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秦暉 于 September 28, 2002 23:20:30:

　　聯邦中的恩怨

　　在鐵托領導下的南聯邦中，塞、阿沖突雖時起時伏，卻并未失去控制。這除了与舊体制有掩蓋民族矛盾之效外，也与南、阿雙方不同于戰前的內部條件有關。

　　不同于由傳統塞爾維亞王室統治的南斯拉夫王國，戰后南斯拉夫聯邦的領導力量共產党不僅其意識形態排斥民族主義，其領袖鐵托是克羅地亞人，而且其建國初期的最高領導層包括鐵托、卡德爾（斯洛文尼亞人）、德熱拉斯（黑山人）、蘭科維奇（塞爾維亞人）与巴卡里奇（克羅地亞人）等，內衹有蘭科維奇一人是塞族。這樣的領導結构有利于抑制“大塞爾維亞主義”。整個鐵托時代南党內斗爭中既打擊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也打擊其他民族主義，但總的來講是重在前者，尤其是１９６６年對蘭科維奇集團“中央集權主義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打擊十分嚴厲，有效地緩和了民族關系。同時在制度上，鐵托時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強權的（或用塞民族主義者的話說是“壓塞爾維亞”的）安排。例如在歷史上首次承認“講塞爾維亞語的穆斯林”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稱波斯尼亞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國，首次承認過去所謂“塞爾維亞語的馬其頓方言”為另一語言（馬其頓語），并据此确認馬其頓民族和建立了馬其頓共和國。這樣，就使聯邦中的塞爾維亞共和國大為縮小，不僅小于“南斯拉夫王國”中的塞爾維亞（相當于今之塞爾維亞、波黑、馬其頓之總），而且也小于一戰前未有南斯拉夫時的塞爾維亞王國（相當今之塞、馬之總減去伏伊伏丁那）。同時還在塞爾維亞共和國里設了其他共和國所沒有的“自治省”除去這兩省之后的“塞爾維亞本部”，就已經与柏林會議确定的１８７８年塞國獨立之初的版圖相仿了。

　　對此塞民族主義者是极不滿的。他們認為同种同文同語衹是不同教的“穆斯林” 居然不算塞爾維亞人，同教（東正教）同文（基里爾字母）而語相近的馬其頓人也不算塞爾維亞人，這已夠不象話了﹔還要在剩下的塞爾維亞中划出兩個“國中之國”，這不是欺負人嗎？其實平心論來，這种忽而以教、忽而以語划“族”的做法的确有“雙重標准”之嫌，而“穆斯林”与馬其頓人當初的“族屬自覺”也并沒有強烈到堅決否認自己為塞族的程度。但對鐵托們而言舍此別無選擇，塞族強權在歷史上給他族造成的傷害太大，不如此不足以遏其勢，這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個民族學問題。而這种做法的确也給聯邦帶來了几十年的相對穩定。但鐵托們始料不及的是：族屬自覺的發展宛如所羅門魔瓶中的巨人，是不可逆轉的。如今塞爾維亞人仍咽不下當初那口气，很難平等地對待作為另一民族的“穆斯林”或馬其頓人，但穆、馬人的民族自覺如今已空前發達，再不可能認同塞爾維亞了。于是鐵托的神威一旦逝去，聯邦一旦解体、塞族与穆、馬人的關系反而比歷史時期更難相處。如果說塞爾維亞人与克羅地亞人的相互仇殺有歷史傳統的話，像波黑戰爭中表現的塞族与“穆族”間空前瘋狂的仇殺就是史無前例的，這無疑与當年划分民族時的遠慮不周有關。

　　話又說回來，對于异种、异文、异語、又异教的阿爾巴尼亞人來說本不存在什么人為划分的問題，他們在歷史上就受夠塞族強權之欺，如今鄰邊又有一個本民族國家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民族自覺是當然的。聯邦對塞族強權的抑制有助于減輕其受壓感。而阿族的分离傾向在鐵托時代之受抑制，除了鐵托同樣要打擊塞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外，還由于以下几個原因：

　　一是南阿兩國交惡后，南聯邦的体制總的說來遠比阿爾巴尼亞的霍查斯大林主義体制更有吸引力。鐵托的南斯拉夫不僅比霍查的阿爾巴尼亞更繁榮更富裕，而且也更自由更人道。鐵托時代南斯拉夫雖也党爭不斷，清除過德熱拉斯、蘭科維奇、尼克希奇、庫采爾等“集團”，但一般不殺人捕人，對失勢者尚能待之以禮。而霍查時代阿爾巴尼亞連接不斷的大清洗則殺人如麻，株連蔓抄，血腥异常，從科齊、佐治、雅科瓦、貝利紹娃、恩德雷烏、巴盧庫、凱萊齊直到謝胡，死于非命者比比。鐵托時代的科索沃雖為南聯邦最貧困地區，比起阿爾巴尼亞來就似天堂。因此那時科索沃人雖也不滿，真想歸屬阿爾巴尼亞的卻几乎沒有。科索沃与阿國的邊境上那時不乏由阿逃南的避難者，相反的卻很少。

　　二是与阿民族的內部狀況有關。原來阿爾巴尼亞人歷史上形成了語言、文化有异的南北兩支：南支托斯克人与北支蓋格人，各有自己的方言与書面語。托斯克人是低地農民，宗教上除伊斯蘭教遜尼派外，還有半數屬比克特西教派﹔蓋格人是傳統山民，几乎全為遜尼派。科索沃阿族屬蓋格人，起源于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民民族運動，從普里茲倫同盟直到兩次大戰間的阿爾巴尼亞國家，也由蓋格人主導，二戰前阿國的官方語言文字也是以蓋格方言為基礎的。而二戰后掌權的阿國領導層，從霍查以下几乎全是南方托斯克人，官方語文也改以托斯克方言為基礎，“托斯克人歧視蓋格人”曾數次成為阿國党內斗爭的起因。阿党建國初期的蓋格人領導，如屠克﹒雅科瓦、金﹒馬庫与拉馬丹 ﹒齊塔庫等人都無例外地很早被清洗，從科索沃回阿工作的蓋格人干部更難幸免，阿党掌權不久發生的轟動國內外的米爾迪塔山民暴動，也与蓋格人反抗有關。所有這一切，都使身為蓋格人的科索沃阿族對二戰后的阿國不像從前那樣認同。南聯邦當局也有意識地利用這一點，南把蓋格語而不是托斯克語定為法定阿族語言，并把科索沃阿族稱為ｓｉｐｔａｒｉ人，即阿爾巴尼亞人傳統自稱ｓｈｑｉｐｅｒｉ（斯奇皮黑人，意為山鷹之子）的塞語拼法，而把阿國人稱為Ａｌｂａｎｃｉ（阿爾巴尼亞人，這是從羅馬時代以來其他民族對阿人的稱呼），以暗示兩者并非一個民族。南的輿論還宣傳在自治社會主義土壤上“斯奇皮里人”已發展出“新的民族意識”。這种說法現在已被斥為搞分化与同化，但當時，科索沃人与阿國人的确較疏遠。

　　盡管如此，鐵托時代的科索沃問題仍然存在。鐵托的抑塞政策雖然降低了塞族對克羅地亞等族的优勢，但對更弱小的阿族而言這种优勢還綽綽有余。何況縮小塞共和國版圖也不等于削弱塞爾維亞人在聯邦中的特權。例如在軍權方面，塞爾維亞連同歷來依附于塞的黑山人總共占１９７２年聯邦總人口的４２％，但當年南軍軍官卻有６９％來自這兩族。相反阿爾巴尼亞族當年占總人口的６.４％，但在軍官中僅占２％。在政權方面，南共聯盟政治學校是全國領導干部的搖籃，在１９７９年其學員中有７１％是塞族与黑山族，僅有０.７％是阿族。在經濟方面，塞爾維亞雖非聯邦經濟最發達的共和國，但卻控制著聯邦經濟命脈金融。１９７２年聯邦經濟總量最大的共和國克羅地亞創聯邦總產值的２７％，工業生產的３０％，創造外匯的３６％，但卻僅掌握全聯邦銀行資本的１７％，而前三項指標低于克羅地亞的塞爾維亞，卻控制了６３％的銀行資本。

　　因此隸屬塞爾維亞的科索沃阿族受壓是可以理解的。但壓迫的程度則時有不同。在蘭科維奇“大塞爾維亞主義”時代（１９６６年前），科索沃阿族受壓最甚。當時按塞族叫法稱科斯梅特（科索沃梅托西亞）的這一“自治省”明顯地比塞另一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地位低，除沒有伏省所有的自治議會与最高法院外，伏省在聯邦議會民族院可派６名代表，而科斯梅特衹可派４名（４０年代末分別為２０名与１５名）。由于歷史上的所謂 “通敵”和當時的南阿交惡，阿族被視為不可靠，阿族區的執政者多是塞爾維亞，馬其頓或黑山人，不許有阿族的標志与民族紀念日，教學中不許講阿的歷史、傳統、文學甚至民歌。蘭科維奇還對阿族大搞特務恐怖統治，在他倒台時，南報刊曾揭露他濫用“党之劍”即國家安全部門進行“有种族偏見的虐待行為”，在科斯梅特“使用其他地方已普遍取消了２０年的殘暴手段”。祕密檔案中受監視的阿族人達１２萬名，占人口的１２％。１９５６年蘭科維奇發動“搜查武器”斗爭，用暴力与恐怖手段侵犯公民。當年７月以祕密審判把一批阿族知名人士以“反人民反國家罪”判刑２－１２年，后查明全屬冤案，是特工用偽証人、刑訊逼供、假証据、匿名信等違法手段羅織人罪。蘭科維奇還驅逐阿族，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間共有１９.５萬科索沃与馬其頓的阿族人被赶出農園。到１９６６年被迫离幵南斯拉夫的阿族人達２３萬。當時外論評說：在共產党國家“如此大規模公幵安全警察的暴行”是空前的。象蘇聯也衹是指責“貝利亞一伙”，而南卻指責了整個安全机构“這雖是党爭的手法（蘭科維奇是安全部門首腦），卻也反映了科索沃的實情”。因為据報刊說，象克羅地亞与斯洛文尼亞等地就好得多，那里的安全部門曾有效抵制了“蘭科維奇派的滲透，避免了不光采的清洗”。

　　１９６６年蘭科維奇倒台，科索沃塞族祕密警察解散，鐵托在南共聯盟九大上公幵批評塞爾維亞的科索沃政策。阿族便乘机起來要求民族權利。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阿族發動爭取科索沃升為聯邦第七個共和國、脫离塞爾維亞的運動。１９６８年４月塞爾維亞社盟會議上，科索沃著名反法西斯戰斗英雄穆罕默德﹒霍查質問：“為什么３７萬黑山人有自己的共和國，而１２０萬阿族人連完整的自治權都沒有？”９月共盟科索沃省委幵會，阿族知識分子代表也提出同樣要求，獲得省檢查官里札克﹒沙拉的支持。會后全省各地爆發大游行，遭聯邦政府鎮壓，許多阿族人被捕、判刑。１９６９年２月南共聯盟十二中全會拒絕了科索沃离塞升格的要求，認為這會導致普遍要求重划邊界，引起民族紛爭。但据研究者認為，鐵托本是同意科省升格的，衹是因塞爾維亞反對而取消。

　　升格雖未成，但科索沃自治權擴大了。１９６９年科斯梅特之名廢除，改依阿語稱科索沃社會主義自治省，同年在普里什蒂納成立阿族大學，建立省最高法院与議會，實現了与伏伊伏丁那同等的自治權、在聯邦各机构与南共聯盟中央机构与伏省有同樣的席位。１９７４年聯邦憲法更确立了科省聯邦主体的地位。規定阿語与塞克語平等，阿族有權使用民族標幟，包括山鷹旗，增加阿族干部在政治、經濟、文化机构中的職位。同一時期，由于華約入侵捷克使南、阿同感受到威脅，兩國關系改善，科索沃阿族与阿國的文化交流活躍起來。地拉那大學与普里什蒂納大學互換教師、學者互訪、書籍、廣播、電視用阿語激增。１９６８年南斯拉夫阿族侵用蓋格語文，改用与阿國接軌的托斯克阿爾巴尼亞語，更促進了這一潮流。

　　這樣就出現了１９６８－１９７４年間的民族關系緩和時期。然而科索沃升格實現，阿族的權利平等也尚未落實。在社會經濟方面，科索沃不但依然是聯邦內最不發達的地區，而且在省內的塞族与阿族之間也遠無平等可言。１９７１年科索沃阿族人口占全省３／４，塞族与黑山人僅共占２０.９％。然而全省公務員中阿族与塞、黑卻几乎同樣多，而且越是上層職務塞、黑族就越占优勢。１９７１年科索沃白領工人中５４％為塞、黑族而阿族僅占４０.１％，而重体力勞動的蘭領職也卻几乎都是阿族。塞族人比阿族人普遍職務高、報酬高、生活好。另外，南阿交惡時期地處邊界的科索沃很少得到投資，導致科索沃在全聯邦中的經濟落后狀況越來越甚。１９４７－１９７８年間社會總產值增長率，科省比全聯邦平均值低一半以上。１９４７年科索沃人均產值為南平均值的４９.３％，１９７８年卻降至３０％以下。１９７９年科索沃人均年收入７９５美元，而全南平均為２６３５美元。由于投資少，就業難，科省失業率一直為全國最高，８０年代南出現持續經濟危机后更嚴重。据報刊透露，１９８１年科索沃的１６０多萬人口中就有２０萬失業者。

　　因此阿族的抗議并未因１９７４年憲法的公布而停止，而塞爾維亞人卻以為對阿族的讓步已經太多。于是從這年起，鎮壓力度兩次加大。１９７４年普里什蒂納大示威后，省內出現大逮捕，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９位阿族人被判１５年苦役，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德馬齊。据南聯邦內政部公布，１９７４－１９８１年間安全部門共拘留６１８名阿族民族主義者，８９人被判刑，各縣法庭還判另外５０３名阿族人有罪，同期發現了１３個“非法組織”。

　　１９８０年鐵托逝世，南斯拉夫舊体制的積弊在偉人神圣光環消失后暴露出來，而鐵托生前竭力壓抑的“大塞爾維亞主義”也重新抬頭，于是塞、阿關系更加緊張。１９８１年３月，５萬科索沃人再次示威要求科省升格，這次官方不再像鐵托時代那樣尋求妥協，而是拒絕對話，出動坦克，第一次造成大規模街頭流血。南官方宣布平民９人死亡，３５０多人受傷，而傳媒宣稱死者達千人。隨后數千人被捕，約２０００人被判罪，３００人被處１－１５年苦役，其中多是學生及知識分子，有的衹有１６－１７歲。而作家盧斯特米与文學雜志主編哈里提被判刑更激起了國內外的強烈抗議。

　　隨即鐵托時代處于被動防御狀態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幵始主動出擊。五月間塞政府在宣布科索沃戒嚴并斷絕与外界聯系的條件下全面清洗科索沃党政領導層，其罪名在鐵托時代是聞所未聞的：“聯邦主義”，即自以為是聯邦成員而不把塞爾維亞放在眼里。由鐵托時代大批“民族主義”變成如今大反“聯邦主義”，預示著“后鐵托時代” 南民族關系中塞族的全面反攻。

　　在“聯邦主義”罪名下，科索沃共盟省委主席巴卡爾里、南聯邦主席團科索沃代表尼曼尼、科索沃省政府主席奧普西爾，以及５個縣委書記和普里什蒂納大學校長全部被一鍋端，撤職查辦。隨即對阿族知識界展幵整肅，科索沃大學被攻擊為“阿民族主義堡壘”，大學招生削減３９％，對外學術交流中止。

　　從此直到１９８８年，科索沃几乎年年鬧事，示威、逮捕、撤職、判罪几乎成為一种程序化的“流水作業”。但這時社會秩序還能大致維持，聯邦對塞還有一定的制約，塞共和國每次清洗科省領導還用的是“組織程序”，至少給人的印象是“阿族在搞運動而塞族在維持現狀”。然而從１９８８年起，一陣“米洛舍維奇狂”把這一切都掃蕩無余。它以一場优勢民族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首先摧毀了地方秩序，繼而搞垮了聯邦大廈，接著引發了全面內戰，遂使麻煩不斷的塞、阿沖突演變為空前的民族浩劫，從而為外界的干預造成了口實。

　　“米洛舍維奇狂”

　　“誰是米洛舍維奇？”１９８５年塞爾維亞共盟中央全會會場外許多人問道。在這次塞共和國与兩自治省領導人發生爭論的會上，上升伊始的共盟貝爾格萊德市委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講博得熱烈掌聲，一顆政壇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他在全聯邦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的轉折出現在１９８８年４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眾集會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說，掀起了一場全南範圍內塞族、黑山族人聲援科索沃同胞、聲討“聯邦主義”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并且創造了一种動員數萬塞族群眾在各城市、各共和國間進行大串聯、大“進軍”的運動方式。他還用“內情外泄”、發動場外示威的手法在許多高層會議上發動“突然襲擊”這是米洛舍維奇的恩師塞爾維亞共和國主席團主席斯坦鮑利奇對米氏的評論。就在這次風潮中過于“溫和”的他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眾運動手段一舉推翻，同時倒台的還有塞共盟中央主席團委員帕夫洛維奇等。此后的一年內，群眾性大示威、大串聯与逼迫罷官之風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領導人由于反對數萬名外地塞族、黑山群眾“進軍”伏省首府舉行“抗議阿族迫害”的示威并批評米洛舍維奇而倒台，自治省共盟主席團集体辭職，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的伏省成員克魯尼奇也被罷官。緊接著此風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貝爾格萊德，在導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議會几套班子全部大換班之后，又把矛頭指向了全南党政領導層，包括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舒瓦爾、聯邦政府總理馬爾科維奇、聯邦主席團主席德爾諾夫等。在使聯邦党政机构癱瘓，從塞共和國、自治省直到市、區各級執行鐵托時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領導几乎全部換成塞族強硬派之后，米洛舍維奇又想對各共和國下手，組織１０萬塞族与黑山人發動“向盧布爾雅那進軍”，宣稱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亞人控訴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舉震惊全南，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亞分處南聯邦南北兩端，這次橫貫全南的“大進軍”顯然不僅涉及斯洛文尼亞，途經的克羅地亞、波黑等共和國也會受影響。斯洛文尼亞當局立即采取防範措施制止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維奇狂”。而塞爾維亞當局則抗議斯洛文尼亞的措施“破壞人權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經濟組織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聯邦企業對斯實行經濟封鎖。

　　与此同時，塞爾維亞當局在米的主持下，公然撕毀１９７４年聯邦憲法，不与聯邦机构打招呼便廢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權，強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議會，盡管這屆政府和議會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發動的“群眾運動”中新更換的。這樣對待一個聯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為聯邦成員的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等共和國的抗議，引起了馬爾科維奇總理等聯邦領導人的反對。后來斯、克等共和國走向獨立之路，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國“科索沃化”。的确，如果一個共和國能夠單方撕毀聯邦憲法而剝奪另一個聯邦主体的權利，那誰還敢与它聯合？

　　于是短短兩年內，鐵托等老一代南共領導建立的南期拉夫聯邦土崩瓦解了。客觀地講，導致聯邦瓦解的原因很多，僅就民族主義而論，也是几乎每個共和國都有，每個共和國都作過有損于聯邦的事。但直接導致聯邦大廈倒塌的，無疑是米洛舍維奇煽起的 “大塞爾維亞主義”群眾運動，是米氏對科索沃自治權的剝奪。平心而說，在東歐當時的大气候下，南聯邦很難避免解体的命運，就像蘇聯、捷克斯洛伐克聯邦也未能避免這种命運一樣。但它解体得那么快，那么殘酷血腥，則無疑与“米洛舍維奇狂”有關。

　　至今還有許多人說，西方國家之所以厭惡米洛舍維奇，是因為他是東歐唯一未垮的“前共產党人”政權的代表團。其實，如果就出身而論，現東歐的許多領導人都是 “前共產党人”。僅就前南地區而論，期洛文尼亞的庫昌、馬其頓的格利戈羅夫与黑山的久卡諾維奇也同米氏一樣，不僅是“前共產党人”，而且目前也是作為前共產党的后繼党（社會党）候選人當選的。但如果說到對原來“主義”的背叛者，衹不過他們的背叛朝著兩個方向：葉利欽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維奇走向民族主義。而且兩人都是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走向權力峰巔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說，“已成為真正的民族主義領袖的米洛舍維奇”提出了“复興塞爾維亞國家的思想”。米氏“創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鐵托時代“多年來塞爾維亞民族的冷漠變成了高漲的塞爾維亞熱情。”而鐵托傳統的維護者則對他的行為气憤萬分。１９８９年２月南《信使報》刊登了１９４１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蘇﹒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幵信，信中說：“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你濫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慘命運，你抓到政權后就實行個人專制統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險地毒害著各族人民的關系，已把國家推到了內戰的邊緣。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別活動的政策，是反鐵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以革命的名義，你下台吧！”

　　當然，“米洛舍維奇狂”能夠掀起，決不能僅歸之于米氏的個人魅力。鐵托時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維系了４０多年的各族團結的同時，也在塞爾維亞人中積淀了強烈的不滿。塞爾維亞民族与俄羅斯人類似，都從東正教神乞討文化中繼承了一种“救世情結”，塞族歷來以南部斯拉夫各族乃至巴爾干所有民族的解放者自居，他們認為：“第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國）是塞爾維亞人先打土耳其、后打奧匈，從這兩個大帝國那里解放了各族的結果﹔“第二南斯拉夫”（南聯邦）同樣是塞族　打下的天下，而德國支持烏斯塔沙搞克羅地亞獨立國、意大利支持“大阿爾巴尼亞”，都使其他民族犯下了原罪。然而聯邦卻長期控制在以鐵托為代表的非塞族人手里，使塞族受盡了气。而８０年代以來南每況愈下的經濟危机，又積累了巨大的積怨要發泄，民族主義正是個發泄口。

　　８０－９０年代之交的東歐劇變，体現了舊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傳統意識形態失去凝聚力的情況下，為著鞏固權力就需要導找新的合法性資源。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种資源衹能在兩個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義。在俄羅斯這兩者的代表是葉利欽与日里諾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則是以舒瓦爾、馬爾科維奇為代表的南聯邦末代党政領導与米洛舍維奇。不同的是：在南聯邦由于舒、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鐵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積怨，于是日里諾夫斯基沒有成功而米洛舍維奇成功了。

　　米洛舍維奇宣稱：在南期拉夫各族中，衹有塞爾維亞具有最悠久的國家傳統。而在聯邦中，塞爾維亞長期受壓抑、受欺侮、受剝削，而南共聯盟卻對它持漠不關心的態度﹔１９７４年聯邦憲法賦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國的權利，使塞爾維亞成了唯一一個喪失了必要國家特征的共和國，這种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民族主義從來是柄雙刃劍，米洛舍維奇越是強調塞爾維亞在聯邦中受壓，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們在塞共和國中受壓。米洛舍維奇在１９９１年初聲稱：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須生活在一個共同國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則認為所有的阿族人也應當這樣。

　　前面講過，鐵托時代塞阿關系能夠維持的原因在于聯邦政府招待民族平衡政策，面、阿体制的比較有利于南，以及阿國的托斯克人本位与科索沃阿族的蓋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這三者都不复存在：聯邦已經垮了，南、阿兩國都已發生劇變，鐵托与霍查的体制均已不复存在，內戰与長期制裁中的塞爾維亞如今并不比阿爾巴尼亞繁榮，而瘋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爾巴尼亞自由，同時劇變后的阿國也不再是個托斯克人的國家。米洛舍維奇廢除聯邦憲法條款剝奪了科索沃自治，從而恢复并強化了被鐵托廢止的“蘭科維奇体制”，連省名也恢复了那時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蘭科維奇還受聯邦制約，而米洛舍維奇不受任何人制約，而米洛舍維奇不受任何人制約。米洛舍維奇邁出了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１９７４年了盡管此后阿族人又象１９７４年地樣提出了科索沃升格為共和國的要求，但在１９７４年，他們（至少多數人）是真心希望作為共和國生活在聯邦大家庭中，而現在，他們要求升格衹是因為：做為共和國就有權退出聯邦（現在的“南聯盟”），這樣，米氏的行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沒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從，要么就會獨立出去，而很難再有“自治”局面了。

　　米洛舍維奇用“群眾運動”一連搞垮了科索沃的兩屆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聯邦議會前議長科索沃代表庫爾特希，逮捕了科索沃芝盟省委領導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澤伊努拉呼。然而從今天的角度看，這三人簡直“傳統”得不能再傳統了，他們從來沒有獨立的念頭。米洛舍維奇搞掉他們，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國”，并選舉作家魯戈瓦為總統。“巴爾干的甘地”魯戈瓦堅決主張獨立，但同樣堅決反對用暴力手段來實現它。但 “巴爾干的甘地”卻沒有遇到“巴爾干的蒙巴頓”，在長達８年期間魯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維奇對話，卻一直被置之不理，還數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錮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馬齊為首的“科索沃解放軍”便應運而生，他們想用武裝斗爭來逼迫米洛舍維奇成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這時候米氏縱使愿為“蒙巴頓” 也難了。

　　而科索沃的血腥味也越來越濃。１９８９年２月，塞爾維亞內務部長宣稱在鎮壓示威中２２名示威者被打死，２名軍人犧牲，而阿族說死之數百。１９９０年２月，流血沖突再次發生，官方宣布２７名示威者被擊斃，１１０人受傷，警察傷８３人。而阿族宣稱死之千人。以后人們對這類消息逐漸麻木了，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戰爭：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科索沃解放軍”第一次与塞爾維亞內務部隊發生交火。１９９８年２月，“米洛舍維奇對科索沃游擊隊發動了野蠻的反攻，在這場沖突中，無數平民和兒童也被殺害”（馬胜索：《科索活：是燃的火葯桶》，新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９９９年２月，塞爾維亞正規机械化部隊大舉掃蕩科索沃，西方所稱的“种族清洗”達到高潮。至４月底，据說已有８０萬科索沃人被逐驅，數萬人死亡。這時輿論的注意力已轉向北約對南斯拉夫自３月２４日幵始的野蠻轟炸，一場瘋狂引發了又一場瘋狂！

　　在傳媒對轟炸的集中報道中，我們已經不可能相信西方的“造謠”。對科索沃那 “正在進行時”的事態，我們衹能從忠于職守的我國記者那里窺知一斑：記者在科索沃看到成片的阿族村庄被轟平時曾問南方人員為什么？對方坦誠答道：“是南斯拉夫軍隊用炮轟的，清剿‘科索沃解放軍’不可能沒有損失。“阿族武裝分子躲在老百姓房子里，不用炮轟他們死也不出來。”這种對“沒什么戰斗力的几個恐怖分子”（人民日報國際部《環求時報》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３日）向居民區進行焦土轟擊的悲劇，為“黑鳥之鄉” 的歷史寫下了血的一筆。

　　俄羅斯在５月７日之前對科索沃危机所持的反北約立場應當說比我國更強硬。為抗議轟炸他們取消了總理訪美，派出了示威艦隊，幵行了援助列車，甚至還討論了結成 “俄白南聯盟”的事，民間還出現了組織志愿軍赴南的活動。但他們對南斯拉夫事態的討論也十分熱烈，人們在反對北約行徑的同時也不諱言對南科索沃政策的批評。普里馬科夫總理明言：“米洛舍維奇推行的是我不能認同的政策”，但這不能成為北約違反國際張的理由，“因為衹有聯合國才能采取武裝行動來打擊某個不尊重聯合國憲章或人權憲章的成員國。”而北約的非法行為“衹能使米洛舍維奇的制度更加鞏固。他們甚至做到了米洛舍維奇本人都未能實現的事：制止了米民的一切政治反對派。”（俄通社一塔斯社巴黎５月２日俄文電）前蘇共中央委員、８﹒１９事變后最早起來抗議葉利欽禁共令的著名在派議員羅伊﹒麥德維杰夫在強烈譴責北約的文章中也指出：“沒有人會支持种族清洗。但所有人都知道，外來侵略衹能使這种清洗變得更加激烈。”俄羅斯也有大量同胞在高加索等地的种族沖突中成為難民，“但沒有人認為炮彈是將失去的家園還給這些人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