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鴉片戰爭 于 January 16, 2003 00:27:20:

鴉片戰爭間的軍事力量對比及其結果 　　

162年前爆發的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人“天朝上國”的美夢，中國人被西洋的蠻夷拖進了近代，如蔣廷黻先生所說：“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中國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撫夷”）。在這場戰爭中，大清朝被新興的英國打敗了，關于失敗的原因49年以后給出了一种相當固定和主流的解釋，“滿清王朝統治集團腐敗無能，盡管廣大愛國官兵英勇奮戰，但由于統治集團的妥協出賣，中國才戰敗了。”盡管許多史家也提到中國的落后，但把失敗的原因歸咎于奸臣或賣國賊似乎是一种更方便也更安全的解釋，然而歷史是無情的，落后就要挨打，并不因為落后的一方掌握著正義就有所厚待，鴉片戰爭的失敗，首先是雙方軍事力量較量的結果。本文的論述也就著重于此。
1. 軍隊數量對比：當時清軍的總兵力大約在80萬左右（包括八旗 、綠營兵），在鴉片戰爭中調集并先后投入戰爭的大約在10萬左右，而英軍最初派出大約海陸軍7000多人，后來增至最高達2萬人，簡單由數字上看，中方占絕對优勢，但在具体的戰役中，這种兵力上的优勢卻為未能顯現。英方船堅炮利的优勢使其牢牢的掌握著制海權，也使其掌握著進攻的主動權，為了防御英軍可能的入侵，清政府在從盛京到廣東的七個省，几十個海口都得設防，分到每個重鎮上駐守的部隊也就在4000-10000不等，如此分兵，自然在每一處都難以集合优勢兵力，中英間的多次戰役，中方能投入的部隊往往与英軍相當甚至還處于劣勢。交通不便，調兵速度的緩慢更加重了中方的困境。《天朝的崩潰》舉了兩個例子說明雙方在這一方面的巨大差距。“一、1841年10月26日，道光帝調四川建昌、松潘兩鎮中精兵兩千名，前往浙江征剿。一直到1842年2月，該部援軍風塵仆仆，歷經四千余里赶至前線。3月10日參加進攻宁波的戰斗。而英軍于1841年10月10日攻占宁波后，此時已休整近半年。比較中英雙方，誰勞誰逸？二、1841年4月16日，浙東反攻失敗后，道光帝根据前方主帥奕經的請求，調廣西兵1000名增援浙江。6月29日，該部頭起、二起550人到達，后兩起450名尚在途中。而英軍此時已放棄宁波，攻陷乍浦、吳淞，正浩浩蕩蕩駛進長江！奕經連忙將該部再派往江蘇，一直到戰爭結束，該部未參加任何戰斗”。（茅海建：《天朝的崩潰》第59-60頁）。
2. 軍隊質量對比：中英方都實行招募制度，但英國陸軍以小而精見稱，薪給优厚，訓練良好，而皇家海軍作為世界海上霸主，更吸引了許多有為之士。英軍軍官出生貴族者甚眾（這也是長期奉行重文輕武的中國官員很難理解的），而且大抵經過軍官學校培訓，士兵的招募、軍官（包括士官）的選拔、退役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而這些恰恰是中國軍隊十分缺乏的，清軍士兵缺乏良好的裁補淘汰制度，許多人年事已高還留在軍中，還往往父子相繼，大大降低了軍隊素質，清軍的訓練也很成問題，承平日久，訓練廢弛，而且由于軍餉二百年不變，物价上漲，當兵所得不足以養活一家老小，于是大家紛紛從事第二職業，如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一書中提到浙江定海的綠營兵從事修腳業務，湖南撫標兵幵茶室等等。清承明制，官員俸祿標准很低，《欽定大清事典》規定的一品武官的年俸和諸种雜費不過600余兩銀子。七品武官的年俸和諸种雜費僅70多兩，雍正年間耗羡歸公，除年俸雜費之外，文武官員還得到一筆養廉銀，不過文官和武官的差异甚大，正一品的直隸總督的養廉銀有15000兩，而一品的提督衹有2000兩。而且武官較之文官，可供搜刮的渠道也少得多，但這不僅不能抑制，反而更令他們貪婪，除了傳統的吃空額，克扣軍餉之外，各路軍爺們各顯神通，貪贓枉法，廣東綠營幵賭場，福建水師出租船衹給私人，甚至兵匪一家，走私販私。在鴉片貿易中，各海口水師參与這种活動的大有人在。這种活動的猖獗，連剛強如林則徐都感棘手，据載。當時任福建汀漳龍道員的張集馨向他詢問如何改變福建水師“兵匪一家”的局面時，林表示：“雖諸葛武侯來，亦衹是束手無策”，后來的曾國藩更稱：“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清軍內部的腐敗，以致于茅海建先生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感嘆：“其實。我為了研究結論的公允，曾千百度的尋找光明，但光明始終遠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鴉片戰爭時期的清軍，本是一個難得見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第71-72頁）。
3. 武器裝備對比：明清之際，受戰爭的刺激，加上西學東漸，耶穌會士帶來西方火炮的理論与知識，黃一農先生認為：“明末傳入中國的操炮技術尚能与西方同步……直到十七世紀末，中國与西方在實用炮學上的差距其實并不特別顯著。” (黃一農：紅夷大炮与明清戰爭) 而天下既定，對槍炮技術的改良便不再重視，“康熙五十四年，山西總兵金國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二十二位，分送各營操練，上諭大學士等曰：“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斷乎不可！前師懿德、馬見伯曾經奏請，朕俱不許”，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以充實武備。雍正間，清廷還將盛京、吉林和黑龍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盡行解部。康熙末年以后的禁教，更令原先在引進西方火炮新知上扮演重要媒介的耶穌會士，較少机會和興趣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黃一農：紅夷大炮与明清戰爭)，而西方的火炮技術卻是与日俱進。至鴉片戰爭前夕，雙方的差距已相當巨大。以兵丁所用槍支相較，英軍主要使用伯克式前裝滑膛燧發槍和布倫威克式前裝滑膛擊發槍，射程分別為200和300米，射速為2/3發/分鐘和3/4發/分种，清軍所使用為兵丁鳥槍，射程100米，射速為1/2發/分鐘，雙方差距可見一斑，而且自18世紀以來，西方軍隊所用步槍均使用刺刀，而兵丁鳥槍由于槍身太長（2米左右）而無法裝配刺刀，在制造工藝上，西方日益精密且規格化，而中國的制造技術在閉關鎖國中不僅未見長進而且還有后退，“嘉慶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門前朝的“神机炮”，并改名為“得胜炮”，惟經試放后發現其射程竟然還不如舊炮。” (黃一農：紅夷大炮与明清戰爭) 火炮的差距也与槍支相仿，中國的火炮鑄造技術全面落后，不僅制造工藝差，而且使用的主要原料鐵在質量上也遠遜于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英國，由于鐵質太差，鑄造出來的火炮十分粗糙，威力也小，往往數千斤大炮不如英軍的小炮。雙方當時使用的炮彈都裝填黑色火葯，但歐洲的化學家已找到了黑色火葯的最佳配方，而清軍使用的黑色火葯的硝、硫、炭比例中含硝量過高，大大影響了火葯的爆炸威力。炮架和瞄准器具方面，中英也存在著很大差距（火炮瞄准器具的重要性，可參見黃一農先生的《紅夷大炮与明清戰爭》，此處不贅）。清軍許多火炮連起碼的瞄准器具都沒有，其簡陋程甚至超過剛剛引入西方火炮的明軍。而且清軍還處于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兵丁鳥槍并不普及，使用冷兵器的部隊至少占到一半，而鳥槍的質量也不容樂觀，有的一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火炮中也有不少前明遺物。海軍的差距更大，天朝的水師較之皇家海軍，其差別可謂天上地下，甚至到中法戰爭中，還有不少封疆大吏獻火攻破法艦之法，大概他們還生活在“火燒赤壁” 的三國時代。
如此巨大的差距決定了戰爭中中方的慘敗，這里僅舉几個簡單的例子：大角，沙角之戰，清軍奮勇抵抗（考慮到這場戰爭中清軍更多的是一触即潰，望風而逃，此戰清軍的表現可謂難能可貴），戰死277人，傷重而死5人，受傷462人，而英軍受傷38人，無人死亡。虎門之戰，清軍250人陣亡（包括關天培），受傷和被俘達千余人，英軍僅有5人受輕傷。不用多說了，“戰爭的現實就是這么冷酷，絲毫也不照顧正義的一方。”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第2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