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劉國凱 于 September 28, 2002 23:37:59:

說明：
筆者正在撰寫一篇內容涉及較多的關于中國民族問題的文章。由于時間缺乏、學
識膚淺，恐難如愿。現將其中一節先期上網。敬請朋友們指正。上星期所貼“中
華民族--一個善良的迷思”亦為該文中的一節。

華夏民族在對民族英雄的認定中所表現出的悲情

有人說，1206年以前的成吉思漢、1618年以前的努爾哈赤應視為民族英雄。因為那
時他們所做到事業主要是統一本民族。還沒有發動對他民族的侵略屠殺戰爭。如按
此類比，那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都是華夏民族的民族英雄了。可是我們漢族從
來沒有把他們列入民族英雄。固然，這三個皇帝的統一事業是正面的。但當華夏民
族衹把岳飛等視為民族英雄時，這里面首先深深反映了華夏民族的悲情。
在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大概都難幸免于這樣三种戰爭的戕害。一是王朝或貴族間為爭
權奪利所進行的戰爭。二是底層民眾難忍統治階級的壓榨盤剝而舉行的起義。三是
民族間侵害与反侵害的戰爭。當然，有些戰爭會同時具有以上某兩种乃至三种的性
質。戰火烽起、兵燹遍地之時最遭荼毒的還是底層民眾。然而這三种戰爭相對而言，
還是以民族戰爭最為殘酷。
第一類有一定的妥協机制。尤其在秦漢以后，華夏民族的生命共同体觀念已經形成，
王朝之間的并吞戰爭往往不以殺戮為目的，衹要對方肯臣服交權，事情會有戲劇般
的結果。這在隋、宋兩代的統一中表現得尤其明顯。縱觀秦漢兩千年以降，第一類
戰爭表現得极為殘酷的是明初的“靖難之役”。因為它沒有妥協余地又勢均力敵。
這是一個例外。至于中唐以后藩鎮戰爭的殘酷，則很大程度上是滲入了民族因素，
當作別論。
第二類戰爭也有一定的妥協机制。其最經常的表現是王朝對起義軍“招安”。而由
于有漢高祖起自民間的先例，士人可以不認為非皇族貴胄不能得天下。故出身低微
如朱元璋者也有可能是“真命天子”。這就使農民起義有向王朝戰爭轉化的可能。
明末農民起義起初被視流賊，但當勢力坐大之時，明庭的武將文臣都審時度勢，伺
机改換門庭。如1644年2月大順軍自北路入京。途中“戈甲堅利、將士雄豪”的大同
最令李自成憂心不已。但沒想到大同總兵姜穰体認明庭气數已盡，幵門獻關。以至
大順軍迅達北京城下。
第三類戰爭的殘酷性就在于它缺乏這樣的妥協机制。這是由于，(1)相當比率的民族
戰爭并不以王權轉移為目的。其目標就是燒殺擄掠。比如1630年滿清四大貝勒之一
的阿敏在永平撤退時把城中漢民全部屠殺，連已降的漢官除孟喬芳等三人外都不能幸
免。(2)投降有一定的心里障礙。不但在士人中有“華夷之辨”，一般百姓也不愿淪
為异族的奴才，故反抗尤會激烈。而這不妥協的反抗又將會招致更殘酷的報复性屠殺。
自漢代以降在第一、第二种戰爭中鮮有屠城戰例。而在宋末、明末的民族戰爭中屠城
慘禍不胜枚舉。
暫且撇幵自然因素，僅就社會因素而論，是誰對華夏黎民造成的災禍最大？是華夏
的封建統治者嗎？毫無疑問，農耕的漢族黎民所受封建剝削十分嚴重。帝王貴族官
吏對農民的橫征暴斂使之經常在饑餓線上掙扎。正是“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
避征徭”。以至華夏黎民長期處于營養不良的狀態中代代相傳，沉淀下了遠非強壯
的体質。
然而封建統治也有清明寬松之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可為代表。從而也會有“桑
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的農家樂。即使是備受抨擊的明代，也有明宣宗、
明穆宗相當關心民間疾苦。減免稅糧、安置流民、抑制兼并，使底層民眾的負擔大
為減輕。就算是某些昏庸的封建君主，其弊政亦并不是殺黎民之性命，毀百姓之家
園。衹有在相當特殊的情況下(統治者個人品質特別惡劣如楊廣，或連年天災、外族
入侵參雜其中，如明末)黎民才會被逼到走投無路的地步揭干而起，發動了使封建統
治者与黎民百姓兩敗俱喪的農民戰爭。而戰爭之后就是“与民休息”。

縱觀歷史，可知自秦漢兩千年以降，給華夏百姓造成最大災禍傷害的是北方游牧民
族的南侵。其烈度使王朝戰爭、農民戰爭、和封建統治日常的剝削壓榨都相形見絀。
華夏民族的每一個朝代都毫無例外地處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之下。這迫使華夏民
族不得不騰出相當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進行防御。從修築萬里長城到保持一支防御
軍隊，都使大量的勞動力脫离了生產。為支付軍費中原王朝不得不增加稅收，從而
又加重了民間的負擔，激化了華夏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這還是就相對穩定的時期
而言，如果北方游牧民族一旦強大到能夠斬關入塞、燒殺擄掠之時，華夏黎民所遭
受的巨大災難就更非文字可以形容。
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會在數千里不停止地南侵呢？這系基于兩個原因：一是需要，
二是能力。
囿于自然條件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所限，北方游牧區某些生活、生產必需品如布絹、
茶葉、鐵器等十分缺乏。需要從漢地獲得。其正常途徑有二。一是官辦的“馬市”、
“榷場”或民間的“市易”。二是“朝貢回賜”。
華夏中原王朝為了邊境安宁常采取“破財消災”的作法。讓周邊游牧民族派代表進
京朝貢，再給予其大量的回賞。朝貢之物無非是一點北地土產如人參、貂皮、壯馬，
以此換取大量白銀、絹帛。這种經濟計量上“剪刀差”极大的“朝貢回賜”已成為
周邊少數民族酋長的生財之道。他們樂此不彼，甚至為了爭奪朝貢的資格展幵激烈
的內部爭奪。在中原王朝看來，這种“朝貢回賜”盡管經濟上极為得不償失，但總
比游牧者寇邊擄掠好。那樣不但同樣有經濟損失，而且子民還會有性命之災。更何
況這种“朝貢回賜”表面上還維持了中原王朝的正統威儀，滿足了華夏君主的虛榮
心。(除此之外中原王朝還采用“和親”政策。)
然而“馬市榷場”、“朝貢回賜”都不可能長久地滿足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當他
們的力量強大到一定的程度時，便會采取更直接了當、效果更大的方式--南侵。南
侵的效果有二。一是直接以燒殺擄掠的方式攫取大量的物質財富，二是用暴力
所鑄造的權威迫使中原王朝簽訂城下之盟，給予其大量“歲幣”，即按年向其交納
數萬至數十萬兩的白銀和數萬至數十萬匹的絹帛。當然還有更徹底的方式就是摧毀
中原王朝，取而代之，直接對華夏黎民實現民族壓迫和經濟剝削。
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南侵的能力。能力之一在于其性格上的強悍。
這种性格的形成首先与其生活形態有關。草原放牧，策馬狂奔，養成其粗獷。与豺
狼虎豹為鄰，養成其勇敢。北地嚴寒，自然條件惡劣，養成其堅忍。強悍性格形成
還与其文明程度有關。北方游牧民族大多沒有文字，或衹有初創的粗糙文字。与文
明水平低下相伴的就是缺乏禮儀教養而至行為方式的躁動橫蠻。
游牧民族的強悍首先是用于他們各族之間和同族之內的沖突。他們“好為盜竊，互
相凌劫”。“攘奪財貨，兄弟交嫉”。”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殺甚至骨
肉相殘“。這是北方游牧民族人口增長緩慢的原因之一。公元前200年漢高祖
率兵30萬被冒頓單于的40萬控弦士包圍于平城，几乎被俘。由此推算，當時北方游
牧民族中僅匈奴一族的人口當在兩百萬
以上。一千八百多年以后，十七世紀初努爾哈赤創全民皆兵的女真八旗制度，得兵
六萬。再加上努爾哈赤和各貝勒的巴牙喇(直屬衛隊)總共亦衹七萬余人。由此推算
女真總人口為三十萬左右。1635年皇太极創蒙古八旗，實際兵員為兩萬五千。故當
時蒙古族總人口頂多与滿洲相若。經過近兩千年的繁衍，漢族人口從三、四千萬增
至明代的在冊人口六千萬，實際人口一億二千萬至一億五千萬之間。而塞外游牧民
族的人口反減為當初的几分之一。這當与其悍戰的性格導致他們之間長期、頻繁的
殺奪有關。
漢族的中原王朝曾很不光彩地利用過北方游牧民族的悍戰性。東漢時期鮮卑崛起。
東漢王朝唆使鮮卑攻殺北匈奴，并以銀兩購買其所斬殺北匈奴的首級。后因首級重
而腐敗發臭，遂改以兩耳代替一首級論价。于是，鮮卑人連放牧都懶得做。專以攻
殺北匈奴向東漢王朝換取銀兩為業。這亦是促使北匈奴敗亡的原因之一。
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能力之二是他們体格上相對漢族人民的強壯和普遍習武。雖同屬
蒙古利亞人种的北支，但由于漢人米食游牧者肉食，漢人躬耕勞作游牧者騎馬奔馳，
形成兩者体格上的差异。漢人的日常勞動作息与武備無關，游牧者放牧時的騎馬射
箭本身就帶有濃厚的武備色彩。漢族一般民眾与武人分离，游牧民族全体成年男子
都是戰士。尤其是在趙宋以后漢族貶低武夫，而游牧民族一直都以刀箭尚武為榮。

南侵能力之三是其社會組織的軍事化。戰爭動員极為簡便迅速。所有戰士--成年男
子應召即騎馬攜刀箭而來。農耕的漢民族則須在和平居民中征集士兵，還要再加以
訓練。并從遙遠的各地把士兵調集起來。

南侵能力之四是由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利益的明确性所鑄造的高昂士气。由于游牧的
運動性，使其民族的活動半徑大，在很大區域內都能形成民族認同感。農耕民族則
“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鄰居尚且如此，遑論別州別郡了。比如令川蜀、
浙閩籍的士兵長途跋涉到長城沿線去作戰。那里离他們的家鄉實在遙遠，因而難以
產生保護家鄉的感覺。當地語音風俗的差別更使之產生外鄉之嘆。他們心中衹有被
迫從軍离別親人家鄉的無奈，而缺乏為國家民族作戰的英雄气慨。
游牧民族南侵擄掠，系屬正常作業，所得各种財物亦在他們之中分配，因之有明确
的利益感。作為在本土防御作戰的漢軍，其軍紀是禁止擄掠的。漢族軍隊的長官從
來就有克扣軍量之弊，士兵給養差，得不到愛護。“被驅不异犬与雞”，又沒有擄
掠分配戰利品的刺激，這些都無可避免地使之士气經常低于南侵者。
漢族的中原王朝能徹底擊敗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衹有漢朝。之所以如此，其一是由
于那剛形成的漢族還保持有先秦戰國時期遺留下來的尚武精神。其二是漢朝的胜利
在相當程度上是生產力的胜利。那時漢族已純熟地掌握冶鐵技術，漢兵使用的是鋒
利的鐵兵器。匈奴不會冶鐵，其士兵還多用青銅兵器。戰斗時兵器相擊，匈奴兵的
青銅兵器鋒卷刃斷，漢兵即揮舞著鋒利的刀劍去追斬逃竄的匈奴兵。亦正因為如此，
一旦當鐵兵器不再為漢族所獨有，一旦當先秦戰國時期留下的尚武精神磨蝕殆盡，
華夏民族反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就每況愈下了。更遑論趙宋以后的重文輕武、奸
臣輩出，華夏民族的亡國之禍實在所難免。
在北方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侵燒殺擄掠下，無力抵御的漢民族進入了綿延千年
的屈辱受虐和蒼惶离難。從西晉到南宋，部份漢族民眾為了躲避戰火苦求生存，遂
扶老攜幼舉家南遷。路途遙遠、風餐露宿、疾病襲擊、野獸侵害，多少人到斃路旁，
多少家庭妻离子散。逃難人群從黃河到江淮，從江淮到錢塘。再越五岭過梅關直至
濱海、雷州，從而形成漢民族的一個特殊分支--客家人。客家族群的形成充份說明
了華夏民族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之下的顛沛流离、生靈涂炭。
衹要愿意正視歷史事實，就可知，兩千多年來造成中國社會發展的延宕脫序、生產
力的破壞損失、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傷害的最大禍害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斷南侵。
在這种情況下，忠貞報國、人格完美、武藝高強、戰功彪柄的岳飛就成了華夏民眾
心目中最受崇拜的民族英雄。
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抗擊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英雄人物當不止岳飛、文天祥等。
實際上還有一些比他們戰功更為顯赫的人物。如衛青、霍去病、竇憲、明成祖等。
但華夏民族并沒有把他們尊為民族英雄，何故？這又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華夏民族
在民族英雄認定中所表現出的悲情。
衛青等与岳飛的區別在于前者是進攻性抗擊，后者是防御性抗擊。前者是胜利者，
后者是失敗者。
華夏民族對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一幵始就采取了防御性抗擊的姿態。始于戰國
時期，北方諸夏各國均築長城以防鬼方、戎狄的南下。秦始皇統一華夏后，更著手
把各國長城連接起來以至萬里。這充份說明了華夏民族的防御心態。但是萬里北疆
豈會衹因一堵長牆便可消災彌難？盡管那長城磚下埋藏有無數個催人淚下的孟姜女
悲慘故事，其防御功能亦衹是華夏民族一廂情愿的善良幻想。無數的事實使農耕的
華夏民族終于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匈奴未滅何以為家”？遂在休身養息，積聚
到足夠的力量后，越長城、出朔方、入漠北，展幵了激烈的反擊。
衛青、霍去病衹是基本擊敗了匈奴。徹底擊敗匈奴使之分崩瓦解、遠遁歐洲的是東
漢竇憲。他出塞三千里，大破匈奴兵，登燕然山刻石頌漢威德而還。明初成祖鑑于
歷史故事深知業已退往漠北的元蒙勢力仍為中原王朝的潛在大患。遂五次率兵親征，
為明初獲得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北疆安宁，人民得以揮別昔日噩夢。明成祖對待建文
帝的忠臣殘酷殺戮，甚至辱其妻女，其行為的确令人發指。但他為謀求華夏安宁的
努力則不可磨滅。漢武帝衹是深居宮中，御接戰報。明成祖則是披挂親征，并終究
死于征途，确實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以帝王論之，堪稱千古一絕。

從純軍事觀點上去考量。霍去病式的反擊完全應當。消极防御并不能產生積极效果。
正是由于他們的奮起反擊才使中原得到一段時間的安宁。而与之相對的是兩宋明末
衹進行消极防御則終難免亡國之禍。然而華夏民族悲情至深。他們關注的焦距衹是
定在自己本土抗擊燒殺擄掠的英雄上。而且由于華夏民族終究數次局部和全境亡國，
最能体現忠肝義膽，挽狂瀾于既倒，支大廈之將傾的是那些個人命運与國家民族命
運相若，并終究慷慨赴難、以身殉國的義士。而不是那些戰功赫赫、凱旋而歸、晉
爵封侯的人物。
其實，以反抗打擊北方游牧民族對漢民族的欺壓而論，還有一個更為突出的人物--南
北朝時代的冉閔。對于他，漢族民眾
都极為陌生。莫說衹在高中讀過中國歷史的人，即使是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如果
他讀歷史不是出于對歷史的愛好，而衹是應付考試的話，也會對冉閔一無所知，因
為在歷史系教材中關于冉閔衹有寥寥數筆。老師不講，考試也不涉及。 冉閔是
后趙皇帝石虎(羯族)的漢人養子。石虎性如野獸，對人民极為殘暴。后趙國里的漢
族民眾真正是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公元349年，石虎死，其兒子們為爭奪皇位互相拼
殺。冉閔趁机而起殺石氏一家。并號召漢族人民起來反對羯族對漢族
的民族壓迫。一時間爆發了近半個世紀來漢人對入塞胡人肆意欺凌漢族人民的積怨，
群起四處擊殺羯人。入塞羯族人約二十萬在那場暴亂中大体殺盡。冉閔遂建漢人政
權魏國，并聯絡江南東晉，促其舉兵北伐、共同驅逐戎狄恢复華夏。東晉不應。冉
閔衹得獨立面對由各游牧民族為石氏复仇的聯合兵團。冉閔神勇當胜項羽。經常以
少胜多橫沖聯合兵團，十戰十捷。但終究于陷入鮮卑大陣，寡不敵眾，受傷被俘就
戮。
時下不少蒙古族人仍把成吉思漢尊為民族英雄。以此作標准，冉閔當為華夏的民族
英雄。但千多年來漢人從未尊奉冉閔。這是由于冉閔除掉石氏家族尚可稱義舉，但
他濫殺無辜，對羯人實行滅族則确屬殘忍。華夏民族是個溫和善良的民族，不主張
純粹的民族仇殺。華夏民族更是一個充滿悲情的民族。在民族斗爭中經常處于被凌
虐的地位，故很能体會一個弱勢民族的悲蒼。遂對冉閔的屠族行為不予認同。如果
說華夏民族的悲情使之對衛青霍去病都未足尊奉，遑論頗為可議的冉閔！
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人類社會才基本從森林法則中走出來。數千年歷史都充滿了弱
肉強食的恐怖。華夏民族最終能在二十世紀初揮別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燒殺擄掠的噩
夢和恢复自己最起碼的民族尊嚴，系拜賜科學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精湛火器
的發明使游牧民族的騎兵不再所向披靡。民主曙光的投射使人民有了划時代的覺醒。
然而，神州的噩運并沒有結束。日本侵華和中共專政又把華夏民族推入另一种至今
尚未結束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