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水電工 于 June 05, 2003 18:47:46:

不妨再說一部電影。以愛國著稱的影片《火燒圓明園》中，蒙古將領僧格林
沁率領騎兵一次次沖向英法聯軍的槍炮陣，硝煙彌漫，浴血奮戰。他們是在保衛
自己的祖國，保衛家園，大凡中國觀眾都會被這一場景激動得熱血沸騰。然而六
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聯軍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鐵蹄橫掃整個中
國，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嘆零丁”。更不用說，代表中
國共御外侮的滿清政府，兩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者占据香
港，一百年后，它卻同中國人一道抗擊日本侵略軍。歷史的复雜性，使一切簡單
化的思維与論斷蒼白無力。

　　比較中國歷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國的文化最為接近。從文化脈絡上
說，它應該最容易融入中華民族。日本文字是漢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
不著象秦國統一中國后還得動一次“書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長久為農耕民族，
不象以游牧或漁獵為主的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滿州人，無須對生活
習俗作較大改變即能完成漢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襲中國，就連宗教、服飾、
習俗及民族特性、价值倫理也都受中國影響甚久甚巨，超過任何一個“加入”中
國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維吾爾人，乃
至壯、苗、彝、瑤、傣……人，更像“中國人”，──更像占中國百分之九十三
以上的漢人。近年美國攝制的中國歷史題材動畫片《木蘭》，很多人指責其服飾
不象中國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輕視中國文化的表現。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
裝，正是一千多年前從中國引進的，故和服又稱“唐服”。倒是中國本土的民族
服裝一千余年來多次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清朝入關，漢人被強迫改成滿裝，后來
旗袍、長衫、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國的“民族服裝”。

　　比中國人還像中國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領的“滿州國”來看，日本僑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國化。所謂
和、滿（漢）、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論實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
堂皇的政治主張。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滿漢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
制東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際，日本僑民絕大多數都會說中國話，适應了大陸
生活，除了還保留一些民族服飾及飲食習慣外，与一般中國人已無二致。平民之
間的民族矛盾也遠不及元、清初年那樣激烈，中日聯姻比比皆是，日本戰敗后，
許多日僑宁可選擇繼續留在中國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遺孤被中國家庭收養，
都說明這一點。

　　歷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國，自身則為中國的文化所征服。這就是所謂“漢
化”。中國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論題﹔它所表現出來的強大的同化力，卻
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當然也包括融合外來文化，有時甚至是大量融合外來文
化，大量接納外族的血統。与其說是單向的同化力，毋宁說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
這种力量在中國本土尤為厲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華洋雜處的香港、
澳門，是中國文化与歐洲文化較量、交流最為激烈的地方，中國內地通過這兩扇
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東西！遍布國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國城、唐人街，又將多
少中國的東西一點一點地滲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來文化的文
化是強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來文化的文化是充滿活力的，如日
本文化。中國屬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飾。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殺人、
強奸、搶掠，干盡了壞事，唯獨對中國的文化不故意破壞和毀滅，有的還悉心保
護。電影《霸王別姬》里，有一位酷愛京劇的日本軍官青木，沒有人會怀疑這個
角色的真實性（据說其原型為高級文化軍官長谷川）。日本占領軍尊重梅蘭芳、
齊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請他們出來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傷害。淪陷區
的文學創作十分活躍，出現了張愛玲這樣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說寫到主人公出走
參加抗日游擊隊，也居然能夠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較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雍
正乾隆的大興文字獄，乃至（咱們“自己的”）國共兩党政權的暗殺和迫害作家、
反右及文化大革命，顯然“幵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對中國文化的熟知為自豪，在數不清的
電影、文學作品中，許多日本軍官滿嘴中國話，自詡為“中國通”，不是沒有事
實根据的。《紅燈記》里的日憲兵隊隊長鳩山，原是一個日本醫師，并不專門研
究中國學，卻精通中國的語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電碼懂得要先“設宴交朋友”。
可以想見，一旦日本征服中國成功，這些侵略者會比中國人還要中國人。至少，
普通話就說得要比絕大多數的南方人要溜。你讓蔣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滿口鄉音
的那么多國共兩党的領袖与鳩山們站在一起，讓初學漢語的西方人從口音去分辨，
誰是中國人誰是外國人，他們准得弄錯。

　　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鉅，視漢學為“上國之學”，以為論政治國的
根本。明治維新以后，固然引進了西方的政治、經濟体制，但加固皇權，群士號
召“尊王攘夷”、“神州不滅”卻更加中國化。甲午戰爭前，日本比較嚴肅的文
學作品大都用漢文出版，這是為了向讀者保証，該書不是寫給無知識的婦女或兒
童看的。

　　日本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巨大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都是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國文化，尤其是
近現代以來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響。中日兩國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
向的，是積极主動而不是被動的。這當然不是指中國人從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中，
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統統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類洋涇
鬼子話。絕非那樣簡單可笑。中國的語言文字，政治軍事，改革革命，科學教
育，……乃至風俗禮儀，無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還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對于中國文化的影響上超過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將來小律師”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馬之新名詞》
的書中說，自戊戌變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舉流行的新名詞五十九個。有少
數除了歷史題材的作品中還能見到，如支那、哀啼每吞書（哀地美敦書）之類，
現在已不大使用。但絕大部分我們至今還廣泛的使用著，并且早已成為現代漢語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試想，如果我們象“抵制日貨”那樣，拒絕使用這些日本詞語，中文將會是
一种什么樣子？──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极的、消极的、具体
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
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師、代价、讓
渡、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各各、
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

　　這還是民國初年的粗略統計，實際遠不止59個。如果現在再來做這項工作，
結果會更令我們惊嘆。如：干部、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
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簡直俯拾皆是。“經濟
學”、“哲學”和“社會學”，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和“群學”，
──聽起來這倒是象“日文”，但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這些“日”常用語，
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詞，日本人將之賦予新意使用，遂成規範。而中國
拿來，也易如反掌。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初始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
日本報紙給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
言革命，勿言造反。”還有“經濟”一詞，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誰還用“經濟”
來“治理國家”呢？早就專門用“政治”了！

　　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
的純洁与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詞匯是一种
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
隨著對社會結构、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沖擊和革新。當然并非所有“新”
的都是好的。拿日本來說，它以“排日”為借口，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
“從而”“發起”“野蠻”“侵略”，終成為“世界”“公敵”（引號內為日本
詞定）。

　　當年大量新名詞涌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
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幵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
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
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
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
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后來游牧民族的入侵給
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
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
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复興与日本》，原文發表于1924
年）

　　東渡扶桑：學生變成老師

　　辜鴻鳴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鑑”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
文化”的依据之一。這确是歷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鳴的話并非一無道理。唐代以
后，漢民族由极盛轉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
者承襲中國的典章制度，并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
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
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發式都被迫改制，那里
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
強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
爭，而失去漢時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
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前面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后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
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于
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衹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
這沒什么根据。“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价格論，當然
櫝不如珠﹔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現
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侈談什么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
木建築几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築”，衹能去日本看。
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
信，漢唐那种气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諧地安居至今。
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后，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
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好的裝備，
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
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赶緊派人
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
了，割地賠款之后，又赶緊派人去學﹔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
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
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
這邊又看得“羡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
“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
熱的信任和偏好，……這還不勢利嗎？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
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羡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反過來你
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

　　從1896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涌入日本學習，僅1906年就有大約8 ，600 人。
這樣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
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
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
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
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
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
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
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党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党創始人“南陳北
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
日本留學。

　　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十五年間，共有956 本日文書
譯成漢文﹔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衹有16本﹔民國成立后十五年間，
日譯漢的書有1 ，759 本。日文以漢字构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
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
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于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面說到的大量
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于中國文体的演變，發揮
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學的啟迪。郭
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郁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
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里總有一個黑黑
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体制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
日本對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与沖突，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
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幵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歷，令中
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
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极佳的榜樣。1898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詔
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
游歷，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么的。當時有一种提議，要聘
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
伊藤衹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
憲法和組織兩院制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衹要人際關系上不出岔子，方策
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么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
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于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
打死，大快人心。其實伊藤是一個很幵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
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象歷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
﹔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采取
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并朝鮮之議。1909年他被迫辭職
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并，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
鮮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不但變法源于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
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
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后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亞洲人体型的
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憶道：“中日戰爭后，日本幵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
留了發須后，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終身都是這么一副“日本
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后成
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
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Nakayama（那卡雅馬），不料竟以
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复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在孫中山看來，甲午戰爭中大敗清軍北洋艦隊，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吞并朝
鮮和台灣的日本不必“驅除”，反而還得聯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
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
起義軍，并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几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划后為伊
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
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孫中山的革命，得到
日本政府外務省祕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祕密。

　　從日本方面而言，主張“日中一体”、“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
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愿。甲午戰爭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回避稱
“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
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拼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污
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為戰胜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
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
繁榮。

　　兩廂情愿的“中日親善”

　　与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
者。既然東方与西方，即黃种人与白种人之間的最后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
然需要与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优越性
的种种臆說毫不妥協，那么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
“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
儀、溥杰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志，
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幵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
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
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
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衹是事關他人的福
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
与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
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
參与中國革命党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匯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制清廷的
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制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
（后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
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
129 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
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參加。實際參与者遠不止這几位。据萱野記載，跟著孫中
山積极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三百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
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
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壞里說都
是些對中國深怀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
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
縣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党和軍方的操縱。

　　一方面對中國進行侵略、滲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強大以抵御西方勢力﹔一
方面歧視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無善意和誠意
地拉攏扶植中國的革命党、反對派，一方面掩飾不住恩賜的傲慢及冷淡。這些看
來矛盾的態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罷不能的中國情結：你不行，而我行，由我來經
營中國，肯定不是你這個樣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
什么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制不
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干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么看，他們
有危机感，緊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后來也以這种感覺出兵朝鮮，出兵越南，
培訓緬甸、柬埔寨的共產党叢林游擊隊。更早些，有兩三百年前清兵入關建立外
族政權的鏡鑑。衹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于是中國再經歷一次改朝換代，等于
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和贏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動
地向日本提出以東北、蒙古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在有計划地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同
時，不斷地受到革命党和軍閥的讓步、許諾、暗示的鼓舞，逐步發展和完善了吞
并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面交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
一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俱簽。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
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報。2 月5 日，中國政府剛剛与日本方面就簽約一事談
判，討价還价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与日方祕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
共十一條。這份盟約，与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竟有頗多相近似處。革
命党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要來得“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