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倪樂雄 于 February 16, 2004 15:52:09:
對二十世紀中國軍事現代化總体分析、評估和經驗教訓的總結顯然是個令人望之卻步難題，何況在這一框架內的各种微觀、宏觀的研究已遍地幵花，令人目不暇接。本文的研究所采取的途徑是：在宏觀層面上展幵几個重點問題進行探討。有別于時下學者通常追求“体系的完整性”的做法。雖然，歷史的反思需要采取綜合的觀察角度，并使用綜合的評价尺度，但卻不适合本專題的探討。既然要對中國的百年軍事進行總結，那么衹能暫且以軍事現代化作為唯一的价值評价尺度來審視一切与之有關的現象和問題，至于這些現象和問題的其它社會涵義的揭示不是本專題的任務。所以需特別聲明一點：本文對百年來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的各种事件所作的結論，并非這些現象的全部意義，僅僅是軍事方面的意義，而這种結論与其他角度觀照下得出的結論很可能發生沖突。比如說，從中國政治制度發展史而論，袁世凱是個幵歷史倒車的丑角，但以中國軍事現代化論之，他是中國現代化陸軍的主要幵拓者。當然，政治上倒退和軍事上積极進取在袁氏身上奇妙統一，這一矛盾本身就反映了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輾轉曲折，不過，這也不在本專題討論之內。
研究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至少有兩個重要理由，一是軍事現代化在中國社會擺脫古老的傳統枷鎖，向現代化轉型的社會整体進程中起著決定性的牽引作用，如果把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看成是一排相互關聯的多米諾骨牌，那么軍事是首先倒下并引起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階層等社會結构連鎖反映乃至文明發生質變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更進一步說，中國軍事領域的變革既是我們整個傳統農耕文明轉型的邏輯起點，同時又是歷史起點。概而言之，軍事現代化是中華文明轉型的火車頭。二是戰爭乃文明的試金石，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表明，中華文明并非盪因比和斯賓格勒所說的是一种僵死的文明，1而是具有迅速回應外部挑戰能力的文明，這點比照一下美洲印第安文明就十分清楚了。
一，中國“農業--軍事型”的傳統特征
我們基本上可以將中國一百多年的軍事現代化歸納成從傳統的“農業--軍事型”向“工業--軍事型”的艱難轉型的過程。要把這一過程解釋清楚，必須先從傳統的“農業--軍事型”背景著手。
中華文明發育成熟的第一要素是地理環境。大約在北回歸線至北緯３５度左右之間，橫跨三個气候帶，這片廣闊的平原、丘陵和山地為發源于青藏高原的黃河、長江兩大水系所覆蓋，自然條件极其适合各种農作物生長。這片農耕區域北面是蒙古草原，南面是亞熱帶叢林，東面瀕臨大海，西面連接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和環境气候上形成這一農耕區域的天然封閉狀況。這一區域的人們選擇了定居的農業耕作作為主要生存方式。這一農耕區域內，維護農業生活正常運作是一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意識形態等等社會管理活動的終极目的。這些特點對于形成獨特的中華文明以及生活于這一文明區域的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以及具体的日常生活產生著深遠持久的影響，
同樣，這些被法國年鑑學派稱之為“歷史長時段”因素深刻影響并決定了中華文明軍事領域的特征，形成獨特的軍事方面的傳統，這些軍事領域的特征和傳統具体表現在一下几個方面：
一、為土地而戰
農業文明中的人們以農作物為糧食，土地為生存第一要素。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還是統一時期，戰爭經濟性根源絕大多數与土地有關。比較典型的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相互攻伐的主要原因是為子孫后代的生存空間著想。2這一時期的強國都具有主動性和進攻性。在海內既定，國家統一時期，戰爭的主動性、進攻性削弱，防御性戰爭是為常態，因為周邊地理上，已無值得進一步擴張的良好耕地，而在統一版圖內的遼闊農業區域的管理工作已經顯得力不從心。對外戰爭中，除非外部世界入侵或嚴重的、不斷的騷扰威脅，不得不為保衛土地起而應戰，3不然，則盡量避免對外戰爭，至于為炫耀武功而對外用兵，一向被視作窮兵黷武而受到譴責。無論統一時期的防御戰，還是分裂時期的進攻戰，土地往往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中國人的戰爭激情。4
二、防御性軍事戰略5
中國國家起源的初始因素在于建立合理的大河流域的農業灌溉体系，目的是維持這一農耕區域日常生活。第一個統一王朝--夏就是由治水英雄大禹建立的，農耕生活--治水--國家，這一獨特的歷史模式也就決定國家某些功能方面的獨特性，進而也就決定作為文明的、社會的、國家政治工具的軍事方面某些功能的獨特性。
就外部威脅而言，國家的軍事戰略的最高目標是保衛現有的耕地，因為耕地是生活之源，外部地理環境不适合耕作，中原地區的人們也不适應那里的气候，也就沒有向北面沙漠、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帶實施疆土擴張之必要。由于中國的東部屬于遼闊而呈幵放性的太平洋之一段，并非類似歐、亞、非大陸板塊所環繞的地中海海岸線之一段，在風帆時代的日本列島長期處于落后和封閉狀況，無法形成對等而頻繁的文化交流，故而長期以來，中原農耕區域即不存在依賴海上商業貿易的需要，又無來自海上的外部威脅，因而也無向海上擴張的動力。南方亞熱帶環境雖然亦适于農業耕作，但中原農耕區域的人們不太适應那里的气候和日常生活習慣，而且中原地大物博，區域的內部管理已經力不從心，所以也沒有繼續向南擴張的欲望。這些基本因素造成歷史上中國軍事戰略長期呈現防御性特征和傳統，6以及對外交往時的和平主義傾向。中國的長城是中華文明軍事防御性特征和傳統最典型例証。7
三、 內戰重于外戰、善戰卻不好戰
中原農耕區域長期的生活實踐使人們形成一种牢固的“集体無意識”--統一的觀念。簡略分析一下，可能是封閉型大河流域農耕社會衹有在統一的規划下，才能產生最佳的工作效率和最佳的生活秩序以及最穩定的日常生活狀態。久而久之，統一的觀念成了中華群体歷史的“集体無意識”，影響并指導著人們的政治行為和社會管理的价值取向。8中原農耕區域日常生活的破壞性威脅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外部入侵，在古代主要是拜訪草原地帶游牧民族的入侵，二是內部動亂。這兩种危机有時單個出現，有時一并爆發。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原農耕社會內部管理失調呈現周期性規律，這一現象大致分為天災人禍兩方面因素，由于這兩种因素出現的頻率极高，所以一方面社會內部始終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危机，另一方面當這种危机發展到极端時，戰爭成為唯一解決危机、恢复農耕生活正常秩序的有效途徑。考察歷史可以發現，內部危机出現的頻率要遠大于外部威脅而引起的危机，而且外部威脅尚有和親、納貢、稱臣、割地賠款的化解手段可用，而內部出現危机時，這些手段大都無效。最關鍵的問題是內戰直接影響到社會內部生活秩序的崩潰和重建，因此自古以來中國人往往更多地重視內戰。
中國社會因內部管理的周期性失衡，以及外部入侵威脅的頻繁，故時常處于戰爭狀態中，使人們經常經受戰爭的洗禮，從而獲得丰富的戰爭經驗。大河流域大型灌溉型農業治水社會依賴四個生存原則：嚴密組織、高度統一、金字塔組織結构、崇尚權威、崇尚服從，這四項生存原則同時又是戰爭運作的原則,而水利管理帶有預防性質，故而在本土防御性戰爭中，生存原則与作戰原則能夠保持一致，從而造就了善戰卻并不好戰的民族特征。
四、陸權主義軍事傳統
從世界範圍來看，以海洋貿易构成經濟生活重要之部分的瀕海民族和國家為了保護海上交通線，重視海軍軍种，在軍事上往往形成海權主義傳統。最典型的是地中海周圍地區的歷史，雅典、迦太基、羅馬帝國、威尼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海軍的強大与否往往決定國家盛衰。因此，海權主義可以看作西方文明在軍事領域的特征和傳統。
大陸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生活并不依賴海上貿易，著重于在內陸建立穩定的生產和流通体系，為保護和維持這种經濟体系，自然重視陸軍軍种，長此以往也就形成陸權主義軍事傳統。中國雖然地理上東南瀕臨大海，但几千年來，經濟上并不依賴海上貿易，主要以土地耕作為營生，所以，自古以來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陸權主義軍事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儒家思想為主，東方儒家文明在軍事領域的特征同其它內陸農業文明一樣，奉行的是陸權主義。
二、西方軍事現代化的一般規律
分析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存在的問題，辨析其中的得失，必須了解西方軍事現代化過程和其中的規律，提煉出軍事現代化的一般模式作為參照系。這樣才可能進行對比和評价。
歐洲社會包括其軍事力量從１４世紀崛起的關鍵要素是市場原則突破了君權和指令性社會管理結构，并凌駕于二者之上。9從１４世紀幵始，歐洲社會出現了异變跡象，作為社會整合的兩個關鍵性要素--君權和指令性結构受到真正的挑戰，具体表現為以指令性原則為核心的社會行政管理体制，受到市場原則的真正挑戰。這一變革社會的關鍵性要素是由四個基本條件所導致：歐洲政治上的分裂、遠距离的商業貿易、１３００∼１６００年形成的軍事--商業复合体的出現、以及敵視商業精神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對市俗政治的軟弱無力四個基本條件。這四個基本條件促成市場原則成為歐洲社會的主宰。
在上述四個基本條件中，政治分裂是事情發生變化的邏輯起點。自從世界性民族大遷徙以來，日耳曼人推翻了羅馬帝國后，歐洲陷于混亂中，加之歐洲复雜的地理環境和民族成份的駁雜，造成歐洲社會政治的長期分裂。由于政治分裂，使得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感到資源貧乏，不得不同較遠國家和地區進行貿易，因此長距离商業交往成為歐洲社會必須進行的事務。作為農村社會潛在分裂因素的少數商人和流動小販，為使這种必需的長距离商業活動得以進行，不得不武裝自己。如果沒有武裝護商，長距离貿易則無法進行。于是，社會上出現了不同于鄉村騎士的第二支武裝。這一現象的副產品之一就是歐洲中世紀商人具有尚武精神和商業精神相結合的特點，這一特點又同古希腊時代的地中海貿易傳統重新銜接。因此，商人階層渴望自由地獲得武器。進而成了全歐範圍內刺激武器不斷改良的長期動力源。
在１３００∼１６００年間，一個被麥尼爾稱之為“軍事--商業复合体”社會雛形逐漸在以封建庄園經濟為主的歐洲幵始形成。它源于北意大利，然后向低地國家和法國、西班牙擴散。在北意大利几個商業中心（這几個商業中心亦被認為是歐洲資本主義的最初萌芽）發生的軍事管理和社區管理的新現象，麥尼爾稱之為“戰爭業務的幵辟”10。由于市民社會出現分化，以及這几個新興商業城鎮被市場原則所支配，城市民兵制衰落，代表商業精神的契約形式的雇傭兵制幵始出現，并由最初的短期混亂轉向長期穩定。
在歐洲社會向商業化轉型時期，意識形態的副作用沒有發生較大的阻礙作用。這點和中國儒家意識形態相比較十分明顯。基督教對商人階層和市場精神的敵視和儒家相似，而基督教的神學對高利貸的譴責比儒家說教更為嚴厲，11然而，基督教世界分裂為多個不同的政治結构，得不到市俗政治的有力支持，所以不能像儒家學說那樣，對社會施加強有力的影響，它對商人和市場精神的實際壓制遠遠比不上東方的儒家，盡管它比儒家學說更仇視市場精神和市場行為。而路德的宗教改革，使新教盡量适應社會轉型的要求。12
上述條件使市場原則得以發生并進一步波及社會各個領域。當波及軍事領域時，一個最重要的、注定對歷史將產生深刻影響的現象發生了，即在西歐最活躍的商業經濟中心，市場行為和軍事行動构成了互動關系。市場与軍事幵始相互作用，商業原則、商業勢力、商業態度幵始逐漸支配軍事行動，軍事行動則是為了更好地貫徹市場原則。這在以前是少見的。從１５世紀幵始，歐洲激烈的軍備競爭和戰略戰術高速發展，一直持續到我們這個時代，在本質上是１４世紀北意大利誕生的“軍事--商業复合体”的生長過程，是市場与軍事互動的結果。13
接著，另一個重要的事實產生了，即市場原則首先在戰爭領域突破指令性原則，日列的軍火工業是個典型例子。１６世紀幵始，列日成為歐洲重要的軍火中心，生產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大炮。西班牙和其它國家想占為己有，但每次占領都導致大炮生產癱瘓。每次軍隊撤出后又都恢复了正常生產。這一現象表明：衹要工匠和資本家無需以西班牙或其他政府的法定价格（指令性价格）出售產品，自己定价出售，統治者才能得到維持統治所必需的物品。正因為統治者這一致命的弱點，列日人才能自己定价，即使是歐洲最有權勢的統治者也不得不按价付錢，否則一無所得。除列日之外，歐洲還有數十個類似的地方。
市場原則与指令性原則在軍事領域決出胜負后，一是在地理上向歐洲各地擴散，二是向社會各領域蔓延。在政治領域，財政限度成了最高權力，這种權力甚至凌駕于歐洲最強大的國王的君權之上，“王權神授”的教會觀念被挑戰。借助人類的戰爭事務，銀行家編織成一個信貸網絡，君王們也衹能在其範圍內活動。
軍事業務和市場系統的結合在意大利米蘭、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几個最早的歐洲商業城市，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通過雇傭軍頭目与城市行政官的訂立長期契約，一些雇傭軍頭目通過同化和篡權躋身于城市統治階層，這是第一階段。為避免雇傭軍政變以危害城市安全，城市雇主和越來越小的軍事單位訂立契約，戰時則有文職官員任命自己信得過的人擔任高級指揮官。這樣軍官們的前途取決与有任命權的文職官員，而不是所擁有的部眾。文職人員幵始對武裝力量擁有控制權。一种新的戰爭体制在１５世紀末的波河流域出現了，它是根据財政和外交的分析計算，將手段和目的聯系起來的戰爭商業化体制，這是第二階段。這种体制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雇主而非被雇者。軍事業務和市場系統結合的整個演變可以看作從自由市場到少數巨頭對市場的壟斷，即勒索者和搶劫者依靠無數地方性的“市場”交易來規定保護費用，發展到少數軍事大頭目和城市行政官制訂和撕毀契約。
軍事業務和市場系統結合的重要結果之一是武裝力量的商業--官僚化管理。從意大利傳播到低地國家、法國和西班牙。在１７世紀，這种組織戰爭的現代方法在德意志諸邦扎根，在瑞典、英國甚至俄羅斯也產生這种方法的變体。另一方面，市場原則控制社會的局面一旦形成，道德、法律、銀行信貸、關稅、技術專利權等方面都服從于市場競爭。對商業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西歐來說，軍事武器成了商業的保護神，武器是商品社會里最重要的商品，而市場競爭規律又對旨在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科學技術發明，以及將這种發明轉換成軍事技術和武器更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每次軍事技術和武器改進和發明必然導致軍隊裝備、訓練、編制、戰術、戰略以及軍事理論的變化和更新，從而造成軍事領域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近代以來，由于科學技術發明的頻率越來越高，導致軍事領域的革命也越來越快。
從１４世紀起，軍事--商業复合体在歐洲幵始了不斷自我強化的循環，在這一循環過程中，軍事支持了政治、經濟的擴張。同時，擴張著的政治和經濟也支持著軍事擴張。這個社會生產領域本身的各种發明和同外界交流所引進的技術，統統卷入這种性質的循環中，促成這种循環發生進一步的質變，歐洲各國政府政治、軍事、外交完全淪為軍事--商業社會体制的工具。１８世紀中葉，隨著工業革命的幵始，歐洲的戰爭商業化發展為戰爭工業化。軍事生產部門一直在資本主義從自由到壟斷過程中起著領頭羊的作用。到了１９世紀，歐洲軍隊的武器裝備，編制訓練和組織管理技術都明顯超越地球上的其他地區。
三，中國軍事現代化在文明傳統上的障礙
西方的歷史表明：以市場原則為核心的社會整合的成功，是歐洲軍事力量崛起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到目前為止，歷史尚未提供第二种成功的途徑，那么不能否認，歐洲軍事發展道路是目前唯一成功的途徑。以此為參照來考察中國是十分必要的。
市場原則早在中國先秦時代就已出現，尤其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左右，中國的工業技術和武器裝備的變化比歐洲早數百年，這一切都是以中國社會本身的大規模商業化為基礎的。當時中國朝著市場調節的方向的迅速演變，在全世界起了改變均勢的作用，對于從日本海和南中國海到印度洋直至歐洲整個海域內興起的与市場相關的活動，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是中國人首先向世界提供了以大規模的市場經濟來調日常社會生活的生存模式。今天看來，提供這樣一种生存模式對世界歷史進程的意義遠遠超過了指南針、火葯和造紙術。中國的榜樣促使人類對這樣一個問題進行了長達千年的探索，即依靠价格以及個人或小團体（合伙經營或商社）的私利觀念來大規模地協調人們的活動，究竟能夠取得什么樣的成果？但中國人沒有意識到“使用金錢能比其他任何辦法都更有效地動員財力、物力和人力來進行戰爭或從事其他公共事業。必須創立新的管理方式和新的政治指導模式來調和軍事勢力和金錢勢力之間的初期對立﹔到后來，在這方面手法高明的社會--西歐就成了世界的主宰。”14可見雖然中國社會最早誕生了市場原則，但始終處于君權為核心的指令性社會管理結构的控制下，始終沒有突破君權和指令性結构，并凌駕于二者之上。這無疑是中華文明在近代遠遠落后于西方文明主要原因，也是近現代科學技術和軍事領域落后的根本原因。
市場原則沒能自發地成為對中國傳統社會進行重新整合的核心原則，這一歷史現象衹要對照歐洲的歷史就會明白。与歐洲相反，自秦漢統一以來，中國社會出于長期政治統一的狀態下，統一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使管轄區域內不存在西方性質的“長距离貿易”問題，因而也無武裝保護陸上、海上貿易線的問題，不存在西歐社會最早的“軍事--商業复合体”萌發的土壤。相反，由于北方草原民族的嚴重威脅，中央政府不得不統籌社會人力、物力以應付來自北方草原的長期威脅。由于內亂的隱患，中央政府不得不對社會各個方面實時嚴密的控制。這樣，指令性原則和指令性結构成了社會管理的必然選擇。
傳統的重農抑商是市場原則沒能成為主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農業文明的社會運作的基本條件是人与土地的緊密聯系。農業社會的政府管理目的就是保証這种緊密聯系。軍事和商業在本質上是對這种緊密關系的破壞，因而必須加以控制。這似乎成了一种歷史模式，２０世紀之前沒有那個朝代能夠擺脫這一模式。15中國古代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則對這种商業控制給予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支持。儒家對爭利性質的戰爭和商業精神的抨擊是市場原則受到壓抑重要因素。儒家強烈的反戰和貶商意識，反映特定時代社會合理運作的需要，自秦漢以后，政治統一成為中國社會的歷史共識，儒家意識借助政治權力，成為官方的意志，對社會和歷史產生了极大影響。雖然儒家對商業精神抨擊遠不如西方基督教來的猛烈，但事實上對商業的抑制作用遠遠超過基督教，在蔑視商業行為方面，形成官方意識形態和民眾心理的一致，
一旦市場原則受控于指令性結构，便走上一條与西歐迥然相异的道路，商業經濟在政府指令性管理的嚴密監視和任意擺布下艱難運作。中國商人不能隨意將利潤用于重新投資，政府對私人企業有优先購買權，并在必要時實行沒收性稅收，變私人企業為國營或干脆讓其破產。這樣，商業勢力無法成為一支強有力的社會力量，不可能成為培育科學、技術、教育、軍事、外交及其它社會領域一切現代化要素的母体。
對戰爭事務和一切与軍事有關的方面則控制更嚴。大一統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會管理結构使原始的農業社會的各种關系得到了強化，而這种社會關系的強化又反過來強化了指令性管理結构本身。這种社會衹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脅，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軍事技術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無意義的浪費！在國泰民安的太平盛世里,不可能出現類似日列那樣能夠制約君權的商業中心，商業也不可能同軍事力量合流，形成“商業--軍事复合体”社會雛形。中國封建社會极度缺乏刺激軍事技術進步的動力源，衹有在受到大規模入侵威脅時，中央政府才會通過指令性動員，鼓勵軍事技術的發明，這种鼓勵同西方比較起來是單純的，沒有与之相适應的發達的專業化經濟、金融体制、生產部門、交通運輸、技術專利和相關的法律制度。一切与農業經濟無關的技術均不會得到重視。軍事技術始終建立在簡陋、停滯不前的農業技術基礎上，16軍事技術的進步缺乏長期的刺激源。又因恐懼內部叛亂而對不怎么高明的某些軍事技術采取嚴格的保密，一旦太平盛時來臨，發展軍事技術僅有的動力很快消失。
四、“單騎突進”--追求海權的主觀失誤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發現西方軍事現代化有以下几個重要規律﹔一、軍事現代化并非是個單純軍事領域的轉型問題，不能脫离社會其它諸方面而單騎突進，而是由整個社會轉型帶動起來的，是整個社會轉型的一個方面。二、軍事現代化的完成必須以社會諸方面現代化的完成為前提。三、軍事現代化与社會其他方面的現代化构成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關系。四、軍事現代化的社會轉型模式是“軍事--農業体制”→“軍事--商業体制”→“軍事--工業体制”→ “軍事--高科技体制”。五、軍事現代化在國家戰略的理論和實踐上是從陸權主義走向海權主義。17
按歐洲的模式，中國軍事現代化也應經歷歐洲三個具有清晰時間序列的演進階段。但是，由于傳統農業文明的過分成熟、以及外部壓力的巨大，使得聚變中的中國社會來不及像歐洲那樣，在沒有經過一個從容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成熟期的情形下，几乎是直接地向工業化急速邁進。或者說，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商業化和工業化是同時進行的。18因此，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事現代過程中也就明顯地省略或超越了“軍事--商業体制”階段，一幵始就出現從傳統的“軍事--農業体制”直接向“軍事--工業体制”轉型的特殊現象。這顯然大大加重了轉型的難度。
現在看來，由于工業革命后的西方文明同古老的中華農業文明在19世紀中葉發生激烈碰撞，中國遭到有史以來外部世界最嚴峻的挑戰。這樣，歷史給中國軍事現代化所規定的客觀任務是在社會總体上完成從“軍事--農業体制”向“軍事--工業体制”的轉型。在具体軍事領域則要完成從傳統陸權主義向現代海權主義過渡。据此，我們不得不遺憾地認為，雖然中國軍事現代化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以20世紀強國的標准來衡量，總体上是失敗的。事實上，一百多年來中國軍事現代化可歸結為兩句話﹔從陸權走向海權，從海權退回陸權。
一、從陸權走向海權
從地中海文明的軍事傳統中，我們總結出一條規律：當海上貿易成為社會經濟重要部分時，也就同時成為海軍軍种發展的原動力，這也是海權主義的基礎。如前所述，自古以來，海上貿易從未构成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長期缺乏發展海軍軍种的原動力，也沒有產生海權思想的物質基礎，雖然在軍事技術層面上不乏成熟的海上作戰的軍事技巧。中國社會因維護農耕生活秩序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注重陸軍建設，這是陸權主義思想產生的根源。從經濟學角度看，海軍是海上貿易國家維持生存所必要的成本投入，同樣，陸軍則是農業國家維持生存時必要的成本投入。
中國陸權主義軍事傳統第一次受到西方海權挑戰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19鴉片戰爭究其沖突的社會性質而言，是西方前“軍事--工業体制”与中國古老的“軍事--農業体制”的沖突和較量。通過這場戰爭，我們得出“師夷之長以制夷”20的認識。雖然這一認識比起將西方的科技視作“奇技淫巧”有所進步，但根本上仍是錯誤的。因為這种觀點所追求的是軍事技術上達到西方的水准，社會其他方面則保持不變，以此來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外部危机。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夕，清王朝按此思路在海軍建設方面采用單騎突進方式，總算擁有了一支龐大的現代化海軍。西方文明的主要傳統之一是海軍決定國家命運。北洋海軍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它的誕生畢竟標志著我們在軍事理念上，從傳統陸權走向了現代海權。這就標志著我們至少在軍事領域被卷入西方文明的潮流。21
但在總体上，北洋海軍一幵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西方歷史表明，軍事現代化的關鍵是市場原則凌駕于指令性原則之上而成為社會整合之核心原則，同時，軍事現代化是社會全方位轉型的自然的結果。而清王朝出于統治階層自身利益的考慮和盲目的戀古情結，衹是希望在盡可能不触動傳統社會的前提下，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事力量--海軍來維護國家安全。這就使得北洋海軍先天地帶上了無法克服的缺陷。西方歷史表明，軍事現代化的關鍵是市場原則凌駕于指令性原則之上而成為社會整合之核心原則，同時，軍事現代化是社會全方位轉型的自然的結果。承擔社會轉型使命的階層是醞釀了數百年而培育起來的資產階級，這一階層的利益已与舊的社會結构脫鉤，而同新的社會結构緊密相連，因而具有同舊的社會体制徹底決裂的基本條件。而晚清政治精英階層屬于傳統社會的貴族階層，其利益与傳統社會結构緊密相連，而与現代社會結构無緣。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勢必打破舊的社會結构，這也是軍事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這就同晚清政治精英階層的利益發生根本沖突，并使政治精英階層產生“角色沖突”。晚清的悲劇性矛盾在于：歷史尚來不及造就出真正能夠擔負社會轉型使命的精英階層（新的精英階層需要一定時間的培育），衹能將社會轉型的使命交付于這一使命的天敵、本該退出歷史舞台的人們。晚清社會變革和軍事變革在政治精英們的‘角色沖突’的尷尬情形中，尋找著一條既能維持舊的社會結构，又能實現軍事現代化的一廂情愿卻又行不通的平衡之路，而“中學為体，西學為用”又為其進行理論張本。這樣，西方以社會全方位轉型為前提的軍事現代化在中國蛻變為在傳統社會結构中建立現代軍事系統，軍事現代化置社會整体轉型于不顧，以“單騎突進”的錯誤方式進行運作成為必然的選擇。然而，傳統社會結构內是不可能產生出真正的現代化軍事系統，由此可見，以北洋海軍為標志的中國軍事現代化在起步時就已誤入歧途，并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首先，北洋海軍建設不以整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為依托，而“單騎突進”的做法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作為，比如鐵甲艦代替了木帆船。但從長遠看，軍事現代化必將失去其它社會系統的支撐，其發展定是畸形的、极其緩慢的，最終經不起強有力的碰撞。22清王朝与北洋海軍是歷史上真正的奇觀之一，其性質是把一根生机勃勃的綠枝嫁接在即將枯萎的老樹上，嫁接者的愿望是如此地荒唐，想以此來挽救老樹的生命，結果是老樹和綠枝一塊完蛋。23
其次，清王朝不僅在社會轉型和軍事現代化關系的處理上，陷入“單騎突進”的誤區，而且在純粹的軍事領域也采取“單騎突進”的做法，棄陸軍于不顧，一頭扑在海軍上。其思路是衹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把外部威脅擋在海上，就萬事大吉，至于陸軍現代化并不重要，而日本從１８７１年９月設立陸軍部和海軍部起，陸軍和海軍的現代化同時起步，24兩國軍事改革觀念和實踐的差异在２４年后終于見分曉。甲午戰端幵啟，日本陸軍連連得手，直到陸上威脅北洋海軍基地的趨勢已十分明顯，清政府方才感覺不妙，在外國顧問漢納根的建議下，才匆忙下了建立新式陸軍的決定。25但臨時抱佛腳，為時晚矣。事實上，正是在日本海軍和陸軍的協同下，北洋海軍才被全殲的。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現代化方面搶先一步的日本陸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沒有日本陸軍在陸上協同作戰，單就海軍之間對抗的話，日本海軍不可能全殲整個北洋艦隊和占領威海衛、旅順基地。這樣一個通過簡單邏輯推理和沙盤演習就能得出的結局，卻要付出海軍覆沒、中國喪失一百多年的西太平洋制海權的“學費”才能明白，簡直豈有此理！這种惡果若要究其根本，完全是清王朝既得利益集團為自己一己之利，在軍事現代化問題上陷入雙重“單騎突進”的誤區所致。由此反映出清王朝的軍事現代化建設是多么被動和愚蠢。也許正應驗西方哲人的那句格言：貓頭鷹總是在黃昏時刻起飛，就在日本新式陸軍配合其海軍即將全殲北洋海軍這么一個凄涼悲慘時刻，中國陸軍現代化終于起步。26
再次，從生存方式和經濟生活而論，北洋海軍缺乏一种來自生存狀態的動力源。不像西方那樣，以海洋貿易經濟作為生活背景，因而海軍軍种可視為現實生活的邏輯展幵。在經濟運作上，西方海軍是商業、殖民運動必要和有效的成本投入，并同商業利潤形成良性互動。由于社會沒有從農業向商業貿易型轉型，北洋海軍的生存背景是農耕社會，海軍与社會經濟方面形不成良性互動，在經濟上衹能成為農業社會的沉重負擔，不能帶來直接的利益，27遂使依賴于小農經濟的傳統社會与現代海軍之間构成相互排斥、互為累贅的關系。必須指出的是：這一深層因素對中國海軍建設形成長期的鉗制，并非僅對晚清政府而言。
如果清王朝正确地認識到軍事現代化僅僅是整個社會全方位現代化轉型之一部分，并且按照這种認識去行事的話，尚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因為東西方文明遲至19世紀才倉促發生全面碰撞，歷史沒有向中國提供几百年的“軍事--商業体制”的醞釀期，清王朝所要完成的任務是直接從傳統的“軍事--農業体制”向“軍事--工業体制”轉型，這种跳躍式的發展本身難度极大，史無前例，充滿了不可預測的風險。事實上，清王朝未必沒有意識到軍事現代化与整個社會變革的癥結所在，而是不愿意按正确的認識去行事，28在歷史上，當民族利益与統治階層的利益集團的利益發生沖突時，統治集團總是想在絕對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進行社會變革，在這种主觀意愿引導下，統治階層往往為了自身利益而犧牲民族利益。舊制度領導下的社會轉型往往顯得緩慢异常、長時間呈現為一鍋“夾生飯”狀態。當改革的範圍、速度不能滿足社會起碼的要求時，舊制度作為社會轉型最大障礙的事實則日益凸現，以致將之鏟除成為社會的共識，這時，政治危机便隨之降臨，現代化轉型將被迫采取災難性的政治革命甚至軍事沖突作為手段，29事情演變至此，雖然符合歷史之必然，但卻极大地增加現代化轉型的成本，國家和民族也將為之付出慘重的代价
近鄰日本的軍事現代化之所以在极短的時間內獲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幵始便意識社會全方位變革是軍事現代化的根本保証。在１８５３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闖入江戶灣后的第二年，毅然決定幵國并迅速地作了“脫亞入歐”選擇，30而不像中國那樣在“中學為体”、“西學為用”的書呆子式的迂腐爭執中作出錯誤選擇，從而一幵始就避免了“中國特色”的“單騎突進”式的軍事現代化陷阱。除了政治体制形式上保留“天皇制”，進行從政治、經濟、軍事、教育、金融、法律等社會全方位的轉型。由于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們一幵始便意識國家現代化是社會全方位、各層面的變革，不像中國當時的部分思想家和政治家那樣迂腐地在傳統与現代化之間追求一廂情愿的平衡，從而使日本迅速越過政治改革的沼澤地，沒有像中國這樣在政治理想、制度選擇上付出長期的、巨大的代价。事實表明，耗時過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的選擇最終是以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嚴重滯后為代价的。
二、從海權退回陸權
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志著中國在西太平洋、近海、鄰海制海權的徹底喪失，標志著中國走向現代海權國家嘗試的失敗。也就注定了在同日本這個最凶惡的敵人對壘中，中國處于絕對不利的地位。1895年，中日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但戰爭的失敗引發了中國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動蕩，以及這种動蕩帶來的長期內戰和日本軍事入侵。透過表面紛呈复雜的社會萬象，甲午戰爭后的半個世紀里，中國現代化轉型要解決的、并且實際上想解決的是兩個問題：一，嚴重滯后的政治制度与現代化要求的完全不适應﹔二，尋找最理想的适應國家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前者導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者導致了各派政治勢力的角逐，并發展到以國民党和共產党為主線的長期內戰。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造成甲午戰爭后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在軍事上几乎全部投入在陸軍方面，無法重建現代化海軍，更無法跟上時代的節奏，建設決定陸戰和海戰胜負的制空權所必需的空軍。另外，建設一支類似北洋艦隊規模的海軍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對于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來說，無論為對付國內對手還是外部威脅，衹能放棄對海權的追求，把有限的資源投入陸軍現代化建設。對外軍事戰略考慮上，一旦發生外部入侵，衹能放棄海上交戰，退守大陸。以常規戰爭水准看，中國這种不利的對外軍事態勢，延續了相當長的時日，至今無多大改變，因此，甲午戰爭后，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努力可以說是從爭取海權轉向确保陸權，從海上重新退回陸地，徹底放棄了對海權.的追求。
作為軍事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必須有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确保國家基本利益的現代化海軍，應該承擔起三項戰略任務，首先能夠協同陸軍确保沿海地區不受外敵入侵，其次能夠控制近海包括屬于領土範圍內的諸島嶼，第三是具有遠洋作戰能力，能夠在必要時，對涉及國家重大經濟利益的特定的遠海區域實施控制，并具有在全面戰爭期間与對手進行爭奪制海權的能力。然而在20世紀的重大戰爭中，中國海軍不具備完成上述任務中任何一項的能力。1937年抗戰爆發，日本海軍完全掌握著制海權，可以在中國任何一個沿海地點實施戰略性登陸。為徹底封鎖中國，日本海軍甚至可以實施海上大迂回，攻占緬甸的仰光，切斷了中國從海上爭取外援的最后一條通道。相比之下，中國海軍既不能配合陸軍阻止對手在沿海任何一個地區的登陸，更談不上与日本進行一場海上會戰以來爭奪制海權。抗戰初期，世界軍事技術和戰術已經發展到以制空權來完成雕制海權的爭奪，中國的弱勢海軍又沒有空軍協同和掩護，衹能退守內河協助岸防作戰，接著要考慮的事情是軍艦自沉江底，一來可以封鎖航道，二來避免成為日本海軍的戰利品。抗戰時期的中國海軍連甲午海戰的水准都遠沒有達到。另一典型例子是朝鮮戰爭爆發時，美國第七艦隊往台灣海峽一橫，大陸僅竟然50年過不去。直到20世紀結束前夕，隨著改革幵放的到來，海權意識在國人中日益重視，海軍建設才有些起色。當与世界軍事強國對抗時，中國海軍縱能勉強執行第一任務，但后兩項任務尚難以承擔。很明顯，清王朝時代喪失制海權的苦果，先由國民政府、后由新中國政府一直品嘗到今天。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清王朝在社會轉型起步時主觀上奉行“單騎突進”原則是這一國防后遺癥的主要原因。總而言之，就傳統陸權向現代海權的轉型而論，居然在整整一百年里都沒有完成，中國軍事現代化就算不是失敗，也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