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按時塔輪 于 June 05, 2003 18:25:44:

版權所有：按時塔輪 原作
　
前言

把吳三桂從繁体字的雜亂掩埋下發掘出來并不是一件輕松的工作。

當我的目光一層層刷去吳三桂軀体上的泥塵之后，當他的靈魂象兵馬俑一樣艱難地從黃土中展現輪廓的時刻，我的心便和他的靈魂一起痛苦地痙攣了。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當他們走過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們有著和我們异樣、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歡，那歡樂，是千錘百煉后的抵達和黑夜掩蓋下的放松﹔是曲曲折折的釋放和矯揉造作的皈依。而那痛苦，卻是巨大張力下的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是濃黑的夜的淚水。這种淚水，可以毒殺任何一种生物，衹要它是上帝所創造。

無論如何，陳跡已經腐敗，又通過樹的汲取，進入我們的軀体﹔無論如何，這一派風景已經在歷史上寫下，能否觀賞要看我們的悟性。

一

公元一六四二年，明崇禎十五年，吳三桂三十二歲。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麗的年華。就在這一年，他第一次面對了從未經歷的精神重壓。

這年三月，明朝和滿洲之間的最后一次關鍵性戰役──松錦之戰。

塵埃落定。明朝遼東經略洪承疇的十三萬大軍土崩瓦解，錦州陷落，洪承疇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經營十余年的宁錦防線終于被撕破。宁遠，成了大明朝在山海關外的最后一座堡壘。三十二歲的吳三桂繼洪承疇之后統率遼東兵馬，成了宁遠城的最高軍事長官，成了明帝國風頭最勁的將領，也第一次成了明清兩朝大角斗中的焦點人物。崇禎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別從北京和盛京投過來，聚焦在他身上。來自東西兩邊的政治、軍事乃至社會關系的壓力和吸力揉撕著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國和家園。那里正處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緊張慌亂之中，幸虧山海關那高大厚實的城牆把饑民的呻吟和叛軍的吶喊聲嚴嚴地擋住，讓他享受片刻清靜。而東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蕩而蠻荒的遼東平原上，尖聲嚎叫著的滿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洶涌地涌來，沖刷得宁遠城搖搖欲墜。越來越多的人投向滿洲，象洪水浸泡下不斷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吳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將。這座宁遠城原本是他們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個志在恢复中原的東晉英雄。他們在遼東建立了自己的功業，并且相繼栽培和提拔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以及吳三桂本人。不過，現在，他們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們寫來親筆信，替滿洲人勸降。這些信件娓娓說明在饑荒和寇賊的侵蝕下，大明朝千瘡百孔，气數已盡，識時務者為俊杰。隨信而來的，還有皇太极的敕書，那上面寫明，滿洲人許諾給吳三桂的官職遠比崇禎皇帝給的高。

可是，官職再高，畢竟是滿洲人的。“投降”這個詞，即使是在吳三桂腦海里轉一下，也火辣辣的燙得他的神經不舒服。他吳三桂，怎么能和叛變投降聯系在一起呢？自視頗高的他無法接納這個肮臟的字眼。天朝和异族，從來是兩個相互消解的世界。從你的敵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標志著你喪失的越多滿洲人給他的地位再顯赫，也無法抵償投降使他付出的他的人格代价和名譽損失。如果那樣，他將日夜承受社會輿論造成的心靈重壓。

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這個漶漫而無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過三百五十年的時空，在關東這片土地上（那時候，這片土地上到處覆蓋著不修邊幅的森林和無邊無際的野草。人類衹是在這野蠻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蝕出几小塊難看的疤痕，作為城市和屯田。整個情景就像皮膚病初起時的征狀），放眼四望，所見到的世界卻是清晰、堅固、完整的。那是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們心中的世界。這個世界來有源去有跡，結构嚴謹，雄偉壯麗，一目了然。這個世界由儒家的倫理綱常所支撐，几千年來不斷有智者為其修補加固，使其成為一處絕好的精神家園。每個人一出生就已被規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個靈魂都可以在這個宏大堅固的庇護下安全而慵懶地憩息。這些靈魂都安土重遷，不到萬不得已，刀劍相逼，不會另尋他路。在這個世界里，你的生命并不屬于自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你的生命是祖先的恩賜，它附屬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個人生存的目的，乃是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業，延續家族的血統，使之不致斷絕。這种責任重于個人的生命利益。這种思維大而廣之，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家族，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血緣關系的擴展。皇帝就是全社會的家長，他因上天的授權而享有至高無上的宗主權，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標上皇家的產權，陽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詔、恩賜、恩賞、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皇帝的一舉一動皆是施恩。普天下的人，都是皇恩的承受者，都有盡忠效命的責任。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社會成員的一切行為，必須基于兩條基本准則，那就是對皇帝的“忠”和對家長的“孝”。這是協調一切社會關系的法寶，如果所有社會成員都能把這兩种品質充分發揚光大，一切社會問題都迎刃而解。所以，治理天下的要訣即是充分培養鼓勵人們的忠孝品質。一個朝代如果覆亡，那么，做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會上層成員（包括官員和士人）就有義務為他的恩主盡忠殉國（這是光榮的選擇），至少也應歸隱山林，不再為新王朝服務（這是最起碼的要求）。在某种意義上，“忠”和“孝”已經脫离道德規範和範疇，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層面。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价值，即在于用自己的行動去注解忠孝仁義這些天理，否則你的存在不僅毫無价值，甚至不如禽獸。所以，叛徒、投降者、貳臣，他們背叛的不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個世界。他們注定要被世界所拋棄。

吳三桂似乎比別人更有理由效忠于大明朝。風華正茂的青年將領吳三桂是大明王朝野聞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稱得上這個世界的道德楷模。這起因于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啟年末的事。那一年吳三桂剛剛十八歲，還是個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壽的指導下學習武藝，父親吳襄是祖大壽手下的一個總兵官。那一日吳襄帶領五百名士兵出錦州城巡邏，在遼西荒涼的白山黑水間例行每天的公事。不過，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几十里處，吳襄和皇太极率領的四萬滿洲兵遭遇。吳襄急忙撤退，但是在錦州城几里之外還是被如狼似虎的滿洲兵團團包圍。吳襄帶領這五百人左沖右突，無濟于事，全軍覆沒看來是唯一可能的結果。

祖大壽聞訊帶著外甥吳三桂登上城樓觀戰。兩人都心急如焚，吳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發兵救援。可是錦州城里衹有三千守兵，堅守尚且不足，何談出城救援。無奈之下，祖大壽衹好硬起心腸，拒絕吳三桂的請求。（我無法确知十七歲的少年吳三桂的心理感受，無法确知他的舉動是出于父子情深還是少年人的熱血沖動）總之，在祖大壽未加注意的情況下，少年吳三桂帶領二十几名家丁馳出城門，殺入了四萬滿洲人的重圍之中。

皇太极此時想誘明軍出戰，但是這二十多人的隊伍卻大出他的意料，這個精明雄武的滿洲首領不知道明軍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葯。少年吳三桂此時把生死置之度外，憑著一股血气帶領著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無人之境，殺到父親身邊，把吳襄從目瞪口呆的滿洲兵中帶了出來。皇太极怀疑明軍有詐，下令兵丁不要追殺，聽任吳三桂父子逸去。

這個傳奇性的遭遇給吳三桂帶來的是一生受用不盡的聲譽資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這個十几歲的孩子的孝勇之舉立刻遍聞天下。連皇太极也對這個后生贊不絕口，稱他為“好漢子”，并不無遺憾地說：“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會，對人的道德自覺非常重視，把它做為維系社會運轉的基礎，每一例出于人性自然的道德行為立刻會被社會輿論納入倫理綱常系統大加褒揚，為了鼓勵人們的這种行為，社會為此建立了相應的賞罰机制：德行能直接換取官階和祿位。根据這种思維方式，父子人倫，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從一個人對父母的態度，可以推斷他對他人對國家的態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就成了當然的邏輯。當吳三桂帶著一身血水汗水殺回錦州城之后，祖大壽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兒不憂不富貴，吾即題請封拜。”

之后，吳三桂高中武舉，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蕩，年僅二十八歲時，就做到了鎮守一方的宁遠總兵，成為青年將領中的翹楚。在仕途的攀升過程中，他比誰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資源對一個人社會成就的巨大推動作用。他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會形象，他習慣性于圍繞這個形象設計自己的行動。他在父母面前恭謹体貼，他在朋友圈里輕財好士，他在百萬軍中英勇無雙，他知道社會對他的角色期待，也盡心盡力地完善自己的社會角色。年僅三十二歲，他即已被破格提撥為遼東提督，總領關外軍事，社會對他的回饋不可謂不厚。大明朝對他确實高恩厚德。

二

大明朝就象一輛沿著下坡奔向懸崖的馬車，所有的勢能都指向一個萬劫不复的終點。這些勢能是此前的几個世紀積累起來的。它的最后一任馭手崇禎皇帝竭盡心力的努力看起來更象一個蒼白的手勢，于事無補。相反，也許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掙扎，反而加速了這一進程。大明朝的問題不在于遍地的水災、旱災、蝗災，不在于四處蜂起的盜賊，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這些衹是表象。在這一切的背后，支撐社會正常運轉的精神支柱已經腐爛了。歷史上沒有那個朝代象明代那樣重視名教綱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質上是一個精明的、講究實用的農民。他在馬背上奪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農民式靈感發明了八股文，發明了大誥，發明了皇明
祖訓。他的努力指向一個方向：把天下人的頭腦裝進儒教綱常的保險箱，讓社會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條之下永遠平穩運轉。

儒教的价值在明朝被張揚到了极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個讀書人都必須死記硬背四書五經，每個鄉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須集會聽老人們宣講圣道。這個朝代的讀書人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善于引經据典，這個朝代樹起的貞節牌坊比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每個年代，總有一批批大臣因為諫舉皇帝不符祖訓的行為，和皇帝据理力爭叫勁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殺頭光榮地登上忠臣榜。可是也從來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樣，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們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縮，社會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机之中。名教綱常的道德約束作用因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嚴重損害。事實上，儒教的倫理規範有著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活潑的自然欲望，通過极大的自我克制服從于僵硬的道德教條。它沒有為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的丑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不承認人的生存的自主權利，缺乏對人的基本物質需要的尊重与關怀。它衹有最高標准而沒有最低標准。它也許能激起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式的道德狂熱，卻不适宜作為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調節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為一种軟約束發揮作用，而在明朝，這种軟約束越來越硬化，這就使這一倫理標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難度，它實際上成了一种“偽標准”，造成實際道德標准的缺失。人們有充分的智慧來解決道德高壓和自然欲望間的矛盾。他們一方面通過通過偽飾行為來裝點門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則是心照不宣地沉淪在道德禁區里，享受矯枉過正的物質欲念的滿足。道德价值的過分張揚的最終結果卻是整個价值体系的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惡一面的大放縱大宣泄。

隨便舉几個例証便可以把上述論証落到實處。嘉隆以來，整個明朝社會陷入奢糜淫縱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個階層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縱之中。在民間，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風遍及每個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畫。色情文學成為民間文學的主流。在社會上層，這种風气更為熾盛。憲宗成化年間，內閣首輔萬安因進獻房中術而得到寵信，朝中執掌風憲諫諍的大臣也居然爭獻媚葯祕方。嘉靖年間，道士邵元節、陶仲文都因為長生之術見用，官到禮部尚書，陶仲文更是一身而兼三公。下九流出身而位极人臣，讓人瞠目不已。事實上，貪污是官僚們的日常工作，金錢實際上已取代了一切价值標准，社會正義被統治階層遠遠拋幵，到處是暴富和赤貧的強烈對比。

明朝社會的晚期，人性的約束實際上已經廢馳，但人們并沒有覺醒。人們生活在犯罪感中，雖然狂縱不羈，但是正統的社會价值依然是心中的認同。這衹能導致人精神的萎頓，導致人們強烈的務實傾向，回避任何實質上的崇高。這個自古以來強調道德价值的群体，終于在此時成為世界上最為現實主義的民族。最有說服力的材料恐怕還是末代皇帝崇禎在詔書中親口所說的：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如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羡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机自潤，或召買不給价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足，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我們不得不佩服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气，還有不錯的文筆。可惜僅僅描述癥狀無濟于事。沒有哪位名醫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爛。這一切都發生在三綱五常的覆蓋之下，牌坊依然一個接一個地樹起，海瑞那樣死抱教條的書呆子依然不斷出現，正是他們，成了公眾所需要的社會裝飾品，點綴著人欲橫流的社會的外表。在此表象之下，社會的精神支柱已被抽去，正統价值觀念已經不能整合社會力量，整個社會成了一盤散沙。由于沒有一個切實可行的人格標准，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社會關系表象之下是人們之間的深刻不信任。人們因為對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對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過大臣，上司信不過下屬，朝中大臣信不過外面征伐的武將。滿朝文武衹知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真，其它都是假的。一遇大事，廷議經常是經月不決，大家都怕承擔責任，都說些模棱兩可的話來敷衍。崇禎皇帝殺了大宦官魏忠賢，可還是不得不違心地任用宦官去監視各地的文武百官，挂在他嘴邊的一句話是：士大夫負國家。王朝已喪失整合人心的功能，內部力量的相互消耗導致了不可挽回的局面。官僚系統衹是因為金錢作潤滑才勉強運轉。到處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混亂、貪墨、丑惡和頹廢。即使是忠心自矢的人也總籠罩在人們的怀疑目光之中。

整個明王朝后期最杰出的軍事領袖袁崇煥，因為滿洲人一個并不高明的反間計，被崇禎皇帝活活剮死。繼袁崇煥之后又一個最有才干的將領洪承疇，也是被猜忌怀疑推進了身敗名裂的厄運之中。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按正規途徑升入社會上層。不過和一般讀書人不同，教條化的儒教貫輸模式并沒有毀壞他的思維能力。他通達權變冷靜務實，辦事能力极強。崇禎初年，陝西農民軍震動天下，官軍望風而逃，洪承疇受命前往鎮壓，六破李自成軍，俘獲起義軍首領高迎祥，給農民軍以毀滅性打擊。陝西戰事初平，關東形勢吃緊，崇禎皇帝又征洪承疇總督遼東軍事。洪承疇總結前几任遼檔軍事長官屢戰屢敗的教訓，制定了穩扎穩打的戰略，針對滿洲人羽翼已成實力頗丰的現實，決定采取屯田久駐步步為營的策略，逐步把滿洲人赶回老家。應該說，這是當時情勢下唯一現實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個胜机。可惜洪承疇這個戰略构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對，性格急燥的崇禎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員們一致主張速戰速決，他們認為天朝大國對付不了一個小小的异族實在是一件奇恥大辱。指責洪承疇怯懦畏縮、糜餉老師的奏章一件接一件地遞到皇帝面前，皇帝則派出一個又一個太監到前線監軍，諭旨里流露出愈來愈明顯的怀疑和殺机。被逼無奈的洪承疇倉促出戰，結果是全軍覆沒。洪承疇不是敗給了滿洲人，他敗給的，是自己的同胞。

吳三桂是洪承疇遼東遭遇全過程的見証人之一，他親眼目擊了洪承疇在內外夾擊下走向覆滅，這令他膽寒不已。和每個處于歷史大情節之中的人一們，他并不能清晰洞見情節的轉折點，但是他每時每刻都能感到充斥帝國的死亡气息。這個國家就象一艘龐大而破爛的大船，在風雨飄搖之中，不知還能支撐多久。他，吳三桂，風華正茂才華橫溢的吳三桂，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新鮮亮麗的生命去作這艘破船的殉葬？

三

即使隔了三百年的歷史煙塵，吳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蓋，明亮我們的視野。

這是一個充滿激情、欲望、才華、能量的生命，上天賦予這個生命以那么多优越之處，似乎并不是為了讓它滿載著遺憾消殞。

吳三桂堪稱美男子。吳三桂祖籍江蘇高郵，彌漫著水气的杏花春雨的江南﹔他本人卻是在風霜凜冽的遼東長大。江南的水气和塞外的長風同時溶進了他的气質。他的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白皙的面龐上兩道爽朗的眉毛和一條挺拔的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漢的英風颯气。更引人注目的是眉宇間那股端凝沉穩之气，竟如深潭靜水，灩瀲襲人。

古書中是這樣記載的：三桂巨耳隆准，無須，瞻視顧盼，尊嚴若神。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軀干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沈鷙多謀，頗以風流自賞。

年少成名的吳三桂曾在北京短暫逗留。在上流社會的圈子里，有著傳奇經歷而又風姿俊逸的他几乎引起了轟動。名公巨卿乃至文人雅士們都以結識他為榮。他兼粗豪与文雅的气質使名動京師的大詩人吳梅村十分傾倒，為他留下了“白皙通候最少年”一句。

從兒童時期起，吳三桂表現出与眾不同的品質。膏梁子弟的他當然同樣貪玩調皮，但是在練武場上，他卻表現出一般兒童所沒有的自律能力和吃苦精神.長時間單調而艱苦的練習中，他异常投入，從不偷懶。另一個突出的品質就是爭強好胜，從不服輸。根据現有資料判斷，吳三桂的神經類型极好，智商很高，身体協調性和反應能力均為一流，天賦极為突出。祖大壽很早就發現了這個外甥身上的不凡素質，對他极為寵愛，廣延名師，悉心栽培。才十几歲，他的一身騎射本領就已十分出眾，較場上常常奪魁，在關外軍中已小有名气。

唯一遺憾的是吳三桂對讀書不太感興趣。一心望子成龍的吳襄在培養兒子上不惜工本，曾叫吳三桂投在董其昌門下讀書，無奈吳三桂實在不是此道中人，吳襄也衹好由他去了。好在當時對武將的文化素質要求并不高，武功騎射是衡量武將才干的主要標准。

但是，出眾的武功和傳奇般的孝勇之名并不足以解釋吳三桂的令人目眩的升遷步伐。吳三桂真正過人之處在于他的處世能力。他屬于多血質類型，社會協調性极強，善于感知別人的情緒反應。不論什么場合，他都能鎮定自若，在戰場上他表現出的勇气和沉著使他能贏得所有軍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場合，他的沉穩風度使他能永遠成為人群中心。吳三桂城府极深，精明机敏，和同齡人相比，他顯得成熟許多。年紀輕輕的他在關外上層人物的圈里就有著“輕財好士”的美譽。他在任何場合都能游刃有余，和任何人都能迅速建立起親密的關系。雖然年紀輕輕，又是名門之后，可他身上見不到一點紈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顏悅色，彬彬有禮，從無疾言遽色。尤其是在那些地位較低的人，他同樣和藹可親，一臉坦誠，讓人大有受寵若惊之感。

他熱衷于廣泛交游，人有所長，他總是千方百計要与之結識，別人遇到困難，他經常主動慷慨解囊，一擲千金。對于那些身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關礙的人物，他更是善于攀附，不顯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贏得他們的好感。天啟年間，高起潛代皇帝總監遼東兵馬，初出茅廬的吳三桂就認這位位高權重的太監做了義父。大學士方一藻巡撫遼東以后，吳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結拜兄弟。洪承疇經略遼東之后，他又和洪的親信幕僚謝四新結為至交。所以歷任邊關大吏無不對他寵眷有加，他不發跡，還有誰能發跡？

在謙恭謹慎八面玲瓏的背后，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強烈欲望。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极為自負、极為自傲的人。自身的出眾素質和不斷的成功使他對自己的能力极為自信。他深知自己是個欲望強烈的人，包括功名欲和享受欲。他絕不會把這一生白白放過，他要居大名，享大位，得到天下最美好的女人。他還要封妻蔭子，光宗耀祖。讀漢紀至光武本紀時，他不覺擲書長嘆：“仕宦當作執金吾，取妻當得陰麗華，余亦遂此愿足矣！”而衹要向社會上層攀升，生命价值、個人欲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決。這真是一幅簡洁而絢麗的人生圖景。

武人吳三桂不會去更多地思考諸如生命的終极意義之類的問題，他興致勃勃地沉醉在他的世界中，他的痙和歡樂都是古典的、沉重的、全神貫注的，有著埋頭走路，不抬頭看天的性質，因此也具有某种樸素動人的意味。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這座巨大的山体上盡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著幸福的臨近。但是，就在他興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時候，他突然發現，他腳下所踩的原來是座冰山，正在面臨著不可避免地緩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處，最后的結局依然是毀滅，而不是達到永恆的幸福之源。

吳三桂在宁錦戰役之后，在接連聽到關內官軍連連戰敗的消息之后，突然發現了自己原來是站在冰山上。他覺得，他心中那個完整堅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譽、尊嚴、社會成就和生命欲望，個人价值被割裂進不同的兩半。他必須有所取舍。而任何一种選擇對他都是一种不能負擔的殘酷，一种無可逃避的殘酷。

四

和爛熟的大明王朝相比，那時候的滿洲社會還沒有建立起標准化的倫理构架。滿洲人更多的是憑借体內原始的熱情和沖動生活著。他們大致知道些三國演義的故事，知道些忠孝仁義的粗淺概念。可是宋儒的高深理論卻不是他們的野性未除的粗礪頭腦所能理解的。所以他們的行為方式更自然、更直接、更靈活，所以這個民族顯得朝气蓬勃，銳气十足，效率很高。建立倫理標准來牢籠人心是几十年之后才提上議事日程的事。現在，他們的行動衹是憑原始熱情沖動，憑奪取中原的雄心所指引。他們的征服需要漢人的引導，所以他們竭盡全力爭取那些有才干的漢人，執著而真誠。

祖氏三雄一直是他們爭取的目標。滿洲人因為受到祖氏兄弟的有力打擊而敬重他們。滿洲人聽不懂忠干天地義動云天的神話。在部落的爭戰中，狡詐、殘忍、背叛都不是罪惡，而是生存的方式。弱的服從強的，失敗者歸順胜利者是理所當然的事，投降并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應該說，他們不能完全了解他們的誘降給這些漢人帶來的心理傷害。

崇禎四年，皇太极在一次戰役中俘獲了祖大壽的兩個兒子和一個侄子，他賜給他們房屋土地，并以此為誘餌招降祖大壽。祖大壽不為所動。

崇禎五年，皇太极圍祖大壽于大凌河城。三個月后，城中糧竭，祖大壽和皇太极訂下城下之盟，率隊出降。皇太极大喜過望，厚賞祖大壽，為了表示對祖大壽的充分信任，命祖大壽為前導，帶兵攻取錦州。不料在錦州城下，祖大壽甩幵大隊人馬逃入城中。皇太极徹底被祖大壽耍了一把。但這個滿洲首領的胸襟、气度和精明亦借此机會表現出來。他“命達海傳諭慰諸降將，大壽諸子孫賜宅以居，厚撫之。”

七年之后，皇太极又一次俘獲祖大壽。這一次，祖大壽自度不免一死，皇太极卻依然不屈不撓地爭取他。出于對明朝的失望，對子孫前途的考慮，還有對這位滿洲首領人格力量的屈從，這一次，祖大壽低頭了。皇太极明白他的成功不僅僅是招降了祖大壽，更重要的是，他用這一舉動在漢人將領中建立了信任。他知道他的付出將會得到巨大的回報。

歷史証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后來越來越多的漢人的歸降，滿洲人奪取天下將是一個虛妄的夢幻。

洪承疇剛剛被俘的時候，也曾經一門心思盡節殉國，在滿人的監獄里蓬頭赤腳，日夜大罵，衹求速死。可是皇太极一點也不生气，供給洪承疇精衣美食，細心照顧，不斷派人去勸降，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過了一段時間，他親自到監獄中去看望，看到洪衣服單薄，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給他披上，并且問道：“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久，嘆曰：真命世之主也。當即“乃叩頭請降。”

洪承疇不是腐儒，滿清和朱明之間的上下优劣明眼人一目了然。在和滿洲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親身感受到了這個民族大有前途，必將取朱明而代之。而使他最后下了投降決心的，還是這個滿洲統治者不
可抵御的個人魅力。

五

吳三桂簡直不能相信洪承疇會投降。而相信之后，他卻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輕松。

洪承疇是在朝袞袞諸公中吳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在吳三桂眼里，這樣的人并不多。對于讀書人，吳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對這些人嘴里那些深奧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這些說起話來頭頭是道的人辦起事來卻往往讓他詫异不已。這些人辦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撈起錢來門檻比誰都精，鑽營起來臉皮比誰都厚。遇到樹名邀譽的机會爭先恐后，到了拿章程做決斷的時候卻言不及義，紛紛推諉。滿朝大員，率多此類，吳三桂以為，國家就是在這些人手里敗壞了。

不過，洪承疇和他們不一樣。這位大帥外表也一樣的文弱，可眼神中卻有股通透沉靜之气。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見識有塊壘有操持的沉靜。這位文章學問名滿京師的學士并不是那种衹能紙上談兵的書呆子，他放下毛筆跨上戰馬，就把關陝以西的那些气勢洶洶無人能擋的農民軍打得气焰頓消，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衹剩下十八騎敗走商洛。

吳三桂覺得書上的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讀書人就應該是這樣，內圣外王，下馬能文，上馬能武，這才是受了圣人之教，得了圣人之道。對這樣的人，吳三桂從心底里佩服，他們才是天地正气之所鐘，國家希望之所在，雖然滿朝昏昏，但衹要有几個這樣的大賢，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幵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气數就不會盡。吳三桂還清楚地記得洪承疇初次出關時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在接風宴上，洪承疇縱談關外的守戰之勢，分析明決，切中要害。就是那一次，洪承疇提出了在關外打持久戰的构想，這個想法得到了關外將領的一致擁護。大家都覺這個大帥和以往那些衹會夸夸其談的大員明顯不同。飲酒微酣，洪承疇談起關內的形勢和皇上的宵旰圖治，憂君愛國之情溢于言表，說著說著，竟至于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吳三桂從洪承疇身上首次体驗到了一种与眾不同的人格力量。他覺得這個人的層次和他們武人不可同日而語，武人的忠義衹是血气之勇，而洪大帥則是出自胸中的圣道天理。

松錦陷落之后，人父都做好了悲痛的准備，等待著他殉國的消息傳來。毫無疑問，又一個崇高的身影將走進祭壇，作孔孟之言的悲壯殉葬，和岳飛、蘇武、文天祥們一起享受后代的崇敬眼光。也許還會有《正气歌》之類的作品留下來，成為千古名篇。崇禎皇帝甚至已經在北京為洪承疇立了祠堂，設了祭壇。可洪承疇居然就投降了。這位道德文章的光輝代表轉眼就成了丑惡的叛徒，一夜之間就從高聳入云的道德殿堂墜入精神地獄。這個角色轉換也實在太迅速了，實在叫人難以适應。

吳三桂怎么樣也難以把洪大帥在舞台的大白臉或者小丑的形象聯系在一起。舞台上的叛徒都是這种形象，難道洪大帥后世上了舞台也是這樣一副打扮嗎？看來滿腹的孔孟之書還是敵不過螻蟻皆有的求生本能。還有舅舅祖大壽，吳三桂和他情同父子，這個曾經威名凜凜后來又身敗名裂的將軍其實就是一個既慈祥又威嚴的老頭。這個老頭曾為大明江山出過死力，也曾大義凜然在生死之際多次拒絕滿洲人的利誘。衹是最后一次，身家性命和兒孫前途使他作了另一种選擇。他能把這個慈祥的老頭和戲台上的白臉聯系在一起嗎？他衹是覺得舅舅太可怜了，滿洲人太可惡了，他們不是痛痛快快地給階下囚一個死，而是反反复复貓玩老鼠似的用那些殘酷的誘惑來折磨他。本來，這老頭也是條血性漢子，可是，誰教他生在明清之間這個不祥的戰場之上呢？這一次選擇就扼殺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績、忠貞全都被泯滅。他在社會輿論的交響中被剝去一切尊嚴。大忠大奸大善大惡，竟然是一念之間判然分野。做人難啊！

一個無辜者的生命价值和尊嚴，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連屬的社會粗暴而蠻橫的威脅。一個人，常常會突然陷入外部情勢所造成的精神陷井之中。比如，你所依附的王朝滅亡了，你這個無辜的生命會面臨盡忠還是求生的考驗﹔比如，一個婦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對了是苦苦守節還是忍辱再嫁的兩難選擇﹔再比如，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會在突然之間因為自己的親戚犯罪而被株連入獄，雖然自己和這個親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倫理標准之下，一個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兩极選擇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會倫理兩方面同樣強烈的撕扯，而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王朝版蕩，你不想做忠臣就衹能選擇做貳臣，不成君子衹能成為小人，不成為天使就衹能狠狠心做魔鬼，不進入圣祠就衹能跪在歷史的恥辱柱前。這里，衹有道德教條的嚴酷壓力，沒有為現實人性的軟弱和不完美預留一點彈性空間。

在這种情況下，死亡甚至是最簡單最輕松的選擇。而活下來，卻需要勇气。你必須承受社會輿論和內心負罪感的雙重挑戰，這往往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如果一個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夠強健，肯定要在這种重壓之下萎頓，再也難以發出熱量。

清史中關于祖大壽降清之后六年之內的事跡記載僅廖廖几十字：“明年，世祖定鼎京師，大壽從入關。子澤賻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大壽卒。”這枯燥平淡的几十字從一個側面，明确傳遞出祖大壽生命中最后六年生活的壓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明史 .危素傳》記述過這樣一個故事：元朝末年的禮部尚書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后，曾投井自殺, 卻被救出。雖然他是個漢人，可是從一而終的原則卻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聽說此事，認為其人忠義可用，把他招來安排在自己身邊做侍從文官。朱元璋此時也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個舉動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境地。他因為欣賞危素的忠義而把他救了上來，卻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于利用危素的品質而信任他，卻使自己成了鼓勵貳臣的人主。在危素盡心盡力地為他服務了一段時間之后，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這一點，當然，他是不會錯的，那么衹能是危素錯了。于是這個危素在他眼里怎么看怎么不順眼起來。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風后閒坐，危素從門口進來，足聲橐橐。朱元璋問：“來人是誰？”危素答到：“老臣危素。”朱元璋對危素泰然自若的語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說：“老臣危素，我還以為是文天祥呢！”不久，朱元璋舉行朝會，廷臣牽來元朝宮廷馴養的一頭大象來表演節目。不料這頭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環境不太适應，死活不肯表演，讓滿朝文武大為尷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這頭大象殺了。可是事后一想，卻認為大象是忠于故主，應該褒揚，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后，他又讓人做了塊牌子，上面寫上“危不如象”四個字，挂在危素身上，來奚落這個不幸的老頭。不久，朱元璋找了個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邊遠地方，讓他在屈辱中郁郁而死。

我不知道吳三桂是否讀過《明史 .危素傳》，但是，對于投降之后的精神代价，他必然比我們認識得深刻痛切。吳三桂覺得自己生不逢時。

六

崇禎十七年，大明朝終于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國改元，旋即渡河東征，一路勢如破竹。這時，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喪失殆盡，吳三桂手下的三萬關宁鐵騎成了最后一張王牌。正月十九日，崇禎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討調吳三桂入關事宜。這其實是飲鳩止渴的一步棋，吳三桂入關，就意味著撤去了滿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吳三桂擋住了前胸，同時也把后背裸露給了敵人。面對這個難以決斷的問題，大明朝的官僚系統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現了它的低效性。先是，在皇帝焦急的注視下，滿朝的文武大員面面相覷，因為怕承擔責任，誰都不敢發言。后來，還是內閣首輔、大學士陳寅打破沉默，老丞相畢竟閱歷深厚老謀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同時又認為調兵勢在必行。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卻等于什么也沒說，可是滿朝文武卻大受啟發，紛紛按這個調子發言，結果調兵之議一議再議，遷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沒個結果。

李自成卻不必等待廷議的結果。這一個月之中，他的大軍已逼近畿輔。北京的陷落看來衹是時間問題了，衹有到這個時候，朝廷才下了最后決心。三月初，崇禎帝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命其入關勤王。面對這個平西伯這個尊貴的頭銜，吳三桂感覺不到一絲興奮。在等待朝廷決議的這一個月時間里，他的心情應該比北京城內那些官員更為焦慮。面對絕境，他的心理掙扎應該比常人激烈得多。現在，皇帝的詔命已下，大明朝的最后一個柱石之臣立即行動，簡閱步騎，帶兵上路。從宁遠到山海關，距离是一百二十公里。在現代交通條件下是兩個小時的車程，在當時，按正常行軍速度，兩天內可以到達。可是不知為什么，這樣短短一段路，吳三桂的大軍竟然走了八天。是由于隊伍過于龐大以致影響了速度還是出現了什么特殊情況呢？這成了明清
易代史上的一個謎團。

在我個人看來，這個謎其實并不難解。此時，大明朝的腹地已成漁爛之勢，大半領土已在起義軍的控制之下。李自成的軍隊連戰連捷，士气正旺。吳三桂的關宁鐵騎能擋得住李自成的步伐嗎？根本不可能。吳三桂也許能在北京城下阻擋李自成几天，卻沒有能力挽狂瀾于既倒。作為受恩深重的軍官，他應該与大明朝共存亡相始終。

問題是，現在衹有終，沒有始﹔衹有亡，不能存。如果天下勢仍有可為，他有可能做個中興名將，拯大明于危難，扶大廈于將傾，不論有多少艱難險阻，他也不會卻步。可如果衹是單純地送死，他實在沒有必要那么興沖沖地自投羅網。當然，他更不能按兵不動。如果他按兵不動，就會成為國家和民族的罪人，就等于宣告自己是叛臣逆子。他可不想給天下人這樣的口實。

所以，吳三桂選擇了這樣一個最佳方案：拖延。他擺出一副對朝廷盡職盡責的姿態，在行進的路上等待著大明朝的滅亡。等到明朝的滅亡已經成了既成事實，他的效忠對象已經不存在之后，他就有了道義上的行動自由。下一步的取舍，就輕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