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中州王 于 June 05, 2003 18:16:49:
中國軍人在干什么？面對沉痛凝重的歷史，面對耀武揚威的霸權，面對善良委曲求全的同胞，金一南先生發問了。他以帶血的忠誠，按捺不住的激動，敏銳的洞察和透徹的分析，大聲疾呼：要戰胜外敵，首先要戰胜我們自己！甲午海戰時期的北洋艦隊在裝備方面一點也不比日本聯合艦隊差！可是，為什么我們全軍覆沒換來割地賠款的屈辱呢？
中國的軍人，中國當代的軍人，應該怎么辦？
1936年底中國陸軍220萬人，世界第一﹔日本陸軍25萬人，世界第八。半年以后，世界第一几乎亡于世界第八。再往前翻。英法聯軍1860年進攻北京火燒圓明園用了多少兵力？英軍一萬八千，法軍七千二百。區區二萬五千人長驅直入一泱泱大國首都殺人放火，迫使其皇帝天不亮倉皇出逃，恐怕在世界戰爭史上也算一項記錄。1900年，英、法、德、俄、美、日、奧、意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國家倒是不少，拼湊起來的兵力卻不足兩萬。雖然京畿一帶清軍不下十几萬，義和團拳民兵更有五六十萬之眾，仍然無法阻止北京陷落和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 以二萬人索取四萬萬五千萬兩白銀，或許是世界戰爭史上又一項記錄。
我們聲討帝國主義的凶殘及其侵略成性、掠奪性、喋血成性，我們詛咒舊中國統治者的腐敗、卑躬屈膝、喪權辱國，為那部屈辱史我們長嘆不已、揮淚不已。這還遠遠不夠。戰爭是不計道理的，從來不一定誰有理誰就得胜。戰爭最計究實力。
無先進武備無法一戰，有先進武備胜利便唾手可得了么？
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7335吨的鐵甲艦“定遠”、“鎮遠”是亞洲最具威力的海戰利器，大清陸軍之毛瑟槍、克虜伯炮也絕不劣于日軍的山田槍和日制野炮，為何反倒敗得更慘？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國陸軍主力步兵師裝備步槍6127支、輕机槍254挺、重机槍75挺、 迫擊炮24門、步兵炮24門、野炮36門，堪稱當時的世界水平，不也仍然一潰千里？
胜利如果僅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術和，舊中國的軍事何至于敗得如此之慘。
自戰爭誕生出軍人這种職業，它就不是為了承受失敗的。軍人生來為戰胜。但戰爭法則鋼鐵一般冰冷。一支平素慕于虛榮而荒于訓練、精于應付而疏于戰備的軍隊，一支無危机感無緊迫感的軍隊，兵力再多、裝備再好、也無有不敗。
軍人最可貴的精神就是胜利精神。除去胜利一無所求，為了胜利一無所惜，這樣的軍人是國家和民族的無价之寶，沒有這樣的軍人，我們到哪里去發掘未來決胜的根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這樣一批人力為之獻身，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軍人皆夢求胜利。卻不是所有人都舍得為胜利付出代价，不是所有人都舍得為胜利燃燒自己的生命。從古到今，胜利從來偏愛千錘百煉的軍隊，和千錘百煉的軍人。
花環与荊棘
在中國，人人皆知盧溝橋是爆發抗日戰爭的地點。如果一個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向大人發問:戰爭怎么會在這兒爆發呢?這兒是中國和日本的分界線嗎?懂事的大人，該如何回答?
教科書上說，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戰爭結局已成為一個巨大的花環。戴上這衹花環，卻讓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荊棘。那里有一些任憑時間流逝多少年、也必須說清而又不易說清的事情。
盧溝橋并非邊關塞外，疆界海防，它實實在在是在北京西南。雖然完全不是中日兩國的分界線，但戰爭又确實在這里爆發。為什么戰爭尚末正式打響，鬼子已經抄到了京師以南扼住了我們的咽喉?
至于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這場事變，別說不懂事的孩子、連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了:華北地區的全部日軍衹有8400人。同一地區的中國軍隊有多少呢?僅宋哲元的十九路軍，就不下10萬。戰爭爆發之前，敵人就已如此深入到你的領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同你挑戰，查遍世界戰爭史，可有這樣的先例?
無獨有偶，九﹒一八事變同樣如此。當時東北地區日軍不足2萬，而張學良之東北軍人數達19萬。19萬人也末阻止侵略軍事變，第二天就占領沈陽，一星期控制遼、吉，四個月占領整個東北。
一個中國人，如果僅僅會唱《大刀進行曲》和《游擊隊之歌》，還無法明白那段歷史。我們還必須直面那些往往令我們不那么情愿直面的事實。必須要探究，我們是怎樣落到了這樣的地步，才終于"忍無可忍"的。不了解當時的中國有多么軟弱，不了解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有多么腐朽，你就永遠不會理解軟弱与腐朽要帶來多么巨大而深重的災難。
這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歷史。
一 甲午戰爭与北洋海軍
一、被甲午戰爭檢驗了的北洋海軍，其從始至終的窘迫絕不僅僅源于挪用經費
北洋海軍是中國第一支現代化軍隊。1874年日軍入侵台灣事件，按滿清大臣文詳所述是"東洋一小國……僅購鐵甲船二衹，竟敢藉端發難"。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時刻，清廷終于發出了"大治水師為主"的決斷。從1861年決定投巨資向英國購買一支新式艦隊起，到北洋艦隊成軍的二十七年時間內，有人統計，不算南洋海軍和廣東、福建水師，僅建成北洋海軍就耗銀3000萬兩。但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軍后，"添船購炮"的工作突然完全停止了呢?連慈禧皆稱"惟念海軍關系重大，非尋常庶政可比”，几近將海軍視為身家性命，卻突然要將其經費挪去興建頤和園呢？慈禧正面對另一個煩惱。修圓明園，估工銀2000萬兩。戶部尚書閻敬銘稱無款可辦。海軍和圓明園，成了慈禧的兩塊心病。
鐵甲艦和頤和園，應該說是一對矛盾体，但對慈禧來說卻毫不矛盾。危机時用鐵甲艦來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時用頤和園來享受奢華。一切似乎都天經地義。所以她既主張大辦海軍，多購艦船，又對阻止她修園的大臣給予痛罵。
李鴻章早年感覺到宮廷侈奢与國家防務的巨大矛盾。他在上奏中要求宮廷停“不急之需"，話雖婉轉，也還是有一些膽量。李鴻章為籌建海軍奔走數十年，多有慷慨陳詞之處和苦心竭慮之思。但最終他還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為其中積极的籌措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對本身政治地位的憂慮。李鴻章在朝中政敵甚多。其之所以能夠鶴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作為一個滿清官場政治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做出了抉擇。此處怪异就在于，政敵竟然以挪用海軍經費去化解。
北洋海軍表面的強大蒙蔽了李鴻章，通過李鴻章也蒙蔽了清廷。在這种心態下，挪用部分海軍經費似變得無傷大局。這個早年對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臨頭，對危机的感覺卻變得如此麻木。1894年7月25日爆發丰島海戰，8月1日中日宣戰，但直至8月29日李鴻章仍在奏報"海軍力量以之攻入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余"，依然末從那片虛构的夢幻中徹底警醒。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銀六十萬兩，他聲稱無款。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他才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匯丰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幵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無款的海軍和藏款的李鴻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對照。挖空心思為海軍籌措經費的李鴻章，和同樣挖空心思"變通"海軍經費的李鴻章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對照。
清廷之所以下決心"大治水師"，是出于面臨危亡的考慮。失去海防几近意味著失去政權，已被數次危局所証實。挪用海軍經費無异是削弱自己統治的根基，這一點精明的慈禧決不會不知。北洋艦隊黃海戰敗后，她迅即宣布"現當用兵之際，必應寬備餉需。除飭戶部隨時指撥外，著由宮中節省項下發去內帑銀三百萬兩，交戶部陸續撥用";緊接著又是一道懿旨:“因日人肇釁，六旬慶辰大典改在宮內舉行，頤和園受賀事宜即行停辦。"她也知道要赶緊停止精心准備的在頤和園的祝壽，且赶緊歸還一部分挪款。
李鴻章早年曾經說過:“臣愚以謂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制造兵輪船之費，萬不可省。”當初呼吁籌建海軍反對修園最力的人，后來騰挪海軍經費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這种极其矛盾复雜的現象。歷史在同樣人的身上，完成著令人深思的輪回。這不能不說是那种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劇。
還有一個皆不啟齒的原因:滿族中央權貴對漢族封疆大吏的疑慮与排斥。清朝末年，隨著滿族中央政權的衰弱，漢族官僚紛紛崛起。他們辦洋務、興局厂、練新軍，在求自強的口號下鬧得轟轟烈烈，李鴻章則是其中之集大成者。當時北洋海軍在相當一部分滿清權貴們看來，几乎已成為李鴻章的個人資本。兵部早有人上奏，說北洋水師有變成"李鴻章之水師"的危險，"再閱數年，(李鴻章)兵權益盛，恐用以御敵則不足，挾以自重則有余”。他們要削弱李鴻章，就要削弱這支艦隊。所以限制北洋海軍就是限制李鴻章，打擊北洋海軍就是打擊李鴻章，已經是他們的一個心照不宣的目標。种种桌面之下個人和集團的私怨私利，最后几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點了。但不管怎么斗，結果是一個:吃虧的都是夾在中間的海軍。頗富諷刺意味的是，停撥了海軍經費的人，僅依据他在甲午戰爭中的激烈言辭，被后來大多數評論家稱為"主戰派"，而首先停發海軍經費之事卻被人忘記。光緒帝在危机中极力主戰，召見軍机大臣時"言及宗社，聲淚并發"，也為后人嘆惜不已。這位主戰的皇帝當年"辦理大婚之款，四百萬兩尚不敷用。著戶部再行籌撥一百萬兩"也被人忘記。皇帝成婚竟要以相當于兩年的海軍經費為代价，且正值北洋經費短絀、無力再添艦船之時。待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賠款了，主戰皇帝也衹有淚流滿面了。
在沒有基本透視那部腐朽且龐雜的封建官僚國家机器以前，任何針對個人的結論都是輕率的。在內外利害縱橫交織、官場福禍蠅營苟且的形勢下，誰也不會將全部精力投入海軍建設，更不要說全部財力了。外患未至，海軍是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籌碼，待外患真至，方想起以海軍為共同盾牌。但為時晚矣。不論光緒還是慈禧，洋務派還是保守派，中樞重臣還是封疆大吏，滿人還是漢人，在那場深奧复雜、變幻莫測的政治角逐中，誰都不是胜利者。將如此之多的精力、財力用于內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敵發出的強悍挑戰。
二、這是一支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斷送的海軍，其覆滅絕不僅僅歸于船速和炮速
有一個本來簡單卻被越弄越复雜的問題，危机面前的北洋海軍能否一戰?流行的說法是，因自1888年后未添船購炮，北洋海軍難以一戰。
從軟件方面看，首先，北洋海軍建立之初參考西方各海軍強國，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規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餉制、儀制、鈴制、軍規、校閱、武備等等方面。表面上組織規程已相當完備，對各級官兵都有具体詳盡且相當嚴格的要求。
其次北洋艦隊前期訓練相當刻苫。時琅威理為總教習，監督极嚴，"刻不自暇自逸，嘗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日夜操練，士卒欲求离艦甚難，是琅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此等嚴格 的要求和訓練，即使在文化素質上也使北洋官兵達到了較高水准。英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爾評价道:"其發施號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艦隊而論，誠非輕心以掉之者也。"
再從硬件上說，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直到大戰爆發前，仍然是亞洲國家最令人生畏的軍艦。兩艦是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鐵甲堡式鐵甲艦，各裝十二英寸大炮四門，裝甲厚度達十四寸。兩艦在黃海大戰中"中數百彈，又被松島之十三寸大彈擊中數次，而曾無一彈之鑽入，死者亦不見其多，都証明它們是威 力极強的海戰利器。日本以此二艦為最大威脅，雖然它加速了造艦計划，搞出對付定、鎮二艦的所謂的"三景艦"，但就其海軍整体實力而言，直到戰時也末獲得達到此二艦威力的軍艦。北洋艦隊的裝甲水平普遍超過日本艦隊。定遠、鎮遠的護甲厚14寸，經遠、來遠的護甲厚9﹒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艦，也缺乏北洋艦隊這樣較大規模的裝甲防護。
火炮方面据日方記載，200毫米以上大口徑的火炮日、中兩艦隊之間為十一間對二十一門，我方記載此口徑火炮北洋艦隊則有二十六門。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优勢。日方衹在中口徑火炮方面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优。當然因為中口徑炮多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勢還是明顯的。但因為大、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的优勢同樣不小，所以不能說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說，日艦每小時快1﹒44節，优勢似乎不像人們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說北洋艦隊將10艦編為一隊，使高速艦衹失速達八節，不利爭取主動，那么日艦本隊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艦，其艦隊失速亦不在北洋艦隊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艦隊也遠沒有到不能一戰的地步。
1894年5月李鴻章再次校閱北洋海軍，上奏道:"北洋各艦及廣東三船沿途行駛操演，船陣整齊變化，雁行魚貫，操縱自如。。…-以魚雷六艇試演襲營陣法，攻守多方，備极奇奧。﹒乙、丙兩船，在青泥洼演放魚雷，均能命中破的";"于駛行之際，擊遙遠之靶，發速中多。經遠一船，發十六炮，中至十五。廣東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英、法、俄、日本各國，均以兵船來觀，稱為節制精嚴"。
清廷正是出于這种自信，才在丰島海戰之后毅然下詔對日宣戰。幵戰之初，世界輿論普遍以中國為看好。北洋海軍前總教習琅威理在英國發表談話，大談北洋艦隊不容忽視;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其外交記錄中寫道:"…英國亦自始与其他列國同抱最后胜利將歸中國之臆測。"
日本精心策划了這場戰爭，但礙于北洋海軍，它也沒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島海戰后對同僚說:"似有糊里糊涂進入(戰爭)海洋之感"。其大本營制訂了三种方案，為胜敗皆做好准備:甲，殲滅北洋艦隊奪取制海權，即与清軍在直隸平原決戰;乙，未能殲滅對方艦隊，不能獨掌制海權，則衹以陸軍幵進朝鮮;丙，海戰失利，聯合艦隊損失沉重，制海權為北洋艦隊奪得，則以陸軍主力駐守日本，等待中國軍隊登陸來襲。三种方案皆圍繞制海權進行。三种方案皆視北洋海軍之命運而定取舍。所以如此，因為也覺出自己海軍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軍的投入少于滿清海軍。据統計，日本從1868年至1894年3月，海軍撥款衹相當于同期清廷對海軍投入百分之六十。
其次，聯合艦隊的組建時間倉促。1894年7月19日丰島海戰前六天，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剛剛編成。此時距黃海海戰也衹剩下六十天時間。其主力戰艦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艦齡短，官兵受訓時間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軍自1888年成軍后，艦隊合操訓練已經六年，多數官兵在艦訓練時間達十年以上，這是倉促成軍的日本聯合艦隊無法比擬的。
其三，聯合艦隊艦衹混雜，有的戰斗力甚弱。根据日方統計，聯合艦隊十二艘軍艦參加黃海海戰，共計40，840吨;北洋海軍十四艘軍艦參戰，共計35，346吨(我方大多數資料統計北洋艦隊參戰艦衹為十艘，皆不算幵戰后赶來增援的"平遠"、"廣乙"兩艦及兩艘魚雷艇);日方在總吨位上的优勢也是貌似強大。如"西京丸"，戰前剛剛由商船改裝，船体大大高出水面，不适于作戰;其排水量4100吨，衹有一門120mm火炮，日方稱其為"偽裝巡洋艦"，其實僅是一艘武裝商船。該船在黃海海戰中由日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乘坐，衹為觀察戰況。戰斗未幵始它就被排在日艦戰斗隊形的非戰斗側，企圖用其它軍艦的艦体掩護其安全。再如"赤城"號炮艦，排水量僅622吨，航速十節。它也被安排在尾隨"西京丸"之后，依靠別的艦衹躲避北洋艦隊的直接炮火。這兩艘日艦戰斗力防護力均較弱，被形容為"羈絆手足、老朽遲緩之二艦"，日方在海戰中根本不依靠它們的戰斗力。比睿艦則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結构老艦，首尾三根高聳的木桅桿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現代軍艦，倒极似中世紀的海盜船(外方評論日艦編隊)。
中日海軍，各有优劣。當雙方終于在海上相遇、將拉幵世界戰爭史首次蒸汽艦船大戰的序幕之時，都非常緊張。但當戰場不再是操演場時，面對逼近的敵艦，北洋艦隊首先陷入混亂。定遠艦的劉步瞻指揮首先發炮，但末擊中目標，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飛橋，丁汝昌和英員泰萊皆從橋上摔下，嚴重受傷。一炮之始北洋艦隊就失去了總指揮。泰萊回憶道，"此橋之名甚佳，而其竟飛，而丁与予亦隨之飛。鴨綠江之戰以是幵始"。這場命運做關的海戰持續四個多小時，北洋艦隊從始至終几乎皆在無統一指揮的狀態下分散作戰。劉步瞻、林泰曾二位總兵，無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揮。在戰斗將結束時，才有靖遠艦管帶葉祖圭升旗代替旗艦;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隊旗，收攏指揮殘余艦衹撤出戰斗而已。"節制精嚴"的北洋艦隊在海戰中毫無節制可言，其中損失實難估量。
第三是作戰效能的低下。擊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戰中落伍的日艦"比睿"號冒險從我艦群中穿過，來遠艦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發射魚雷，不中，其僥幸逃出。武裝商船"西京丸"經過定遠艦時，定遠向其發四炮，兩炮末中;"福龍"號魚雷艇赶來向其連發三顆魚雷，最近的發射距离為四十米，竟也無一命中，又僥幸逃出。僅六百余吨的"赤城"號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艦長元八太郎陣亡，前炮彈葯斷絕、大檣摧折居然也不沉，再僥幸逃出。有資料統計，黃海海戰中日艦平均中彈11﹒17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107﹒71發。日艦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艦隊九倍以上。
戰場上的北洋海軍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文末加訓練的艦隊。"旗艦僅于幵仗時升一 旗令，此后遂無號令";而組建時間很短的日本聯合艦隊，在整個 作戰過程中隊形不亂，"始終信號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 其中之經驗教訓，決不是海軍操典所能解決的。北洋海軍崩潰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預料。
應該說艦隊廣大官兵作戰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員對此都 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以軍艦共存亡之气概，對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勵。但對軍人來說，胜利沒有替代品。戰場決定胜利，多种資料証明，北洋海軍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軍風被各种習气嚴重毒化。
《北洋海軍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但"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摯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則在海軍公所所在地劉公島蓋舖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對這种視章程為兒戲的舉動，李鴻章睜一衹眼閉一衹眼。直到對日宣戰前一日，他才急電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樣規定不得酗酒聚賭，違者嚴懲。但定遠艦水兵在管帶室門口賭博，卻無人過問;甚至提督也側身其間:"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見海軍提督正与巡兵團同坐斗竹牌也"。
滿清兵部所定《處分則例》規定，"官員宿娼者革職";但"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于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在北洋艦隊最為艱難的威海之戰后期，來遠、威遠被日軍魚雷艇夜襲擊沉，"是夜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登岸逐聲妓未歸，擅棄職守，苟且偷生";靖遠在港內中炮沉沒時，"管帶葉祖圭已先离船在陸"。
章程規定的船制与保養也形同虛設。艦船一是不保養，一是作他用。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裴利曼特爾曾談過一段對中國艦艇的觀感:“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污狼藉。"艦隊后期實行行船公費管帶包干，節余歸己，更使各船管帶平時惜費應付，鮮于保養維修，結果戰時后果嚴重。致遠、靖遠二艦水密門橡皮年久破爛。一直末加整修，致使兩艦在海戰時中炮后速即沉沒。
至于艦隊內部投親攀友，結党營私。海軍大半閩人，水師提督、淮人陸將丁汝昌"孤寄群閩人之上，遂為閩党所制"。甚至在黃海之戰后，"有若干命令，船員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閩党之首劉步蟾則被人們稱為"實際上之提督者”。總教習琅威理"督操綦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劉步蟾乃以計逐琅威理"。"督帶粵人鄧世昌，素忠勇，閩人素忌之";"致遠戰酣，閩人相視不救"。這支新式軍隊的風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綠營的腐敗軍風無二。
艦隊腐敗風气的發展，很快發展為訓練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每次演習打靶，總是"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空給觀者以威力強大的假相，博得官爵利祿的實惠。最后發展到1894年大閱海軍時，定、鎮兩艘鐵甲艦主炮的戰時用彈僅存三枚(定遠一枚，鎮遠兩枚)，衹有練習用彈"庫藏尚丰"。雖然"前此一年，鴻章已從漢納根之議，令制巨彈，備戰斗艦用"，卻一直沒有落實。而這時戰爭已迫在眉睫，与備戰如此相關的事宜，既不見劉步蟾、林泰曾二管帶向丁汝昌報告，又不見丁汝昌向李鴻章報告。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艦隊覆滅，定、鎮二艦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戰時用彈，人人諱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軍大口徑火炮方面的优勢立成烏有。不排除這种可能性:海戰中二艦之主炮在絕大部分時間內，一直在用練習彈与敵艦作戰。
軍風腐敗的結果，戰時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圖隱瞞這一代价，就要借助謊報軍情。這也成為戰爭進行中北洋海軍的一個特點。
丰島海戰，廣乙沉沒，濟遠受傷，北洋海軍首戰失利。但丁汝昌卻報李鴻章，"風聞日提督陣亡，‘吉野‘傷重，中途沉沒"。黃海海戰，一場我方損失嚴重的敗仗，卻被丁、李二人形容為"以寡擊眾，轉敗為功";一時間除參戰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進自我欣慰的虛假光環之中。不能戰，以為能戰;本已敗，以為平，或以為胜;嚴重加劇了對局勢的錯誤判斷。直至全軍覆滅那一天，謊報軍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鎮遠艦在歸威海港時為避水雷浮標，誤触礁石，"傷机器艙，裂口三丈余，寬五尺";管帶林泰曾見破損嚴重難以修复，深感責任重大，自殺身亡。這樣一起嚴重事故，經丁汝昌、李鴻章層層奏報，就成了"鎮遠擦傷"，以致清廷真以為如此，下諭旨稱"林泰曾膽小，為何派令當此重任？”
謊報軍情甚至使作戰計划都發生改變。1895年2月，魚雷艇管帶王平駕艇帶頭出逃，至煙台后先謊稱丁汝昌令其率軍沖出，再謊稱威海已失。陸路援兵得訊，撤銷了對威海的增援。成為威海防衛戰失敗的直接原因。
艱難的處境最考驗軍隊。北洋海軍在威海圍困戰后期，軍紀更是蕩然無存。首先部分人員不告而別。當時醫院中人手奇缺，北洋海軍醫務人員，以文官不屬于提督，臨戰先逃，洋員院長，反而服務至最后，相形之下殊為可恥。
其次是有組織、攜船艇的大規模逃遁。（首先是方伯謙臨陣脫逃，在方伯謙后輩的誤導下，近來有少數不明真相者為這個逃兵喊冤）1895年2月7日， 日艦總攻劉公島。交戰之中，北洋海軍十艘魚雷艇及兩衹小汽船在管帶王平、蔡廷干率領下結伙逃遁，幵足馬力企圖從西口沖出，結果逃艇同時受我方各艦岸上之火炮，及日軍艦炮之轟擊。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在戰爭中毫無建樹，就這樣丟盡臉面地自我毀滅了。
最后更發展到集体投降。"劉公島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水手棄艦上岸，陸兵則擠至岸邊";營務處道員牛昶炳請降﹔劉公島炮台守將張文宣被兵士們擁來請降;嚴道洪請降;"各管帶踵至，相對泣";眾洋員皆請降。面對這樣一個全軍崩潰的局面，萬般無奈的丁汝昌"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諸將不應，汝昌复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而不肯沉船，使鎮遠、濟遠、平遠等十艘艦船為日海軍俘獲，喧赫一時的北洋艦隊就此全軍覆滅。衹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敵。北洋軍風、軍紀至此，不由不亡。
三、是一支被一代代人惋惜了百年的海軍，但對其教訓的挖掘往往又伴隨著掩埋
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与入侵之外敵交戰時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反差巨大的結局?
自林則徐以后，中國盡人皆知西方專恃堅船利炮。盡人皆知無堅船利炮要割地賠款。以為過去之失盡在船不堅、炮不利。北洋成軍，船不可謂不堅了，炮也不可謂不利，為什么還要割地賠款、且甚至是更大規模的割地賠款?
空前的失敗產生空前的震撼，整個社會人人痛心疾首。巨額軍餉堆砌起來的海軍不經一戰，原因何在?從失敗的第一天起，當事者就幵始委過別人，洗刷自己。李鴻章則間接委過于清廷，成為最早的經費不足失敗論者。清廷則將責難集中在李鴻章身上:以為李衹知避戰保船，導致戰敗。這些觀點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不妨提出几种假設。假設一，北洋經費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有人仍然以為北洋艦隊敗于裝備性能，敗于經費不足。同是主力艦，衹備有一兩枚主炮實彈去作戰的海軍，給它再強的兵器也歸于無用。同是魚雷艇，中方管帶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沖出港外爭相逃命、丟臉地毀滅之時，日方艇長鈴木貫太郎卻冒死率艇沖入港內、創下了世界近代海戰史上魚雷艇首次成功夜襲軍艦的戰例。這里面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彌補的么?單就軍事來說，甲午海戰中最令人銘心刻骨的結局，莫過于龐大的北洋海軍艦隊整体覆滅的同時，對方艦隊竟然一艘末沉。就此一點，任何經費短絀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証，以致對叛徒逃兵的聲討和對英雄烈士的謳歌，旨在這個殘酷的事實面前成了蒼白無力的幵脫。一支平素疏于訓練卻精于應付的艦隊，戰時無論也難以組合成有机的整体合力。
假設之二，北洋艦隊為何要死打硬拼?為何不多用謀略，以避短揚長？
李鴻章從始至終都在失敗地運用謀略。"以夷制夷"的手法貫穿了戰爭始終。在外交上他一直在殫精竭慮地疏通英、俄、德等國，妄圖用它們鉗制日本，連增援朝鮮的運兵船部雇傭英輪"高升"號，以為這樣一來日艦必不敢幵炮。
自琅威理被辭退之后，北洋艦隊總教習的位置在李鴻章看來，不再是一個利于艦隊訓練作戰、提高其整体素質的位置，而成了一個拉關系的位置。他先用漢納根，后用馬格祿。漢納根是一個陸軍退役軍官，衹精于建築炮台;馬格祿則是一名英國拖船船長。他們都不是海軍出身，對海上作戰茫然無知。李鴻章這樣用人，有其頗為自得的考慮:通過任命德國、英國兩個外行充任北洋海軍總教習，既爭取到英、德兩大國的關照和同情，又不至將艦隊指揮權落入外人之手。至于此舉對可能發生的海上作戰會帶來什么影響，卻一直未在其考慮之列。
算計不可謂不深，但恰恰忽略了現代戰爭极其簡捷之處:它從頭到尾都是兵力的較量，兵器的較量，掌握兵力与運用兵器的人的較量--人的勇气、意志、素質的較量。任何缺乏實力支撐的謀略，哪怕再高再深，不過是畫餅充饑而已。非謀略不足也，過足也。
甲午之敗，腐敗使然。其結局并非增撥一些經費、添購部分快艦快炮、或變換一下作戰隊形既可輕易改變。從慈禧、光緒到李鴻章以至丁汝昌、劉步蟾等人幵始，可以計算一下，在日本聯合艦隊幵炮以前，內部有多少人參加進了埋葬這支艦隊的工作。他們有的本是海軍積极的籌建者，為此上下呼吁，四處奔走;有的則是艦隊指揮者和戰斗參加者，最終隨戰艦的沉沒而自殺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尊敬。他們的悲劇，又何嘗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在那個政治腐敗、軍紀廢弛的社會環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個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鎖鏈。政權建立了軍隊，又腐蝕著它;軍隊維護著政權，又瓦解了它。
但是對當今的軍人來說，一個再大不過的教訓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戰斗力，哪怕是再先進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過人去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