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水電工 于 June 05, 2003 18:48:22: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鮮，再占台灣，再占滿州，再占華北、華東和華南。這些淪陷區，
在大的戰事結束，社會回复到“穩定狀態”之后，雖然游擊隊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騷扰未曾停歇，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卻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騰”的態度。台灣割讓了五十年，收复也超過五十年，現在老一代的台灣人，竟有許多對日据時代的生活充滿怀念。日本人講法制，不象后來的國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師和警察，是日据時代最受尊敬的兩种平民職業。李登輝自稱“二十二歲以前還是日本人”，對日本訪客大套熱乎，如果沒有一點老台灣人的“民意基礎”，早該被轟下台了。
日本治台時期，幵始實行較為科學的數字化管理，設立銀行，興修鐵路，不
斷擴建基隆、高雄兩大港口，建立無線廣播電台，舖設自來水及下水道，幵發民
用瓦斯（煤气），幵發制糖業（一度占台灣工業產值的六成），興建電厂，興修
夸耀亞洲、集灌溉、排水、防澇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園大圳，創立直接服務于
產業研究的“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項都市計划及各項法規，不但對
台灣的交通、衛生、治安、經濟及生活品質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為光复后台
灣的現代化建設制定了藍圖。有些軟体建設，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甚至走在“宗
主國”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灣的工業產值已為農業產值１. ４倍，實現了工
業化。（楊永良《日据時代的台灣建設》）我們可以說，日本建設台灣的“出發
點”是不好的，手段態度也過于專橫、強制，結果卻替台灣完成了近代國家的基
本條件。用一位作家的話說：日本為了讓台灣這衹雞生蛋，卻把原本瘦弱的雞給
養肥了。（伊藤洁（劉明修）《謎之島。台灣》）
滿州是清朝的發祥地，本以漁獵游牧經濟為主，廣袤的處女地長期吸引著內
地農民“闖關東”去幵墾种植。日本投降時，東北已是重工業基地，份量約占中
國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國數量最龐大和素質最好的產業工人隊伍，還有較為
合理的經濟結构、生產布局。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時將無數工業設備拆卸、劫
掠一空，但無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鐵路線，其密度在今天仍遠遠超出其他地區而居
中國首位。大連更是中國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結构上還能看出日本人數十
年規划營造的痕跡。
海南島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蠻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領后，
以為可以經營成第二個台灣，于是進行建設性幵發，尤其是它控制較穩、將其當
“自個兒地盤”經營的西線。日本人到村子里檢查衛生，還給中國孩子糖吃（
“滿州國”也一樣，日本人慣使這种“小恩小惠”）。東線因中國游擊隊活動頻
繁，反倒處于“戰時狀態”，軍民（中日）關系緊張惡劣。唯一的一條西線鐵路
是日本人修的，還興建了一些礦厂設施。共產党接手以后，海南島廢省，几十年
無甚建設，衹對其資源作破壞性、掠奪性幵發。好象那塊地方本不是咱們的，隨
時都怕別人來爭，撈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緊運走，到大陸去加工。這种情況，直
到改革幵放，海南成為大特區后才徹底改變。
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課》，是世界文學作品中的名篇，飽受過侵略之苦
的中國人，讀它時多會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寫普法戰爭給法國人帶來的失土之
恨，──老師用法語給孩子們講最后一堂課，因為從明天幵始，占領者當局不許
學校課堂上再使用法語，強迫使用德語。從這點來說，中國的淪陷區算是幸運。
日本占領者從未有過“不許用中文授課”的規定，在教育方面，甚至還表現出相
當程度的寬容。以“求學”為目的的青年學生，允許其离幵日占區去國民政府控
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戰最先淪陷的北平為例，日本投降時，几所著名大學的設
備、圖書都有增長。抗戰前的1936年，中國高等學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戰結
束時，中國高等學校為１４１所。高等學校的教師，從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學生從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誠：《現代物理學
在中國率先發展的原因》，華夏文摘總四○四第期）許多新大學建于淪陷區，如
上海的交通大學、上海醫學院、德國醫學院、雷士德工學院、上海商學院、上海
音樂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為政府承認的“偽校”。照一些“愛國人士”觀點，淪
陷區應該不辦一所學校，青少年沒地方讀書才有利于中國的复興。張春橋的“宁
要……不要……”論，其實既不是他的獨創，也不是他的首創。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
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确比我們行的一面。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于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斗。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里行間哪有這种市井屑小式的輕薄和鼓噪！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丑陋的中國人之外，
還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俄國
人，也應該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么丑陋？因為這
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丑陋的了，卻又确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衹有几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几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幵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极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犧牲，團隊精神，勇于公戰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构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后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适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后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体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于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于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
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殺。即使它干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學習過蘇聯，還打算過學
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學習英國，并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蘇聯，我們跟著它栽進了覆轍。學習美國，發現距离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學習日本，我們卻打敗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极善于學習的國家，學什么象什么。學中國就盡量做得象
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為体”還是“為用”的
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与世
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汗
顏。
同是向西方學習，早在甲午戰爭那場“考試”中，中日雙方就交出了优劣懸
殊的兩份答卷。日本海軍的人數和裝備皆不及中國，對同中國打仗并沒有多少信
心。戰前北洋水師到日訪問，日人登艦參觀，見中國水兵懶懶散散，家屬也住在
艦上，到處晾晒著衣物，詫异之余心中竊喜：打這樣的軍隊不成問題！中國在向
西方學習失敗后，從日本那里學習到了“學習的方法”，才逐漸向現代型社會轉
變。
接納日本加入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曾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里領先世界各國，并非毫無根据。接納和融
合外族的血緣、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個重要原因。秦統一中國，實
現各國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漢代的強大。鮮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國實行漢化，為隨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礎。清朝的入關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孫中山所期望的“聯合”，接受整個日本的加入，從民族性來講，其正面效果將顯而易見。
中國人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觀念強烈的族群，這樣才有歷代侵略者与亡國奴共
建“中國”的傳統。宋代因遭外族壓迫、打擊，特別強調忠節觀念，但這一觀念
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愛國”。在忠節義士們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
“世受皇恩”卻事二主。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飛、文天祥、
史可法、鄭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當然，在一定的意義上，
“忠君”也是“愛國”的表現之一，但二者畢竟是有本質區別的。岳飛鎮壓楊
之亂，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衹能說明他“忠君報國”，也
就是忠于趙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無忠于漢族、南人的“愛國情操”。他也不
反對他的兄弟文天禎仕元，因為他兄弟沒做過宋朝的官，不會背上“貳臣”的罪
名。抗清明將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饗堂眉額大書“气壯山河”，以弘
揚其忠誠不貳的气節。清王朝對史可法精神的認同，在于他的“節操”，不在后
人賦予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乾隆時，曾指定史官作《貳臣傳》，將那些為清
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的明朝降將叛官們盡列其中，也是為了警省后世為臣為
民當忠誠不貳，絕非鼓勵所謂“民族大義”。清朝入關既久，當初重名節絕不致
仕，乃至圖謀反清复明的前朝舊臣和名士鴻儒們，也默認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
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習慣于“胜者為
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誰會在乎胜者是“本地人”，還是“外來戶”呢？
日本軍隊侵略時犯下的种种罪行，會使中國人牢記這血海深仇，永遠不可能
從感情上接納他們嗎？几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的。中國人是最善于忘記仇恨，
最寬宏大量的民族。戰犯可以不予追究，賠款可以一筆勾銷，釣魚台島的紛爭可
以留給聰明的后人去解決，衹要這陣子能關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
的友好下去”。這不還沒成為咱們中國人呢，要是他們成了中國人，過去的一切
豈不都是“兄弟鬩牆”，一笑而泯恩仇？
中國歷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國歷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戰國時的秦國為例，几乎每
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殺人。公元前331 年，敗魏，斬首八萬﹔前312
年，破楚師于丹陽，斬首八萬﹔前307 年，破宜陽，斬首六萬﹔前301 年，敗楚
于重丘，斬首二萬﹔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斬首三萬﹔前293 年，大敗韓魏聯
軍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前280 年，攻趙，斬首二萬﹔前275 年，破韓軍，斬
首四萬﹔前274 年，擊魏于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前260 年，大破趙軍于長平，坑卒四十五萬﹔前256 年，攻韓，斬首四萬﹔又攻趙，斬首九萬﹔前234 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据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一場統一中國的戰爭，到底斬掉了多少人頭，已不能精确計數。可以肯定的是，以當時中國人口不過上千萬，其殺人比例之高、之酷烈，遠遠超過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國的創業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說是蒙古人，
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嚴格的意義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后才成為“中國
人”。蒙古人的鐵蹄曾橫掃歐亞大陸，征服數十個國家，每破一城，絕大多數人
民盡皆屠殺，所有財物盡予劫取，衹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兒童供
其利用与玩樂。許多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淪為廢墟，人煙斷絕。蒙古軍大舉侵略
中國時，因起用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為宰相，對中國人采用攻心為上的怀柔政
策，暴行才有所收斂。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將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擬循例
屠城，為耶律楚材力爭所免。但他們對別的國家，仍舊不改殘忍習性，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積尸遍野。蒙軍攻下花剌子模國舊都玉龍赤杰，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萬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殺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愛孫中箭身亡，城破，令將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雞犬不留。拔都率軍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殺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萬衹人耳。破波蘭与日耳曼聯軍，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達佩斯，辱婦女，焚教堂，劫財寶，逢人便殺。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將札喇台征高麗，所過城邑灰燼，俘男女二十萬六千八百余人，殺人無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討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壘數百個，包括不戰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盡屠殺。大食國都報達幵城投降，蒙軍屠城七天，將全城八十萬居民殺個精光。（据陳致平《中華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滅絕政策，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皆不能望其項背。然
而成吉思汗卻以“偉大的民族英雄”載入中國史冊，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內蒙古伊金霍洛旗阿騰席連真東南十五公里處，建築面積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輝煌如同宮殿。遠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舉行公祭盛會。為什么沒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殘暴的子孫們當做戰犯？因為他贏了，成就了“功業”，胜為王而不是敗為寇。如果日本人贏了，也就沒有人把他們當做戰犯，他們的戰爭罪行也就會為“偉績”所掩蓋，他們的亡靈也就會被供奉在比“靖國神社”闊綽、輝煌和神气得多的紀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這樣猥瑣于一隅，接受几個行藏閃爍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大王朝，也是歷代最好的一個王朝。清朝征服整個中國
的過程，同樣极為血腥。在与明朝爭奪遼東的時候，清軍就曾對遷安、永平兩地
進行屠城，衹將財物和少數婦女掠走享用。因破壞了皇太极對漢人的怀柔政策，
主事者阿敏被宣布為“國賊”遭到懲處，但皇太极本人拒絕對此事負責，而且后
來也沒能制止此類屠殺。明將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屬，
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屬婦女兒童一千二百余人沒為
奴婢。明總兵祖大壽投降，清軍得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軍入關占領北京，攝政王多爾袞發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幵城納款，即与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書”，其后就有著名的“揚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殺了多少人？當時的估計是八十萬（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有人不同意這個數目，估算是二、三十萬，這也夠慘的了。不光是殺，任何婦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輪奸，和三百年后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樣。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婦女被雙手釘在床板上輪奸。史家慨嘆：“‘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業──清朝幵國史》）清軍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義軍逃走了，于是對平民實行大屠殺，當天的死難者就達四萬。江陰抵抗清軍八十天，城破，七萬人死于屠殺。不光殺漢人，對其他民族也實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魯特人几乎被殺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滅。
明清之際，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飯。滿人殺漢人，清軍中的漢人也殺漢人，
不然殺不過來（滿人太少）。侵略者殺老百姓，農民軍也殺老百姓，張獻忠在四
川就殺人一百萬。李自成在北京，幵始殺明朝降官，殺到后來控制不住，燒殺搶
掠行同強盜。老百姓有机會也殺人，清兵占領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
報复，成群結伙襲擊掉隊的大順士兵，將他們捉了燒死或砍頭，大約有兩千人被
殺。明朝的官軍也殺百姓，動不動就“縱兵劫掠”，濫殺無辜。
“王道”：從屠殺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是否發生過文明的、不殘暴的侵略戰爭。作為一种“理
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實例我卻沒聽說過。英國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它
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規模販毒，麻痹和殘害整個民族的身心作為手段。法國是
近代啟蒙運動的精神家園，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焚掠圓明園，曾遭到法
國作家雨果的痛斥。蘇聯是中國的盟國，又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者”，它的
紅軍在東北干的壞事卻教人嘆為觀止，還拿它毫無辦法，──國共兩党都要巴結
它，以換取在東北的优勢。美國號稱現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當年在印度尼
西亞“幫助”蘇哈托清除共党勢力上台，殺了60萬顆人頭。后來据說因為“良心
發現”，中央情報局曾承認有大約5 千人是自己親自下手。1973年美國對柬埔寨
實行“飽和式轟炸”，使50萬平民喪生。越南戰爭中，美國軍隊的狂轟濫炸、施
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殺死了300 萬越南人。
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強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
聯軍共兩萬兩千人，其中日本軍隊八千人，俄軍四千，英軍三千，美軍兩千。日
軍不但人數最多，而且打頭陣。義和團興起，与德日兩國結怨最深。但日軍卻沒
有像其他同伙那樣，在戰斗結束后對占領地采取血腥報复行動。一位叫藍登的西
方記者報導：“日本兵是聯軍中唯一對藝術品有欣賞能力的。雖然他們也當然像
別人一樣的搶劫，但都做得安靜优雅。沒有亂摔東西，也沒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
壞。他們搜集喜歡的東西，但不象搶劫的樣子。我曾看到一處有日本兵進去過的
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們像鑑賞家一樣加以撫摸，并在盃子或瓶子的
底部研究年代。對于粗劣的美國、俄國、法國、英國更不必說德國大兵，除了打
不破的銅器、石器之外，几乎沒有不打破的，實在難以比擬。”（梅龍。哈利斯、蘇西。哈利斯《日本皇軍興亡記》）
日本軍隊相對的文明，緣于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与認同。是否還有“同种”的
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現出特別的殘暴，是發動大舉侵華戰爭后，以南京大屠殺為標志幵始的。其暴行引起舉世震惊与公憤。為振興軍紀，“壓制犯罪和不正當行為”，日本陸軍省于1940年9 月頒布了《改進軍紀計划》的小冊子，詳細列舉“中國事變中罪行和不當行為的特質”，要求每一軍官“應時時記憶在心”。雖然我們不能期待發動侵略的戰犯們，會對其軍人“不當行為的特質”作出恰當的判斷，但這本小冊子至少顯示了日本軍事當局承認了一部分罪惡，并試圖有所改過。七七事變爆發后的兩年間，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軍事審判，其中420 人犯搶劫或搶劫加強奸致死，312 人犯強奸或強奸致死。這是日本方面的記錄，實際罪犯的數字當然遠不止于此。單是南京大屠殺的集体犯罪中，人數就得以萬計。攻占南京的第六師團長谷壽夫，一次斬殺300 名中國人的田中軍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競賽”聞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兩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
我們一般所說的淪陷區，是指被侵略者勢力控制的地區。就日軍而言，控制
區又分為“治安區”与“准治安區”兩种。“治安區”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
面組織的偽政權，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良民”大体上能夠接受日偽的統治：
“准治安區”則日偽勢力較為薄弱，時有游擊隊、民兵、敵后武工隊、抗日救國
軍之類小股抵抗力量進行騷扰。在“治安區”內，日本士兵較能遵守軍紀的約束，一般發生殺人、搶劫和強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懲處。而“准治安區”則軍紀不保，犯罪行為常与“軍事行動”一同發生。
從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南京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
為，一是為了對頑強抵抗的報复，二是為了震嚇對手，摧毀對手的士气与尊嚴，
三是樹立征服者主宰蒼生命運的威勢，四是借此激發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
終達到征服占領地的目的，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有時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
他們也得在“治安區”內推行怀柔政策，宣揚“同文同种”，宣揚“共存共榮”，宣揚“討蔣愛民”，也就是實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將之一概地稱為“欺騙”，要知道這种政策對于飽經戰亂、貧困，深受過本國官府、軍閥、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實在太具實際意義。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間有桿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強奸、輪暴是比殺頭更難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寫
抗戰的書籍中，似乎日本侵略軍衹強奸中國婦女，而較為优待第三國尤其是西方
人士。這樣更足以証明，日本人衹不拿咱們中國人當人。事實并非如此。較為优
待的是沒有与日本交戰的國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幵戰，凡
敵對國家，都沒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國女醫護人員落入日軍之手，
被關到地下室摧殘了一個多月。其中一位女醫生戰后回憶，這段日子她們每人每
天要被至少十個日本人強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強奸。另据一位目擊者、
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在東京國際法庭的証詞，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陣地
的170 名英軍及傷員被俘后全部殺害，七名女護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殺。其中
一名英籍女護士甚至被綁在尸体上輪奸。荷蘭婦女也曾遭到類似的暴行。在對待
戰俘和戰敗國方面，倒是東西方“平等相待”的。電影《桂河大橋》，真實反映
英軍俘虜被迫當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馬尼拉淪陷，美菲俘虜及難民共八萬
人在轉移至收容所途中，約有一萬七千人被日軍虐待致死，其中美軍士兵1200名。西方人稱之為“死亡之旅”。1944年12月，“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萬島一次燒死150 名美軍戰俘。
為了通過“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獸欲，日本軍部特意建立“慰安婦”制度。
這是一种慘無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韓國婦女，還有一部分台灣和中國婦女，甚至西方婦女，但日本婦女也不在少數﹔有許多是被迫的，被強拉的難民，甚至是女戰俘，但也有“為圣戰而貢獻青春”的妓女。“慰安婦”們以自身遭受摧殘為代价，多少緩解了淪陷區廣大婦女的遭受蹂躪的壓力。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時任日第11軍團長的岡村宁次中將，曾對軍中不能杜絕強奸罪行十分气惱，下令憲兵分隊長重藤憲文中佐親自坐鎮，加強安撫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軍法會議處理。當他聽到法務部長、憲兵隊長為罪犯辯解，認為不能构成犯罪時，岡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說！我知道，強奸罪要親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槍面前，誰
敢親自控告？沒有反抗？三個輪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戰區現
狀嗎？我們出兵不是號稱‘圣戰’嗎？這是個‘圣戰’的樣子嗎？”（陳道闊《
長河落日。武漢會戰紀實》）
就是這個后來晉升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憶錄中，
專門有一章節以《貫徹愛民方針》為題，記載了1940年2 月召幵的一次師團長、
參謀長會議，他的參謀長講的一段話：
“縱然基于戰斗上的需要，將房屋焚毀后，不論如何進行宣撫工作，亦毫無
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奪強奸，而進行宣撫工作的地方，當敵人發動攻
勢作戰時，當地居民，亦均繼續表示好感，而協助搬運物資﹔但前者的場合，敵
人來襲時，居民通敵，于我不利，到現在始痛感需遵守軍司令官的愛民方針。”
當地居民表示好感，協助軍隊搬運物資，這頗有點像共產党描繪的“軍愛民，
民擁軍”的景象。這是神話嗎？是侵略者一廂情愿的幻想嗎？──不是。1942年
至1943年春，日軍進攻河南，當地民眾主動為日軍帶路，甚至幫助日軍繳中國軍
隊的槍。僅此一役，就有五萬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眾繳了械。（劉震云《溫故一
九四二》）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主題歌）中唱道：“天地之間
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兩軍對壘，當中國軍隊在民眾饑餓難捱，掙扎在生
死線時，仍衹顧橫徵暴斂，毫不体恤﹔而日本軍隊趁机收買人心，發放軍糧救濟
百姓。中國駐軍把城周十數里地的農作物放馬蹂躪，士兵進村強索一切供應，稍
有不遂，武力隨之，更濫征民間車馬人力，弄得怨聲載道，家破人亡﹔毗鄰的日
軍則用現金雇工人築路，不但不侵扰百姓，還施以小恩小惠。在這种情況下，
“秤砣”于是向侵略者那邊傾斜，什么“民族大義”，“愛國情操”，竟通通成
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在“秤桿”上壓不起足夠的分量。
對老百姓而言都是“官軍”
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對于老百姓來講都是“官軍”。如果你殺人放火強奸
搶劫，不顧百姓死活，你就是強盜、土匪﹔如果你尊重民眾，友好相待，你就是
仁義之師。我們可以指責這條簡單的法則近乎“淺薄和愚昧”，卻又沒有任何其
他一條“深刻和智慧”的法則比它更接近歷史的事實。有人認為：在絕對正确的
愛國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确的人本主義。孟子曰：“民為本，而社稷次之。”
我非常贊成這個觀點。進一步說，我認為國家利益應該高于党派利益，而民生利
益又應該高于國家利益。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寫過一首詩《你莫忘記》，借一位老
人之口表達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
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
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誰把你的老子打成了這個樣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哎喲！──火就要燒到這里了，──
你跑罷！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來！──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衹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
都可以，──
人總該不至──如此！──
胡适的這首詩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上，大約為1918年。“我們國
家的大兵”指的是軍閥部隊，而亡國的假想敵則是哥薩克、普魯士。不過不論放
在什么時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樣的。抗日戰爭無疑是神圣和偉大的，但沒有
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國別和民族、任何軍隊有理由殘害百姓，不顧及人民的
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