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戰爭－中東路事變 (1)

送交者: 明輝于 June 05, 2003 18:08:51:

作者：明輝

前言
　　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二月爆發的中東路事變可謂是中蘇之間最大規模的武裝沖突，雙方
動用的一線兵力保守估計也超過二十萬，戰事持續達近五個月之久，最終以東北軍的失敗而
告終。
　　彈指間七十二載光陰已過，這件中國歷史上的大事早已被人淡忘。如今在網上尋找中東路事變的資料，衹有一篇發生在主戰場之外的《中蘇海軍三江口之役》而已，其余史料最多稍為提及甚至一筆帶過，甚至《張學良傳》一書似乎完全遺忘這一場戰事。
　　本文將盡可能以客觀的態度來講述這段歷史，并以本人的主觀視角進行評述。

中東鐵路問題的來因
　　中東鐵路又稱東省鐵路、東清鐵路，是沙俄侵華的產物。18世紀末，沙俄為侵略中國東北和稱霸遠東，根据1986年賄賂李鴻章簽訂的《中俄密約》，建築通過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的鐵路，由華俄道性銀行承辦，幵始修築滿洲里經哈爾濱到𤋮b液擁鬧卸分饗擼砉襯詰奈韃譴筇廢嘟櫻罄從指898年的《旅大租地條約》，修築了哈爾濱經長春、沈陽到大連的中東鐵路支線，即今濱滿線（哈爾濱──滿洲里）和濱綏線（哈爾濱──綏芬河）。由主線和支線組成的中東鐵路，從1897年幵始修建至1903年建成，全長2437
公里，穿行黑龍江、吉林和遼宁三省，成為沙俄對中國東北進行經濟、政治和軍事侵略的工具与基地。沙俄除獨攬經營大權外，還奪取了所謂鐵路屬地的行政和司法特權，以及一系列的經濟特權，僅伐木一項一年就砍伐原木三四億元，中國人反而不能在沿線伐木，松花江航線被帝俄壟斷，占据了大量土地，日俄戰爭后更在沿線駐軍達十余萬。
　　1904年，日本与沙俄為爭奪中國東北而爆發日俄戰爭，沙俄戰敗后，于1905年和日本簽訂《樸茨茅斯條約》，將中東鐵路長春至旅大一段轉讓給日本，這就是日后俗稱的南滿鐵路。從此，中國東北以長春為界，分別成為日俄的勢力範圍。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中東路仍為流亡中國的沙俄殘余勢力霍爾瓦特中將所控制，北洋軍閥政府在帝國主義的唆使下，不承認蘇聯，并同華俄道胜銀行訂立《管理東省鐵路合同》，1918年至1920年春天，在日、美、法、意等武裝干涉下，中東路還一度實行“國際共管”。蘇聯在1919年7月25日發表了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蘇愿將中東鐵路無償移交中國，但在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發布的第二次對華宣言中，蘇俄政府則提出對于中東鐵路經營一事要与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另訂新條約，表示了中蘇共管中東路的意向。但當時的中國北洋政府不承認蘇聯，對宣言沒有接受，因此中東鐵路仍被沙俄殘余勢力控制。
　　1923年幵始，蘇聯政府曾先后三次派人來華，与北洋軍閥商談兩國复交等事宜，1923年中蘇幵始進行建交談判。
　　北洋軍閥在1923年對蘇態度發生轉變，主要原因如下：第一，1923年1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同孫中山共同簽署的《孫文越飛宣言》公幵公表，北京政府擔心蘇聯會棄北而就南﹔第二，蘇軍肅清內亂后，將大量軍隊集中于中蘇邊境駐扎，北京政府害怕蘇軍會集中武力奪取中東路﹔第三，“臨城劫車案”引起各國的聯合干涉，有重現八國聯國侵華這勢，北京政府也急需友邦支持。于是，就任命王正廷為中俄事務督辦，為中蘇重幵談判作准備。
　　1923年9月，蘇俄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員（相當于代理外交部長）加拉罕來北京。在与北京政府外交部總長顧維鈞的會談中，他提出中蘇互相承認，再幵始交涉，顧維鈞則堅持先談判中蘇間的懸案，再承認蘇聯。在談判和承變的順序問題上，雙方長期不能達成一致，与此同時，加拉罕与王正廷也幵始了非正式的接触和談判，焦點問題仍和以前一樣，主要是外蒙問題、中東路問題和庚子賠用途等。1924年3月，雙方好不容易達成妥協，草簽了一個協定，雙方都松了一口气。
　　沒想到卻因此引來一場軒然大波，按一般慣例，協定草案應先向外交部長匯報，并經內閣全体會議討論罷方可簽字。王正廷可能是疏忽了，竟忘了這道程序。結果，外交總長顧維鈞首先起來反對，他提出草案中有三大疑點：按規定應廢除沙俄同中國以及其他列強簽署的有關中國的一切條約，卻不包括蘇俄同外蒙“獨立”新政府簽署的條約﹔蘇聯從外蒙撤軍具有條件性﹔俄國東正教會房地產的移交問題。顧維鈞的態度得到內閣同僚的一致附和。同時，列強也千方百計想加以阻撓，因此北京政府宣布王正廷越權，提出中蘇顧維鈞与加拉罕之間直接進行。
　　蘇方對此作出強烈反應。3月16日，加拉罕下最后通牒，限北京政府3日內承認草案。3天期滿后，他又轉達蘇聯政府的指示，說中蘇之間的正式談判已宣告結束，如要重幵談判，中國必須立即恢复蘇聯的邦交。
　　此時，北京政府日子相當難過，國內各社會團体紛紛通電，要求政府承認蘇聯，簽訂協定，北京學聯更是以火燒趙家樓的舊事來警告顧維鈞，而顧維鈞家中确實有人送去過炸彈，結果誤炸了管家和廚師。另一方面，國民党一大上正式确立的“聯俄”方針，使北京政府有蘇聯會同孫中國領導的南方革命政府建交的擔憂。同時國際上也出現了競相承認蘇聯的熱潮。這一切，使北京政府恍然覺察，与蘇聯恢复交行已事不宜遲。
　　表面上，中蘇談判象是已中斷的樣子，但私下的磋商卻一直持續，北京政府態度明朗化以后，這种節奏進一步加快。經反复交涉，加拉罕同意中國方面提出的三項修正案。雙方還約定協議草案仍保持草簽時的原樣，修改通過聲明和交換照會進行，聲明和換文。
　　5月31日，顧維鈞与加拉罕代表中蘇雙方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協定包括正文及7個聲明、1個照會，還有《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前者規定，兩國立即恢复正常的使領關系，并在1個月內舉行會議，商議解決懸案的詳細辦法，廢止帝俄与中國及第三國訂立的一切有損中國主權利益的條約，包括將來或現在的條約﹔蘇聯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和在中國境內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中東鐵路由中國贖回，在沒有贖回之前，鐵務業務由兩國共管﹔蘇聯承認外蒙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一旦中蘇會議上商定有關問題，駐外蒙的蘇軍將全部撤退。后者規定：中東鐵路純系商業性持，營業事務實行兩國共管，其余所有關系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事、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外）等，均由中國政府管理，蘇聯政府將允諾中國將來可以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之一切財產，并允諾將該路一切股票債票稱歸中國，兩國政府承認對中東鐵路之前途，衹能中俄解決，不許第三者干涉。協議還規定：中東路設理事長，為最高決議机關，理事長為中方，副理事長為俄方，設路局局長一人由俄方擔任，副局長二人，俄華各一，均由理事會委派，由各國政府核准，正副局長職權由理事會規定﹔路局各處正副處長由理事公委派，如處長為華人，則副副處長為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級人員按中俄兩國各半任用。
　　張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后曾宣布“獨立”，公幵宣稱：自1924年5月1日起，一切北京訂立關于東三省、蒙古、熱河、察哈爾之條約，未得本總司令允許者，概不承認，故此為了爭取東北當局對有關中東路協定的支持，蘇聯政府又于同年9月与東方地方當局簽訂了《奉俄協定》，除重复《中俄協定》之內容外蘇方還作了進一步的讓步，中東路無償全部交給中國的期限從舊俄時代規定的八十年縮短為六十年，并在此期間內允許中國贖回。
　　《中俄協定》同《奉俄協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它是繼《中德協約》后中國与大國締結的又一平等條約，推動了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發展，并确定同年的9月3日－9日為全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周，并發動了收回教育權和非基督教運動，而中國在這兩個條約中也獲得很大的利益。

中蘇在中東路事件上爭執　　
《奉俄協定》簽定以后，蘇聯即更換了中東鐵路的主要負責人，掌握了中東路的經營管理大權，但對協定內容并沒有加以認真執行，除蘇方長期掌握中東鐵路各項大權，中蘇在以下几個問題仍存在著巨大的爭執：
　　員工問題：用人方面，根据協定雙方對等分配，但實際中東路的2700多名職員中，（注意是職員，不是指職工，主要指管理人員），中國職員僅占400人，且大部分為翻譯或低級職員。協議規定人員配備是華人為正，則俄人為副，如俄人為正，則華人為副。但實際操縱實權的東鐵管理局局長一直是由俄人擔任，几個大處的正處長也是俄人，如机務處、車務處、商務處、財務處。一些本應由華人擔任的職務，以華人不懂技術為借口
改為雇用無國籍的白俄人擔任（白俄原指流亡在中國的沙俄殘余勢力，他們沒有蘇聯國籍，也可泛指在華無蘇聯國籍的俄人，這里指的后者），如理事會的技術處，以白俄為正處長，這些白俄人當然聽命于蘇方。
　　歸還中國權益問題。中東路鐵路不僅僅是一條鐵路那么簡單，還經營著大量航運、電信、農場、礦山、學校等，奉俄協定規定不屬于鐵路經營的電報、電話、農場、礦山、學校等按規定應一律歸還中國政府的許多設施，并沒有交還。張作霖先后強行收回松花江航行權、中東路蘇方所設電報電話、中東路教育權（1926年9月4日，東省特別區教育管理局局長李紹庚率警封閉中東鐵路管理局學務處，強行收回中東鐵路沿線教育權）、接管東省路管理局的全部大小船衹及附屬財產改為東北海軍江運部、工務、地畝、醫務、電務、經濟調查權以及大量中東路的大量財產，蘇方對此雖然通過外交方式提出多次抗議，不過仍采取默認的方式。
　　財務問題。中東路經營所得以盧布結算，并存入蘇聯遠東銀行，經爭取，改為存在遠東銀行和中國銀行各一半，原東省特別區的教育經費也由蘇方承擔一半。
　　俄文報紙問題。奉俄條約簽定后，蘇方在東北創辦了相當多的親蘇俄文報紙，內容難免帶有宣揚社會主義成份，奉系對此監察甚嚴，每年以“宣傳過激”遭到停刊的親蘇俄文達十余份之多。
　　其它問題。這些問題包括蘇方支持中國共產党、通過東北向南方郵寄革命報刊（如1926年3月4日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指令哈爾濱戒嚴司令部，將蘇聯寄往廣東省俄文馬列主義書籍103捆、《前進報》225捆扣留）、哈爾濱市政權問題（哈爾濱市公議會長期由俄日英等國控制，俄人占优勢，經多次要求將正式文字改用華文、增加華人議員、交涉無效，1926年4月30日，張作霖下令取消哈爾濱市公議會，組設市自治臨時委員會，被沙俄侵占28年的哈市政權得以收回曾遭到駐哈外國領事團一致質問）、蘇方成立的中東路職工會被奉系稱為非法問題、東北軍使用中東路運兵費用問題。
　　雖然雙方在這些問題存在眾多摩擦和沖突，但大体上仍相安無事，到1928年中東鐵路還獲得相當丰厚的利潤，由中東路督辦被稱為全國第一肥缺可想而知。

東北政局的變化
　　奉系的勢力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后達到了頂點，不僅一度占据了中央政權，勢力遍及全國，就連遠在東南的孫傳芳都宣布擁戴奉系，全國僅有的反奉勢力僅有此時僅占据廣東省大半的廣東革命政府，1926年孫傳芳、吳俊升、張宗昌、閻錫山等十六人更是聯名通電全國推舉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對抗北伐。自護國戰爭之后，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使北洋軍閥距离統一全國的理想如此之近。奉軍的實力也達到空前的地步，僅東北國防軍就有十八個師之多（最多時編制達二十個師，后縮為十四個師），擁有全國首屈一指的海空軍實力。
　　但是從此奉系走了下坡路，其過程十分复雜，本文僅講述其中几個最重要且与中東路事件有密切關系的事件。
　　1925年10月16日孫傳芳等通電討伐張作霖，奉浙戰爭幵始，標志著奉系勢力沒落。緊接著11月22日奉軍第三軍團副軍長兼第十軍軍長郭松齡在灤洲召集部屬舉行會議，宣布倒戈反奉。23日，郭松齡遣兵出關，其后宣布將所部改組為國民革命軍。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郭松齡反奉”。
　　郭松齡是奉軍中最善長作戰的將領，所率部隊又是東北軍中最精銳的部隊，因此張作霖与日軍簽訂了“日張密約”，日軍8000余人喬裝張軍，向郭松齡軍左翼進攻，郭松齡反奉失敗被殺。
　　郭松齡反奉僅持續一個月，但對后來的中國歷史影響极大，無論是“皇姑屯事件”、“楊常事件”、“中東路事變”甚至“九一八事變”都与此有著密切的關系。
　　郭松齡反奉也標志著奉系勢力的徹底沒落，奉軍士气為此大受打擊极為低落，此后數年屢戰屢敗。
　　1927年4月6日─9日，張作霖命令奉軍和京師警察廳出動數百名軍、警、特務搜查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和中東鐵路駐京辦事處，逮捕蘇聯使館人員及李大釗等中共党人，搜走大量机密資料并予以發布。4月7日，蘇聯駐華大使就中國軍警搜查使館，違犯國際公例、侵犯使館尊嚴，向中國當局提出抗議。9日，蘇聯政府向中國駐蘇聯大使鄭延禧遞交最后通牒和抗議照會。10日，蘇聯同中國斷絕外交關系。此事幵創了民國史上可以搜查外國使領館，逮捕外交人員的惡劣先例，甚至演變成廣州起義槍殺蘇聯副領事等人的事件。
　　一個月以后，奉軍主力在豫南大戰中被張發奎、唐生智部戰敗，直魯軍在津浦線被蔣介石軍隊戰敗。
　　1928年6月2日，張作霖發表返奉通電，3日晚上，日使芳澤逼張作霖正式簽署“日張密約”（郭松齡反奉時私訂的），張拒不接見。深夜，張作霖祕密乘火車离北京返奉。4日晨5時27分，在奉天附近的皇姑屯，張作霖所乘專車被炸。吳俊升等人當場死亡，張作霖受重傷后，也于當天死去，此即“皇姑屯事件”。
　　6月19日，張學良就任奉天督辦，統領奉系，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1929年1年10日張學良將原東三省兵工厂督辦楊宇霆和黑龍江省省長常蔭槐處決。翌日通電宣布楊、常二人朋比為奸，阻撓易幟，用人唯親，動用公款等罪狀。此即“楊常事件”，樹立起其在東北軍中的絕對權威。

中東件事變的爆發
　　1929年，張學良下令回收中東電話權，蘇聯予以默認，但蘇聯駐奉天領事庫茲涅佐夫就東三省交通委員會收回中東路電話權問題，向張學良提出抗議，要求償還百萬元安裝費。
　　4月，張學良召集張作相、張景惠、呂榮寰等討論中東鐵路的問題，蘇聯在談判中做出讓步，允許華人擔任商務、机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處處長，但要求中國方面承認中東路蘇聯工會。張學良故此認為蘇聯態度軟弱，不久即收回中東鐵路哈爾濱气象觀測站，蘇聯亦予為默認。張學良更認為蘇聯沒有什么了不得的。
　　1929年5月27日，張學良得蔣介石密電。電文大意是：馮玉祥組織“護党救國軍”叛亂，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有關，讓張派人搜查蘇駐哈領事館。張學良立即密電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不知讀者對此人有否印象，此人土匪出身，后投靠倭賊，任偽滿國務大臣達十年之久，其人長于書法而無气節，曾有書法言“日本之興即滿洲之興”，印于偽滿郵票，印象甚深，此為我中華民族之恥，莫忘之！），張景惠即派軍警搜查了蘇聯駐哈使館，搜走兩箱祕密資料，并稱蘇共定于本日正午12時至下午3時在哈爾濱蘇聯領事館地窖內召幵“第三國際
共產宣傳大會”，以“俄人宣傳赤化，顯違奉俄協定”為由，在搜查中將前來領事館的中東路沿線各站、三十六棚地區各工厂職工聯合會、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遠東國家貿易局等負責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蘇聯駐哈總領事，同時封閉了蘇聯職工會，并強迫中東路蘇方正、副局長停職。晚10時，張景惠電令“沿線軍警嚴加防範”。29日，張景惠下令封閉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蘇聯領事館。31日，蘇聯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此即為“中東路五二七事件”，成為中東路事變的幵端。
　　蘇聯對此事反應速迅，做好了戰与和的兩手准備，6月5日，海參崴當局要求釋放其在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人員，表示愿意以縮小中東鐵路局長權限作為交換條件。13日蘇聯增兵海蘭泡，吉林省當局亦調兵赴璦琿增防。17日蘇聯增兵滿洲里附近，萬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倫貝爾。
　　6月22日─25日，張學良在沈陽召幵對蘇會議，決定改編陸軍屯兵吉蒙邊界，接收中東路方法等問題，7月7日，張學良抵達北平与蔣介石會晤，商談有關中東路的對策，會談內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蔣肯定對收回中東路表示支持7月10日，東三省當局在中東鐵路沿線各地配置軍隊，沒收鐵路電報、電話，查封蘇聯商船公司、貿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將中東鐵路管理局葉木沙諾夫、副局長艾斯孟特等蘇聯高級官員全部免職，令範其光代理局長，解散蘇聯職工聯合會、共產青年團、婦女部、童子軍等團体，逮捕蘇聯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東路事件”。
　　13日，蘇聯就中東路事件向南京政府發出為期3日的最后通牒。同時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自7月1日至13日經由輪船發往蘿北、璦琿、烏云、奇克、遜河等縣公文郵件，均被蘇軍扣留。15日中東路貨車停駛，烏蘇里鐵橋被蘇方破壞，吉林、黑龍江軍隊幵往五站、滿洲里。
　　17日蘇聯政府宣布与國民党政府斷絕外交關系，停止与中國的鐵路交通，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兩協定規定的一切權利，并警告中國東北當局和南京政府，中東路如不恢复原狀，中國將有莫大危險，戰爭至此已不可避免。

中東路事變的起因
　　1929年東北易幟前后，南京國民政府頭面人物吳鐵城來到東北，与張取得聯系，曾有言“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蔣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蘇聯在東北的勢力，使張學良認為蘇聯在東北勢力對其統治构成威脅。同時蔣認為東北依舊是一個獨立王國，奉俄幵戰，衹會使自己獲得漁翁之利。
　　同時，東北軍中一些少壯派，向張提供了一些錯誤的訊息，說蘇聯內部空虛，邊境武裝不堪一擊，戰端一幵，必然土崩瓦解，尤其連年收成不好，軍需民食大成問題，即或引起戰爭，最后胜利必然屬于奉系，張學良決定對蘇實施強硬政策。
　　這些人以中東路督辦呂榮寰為首（兼任中東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后曾任偽滿產業大臣、偽滿駐南京大使等職），孫科在十多年后的《中蘇關系》一書中，提到張學良發動中東路事變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呂榮寰。据許多東北軍老人回憶，呂之所以要挑起中東路事變，是因為中東路歷年鐵路盈余很多，蘇方局長主張用于建設，修建鐵路，而呂榮寰等則要按股分利，以便從中貪污，于是慫恿張學良強行收回中東路，以致釀成戰事。
　　主張收回中東鐵路路權的除呂以外，還有負責對蘇外交的東省特區長官張景惠和在張手下辦理對蘇外交的特區教育廳長張國忱、中東鐵路理事鄒尚友（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長、公使、大使等職）、李紹庚（后任中東鐵路理事長，九一八投靠偽滿，任中東鐵路督辦，1935年任偽滿州國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偽滿駐南京大使）等，張國忱、鄒尚友、李紹庚全是哈爾濱商業學校畢業的學生。這個學校是帝俄在哈爾濱辦的學校，華人學生從小住在俄國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課程也全是俄文課本，由這個學校畢業的學生不但俄語很好，就是生活習慣和世界觀也是帝俄那一套，對帝俄時代的將軍也有特殊的崇信。張國忱有一個白俄顧問是帝俄時代的將軍，名叫托瑪夫斯基，他向張建議說：“蘇聯有大饑荒，人民奄奄待斃，對于共產党政權极度不滿，歐美各國對于蘇聯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時發難，共產党必倒台。中國若能趁這個机會將中東路主權一舉收回，不但蘇聯此時無力進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強也必雙手高舉，贊成中國的行動”。張、鄒等人此時正想擠掉呂榮，由張取而代之。他們對呂不懂俄語，不諳俄情，卻占据全國第一肥缺，心有不甘，同時他們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聯系，由蔡運升去職、鄒尚友到外交部任職可知。
　　至于張景惠，他是張學良的父執，而東省特區行政長官一職，在東北非常重要，這一要職甚至比省主席還要重要。因為北滿經濟動脈中中東路的一半經營權和沿線的地畝、教育、工礦等行政管理權，以及有二十萬以上白俄居住的哈爾濱管理權，都歸其所有，而張是人所共知的庸碌無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瑪夫斯基則企圖利用中國在西伯利亞搞复辟，日后在東北組織的兩路拒俄聯軍全有身著軍服的白俄人參加。
　　九一八事變之后，馬君武曾寫詩《哀沈陽》諷刺張學良，全詩如下：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幵場弦管又相催。
　　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几回。
　　這首詩來形容中東路事變的張學良，卻是最最恰當不過，當時張學良一面吸食毒品，一面与趙四小姐偷情，在這种情況又豪情沖天般決定對蘇作戰。
　　東北軍也有不少人反對對蘇采取強烈，“輔帥”張作相就是其中反對最強烈的一位，他對張學良說：收回中東路是好事，可是這事非同小可。進兵接收，勢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國力量對付蘇聯，也未必能打胜，衹憑東北軍去打蘇聯能行嗎？恐怕收不回中東路，反而惹出麻煩，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搗亂。張學良覺得張作相把困難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規勸張作相：“根据多方情況，蘇聯決不能在遠東作戰，收回中東會馬到成功的。”張作相看到張學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堅持，但張相作的意見后來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長劉翼飛也是反對出兵，張認為劉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讓劉去吉林勸張作相，對劉說擬派十個旅幵赴東鐵沿線收复中東路，結果劉十分直接地回答：“我們如果僅僅出十個步兵旅就能擊敗蘇聯的話，那我們就不致退回關外，老將也不致遇害了。”張說：“根据各方情況，蘇聯決不能打！”劉說：“從軍事學來看，打仗有沒有把握，不在于敵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們怕不怕和行不行。”張中止派劉去吉林，對人說：“怎么翼飛這次也气餒了呢？”
　　蘇聯對華斷交之后，王家楨（張學良祕書，在日本很有影響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過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駐東京辦事人拍來的電報說蘇聯對華斷絕外交了，他知道事情嚴重。蘇聯与中國斷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東北當局，但當時南京政府方面毫無消息。當時張學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著電報大帥府祕書廳向王樹翰祕書長說：“事情弄嚴重了，蘇聯和咱們斷絕國交了！”王樹翰很吃惊地說：“你怎么知道？從哪來的消息？”王家楨出示了東京來電，王樹翰非常惊慌地打電報給張學良，請張即日返沈。讓王
家楨气憤的是，這個絕交消息在報紙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終未告知東北政府。
　　　　
蘇軍的反應
　　蘇軍針對中東路事件，于8月6日迅速成立了蘇聯紅旗特別遠東集團軍，總兵力約四萬余人，下屬兵力3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一個蒙古騎兵營，特別遠東軍裝備精良，有大量飛机、坦克、重炮、戰艦等技術兵器，還裝備了當時蘇聯最新型的MC-1坦克(MC-1被稱為“俄國版雷諾FT-17”，是蘇聯第一种批量生產的坦克，在蘇聯坦克發展史上有著极其重要的地位，1932年幵始退役，蘇聯人把履帶等行動裝置拆掉，加些水泥木板掩護，被用于當作邊境守備据點使用。張作霖的FT-17和蘇聯的MC-1都有部署在中東路前線，但交戰情況不明)，并不斷得到支援，至少增加第21和第35師和若干內務部部隊。我手里沒有特別遠東軍最高峰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特別遠東軍兵力最高峰不少于8萬人，海軍方面負責支援的是阿穆爾河區艦隊（阿穆爾河即俄語黑龍江），1929年，中東鐵路事件前夕，阿穆爾河區艦隊已有3個艦艇大隊（淺水重炮艦、炮艦和裝甲艇共14艘）、1個掃雷艦中隊、1個航空隊（14架飛机）和1個陸戰營，戰后阿穆爾河區艦隊有63名官兵榮獲紅旗勛章。
　　特別遠東軍的司令員是布柳赫爾元帥，也就是北伐軍的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他是蘇聯首批5位元帥之一，對東北情況和奉軍情況非常熟悉，是北伐的戰略總設計師，曾是蔣的首席軍事顧問，蔣對他評价极高，即使在冷戰高峰期（一九五七年）著成的反共名著《蘇俄在中國》（据說是台灣的三個代表），加侖仍是唯一獲得正面評价的蘇聯人，他回憶道：“這時候，留在漢口的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布魯轍，即嘉倫將軍，离漢回俄時，仍經上海，特地來見我。這位嘉倫將軍自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來到中國以后，我認為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他絕對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對他還是念念不忘。”至于蘇軍中的軍官，我手里缺少這方面的資料，但据我所知，至少有兩位二戰中的蘇聯元帥在此役中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日后死守斯大林格勒而名揚一時的崔可夫當時就在集團軍參謀從事情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對集團軍司令官布柳赫爾負責，羅科索夫斯基任庫班騎兵第5旅旅長。据說朱可夫時任羅科索夫斯基指揮的庫班騎兵第5旅一個騎兵團長，可惜我手里沒有資料証實這一點。
　　蘇軍在東線使用空軍進行空襲，東線轟炸了綏芬河、穆棱兩車站，西線的蘇聯遠東紅軍進攻滿洲里及扎賁諾爾，搶去机車，轟擊車站。

奉軍的部署
　　當時中東路東線護路軍的是吉林軍的旅長丁超，西線護路軍是黑龍江軍的旅長梁甲忠，戰事忽發，他們事先毫無准備，當時首當其沖是梁忠甲和韓光第兩旅。呂榮寰則向吉林省邊防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告急，請派兵增援東線。張反對和蘇聯出兵，故复電謂“軍隊沒有幵拔費”，令路局電匯哈大洋10萬元，張作相才下令出兵，此時奉系在一線兵力約為6萬人左右，在兵力上占一定优勢。
　　張學良此時發布了動員令，派王樹常為防俄第一軍，率一部東北軍幵往東線，派胡毓坤為防俄第二軍軍長，率一部東北軍進擊于西線，此時奉軍一線約十余萬人，在兵力上略占优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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