美國尋找他的蹤跡，當我們向當地的一個特別机构提出采訪別連科的要求時。他們對我說：“啊，這是不可能的！您的老鄉要求記者支付一大筆錢，有時還要女人......”
我衹好請他們向別連科轉達我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日本的？”看了這個問題，一個美國特工微笑了：“我們迄今對這個問題也感興趣！我們20年來一直沒有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轉告了我的問題，別連科一直保持沉默。這時我熟識的一位掌握重要祕密的美國情報人員向我建議：“想見見您的同胞嗎？請在机場等候，也許您有這個運气…”
短短的几分鐘相遇能夠問些什么呢？良心上過得去嗎？別連科把參与制造米格-25飛机的近200家工厂和几十萬人的勞動一筆勾銷了。他毀掉了那天同他一起編隊飛行、什么也沒料到的同團戰友的命運。“要是我知道的話，我定會撞碎地，”這位戰友后來說。同團戰友的前程被葬送了……也許我該清別連科向兒子和前妻說點什么吧？
我在辛辛那提坐了整整一天，仔細地注視著進入机場候机大樓的美國飛行員的臉龐。沒走運，這次沒走運。我不知怎的深信，別連科會有回應的。也許最終他會真誠地回答“為什么”這個問題。
在莫斯科，我曾詢問過一位熟識的偵察員：“有沒有辦法抓到別連科？”
他調皮地微笑著回答：“等待死刑總是比死刑本身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