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悲劇 于 June 05, 2003 16:52:01:
一百年前，義和團運動轟轟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華北大地、進入京津。但就在高潮之際，卻又突被殘酷鎮壓下去。真是其興也勃，其亡也速。百年來，對義和團一直是歧說紛見。贊揚或否定可能各有其理，但百年后的今天，對這一事件的作番冷靜客觀的分析可能比簡單贊揚或否定更重要、也更有意義。
義和團運動當然是正義的，團民們視死如歸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義、無比英勇，使人更感這确是場無与倫比的歷史悲劇。而這場悲劇的复雜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發人深省，否則，這一段深創巨痛的歷史將全部“白費”，那么多的鮮血与生命也將全部“白費”。
刀槍不入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背景十分复雜，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則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傳來的基督教。從康熙晚期到鴉片戰爭前，清廷一直實行禁教政策。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傳教士以船堅炮利為后盾，紛紛來華傳教。很明顯，這种傳教的實質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但為了傳教的策略需要，教會在中國創辦了不少以傳播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學校、醫院和報刊雜志，對現代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引進和廣泛傳播，對中國的現代化确實又起了重要作用。不過，隨著越來越多的傳教士深入內地鄉村建堂傳教，農民与教會的沖突日益激烈，屢屢發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沖突，更有實際利益的沖突。從文化上說，教會認為“祭天祀禮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進行這些活動，這与中國傳統文化中視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紳）視為“滅倫傷化”，難以容忍。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傳教，往往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會享有种种政治特權，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紛紛入教，仗勢為非作歹，橫行鄉里。在教民与鄉民的沖突中，教會自然袒護教民，地方官往往也無可奈何。這樣，文化沖突与民族矛盾交織一起，終于興起聲勢浩大的反洋教運動。
据統計，從19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末，全國發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較大的有“天津教案”、“長江暴動”及四川余棟臣起義等。其發動与參与者有地方官員，土豪鄉紳，普通農民，民團會党，城市貧民，流氓無產者……十分复雜，規模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激烈，但基本訴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衛道”的封建性。義和團運動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東和直隸，以“練拳”為名組織起來，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東冠縣梨園屯拳民起義，使義和團運動迅速興起，從山東發展到直隸，并于1900年夏進入北京天津。義和團的口號雖不統一，但主要是“順清滅洋”“扶清滅洋”“助清滅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升平”，愛國性与封建性混為一体。對一切与“洋”有關之人和物，義和團則极端仇視，把傳教士稱為“毛子”，教民稱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被稱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統統在嚴厲打擊之列。
祕密宗教和民間文化是義和團組織、發動的重要工具。流行鄉間的小說中的人物和戲曲中的角色如關云長、姜子牙、黃天霸、孫悟空、豬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為義和團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來源，祕密宗教与民間文化就這樣緊密結合起來。教門首領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風喚雨、畫符咒水等“邪門歪道”与農民大眾的迎神賽會、祈丰求子、＠災祈雨等漸漸融合。而義和拳的拳師們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來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槍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災等。這些招術為廣大農民熟悉，极易為他們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祕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點是它降神附体的群眾化，即不單是教門首領有權躬代神位，所有練拳者衹要心誠都可祈神降身，保証自己刀槍不入﹔而且，這些神都是歷史上流傳已久、為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英雄好漢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獨尊的神祗。這些都使義和拳的感召力更強，更易發動。在義和拳的傳播過程中，民間社戲也起了重要作用，義和團的不少神祗都來自這些社戲，許多拳民自稱關公、張飛、趙云、黃飛虎……當拳民被某神附体時，其行為便与他所看到的戲台上的這個角色的動作一樣，在言語上摹仿戲上的說白，行動摹仿戲上的台步，狀甚可笑。難怪陳獨秀當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稱“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戲，乃是造成義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總之，社會的動蕩、利益的沖突、文化的碰撞、天災不斷和民間宗教、文化間的互相作用，使義和團在華北地區迅速發展。
官府与拳民
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運動，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竟沒有一個明确、統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級官員自行決定。如李秉衡、張汝梅和毓賢這三任山東巡撫和直隸總督裕祿都同情支持義和團。張汝梅還將各鄉義和團編列保甲團防之內，毓賢調到山西后仍支持義和團，使義和團在山西也有很快發展。而袁世凱繼毓賢之后升任山東巡撫，對義和團則采取殘酷鎮壓的態度。由于中央官員內部和地方各級官員對義和團的態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對，中央政府也深受影響，搖擺不定，時而主剿，時而主撫，但總的傾向是主撫。而最終決定明确支持義和團，則是要利用義和團根絕維新隱患。
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使國人深受刺激，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借法自強”，要學習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先進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改造中國，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維新”的活劇。變法必然触及守舊者的利益，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發動戊戌政變，維新六君子被殺，康、梁在外國使館人員的幫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嚴厲處置，光緒皇帝被囚禁瀛台，“維新”失敗，中國社會和歷史嚴重倒退。為了根絕隱患，慈禧等守舊派決定廢除光緒，另立新君，但這一計划遭到西方列強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對守舊派來說，光緒的存在确是潛在的巨大威脅。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便想依靠義和團的“民心”“民气”，同時又相信義和團的各种“法術”真能刀槍不入，打敗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洋人，于是決定用義和團來殺滅“洋人”，達到廢立的目的。而義和團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尤其是以“扶清滅洋”為綱領，也為這种利用提供了基礎。
1900年春夏，義和團發展更加迅猛，不僅行為更趨极端，而且逼近京津。對此，列強恐慌不已，施加強大壓力，要求清政府鎮壓義和團。在這种情勢下，對義和團是“撫”是“剿”，清政府必須有一個明确的政策。几經猶豫、反复權衡甚至派官員到義和團實地查看之后，慈禧最后決定支持、利用義和團。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1900年6月中旬義和團大規模進入京津后，情形更為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嬰兒生來迎月者亦殺之，慘酷無复人理。”他們要消滅一切帶“洋”字的東西，鐵路、電線、机器、輪船等等都在搗毀之列，因為“机器工藝”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极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對幵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明令要“康有為回國治罪”，在一些頑固派的指使下還一度沖入宮禁要捉拿光緒皇帝，外國使館和外交人員自然受到威脅。在這种情勢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八國聯軍”發動又一次侵華戰爭。
這時，清政府必須對是和是戰作出正式決定。清廷從6月16日到19日連續召幵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主戰、主和兩派進行了激烈辯論。主和的有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得到光緒皇帝支持，主張鎮壓義和團，對外緩和﹔主戰的有載漪、剛毅、徐桐等，實際上以慈禧為首，主張支持義和團，對外宣戰，首先攻打使館區。對此，曾任駐外大使多年的許景澄認為萬萬不可，痛勸說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一直都辦過，但如果傷害外國使臣，毀滅外國使館，“則情節异常重大，即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慎。”結果當然是主戰派胜利，主和派認為中國大難將至，光緒与許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團聚共泣，卻毫無辦法。不久，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和聯元這五名敢于向慈禧廷爭主和的大臣被清廷處死。6月19日清廷決定“向各國宣戰”，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并命令清軍与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義和團更加斗志昂揚。經過兩個月的激烈戰斗，中方終因武器落后而不敵八國聯軍，義和團所有的神功怪術在現代化的槍炮面前統統失靈。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惶出逃。
但是，就在八國聯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幵始与列強議和。為盡快与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發諭，下令剿殺義和團！諭曰：“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除不可。”經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后扑滅。
愛國与誤國
義和團反侵略斗爭無疑是正義的，但其社會政治訴求卻非常落后，反對社會發展，阻擋歷史進步。建立現代化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實現現代化轉型，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義和團排斥、反對乃至仇視一切現代文明，堅決反對現代化，与現代化這一歷史主題背道而馳的。這种仇視當然事出有因，如中國文化中“華夏中心”、盲目排外的傳統，更有近代中國屢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過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維新”的難能可貴。維新運動的直接動因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明治維新的日本打敗，使先進的中國人深受刺激，認識到衹有向日本那樣“維新”才是中國的出路，中國才能強大。他們不因日本侵略中國、殘酷屠殺國人而反對“維新”，怒斥“維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學習敵國日本的“維新”，這不僅需要冷靜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為維新派提出向敵國學習，承認敵國的社會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國，很容易被指為“漢奸”“媚敵”“賣國”，所以衹有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那樣有膽有識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甲午戰敗后提出“借法自強”。而義和團運動則明顯是維新運動的反動，因此才能被以慈禧為首的封建統治者中最愚昧、頑固、落后、受舊者所利用，成為他們手中反對社會進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義和團非常正義，所以更容易极端、過激，而批評者對种种危害不淺的极端、過激行為甚至無法啟齒，因為這种批評很容易被指為站在正義的對立面。義和團運動表明，民眾的保守情緒与統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結合起來，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義和團的悲劇說明，僅有正義遠遠不夠，因為僅有正義并不能救國，甚至可能“誤國”。所以除了正義、激憤、英勇等等，重要的是還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啟蒙，像維新運動那樣，以引進現代文明作為強國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愛國、救國之道。在近代中國，那种盲目排外的狹隘民族主義是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最大障礙，是近代中國一誤再誤的主要原因。
義和團的經驗和教訓的确是深刻、多方面的。
從清政府方面來說，最初利用義和團時衹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沒有看到當民眾的怒火被點燃后，政府便很難控制其方向、規模，最終很可能是自己被灼傷。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貴可用，但對統治者而言這卻是柄雙刃劍，稍有不慎就會傷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從義和團方面來說，本來就有滿腔怒火正待噴發，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發而不可收，而沒有想到自己衹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況有變或超出官方允許的範圍，自己首先會成為犧牲品。因此，面對官方的支持，民眾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以為有官方的支持就可為所欲為，其實到頭來自己很可能成為“替罪羊”！總之，官、民雙方都應從義和團事件中汲取應有的經驗和教訓。
對義和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進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負面作用。陳獨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認為義和拳是通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聞一多談到自己從支持國民党到支持共產党的轉變時說，因為蔣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要大力弘揚八德四維等中國傳統文化，他這樣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幵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憶与感想》）這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种左傾書籍，加入到爭自由、民主的運動中去。
他們對義和團的觀點或許不無片面、苛刻之處。但一場正義、英勇的運動卻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為阻礙社會發展、歷史進步的運動，歷史悲劇，莫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