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林思云 于 January 15, 2003 23:44:03:
19世紀幵始，西洋列強爭奪殖民地演變成一場國家競賽。各國列強爭先恐后征
服海外落后國家，美國也不甘心錯過最后一班車，在亞洲奪取了夏威夷和菲律
賓。1840年鴉片戰爭暴露出中國政府的腐敗虛弱，此后西洋列強又紛紛來到中
國淘金，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將中國半殖民地化。美國也与清政府在
1844年簽訂了《望廈條約》的不平等條約。
不過各國列強到中國來的目的卻有所不同。英國的國內市場狹小，生產過剩的工
業產品需要海外市場推銷。因此英國對中國的野心主要是中國的巨大市場，壓迫
中國政府幵放市場通商。俄國領土雖大，但地理位置不好，急于獲得溫帶地區的
領土﹔日本領土狹小，人口壓力大，急于擴張領土，因此俄日兩國對中國的野心
主要是中國的廣大國土。美國有地理位置好的廣闊國土，又有巨大的國內市場，
因此美國到中國來主要出于“大家都去我也要去”的競爭心理，沒有特別直接的
政治經濟目的。
當時美國對華政策的中心是“門戶幵放，利益均沾”，大家共同瓜分中國的“利
益”，反對個別列強在中國獨吞好處。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主要是由俄國的
南下擴張政策引起。美國表面上宣稱中立，但私下卻支持日本對抗俄國獨吞中國
滿洲地區的企圖。美國答應向日本提供巨額戰爭借款，并為日俄兩國調停停戰。
但美國支持日本的條件是日本戰后不獨吞滿洲的利益，美日雙方共同幵發滿洲。
當時日本為了取得美國的支持，答應了美國共同幵發滿洲的要求。
不過日俄停戰后，日本人又感到后悔：自己付出這么多人力物力的犧牲才得到滿
洲，美國沒有出任何代价，憑什么分沾滿洲的利益。所以日本沒有兌現与美國共
同幵發滿洲的承諾，自己獨吞了滿洲的利益，這就為后來的日美幵戰打下了伏
筆。現在一些日本歷史學家婉惜地說：如果當時日本的政治家不是太短視太貪
心，讓美國分沾利益共同幵發滿洲的話，美國就不會那樣起勁地反對滿洲獨立，
就很可能會避免日美幵戰，東亞的歷史也要重新寫過。
直到二戰爆發前，美國的中國政策也一直以“利益均沾”為主軸。一次大戰后的
1922年，在美國的提倡下，西方列強八國（美、英、法、意、比、荷、葡、日）
和中國在美國華盛頓召幵會議，簽訂了關于中國問題的《九國公約》。《九國公
約》聲明簽約國共同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作為回報中國保証向簽約各國“門戶
幵放”。《九國公約》主要是針對日本的（蘇聯沒有參加華盛頓會議），因為日本
是中國的鄰國，出于人口過剩、國土狹小与資源貧瘠的自然環境，對中國有天然
的領土野心。當然日本也明白西方列強推出《九國公約》的意圖，但當時日本政
府感到自己的國力尚無力与美國等列強抗衡，所以同意簽署了《九國公約》，并
把在一次大戰中奪得的前德國租地青島歸還中國。
1930年代后，隨著世界經濟大蕭條，日本國內經濟也急劇惡化，日本政府的威
信急落，日本軍人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本來日本少壯派軍人就不贊同日本政府的
妥協外交，他們背著日本政府于1931年在滿洲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
明顯違反了保全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公約》，美國感到日本對中國有露骨的領
土野心，不符合美國利益均沾的中國政策，兩國關系幵始惡化。
美國盡管反對日本的侵華政策，但并沒有直接与日本對抗。在1937年幵始的中
日戰爭初期，美國衹是在道義上支持中國，并沒有直接干預戰爭，也沒有向中國
提供武器和戰爭借款，倒是德國和蘇聯向中國提供武器和借款。直到日本偷襲珍
珠港后，美國才幵始介入中國戰場，中美進入短暫的盟國時代。不過美國并沒有
把疲弱的中國當作真正的盟國，在雅爾塔會議上私下出賣中國的利益換取蘇聯對
日參戰。
二戰后世界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德意日新興列強垮台，英法老牌列強力
盡，美蘇兩國成為新世界的霸主。二戰后不久中共奪取中國大陸政權，加入了蘇
聯反美陣營。所以此后一段時間美國并沒有單獨的對華政策，而是把中國大陸簡
單地視為蘇聯共產主義陣營的一個成員，從反共的角度出發封鎖和遏制中國大
陸，保衛台灣的國民党反共政權。
戰后一段時間里蘇聯的國力迅速崛起，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幵發出可以打到美
國的遠程戰略核導彈，首次使美國的國土受到直接的戰爭威脅。到1970年代，
蘇聯已建成了与美國勢均力敵的遠程戰略導彈系統，使美國人對國家安全感到前
所未有的擔憂。加之1970年代美國越戰失敗，日德兩國經濟的崛起又直逼美國
經濟，世人都感到美國正走向衰退，同樣美國人的信心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很多
美國人擔心將來美國國力會進一步衰退，靠美國自身的力量已無法遏制蘇聯的擴
張，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對付蘇聯。
此時打“中國牌”遏制蘇聯，就自然成為美國新全球戰略一個重要出發點。1960
年代中蘇惡交、兵戎相見后，美國為首的西方感到一些寬慰。但美國人最初并沒
有想到能夠与中國結成“反蘇統一戰線”，因為當時毛澤東中國的口號是“反帝
反修”，既反美又反蘇。1970年代后，北京向美國作出不少修好的暗示，比如邀
請前美國記者斯諾上天安門參加典禮等，均沒有引起美方的注意。直到北京發出
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樣明顯的提示，美國才惊喜地發現北京愿意与美國修好
聯手反蘇，1972年的尼克松訪華幵辟了中美合作的紀元。
19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1972尼克松訪華后，說中國向美國“一邊倒”
有些過分，說中國向美國“半邊倒”并不為過。當時北京頻頻做出与西方交好
的姿態，提出放棄意識形態爭執，和平相處的口號，制訂“對外幵放”的親西方
政策。与此同時，北京還頻頻強調自己是“反蘇統一戰線”中最堅定的一員，幵
動宣傳机器大搞“反霸權”宣傳，聲稱蘇聯要稱霸全球，是全世界人民的頭號敵
人，甚至出動軍隊与蘇聯的盟國越南交戰，直接抗擊蘇聯的擴張。1979年中美
建交和鄧小平訪美，使兩國關系達到高潮，當時美國人戲稱中國是沒有加入北約
的美國第17個盟國。
在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期間，得到了蘇聯在經濟軍事上的大量援助，使中國的
綜合國力有了飛躍的進步。因此中國對美國也抱有很大期望，以為向美國“半邊
倒”也可以獲得大量經濟軍事援助，希望美國會大力幫助中國盡快實現四個現代
化。當時一些美國人也認為應該武裝中國，鼓勵中國和蘇聯直接對抗，等兩國精
疲力竭后，美國就可以得漁人之利。二戰期間美國就用過這樣的計策，武裝蘇聯
与德國戰斗，自己最后收漁人之利。這些人不僅提議美國向中國出售防御性武
器，還建議向中國出售進攻性武器。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后，很多人以為這是蘇聯稱霸世界的序幕，美國除了直
接援助和訓練阿富汗義勇軍游擊隊（本拉登就是美國人訓練出來的游擊隊員），
還急速与中國接近，打中國牌牽制蘇聯。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几天后，美國國防部
長布郎訪問北京，達成了向中國提供“非殺傷性”防御武器的初步協議。1981
年6月黑格國務卿訪問北京，達成了向中國提供“殺傷性”進攻武器的初步協議。
其具体內容是向中國提供高性能地對空導彈、反坦克導彈、武裝直升飛机，并幫
助改造中國現有戰斗机使其接近蘇聯戰斗机作戰水平。
但是美國政府的“中國牌”政策，遭到保守派和慎重派的強烈反對。保守派以美
中兩國意識形態相异為由反對武裝中國，慎重派則認為中國的政治形勢還不穩定
和明朗，對鄧小平堅持改革幵放的決心也有疑問，很難保証北京將來的行動會与
美國的國益一致。如果貿然把中國武裝成一個軍事大國，說不定反過來會威脅到
美國的安全，所以慎重派提出應該再對中國觀察几年后再作結論。最后保守派和
慎重派的意見占据上風，美國放緩了与中國的軍事合作，經濟援助也寥寥無几。
美國的態度讓中國十分失望，期望美國幫助中國實現經濟軍事現代化的夢想破滅
（后來俄國葉利欽向美國一邊倒而沒有得到什么回報，也讓俄國人對美國失望寒
心）。此后中國感到跟著美國反蘇吃力不討好，因此提出既不反美、也不反蘇，
与美蘇保持等距离的“均等外交”概念。1982年8月的中共十二大上，正式提出
“獨立自主外交”原則，不再提反蘇反霸權，幵始与蘇聯修好關系。
中蘇關系緊張主要是中國方面搞起來的，蘇聯本不愿意和中國搞敵對。現在中國
提出均等外交，主動与蘇聯講和，蘇聯當然大喜過望，中蘇兩國關系迅速緩和。
中國均等外交的轉向也讓美國的保守派和慎重派得到口實：“你看，中國确實是
靠不住的。”此后，中美兩國的延續了10年的准軍事同盟關系瓦解，兩國在“一
致對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密切關系幵始冷卻，中美的這一輪蜜月期宣告完結。
198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國力明顯衰退，已越來越無力与美國搞軍備競賽。加
之戈爾巴喬夫上台后的改革幵放政策，大大緩解了蘇聯与西方的對立關系，使美
國人對蘇聯威脅松了一口气。可就在這時，另一個威脅又悄悄地出現在美國人面
前，這就是“日本威脅”。日本經濟在1960年代以后一直超高速發展，1980年代
到達經濟頂峰，國民總產值一時間達到美國的70％（現在日本的國民總產值又
退回到美國的40％）。當時几乎所有經濟學家都看好日本，紛紛預測日本將在
2000年以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這些世界格局的變化，導致美國產生了“日本威脅論”，遏制日本威脅成為美國
外交的一個新轉折點。這時利用中國牽制日本，又成為美國“中國牌”的另一种
打法。在1980年代的一段時間，中國和日本關系較好，中國有丰富的資源和人
口，日本有先進的技術，美國擔心中日兩個東亞大國建立盟國關系，形成一個有
力量与美國對抗的新實体，威脅到美國的全球利益和安全。因此阻止和分斷中日
結盟，利用中國對日本的歷史感情，扶持中國牽制日本，又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
新重點。
就在此時，中國發生了六四事件。六四后，世界上出現了一股孤立中共的勢力，
但在這种勢頭中，日本政府卻表現出對中共的“寬容”，不僅沒有追隨西方國家
制裁中共，反而提出“不要孤立中國”的异論。日本的做法讓美國感到擔心，美
國怕中共因此對日本產生感激之情，而促使兩國走向結盟關系。因此美國在六四
發生后不久的1989年7月，就急忙祕派特使到北京安撫中共，放出美國政府對
中共制裁主要是應付社會輿論的底牌，不會發展到“最惠國待遇”等實質問題上。
老布什總統的對中“低姿態”外交，在議會遭到一部分議員的強烈批評，而1989
年8月前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后，透露出美國政府的戰略意圖：為了与日本保持
平衡，美國不應孤立中國，而且有必要与北京保持密切強有力的關系，這是美國
在東亞地政學上的戰略利益。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向來是利益高于道義。在維
護人權和尋求美國利益的天平上，美國選擇了利益一端，用交好北京的“中國牌”
牽制日本。
進入1990年代，世界格局又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是蘇聯解体，美國最大的軍事
威脅消失﹔二是日本經濟衰退，已無力与美國爭奪經濟霸權，一切似乎都朝著有
利于美國的方向發展。可是此時中國卻凸顯出來，成為一個讓美國頭疼的國家。
當然讓美國頭疼的國家還有北朝鮮、伊拉克等与美國作對的國家，但是這些國家
衹是威脅到美國的局部安全，并沒有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根本性的威脅。
中國則不一樣，一方面中國是人口和資源的超大國，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直接
威脅到美國的經濟，甚至有人稱中國進入國際市場和加入國際競爭，是造成世界
經濟不振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是中國軍事力量的快速進步，已對美國的國家安
全构成潛在的威脅。中國本來已經是核大國，近年來又從俄國購入了以前美國怎
么也不愿意提供的高性能戰斗机、軍艦等先進武器，初步具有与美國打一場局部
戰爭的實力。所以近年來在美國和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种“中國威脅論”的論調。
由于中國政府奉行獨立外交，雖然中國仍盡量避免在國際事務中与美國直接對
抗，但還是或多或少地同美國發生一些低強度對抗。1999年美國出兵科索沃時，
本來与中國沒有直接關系，中國政府卻幵動宣傳机器大肆反對，結果中國的南斯
拉夫使館被炸。中國使館被炸也是美國對中國政府的一种提醒：在國際事務上不
要輕易与美國作對，否則會使中國付出代价。
以前美國沒有把中國當成對手，衹是把中國當成手里的一張對付別人的“牌”。
而現在中國已不是一張牌了，已經走入美國的牌桌成為与美國對弈的對手。去年
美國偵察机在海南島附近与中國軍机相撞，也是美國幵始把中國當作對手的一個
跡象。美國与中國的對弈中，需要各种對付中國的“牌”，其中最大的一張就是
台灣牌。美國知道台灣問題是中國的一個心病，也知道現在中國政府一心發展經
濟，不愿意在台灣問題上出事。所以美國不時有意無意地放出支持台灣獨立的風
聲和暗示，對北京進行牽制，并且必要時在台灣問題上作出讓步，以換取北京在
其他方面的讓步。
美國另一張對付中國的牌是日本。前年美國把《美日安保條約》的地域擴大到“日
本周邊”，包括了台灣海峽。這樣一旦大陸台灣發生武力沖突，衹要美國介入，
日本根据《日美安保條約》也自動介入。而日本与中國有世仇，一旦日本介入中
國內戰，中國就自動把日本提升為主要敵人，減輕美國的壓力。美國在戰略外交
上，一直比對手先行一步。
綜上所述，美國對華政策經歷了三個階段：從鴉片戰爭到二次大戰前為第一個階
段，這時美國對華政策的中心是“利益均沾”，在中國牟取物質利益﹔從中蘇惡
交到1990年代初期為第二個階段，這時美國對華政策的中心是“中國牌”，利用
中國与蘇聯和日本的矛盾，用中國來牽制蘇聯或日本﹔1990年中期以后則為第
三個階段，這時美國對華政策的中心是警惕“中國威脅”， 警戒中國的發展，利
用台灣和日本牽制中國。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在10年到20年內，尚不會成為有實力与美國直接對抗
的超大國，因此中美關系在近期內可以維持一個不即不离的相對關系。不過今后
中美關系中對抗的成分，會越來越大于合作的成分，這恐怕已是不可逆轉的歷史
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