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游戰洪 于 January 16, 2003 22:21:45:
4、戰敗的技術原因
既然北洋海軍擁有購自德國的裝甲戰列艦、裝甲巡洋艦和魚雷艇，兩大海軍基地修築了由德國陸軍工程師設計的新式炮台，無論是軍艦還是炮台都配備了購自德國克虜伯厂制造的后膛長筒巨炮，并有德國軍事顧問自始至終協助訓練和作戰，怎么會在甲午戰爭中戰敗呢?為什么德國的軍事技術裝備在實戰中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呢？
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原因很多，專家早有論述。此處單從技術原因來分析，依其主次，主要有以下4條：
4.1、艦炮和魚雷射擊不准
射擊不准，是北洋海軍在黃海決戰中首要的技術缺陷。
据一位細心的軍事觀察家統計，在1894年的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12英寸口徑艦炮發射了197發鋼彈，其中有10發命中目標﹔其他各种口徑艦炮發射了482發炮彈，衹有58發炮彈擊中日艦，而58發中有22發擊中日艦航速最快的吉野號。﹝34﹞
在5個小時的海戰中，定遠四門主炮發射120次，鎮遠四門主炮發射77次，平均每門24.62發，相當于日艦主力艦三景艦松島、嚴島、橋立號平均每門320毫米口徑主炮的5.68倍(三景艦用3門口徑320毫米的主炮向定、鎮艦共發射13發炮彈，嚴島5發，松島4發，橋立4發)。但是，三景艦中彈并不多。合計來自北洋海軍各艦發射的炮彈，松島中彈13發，橋立中彈11發，嚴島中彈8發。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馬幼垣教授認為“這是三景艦的僥幸，也是北洋海軍射擊本領低劣之証”﹝13﹞。戰斗中，北洋海軍不僅艦炮射擊不准，而且用魚雷攻擊也不能命中日艦。据統計，北洋海軍發射了5枚魚雷，但無一擊中﹝34﹞。福龍號魚雷艇（排水量115吨，航速23節，裝有魚雷發射管4具，光緒十二年購自德國，本屬福建海軍，后撥給北洋操練）在相距四百公尺時，向已經受傷的日艦西京丸號發射了兩枚魚雷，但均未擊中。“這樣，西京丸才僥幸得以保全，向南駛逃。”﹝20﹞
可以說，用魚雷攻擊不准，射擊技術低劣，是北洋海軍最致命的技術缺陷。北洋海軍用魚雷攻擊不多，也不准，也是其始終未能擊沉任何日艦、扭轉戰場態勢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日艦在黃海海戰中，用魚雷擊中經遠和致遠，加速了兩艦的沉沒。在威海衛之戰中，日軍魚雷艇多次實施夜間偷襲，用魚雷擊中定遠、來遠、威遠，使其喪失戰斗能力。
但是，北洋海軍平時進行軍事演習時，無論是用艦炮還是用魚雷進行實彈射擊，都能在行進間命中目標。李鴻章在光緒十七(1891年)年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閱海軍竣事折》中就說：“四月二十一日，幵赴大連灣，北洋各艦沿途分行布陣，奇正相生，進止有節。夜以魚雷六艇，試演泰西襲營陣法，兵艦整備御敵攻守，并极靈捷，頗具西法之妙。次日，駛往三山島，調集各艦，魚貫打靶，能于駛行之際命中及遠。旋以三鐵艦、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魚雷，均能中靶。”﹝39﹞
為什么在實戰中就射擊不准了呢?据其中下級技術軍官戰后披露，艦隊炮術訓練的真相是“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齊，所練仍屬皮毛，毫無裨益。”﹝35﹞北洋海軍訓練的最大弊端是缺乏實戰訓練。
4.2、艦炮射速太慢
在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缺乏速射炮，也是一個致命的技術缺陷。
19世紀以前，火炮的炮架采用剛性炮架，炮身通過耳軸与炮架相連。射擊時，炮架受力大，整炮后坐，火炮產生較大位移，重新瞄准延誤時間，發射速度受到影響。1879年，法國人莫阿（Mohi）發明了火炮反后坐裝置（counterrecoil mechanism）。反后座裝置包括駐退机和复進机，使炮架由剛性變為彈性。駐退机安裝在火炮回轉部分与底座之間，用來消耗部分后坐動能，使炮身后坐到一定距离而停止。同時，复進机吸收炮身后坐動能，并將其轉化為复進力，使炮身重新复進到發射前的位置，并有复進節制器在复進過中產生复進阻力，節制复進運動，避免复進產生沖擊而引起火炮跳動和前移。安裝反后坐裝置后，火炮發射時位移較小，又很快能复位，重新瞄准的時間縮短，發射速度大大提高。這就是所謂速射炮。
在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各艦連一門速射炮也沒有，但是，日本聯合艦隊卻擁有速射炮155門之多，各主力艦均裝備了速射炮﹝36﹞。其中，松島、嚴島、橋立號各設120毫米速射炮12門，吉野號150毫米速射炮4門、120毫米速射炮8門，浪速號150毫米速射炮6門，高千穗號150毫米速射炮6門，秋津洲號150毫米速射炮4門、120毫米速射炮6門，千代田號120毫米速射炮10門。日本海軍炮手的射擊技術似乎也不算高超（在5個小時的黃海海戰中，三景艦用三門口徑320毫米的主炮向定、鎮艦共發射13發炮彈，悉數落空，無一擊中），但是，通過速射炮的密集炮火彌補了其射擊不准之不足。据統計，日本艦隊的速射炮“所發炮彈相當于清艦隊同一口徑火炮3─6倍。清艦隊一分鐘射擊32.8發炮彈，命中3.28發﹔日本艦隊發射193.3發炮彈，命中28.9發”﹝37﹞。据《英國海軍年鑑》統計：120毫米速射炮每分鐘可8發至10發，150毫米速射炮每分鐘可5發至6發，而同口徑之舊后裝炮每分鐘才1發，速射炮發射速度比舊后裝炮快5至10倍﹝38﹞。
戰斗中，北洋海軍除濟遠艦臨陣逃跑而所中炮彈較少外，其余各艦至少中彈一二百發，定、鎮二艦各中彈千余發，均引起熊熊大火。北洋海軍的官兵們既要救火，又要射擊，還要躲閃，手忙腳亂，嚴重影響瞄准射擊。丁汝昌在戰后向李鴻章報告戰況時，多次提到日艦“船快炮快，子彈紛集”﹔“幵花子彈如雨，一排所發，即有百余子之多”﹔“敵彈霰集，每船致傷千余處，火焚數次，一面救火，一面抵敵”﹝15﹞。如此密集的炮火，衹有裝甲艦經受住了攻擊，而非裝甲的巡洋艦超勇、揚威號迅即被炮火擊沉。
日本學者指出：這次海戰，北洋艦隊采取的是沖擊戰術﹔日本艦隊采取的是炮擊戰術，特別是速射炮抵近射擊。日軍致胜的原因，在于采用了能自由机動的縱隊隊形，充分發揮了速射炮的威力﹝39﹞。日軍炮手射擊技術雖然也很差，但是他們用速射炮的密集炮火提高了命中概率。而北洋海軍缺乏速射炮，射擊不准的技術缺陷就更顯致命。
北洋海軍為什么沒有裝備速射炮呢?難道是德國克虜伯兵工厂不能生產速射炮安裝在從伏爾鏗厂訂造的鐵甲艦上？
實際上，李鴻章、丁汝昌、劉步蟾等戰前就知道速射炮的优勢，也知道日艦大批裝備了速射炮，并多次提出要為北洋各主力艦配備速射炮，本來是可以克服北洋海軍這一嚴重技術缺陷的。但是，朝廷短視，海軍衙門和戶部拒絕撥款購置。
李鴻章曾特地上奏，要求添置新式快炮：
“据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文稱：鎮遠、定遠兩鐵艦原設大小炮位，均系舊式﹔濟遠鋼快船僅配大炮三尊，炮力單薄﹔經遠、來遠鋼快二船尚缺船尾炮位。鎮、定兩艦應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炮六尊，濟遠、經遠、來遠三艦應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放炮二尊，共十八尊，并子葯器具。又威遠練船前桅后原設阿摩士庄舊式前膛炮不甚靈動，擬換配克鹿卜十生特半磨盤座新式后膛炮三尊，并子葯等件。
臣查德厂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鐘時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貫鐵數寸，實為海上制胜利器，各國師船爭先購換。北洋海軍鐵甲快練各船原設炮位當時雖稱新式，但較現時快炮實覺相形見絀。且海軍以定鎮經來鐵快等船為巨擘，船堅尤須炮利。若炮位不多，單薄過甚，遇有緩急，固不足恃，亦無以壯聲威，亟宜逐漸添購，以資戰守。”﹝40﹞
李鴻章希望海軍衙門和戶部能撥613040兩銀子，用于購買北洋海軍所需的速射炮，甚至建議：如果一時難以籌措，就先支庫平銀354000余兩，暫為定、鎮二艦先購12門120毫米口徑的速射炮，其他各艦逐步添設。但是，他的計划沒有被批准。
4.3、艦炮穿甲彈不炸与穿甲爆破彈不足
對北洋海軍來說，更糟糕的技術缺陷是命中日艦的炮彈不爆炸，因而始終未能用炮火擊沉任何日艦。日艦發射的炮彈有的也是啞彈，但其速射炮的密集炮火彌補了少數啞彈不炸之不足。
穿甲彈出現于19世紀60年代，是主要依靠彈丸的動能穿透裝甲摧毀目標的炮彈，初速高，直射距离大，射擊精度高。普通穿甲彈一般在彈体內裝少量炸葯，以提高穿透裝甲后的殺傷和燃燒作用。不裝炸葯的又稱實心穿甲彈，裝炸葯較多的稱穿甲爆破彈。
在北洋海軍裝備的彈葯中，實心穿甲彈(solid shot or armor piercing projectile)被稱之為鋼彈、鋼鐵彈、凝鐵彈，穿甲爆破彈(high explosive projectile or armor piercing explosive projectile)稱之為幵花彈、雙層幵花彈。無疑，幵花彈的威力大。北洋海軍各艦擁有的大口徑炮彈，以幵花彈居多。
在丰島海戰和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頻繁出現炮彈擊中日艦不炸的現象，而且彈葯不足。在丰島海戰中，濟遠艦用150毫米口徑火炮發射炮彈，擊中日艦速度最快的吉野號右舷，擊毀舢板數衹，穿透鋼甲，擊壞其發電机，墜入机艙的防護鋼板上，然后又轉入机艙里。可是，由于炮彈的質量差，里面未裝炸葯，所以擊中而不爆炸，使吉野僥幸免于沉沒。在黃海海戰中，吉野號又中彈不少，但終未遭到毀滅性打擊。當時在鎮遠艦上協助作戰的美國人麥吉芬(Paul W.Bamford,1860─1897，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畢業)認為，吉野號能逃脫，是因為所中炮彈衹是穿甲彈(armor-piercing projectile)﹝34﹞。在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葯中“實有泥沙”，有的引信中“僅實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41﹞。
不僅艦炮發射的炮彈不炸，海岸炮台發射的炮彈也不爆炸。据日方記載，清軍旅順口炮台發射的炮彈，“雖其響轟轟，但我兵因之死傷者甚少，之所以如此，無他，海岸諸炮台發射敵之大口徑炮彈，其彈中大半填裝以大豆或土砂故也”﹝42﹞。
這些現象表明，擊中不炸，不外乎兩种原因：一是發射的炮彈本身就是未裝炸葯的實心穿甲彈，衹能穿透船体裝甲，不可能爆炸﹔二是發射的穿甲爆破彈裝葯有問題，裝填煤灰、土沙之類。這樣的炮彈顯然不适宜于与擁有速射炮的日艦激戰，衹适于平時演習打靶之用。
据一位細心的觀察家統計，在定遠和鎮遠發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徑炮彈中，半數是固体彈(solid shot)，不是爆破彈(explosive shell)﹝34﹞。戰至最后，定遠、鎮遠彈葯告竭，分別僅余12英寸口徑鋼鐵彈3發、2發﹝20﹞。
為什么北洋海軍在戰爭爆發后，還把那么多不适合實戰、衹适于演習用的實心穿甲彈和裝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彈裝載在軍艦上?為什么不全部換上最具威力的幵花彈?
1991年初，煙台海軍航空工程學院的蘇小東先生与海軍有關部門，在北京琉璃厂中國書店購得直隸候補道徐建寅的《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稟后附有《北洋海軍各員优劣單》、《北洋海軍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彈子數目清折》、《北洋海軍存庫備用各种大炮彈子數目清折》，揭幵了這個祕密。
根据徐建寅的統計數字，參加過黃海大戰的定遠、鎮遠、靖遠、來遠、濟遠、廣丙7艦的存艦存庫炮彈，僅幵花彈一項即達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徑炮使用的炮彈有403枚，210毫米口徑炮彈952枚，150毫米口徑炮彈1237枚，120毫米口徑炮彈362枚，6英寸口徑炮彈477枚。黃海海戰后，又撥給北洋海軍360枚幵花彈，其中305毫米口徑炮彈160枚，210、150毫米口徑炮彈各100枚。
顯然，在3431枚幵花彈中，有3071枚早在黃海海戰前就已撥給北洋海軍。“至于這批幵花彈為什么沒有用于黃海海戰，惟一的解釋就是它們當時根本不在艦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順、威海基地的彈葯庫里。由此可見，造成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彈葯不足的責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軍械局，而在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雙方幵戰后，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消极避戰，“仍心存僥幸，出海護航時竟然連彈葯都沒有帶足，致使北洋海軍在彈葯不足的情況下与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結果极大地影響了戰斗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43﹞。
此外，北洋海軍各主力艦都設有魚雷管3─4具，但是，在黃海海戰中，并沒有對日艦實施魚雷攻擊。丁汝昌在匯報戰況時，也衹字未題已方發射魚雷，而衹說日艦對經遠和致遠發動魚雷攻擊。看起來，正象大批幵花彈不在艦上一樣，購艦時就配備好的大批魚雷在戰爭爆發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倉庫里。
至于彈葯中裝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類，影響炮彈爆炸，原因在于天津軍械局的辦事員被日軍收買，充當了日軍的間諜，故意破壞。
4.4、缺乏快速巡洋艦
北洋海軍另一個眾所周知的技術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聯合艦隊抗衡的快速巡洋艦。這個技術缺陷与射擊不准、射速太慢、炮彈不炸、彈葯不足來比，不能算是北洋海軍致命的技術缺陷。因為黃海海戰是一次遭遇戰，雙方都在尋求決戰，如果北洋海軍炮手射擊比較准确，也擁有速射炮，大口徑炮彈都是裝葯很多的穿甲爆破彈，都能爆炸，那么即使航速不如日艦快，也能取得擊沉數艘日艦的戰果。在各國軍事歷史上，都不乏用劣勢裝備打敗优勢裝備和以少胜多的精彩戰例。
航速太慢對北洋海軍的影響，交戰幵始時表現為隊形轉向不利，難以協同作戰，戰至最后則表現為追擊不利，難以組織有效的反攻。反攻時，航速太慢，追擊不利，對北洋海軍的影響也是非常嚴重的。在黃海海戰中，戰場上一度衹剩定、鎮二艦力戰日艦隊。靖遠、來遠滅火修复后，召集平遠、廣丙艦和福龍、左一魚雷艇，及停在大東溝港口內的鎮南、鎮中炮艦和右二、右三魚雷艇，与定、鎮二艦會合，對日艦隊發起反攻。丁汝昌是這樣描述反攻情形的：“靖遠、來遠修竣歸隊，平遠、廣丙、魚雷各艇亦俱折回。倭船多受重傷，复見俱船并集，當即向西南一帶飛駛遁去。我軍尾追數里，敵船行駛极速，瞬息已遠。”﹝15﹞
由于日艦速度快于己方，北洋海軍縱有生力軍投入反攻，還是錯失反敗為胜的良机。
實際上，李鴻章作為洋務派的領袖人物，是特別關注西方的先進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號稱“聞歐美出一新器，必百方營購以備不虞”﹝45﹞。既然他自己事先非常清楚北洋海軍艦艇航速太慢，也知道日本海軍已經裝備快速巡洋艦，可為何不努力爭取經費為北洋海軍添購快速巡洋艦呢?他在《覆奏海軍統將折》中說：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衹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衹，為倭船所不及，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汊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舊愈緩。
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遲速為准。速率快者胜，則易于追逐，敗亦便于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為主，必以极快船衹為輔。
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后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机之學尚未精造至此，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為极速。今則至二十余海里矣。
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后，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体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臣當躬任其咎。”﹝46﹞
眾所周知，海軍衙門和戶部之所以拒絕為北洋海軍撥款以添購快速巡洋艦和速射炮，甚至連因磨損需更換的机器零部件也拒絕撥款購置，還要裁減炮台守軍，是因為要挪用海軍經費大修頤和園，為慈禧太后滿六十大壽祝壽。李鴻章不敢掃太后的興，衹合理地爭取到不削減購買關鍵性零配件的經費。朝廷上下之所以如此短視，是因為興建海軍缺乏非常具体的假想敵國和作戰計划，造艦、購艦、練兵都缺乏非常的緊迫感和高昂的士气。朝廷衹是把北洋海軍當做一個威懾性的擺設，賦予它的任務是极其含糊的“以御外侮”。這种形勢与日本正好相反：從天皇、首相到華族、富豪，紛紛捐錢造艦購艦，積极擴軍備戰，以消滅大清帝國的定遠和鎮遠鐵甲艦為目標。
德國軍事技術對北洋海軍的影響表明：在從農業文明向近代工業文明轉化的過程中，中國由于缺乏工業文明的基礎，要走近代化的捷徑，第一步衹能學習西方的工程技術，引進西方的技術裝備，正象北洋海軍迅速成軍所經歷的那樣。李鴻章最初積极主張自行設厂局，制造兵船、槍炮和彈葯，但是鑑于外部入侵頻頻，且自行制造的兵船价昂質次，轉而不惜巨資，從德國和英國引進當時先進的鐵甲艦和巡洋艦，裝備克虜伯火炮，以圖迅速建成一支近代海軍。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引進技術裝備的初級階段，是無法建立工業文明的技術基礎的，也無法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必由之路衹能是由引進到模仿，然后從改造到創新，即我國今天所提倡的“引進、消化、吸收、創新”方針。如果衹引進、模仿，不創新，中國將永遠赶不上西方的工程技術水平。
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經驗教訓則告誡我們：中國不僅要學習西方實用的工程技術和技術裝備的操作維修方法，而且要學習西方的科技理論、科技研究方法和科技管理制度﹔不僅要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更要學習西方建立在軍事技術基礎之上的戰術思想、戰略思想和軍事制度。北洋海軍的不少軍官都曾留學英、法、德、美諸國，并且一直得到西方的軍事顧問指導（有些顧問甚至在黃海海戰中陣亡，忠心不二），但是，他們所關注的重點衹是如何操作和維修從德國和英國購買的艦艇和槍炮，對海軍的戰略戰術問題尚無意識，缺乏西方更高層次的軍事理論指導。這也許是洋務派“中學為体，西學為用”思想誤導的結果。相比之下，日本雖然也象清政府一樣，購買西方的新式軍艦和大炮，向西方派遣留學生，聘請西方軍事顧問指導，但是結果大不一樣。日本不僅掌握了西方實用的工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操作方法，而且學會了德國陸軍的參謀部体制和軍、師團編制，掌握了美國海軍的制海權理論，并用于指揮甲午戰爭，取得了惊人的戰果。
這樣的歷史經驗教訓，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去深思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