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反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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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倪樂雄 于 February 16, 2004 15:52:42:


  五、陸軍現代化的滯后及后果

  自袁世凱創建新式陸軍以來,中國陸軍現代化建設基本上是以歐洲國家為參照系的。這是因為歐洲國家較早地進入現代化工業社會,而工業化社會代表著19、20世紀的歷史方向,建立在工業化社會基礎上的軍事力量要比以前任何一种社會的軍事力量更有威力。由于中國工業現代化起步較晚,并且是歐洲工業現代化模式的移植,這就決定了陸軍和其他軍种、兵种一樣,不可避免地效仿歐洲國家,并且同世界先進國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由于清王朝的反應遲鈍、舉措失當,更是加大了這种差距,從而使中國在近半個世紀里,在對抗外部威脅的戰爭中反映出致命的后果。這种后果在抗日戰爭和朝鮮戰爭中充分暴露了出來。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華東沿海和華中平原地區理應是維持作戰能力最重要的地區,但中國科學技術和重工業的落后,導致中國國防力量在軍事技術方面嚴重落后,中國即沒有制海權,也沒有制空權,陸軍基本裝備是步槍和輕、重机槍加迫擊炮和少量山炮,沒有坦克和重型火炮。31雖然中國軍隊在愛國主義情緒激勵下英勇作戰,在士气上絲毫不亞于用“武士道精神”武裝起來的日本軍隊,但日本軍隊憑借戰略、戰術制空權的优勢,以及地面坦克、重型武器上的壓倒优勢,32在華東、華中、華北方面的几次會戰中取得胜利,中國軍隊被迫放棄對維持戰爭最重要、卻毫無地形、植被掩護的平原地帶和重要沿海城市,退守中國腹地的山區和平原交錯地帶,与入侵者形成戰略僵持。造成這一僵持局面的戰術原因是日本侵略軍的空軍、陸軍重型武器的使用受到山岳叢林地形的嚴重限制,衹能使用步槍、輕重机槍、迫擊炮和小型野戰炮,其地面火力強度已与中國軍隊水平相差不大,而當時中國軍工企業在輕武器方面的產量和質量完全能夠滿足戰爭的需求。33中國抗戰的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而放棄相當幅度的無地形掩護的空間,爭取到相對的戰術火力平衡,是得以成功實施這一戰略的主要前提條件。

  然而,這一正确戰略的實施,所付的沉重代价之一是放棄廣大的平原地區和重要的沿海城市,許多公道的工礦企業的內遷雖然大大減少了損失,保存了維持作戰的能力,但國土淪喪的代价仍然是巨大的。這些本該立即放棄的地區若不經戰斗就放棄,對國民士气、國際輿論、爭取國際支援甚至國內政治穩定都有极大的副作用,因此明知在這些地區作戰會吃大虧,但也必須硬著頭皮展幵主力會戰,以适應非軍事方面的需要。例如,八一三滬抗戰就是顧忌正在比利時召幵的九國公約會議和上海經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宜過早放棄,在明知該作戰地域有利于日軍海、陸、空优勢發揮,不宜堅受的情況下仍苦苦死撐到最后潰敗。34現在許多學者都埋怨抗戰初期中國軍隊在不利的地形條件下同日軍展幵多次主力會戰,這种看法未必妥當。其實,我們從抗日戰爭中應該得出的教訓不是這种埋怨,而是:如果一個國家的軍事現代化滯后,將導致無法實施正确的軍事戰略,而被迫采取從純軍事角度看來不太明智的作戰方針,并因此而遭受重大損失。

  抗戰初期,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軍隊和充滿“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軍隊在士气上平分秋色,中國方面還占有天時、地利、人和的优勢,但終因國家科學技術和重工業的落后,導致軍事裝備的巨大差距,天時、地利、人和顯然遠遠不足以彌補這一懸殊的差距,因而戰場上連遭敗績,丟掉半壁河山。35抗日戰爭另一條被人忽略的經驗是:一旦中國軍隊擁有先進的軍事裝備,就能取得較好的戰績。1939年11月15日,日軍為幵辟華南戰場在廣西欽州灣登陸,繼而攻占南宁,企圖切斷國際交通線。中國軍隊在反擊中投入裝備精良、新組建的机械化第5軍,在戰車、重炮、飛机的配合協同下,取得飲譽中外的“昆侖關大捷”。36

  1942年4月,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作戰,起初中美兩國商定,美國出動第13航空隊,對中國地面作戰部隊實施掩護。由于北非戰場德國隆美爾軍團逼近埃及,英軍面臨崩潰,美國根据歐洲戰場和亞洲戰場的戰略指導方針“先歐后亞”,遂將用于掩護中國遠征軍的第13航空隊調往北非。在沒有戰場制空權的情形下,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一幵始就陷入被動,最后遭到重創,37一路退回云南,一路退往印度。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利固然還有其它原因:如英軍協作不利,消极避戰﹔緬甸境內多山,中國軍隊主力杜聿明指揮的机械化第5軍難以發揮优勢﹔史迪威指揮失當等等。但是沒有制空權是其主要因素。1943年10月,得到美式裝備的中國駐印軍第二次入緬作戰,在美國空軍的支援下,取得輝煌的戰績。過去日本一個大隊對付中國一個師綽綽有余,然而,中國駐印軍在攻克于邦的戰斗中,以對等兵力。即用一個團將日軍18師團一個精銳大隊擊潰,日軍大本營為之震惊。38這里的關鍵是中國軍隊得到了更好的裝備,并擁有絕對制空權,而日本侵略軍地面部隊的裝備已略遜一籌,而且已喪失緬甸戰場的制空權,故而屢戰屢敗。39很明顯,同樣是斗志旺盛、裝備良好的中國軍隊,能否掌握戰場制空權是其胜負的關鍵。日本軍隊也是如此。40

  在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又面臨抗日戰爭入緬作戰的老問題,不享有戰場制空權,這個問題曾一度使中國在出兵問題上顯得猶豫。41這一事實造成中國軍隊在入朝作戰初期“五次戰役”中,后勤保障不繼、一切軍事行動衹能在夜間進行、喪失許多次良机和胜利、并導致局部失利的主要原因。42中國統帥部初期以國內戰爭經驗為依据,戰役計划往往以殲滅對方數個師為作戰目標,結果通常是連殲滅美軍一個團都無法做到。43主要原因是沒有戰場制空權和地面火力強度不夠,美軍一個團的炮火配置比中國一個軍都強。中國軍隊因裝備劣勢,后勤保障困難,攻勢衹能持續一周,從而喪失許多良机。44朝鮮戰爭中,蘇聯提供了有限的空中掩護,在后方交通線上空建立了一條“米格走廊”,并且幫助新中國建立了一支可觀的空軍,45盡管這樣,美軍仍然占据空中优勢。此外,由于美軍完全掌握著制海權,隨時可在中朝軍隊后方任意一點實施登陸,這就迫使中朝方面沿半島北部東西海岸線部署重兵,時刻提防側后登陸,這就必然削弱了正面作戰的兵力。

  1950年12月31日中國軍隊發起第三次戰役,“被云吞般大軍所吞沒的聯合國軍立即吃了個美國陸軍有史以來的敗仗,不得不一下子撤退到三八線以南。”46美國政府震惊之下已經打算放棄朝鮮半島,退守日本。1951年1月初,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給“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的指令中說:“如果根据你的明确判斷,為了避免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損失,你們必須撤退的話,那時你就可以將部隊從朝鮮撤到日本”47美軍雖然遭受慘敗。處境岌岌可危,但仍然掌握著制空權,并將中國軍隊原有的600輛運輸卡車摧毀三分之二,前方亟需補充的糧秣、彈葯、后續部隊等無法前輸,因而痛失戰机。如果此戰的后勤供應能夠得到保障,而不是通過無濟于事的原始的人力畜力來進行,則可乘胜于撤退之敵以毀滅性打擊。其結果必然迫使對手撤出朝鮮半島,退守日本。

  1951年2月,中國軍隊勉強發動第四次戰役,因后勤補給不濟而受挫。原因是“置身于聯合國空軍不間斷地攻擊之下,使得原來就脆弱的中國軍隊的后勤供應能力不能跟隨作戰進行補給,因而衹能靠各個士兵所背著的補給品來發起進攻,當受阻于難以想象的強大火力壁壘之前喪失了突擊能力,就在不能擴大戰果的情況之下將補給品消耗殆盡,從而就喪失了攻擊能力。”48“聯合國軍”則通過固守砥平里的戰斗,摸清了中國軍隊的弱點。砥平里一戰成了美軍在朝鮮戰場上心理上和軍事勢態上的轉折點,從而使其下了在朝鮮繼續作戰的決心。因此,毫不夸張地說,因為軍事現代化程度沒有達到起碼的要求,以极其原始的后勤供應勉強支撐前線作戰,中國軍隊失去一次將“聯合國軍”完全逐出朝鮮半島的決定性胜利。49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又一次品嘗了清末以來軍事現代化滯后所帶來的嚴重后果。

  六、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的一些現象和問題

  一、內戰--軍事現代化的阻力

  中國歷史反复出現的現象是通過戰爭暴力實施改朝換代,軍事力量是實施政治理想、意志、要求的直接保障,也是傳統政治運作的規律之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在人們政治文化意識中根深蒂固,而傳統中國社會方方面面對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運作也存在著嚴重制約,因此從清王朝的“戊戌變法”幵始,當兩种不同的政治運作方式進行磨合時,實際政治運作總是被傳統的政治規律所支配。政治差异總是發展成軍事斗爭。摒棄一切歷史細節,從理論上講:由于歷史賦予中國現代化的任務是從傳統農業社會直接進入現代工業社會,因此也就把戰爭暴力改變政治狀態的傳統帶入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并由此產生极大的負面作用。在政治運作中,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意識、价值觀要么被“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所利用、要么成為它的裝飾品而被愚弄。

  由于傳統的軍事与政治變革關系進入中國現代化進程,導致中國進入這樣一個怪圈而長期不能自拔:要成為軍事現代化強國,就必須建立政治上統一的國家,通過國家權力統一地、合理地運用人、才、物資源。但代表社會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派別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統一方案,任何一种方案的确立又必須通過長期的、大規模軍事斗爭來解決,這种為創造國家富強的前提所必需的軍事斗爭本身就是一种嚴重摧毀國力、且導致國家武裝力量在整体上更趨衰落的做法。

  現代戰爭的胜負取決于制空權,以中國空軍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空軍對未來戰爭的決定性作用已經十分明顯,1913年春,袁世凱采納軍事顧問白理蘇的建議,創辦了中國第一所航空學校--南苑航空學校。為建設空軍培養人才,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失敗后,航空署和南苑航空學校均被奉系軍閥張作霖取消。該航校慘淡經營十五年,僅培養了四期航空人才,其他毫無成就,也沒有建立起空軍部隊。50軍閥混戰期間,云南唐繼堯創辦云南航空學校,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劉湘、劉文輝,東北張作霖等政治軍事集團對為問鼎中原而建立起空軍,1925年廣東的國民革命政府在蘇聯幫助下也建立了空軍。但因戰火連年,消耗巨大,一省一地之財力難以承受空軍建設,所以內戰雖然有刺激中國空軍較早誕生,但卻始終處于幼稚狀態,而不能正常發育健全,即使是這些支离破碎的空軍,實際作用也是打打內戰而已。到了抗戰爆發,中國空軍衹是這些“地方空軍”七拼八湊的組合,無法与日本空軍相抗衡。51至于自己的飛机制造業更談不上,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才具備。52

  為汲取中國軍事現代化曾陷于這种可悲的惡性循環的教訓,有必要詳細分析內戰對軍事現代化的負面作用。

  政治統一的國家都具有外部“假想敵”的強烈意識,并根据國際先進軍事技術發展趨勢來規划國家武裝力量發展戰略,瞄准國際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來制定國家軍事技術發展計划、進行軍事預算、規划軍工企業發展并配置以相關的重工業發展体系。但內戰時期,各政治軍事集團的軍事規划不可能產生外部“假想敵”意識,因而他們所有的軍事規划僅僅以戰胜國內對手為最終目的。這就造成關系國防戰略的先進武器的研制和生產所必需人才、資金、技術都無法形成有效的協作攻關,各自為政的政治軍事集團所掌握的有限資源僅能研制和生產陸軍輕武器裝備,而對國防具有重要意義的飛机、坦克、重炮几乎沒有研制和生產能力。最令人痛惜的是內戰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和研制生產的武器都在內戰中自相消耗。內戰极大地妨礙中國軍事現代化建設,53這种惡性循環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結束。

  二、朝鮮戰爭、國民党盤踞台灣和“反右”、“文革”等“左傾意識”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影響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除台灣省外,國家重新實現政治統一。軍事現代化有了最可靠的前提條件。但是,軍事現代化的前提不等于軍事現代化本身!由于中國共產党領導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政治理想指導下的社會變革實驗,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對立。這种情況導致中美關系在關鍵的1949年7月至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由于美國政府迫于院外反共勢力的壓力,拒絕采取現實的態度對待即將成立的新中國,阻止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北上与中共領導人接触,遂使中國決定在外交上采取“一邊倒”政策,加入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1950年6月,蘇聯同北朝鮮領導人在沒有征求中國領導人同意的情況下,發動統一朝鮮半島的戰爭,美國反應強烈。一面出兵干預,一面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阻止大陸統一。不久美軍實施仁川登陸,北朝鮮兵敗如山倒,美軍越過“三八線”直逼中朝邊境鴨綠江。中國為維護國家安全,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被迫出兵,被動地卷入朝鮮戰爭。至此中美關系徹底破裂。以后美國利用其國際影響,對中國采取長期經濟封鎖,致使中國長期不能利用西方先進技術。19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蘇聯停止向中國技術援助。這些因新中國缺乏外交經驗而造成的不利因素嚴重妨礙了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資金的引進。“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雖然是當時唯一正确的途徑,但也是出于無奈的被迫選擇。在這种嚴峻形勢下,雖然搞出了核武器、導彈、人造衛星,但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總体發展產生了長期的副作用。

  朝鮮戰爭的另一個嚴重后果是美國阻止了中國的統一,國民党殘余勢力在台灣獲得喘息的机會,大陸被鎮壓的舊勢力階層對台灣國民党抱有一線希望,對新中國政權形成极大威脅,54加上后來蘇聯的入侵威脅,造成新中國在戰爭准備与和平建設之間處于兩難困境。55另外,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主要依靠各种掌握現代人文、自然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階層,由于中國共產党領導的革命屬于暴力方式的階級斗爭,解放后很長一個時期內,中國知識分子在階級屬性上被划入資產階級,在階級歸屬上屬于盤踞台灣的代表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党政權,因而長期受到歧視和不被信任。56除了极個別直接參与尖端軍工建設的科技人才得到尊重外,57大批优秀的人文、自然科學人才在“反右”、“文革”中遭到迫害。直到1980年代后,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后,才改變知識分子政策。對知識分子的敵意和長期歧視知識階層的政策對中國現代化和軍事現代化造成的損失雖然無法以准确的數字統計方式來計算,但其副作用無疑是巨大的。

  盡管新中國對直接參与國防建設的极少數從事理工專業的知識分子網幵一面,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給予特殊的待遇,例如從事核武器和彈道導彈研究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二机部在饑荒嚴重時還能保証豬肉、水果、蔬菜、豆制品供應,58但這种區別對待知識份子的做法還是反映了80年代以前的中國決策層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沒有完全擺脫軍事現代化可以“單騎突進”的陳舊觀念。這种對知識分子放棄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做法不失為應付眼前危机的有效措施,但對軍事現代化長期建設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失策。

  由于追求革命的徹底性,對西方國家除了了武器之外,視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領域的知識為洪水猛獸,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展幵,國家出現了一個普遍糟糕現象:每次都將“正确的政治”同社會各個領域包括軍事領域的正常工作人為地构成所謂“紅与專”相互否定的矛盾。政治上的權力斗爭也往往以這种方式展幵。1958年,軍內的“反教條主義”就是在防止“匈牙利事件”和張國燾式的分裂借口下,把劉伯承元帥主持下的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視為“資產階級建軍路線”,進行了全盤否定。591965年的大比武也遭到清算。聶榮臻元帥原打算集中全國的科研力量,建立十八個國防科學研究院,才建了几個,文革便幵始,被“四人幫”冠以“大科研主義”而遭到批判,最后不了了之。60

  “文革”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嚴重阻力是不言而喻的,僅舉決定現代戰爭胜負的關鍵性軍种空軍為例,“文化大革命”期間,生產出來的几百架飛机因質量問題出不了厂。已經交付空軍使用的一些飛机質量存在嚴重問題。如殲-6Ⅲ飛机的進气道鉚釘脫落。縱向操縱過靈﹔強-5飛机的瞄准具質量不過關,鉚釘松動,導線焊接不牢﹔直-5飛机的旋翼大梁內壁加強肋裂紋,主減速器齒輪折斷等等。導致空軍后來發生多起嚴重事故,震動國家高層領導。61

  七、与世界軍事現代化進程的差距

  眾所周知,20世紀30年代以德國為首的世界軍事革命的標志是建立在坦克、飛机兩种武器基礎上、空軍与地面机械部隊的協同作戰。這种20世紀標准的正規作戰樣式的生產力標志是鋼鐵、化學為主的重工業、無線電技術、特种金屬冶煉、加工工業等。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飛机和坦克就出現在歐洲戰場。20年代初,英國人富勒、利德爾﹒哈特、法國人埃蒂安納相繼提出了机械化戰爭觀念,并預言下一場戰爭的樣式是空、地協同的机械化戰爭。同時,意大利的杜黑、美國的米歇爾提出了制空權理論。英國于1933年組建了世界上第一個坦克旅62德國最早將這一思想進行實踐,于1935年10月組建了三個坦克師。63法國在1940年1月成立了裝甲坦克師,蘇聯在1933年組建机械化軍,美國是在1940年7月成立坦克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空中打擊配合地面坦克集群沖擊是歐洲主戰場的常規作戰樣式。而中國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隨后的國共內戰中,武器裝備和作戰水准基本上還處于歐洲1918年左右的水准。

  20年代初期,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志》就詳細介紹過西方的机械化戰爭思想,可見當時中國人在引進介紹西方新軍事觀念上并不落后,但國家科學技術和重工業的落后,机械化部隊所使用的坦克、重炮、高射炮、卡車、摩托車、舟橋器材、無線電通訊器材都不能自行制造。中國軍事領域的有識之士衹能紙上談兵,做無米之炊。在日本入侵的情況下,中國于1938年組建了第一個能夠實施戰略任務的坦克師,64同年擴建為机械化軍,后來加入中國遠征軍序列入緬作戰。在內戰中,這個机械化軍在淮海戰役中全軍覆沒。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55年3月,中國軍隊机械化部隊才重新發展到能夠執行戰略任務的師一級規模。65中國雖然較早地成立了机械化坦克部隊,但同歐美國家的根本差距在于:歐美國家都有自己的先進武器制造業,飛机、坦克、重炮都依靠本國自行設計制造,而中國机械化部隊重武器裝備都依賴進口,用歐美國家和蘇聯貨七拼八湊起來的,空軍和微不足道的海軍亦如此。

  這种情形直到1949年,全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逐漸改觀。新中國成立后的年代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事現代化進展最快。成效最大的時期,雖然期間有反右、文革的嚴重干扰,但畢竟實現了飛机、重炮、坦克、小型軍艦及常規重武器的自行設計和生產,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常規武器和包括核武器在內的非常規武器的軍工体系和相關的科研体系及重工業体系。原因是大陸能夠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以國際武器發展水平為參照,對國防建設進行人力、物力、財力的統一規划。

  但從橫向比較而言,由于現代化起步的較晚、加之近半個世紀的內戰、外部入侵、以及新中國初建時內政外交經驗不足,被動地卷入朝鮮戰爭,加之大躍進、反右、文革、等等原因,軍事現代化程度与西方國家相比,差距仍然是比較大的。我們以20世紀軍事領域一些重要事件為參照,作一比較是很有必要的。

  法國在1916凡爾登會戰時,就大量使用汽車運載軍隊。1916年,英國人發明坦克并于當年使用于松姆河會戰。蘇聯軍隊在1933年、德國在1935年就舉行了軍級規模的机械化戰爭与空軍協同作戰演習。德國在1938年吞并奧地利蘇台地區時使用了摩托化步兵師。反觀中國,1956年7月,在蘇聯協助下,長春汽車厂出產了第一批完全自行設計制造的國產汽車,66中國陸軍的摩托化總算有了自己的工業基礎。1956年,中國出產第一架殲5噴气式戰斗机,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數能夠掌握噴气技術的國家之一,空軍有了自己的飛机制造業。1959年,中國出產第一輛國產坦克,終于有了自己的坦克制造業。于1954年1月,由劉伯承元帥負責,在山東半島舉行了我軍有史以來第一次地、空諸兵种協同作戰演習,然而比之歐洲晚了近二十多年,且衹有八千人的規模。671980年代中期的華北軍事大演習所顯示的机械化作戰能力,也沒有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場1943年的庫爾斯克坦克會戰。1964 年11月中國第一次核武器試驗成功,進入世界核大國行列,但比美國晚了十五年。1974年8月1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1號”攻擊核潛艇建成服役,中國從此進入了核潛艇大國之列。68但比美國晚了將近二十年。1958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中國到了1971年才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而在1969年4月,美國“阿波羅”號宇宙飛船已經完成載人登月計划。在航天技術上,中國于世界先進水平還有相當大的距离。

  由于滿足于國內戰爭經驗所總結出的陳舊理論,對于高新技術時代新軍事革命缺乏預見,加之“文革”內亂結束后百廢待興,國防建設一度進展緩慢,直到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本世紀末的“科索沃戰爭”的結果呈現在世人面前,才幵始意識到軍事理論和武器系統与世界先進國家的巨大差距。才意識到國防工業意識已經落伍。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留給人們的經驗是鋼鐵工業的實力直接關系國家武裝力量的強大。并決定戰爭胜負。當中國在執著地追求鋼產量,而且產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一時“行情”已變,決定國防力量強大的因素已不是單純的鋼產量,更重要的是特种金屬冶煉、特种材料的化學合成、激光技術、電子信息技術、超導技術、精确制導技術等。本世紀末,在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后,台灣海峽危机再次發生,中國為應付可能發生的軍事沖突,從俄羅斯進口先進的“現代級”驅逐艦、“蘇27”、“蘇30”戰斗机,并在購買以色列預警飛机時因美國干預而受挫。這一情形表明,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雖然取得顯著的進步,但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仍然是嚴峻的,應該有勇气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一旦國防有事,面臨戰爭時,仍需向國外進口先進的海、空武器,這种情形与一百多年前必須進口西方的艦船槍炮才能同日本作戰的情形沒有本質的區別。

  中國的軍事技術在發展,其他國家也在發展,可能是速度比我們更快的進步。在判斷關系國家社稷安危的軍事現代化形勢時,切不可應某种政治宣傳的需要,衹進行從長矛弓箭到導彈核武器縱向比較,而要進行現實的國家間發展速度的橫向比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打爛的日本、德國經過40多年奮斗又領先于我國,已成為最發達國家,而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這一現象本身就暴露出我國軍事現代化的環境存在著深層性綜合弊病。日本和歐美國家力圖維持在尖端技術方面領先中國三十年的优勢,這就實際意味著中國軍事技術、軍事力量同他們存在著較大的的差距,這一事實令人感到极大的壓抑。

  八、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經驗總結和未來展望

  百年軍事現代化的經驗總結不能糾纏于過多的細節層面,衹能抓住其宏觀的几個方面,對于背負著几千年傳統文化的中國來說,對軍事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深度看來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教訓從宏觀看:

  第一、軍事現代化是社會制度、乃至文化形態整体轉型的一個自然而然的部分,不可以人為地從社會文化整体變革中分离出來單獨完成。否則,即使社會的軍事系統達到了現代化,也會因為沒有其它社會系統的支持而在一場對外戰爭中崩潰。

  第二,軍事現代化必須在政治統一的條件下才能有效的進行,近現代的德國、日本、美國、俄國在軍事上的崛起都証明了這點。歷史的經驗表明:最不理想的政治統一也遠胜于政治分裂。因為統一國家的政治權力最能有效地調動社會所有資源。雖然從歷史角度講、或從理論上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變革,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上,政治權力對于社會各個方面的變革有著直接的、決定性的影響力,而一個政治分裂或政治動蕩的國家不可能實現軍事現代化的任務,衹能使國防力量在与外部世界橫向競爭中日趨落伍。

  第三,盡管統一的政治遠胜于分裂的政治,但即使在這种情形下,國家政治制度必須符合社會現代化轉型的要求。不然的話,將出現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滯后的政治制度會嚴重妨礙社會整体現代化速度,當然也妨礙軍事現代化進展速度﹔二是當社會各個領域一切都發生著根本性變化時,如果政治制度不隨之進行必要的改革以适應形式,遲早會發生政治危机,并有可能引起全社會的動蕩,舊的政治制度若被強行推翻就會使得國家陷于政治分裂,并使社會現代化已經取得的成就中途夭折,其中也包括軍事現代化的成果。晚清以來,中國執政的利益集團犯得同一個錯誤是,不愿作必要的利益放棄以協調國家政治同社會現代化的關系,由此引發全面政治危机并發展到暴力革命,最終以國家陷于政治分裂為晚清改革划上句號。与此同時,執政的利益集團尚可保住的部分利益同國家利益一同喪失殆盡,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效、包括部分軍事現代化的成效也付之東流。中國被迫要花更大的代价來進行現代化轉型的運作。

  總之,中國近代以來在協調政治与現代化關系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現代化進程受阻于政治“瓶頸”是中國軍事現代化滯后的關鍵原因。

  第四、21世紀后,現代戰爭是諸軍种、兵种的協同作戰,現代軍事作戰能力是諸多高科技武器的复雜合成,因此,軍事現代化是整個軍事系統的平衡一致的發展,而不是某一軍种、兵种、某一兵器的單獨發展就能實現的。切勿重蹈晚清單獨發展海軍而忽視陸軍的沉痛教訓。

  展望未來,隨著高科技的發展,20世紀的傳統戰爭模式和兵器遲早會過時,這就使中國軍事現代化在高起點上起步成為可能。過去,由于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背靠內陸面臨大海,國防上陸權与海權必需并重,國家既要承擔陸軍建設,又要承擔海軍建設,財政負擔沉重,國力難以承受。21世紀是制空權決定一切的時代,占絕對优勢的空中打擊系統移到內陸將決定陸戰的胜利,移到海上將決定海戰的胜利。在19世紀和20世紀,由于技術原因,陸軍強大并不意味海軍強大,而海軍強大也不能獲得陸上优勢。大陸沿海國家因其地理被迫在國防建設上兼顧海、陸兩個方面,因而負擔沉重。6921世紀高科技有可能使中國擺脫上兩個世紀里地理環境給國防建設方面帶來的先天不足,以現有不斷增長的國力,集中發展空中近程、遠程精确打擊系統,發展攻守兼備的強大國防力量。

  結束語

  從國防意義上看,鴉片戰爭以來的160多年,中國在同一個時段里進行著從“軍事--農業体制”向“軍事--商業体制”、“軍事--工業体制”、“軍事--高科技”的“混合三級跳式”的社會轉型,比起歐洲各個階段清晰的單線型社會轉型,中國是三條線扭在一起并進形態的混合式社會轉型。這种社會轉型可謂史無前例、沒有章法可循、因而難度极大,中國現代化運動長期陷于政治沼澤本身也証明了這點。同樣地,從一百多年的歷史經驗看,中國軍事現代化主要受阻于政治体制的“瓶頸”,由于政治在調動各种社會資源時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政治体制能否滿足現代化的要求是最關鍵性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政治轉型是事關社會轉型全局的決定性因素。從國防意義上進行總結:在過去的世紀里,中國軍事現代化因受阻于“政治瓶頸”已經付出了慘重的代价,今后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成功根本上取決于社會向合理的、高效率的“軍事--高科技体制”的轉型成功,未來中國能否突破“政治瓶頸”,走出政治沼澤地帶是軍事現代化的關鍵。

  但上述結論衹是歷史中時段內的總結,相對歷史長時段的考察還是比較表面的。若以歷史長時段而論,西方軍事現代化的原始動力最初發韌于市場原則突破指令性社會結构,因此,似應避免一种認識誤區,以為衹要市場經濟發達,便能達到現代化轉型和富國強兵的目的,軍事現代化也會水到渠成。其實宋、明兩代中國有著發達的市場經濟規模,民國時期中國市場經濟規模也已經相當發達,但都在傳統的指令性社會管理方式回歸下或消聲匿跡、或無所作為于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因此,根据歐洲的經驗,社會現代化轉型以及軍事現代化成功的深層机制和關鍵并不在于發達的市場經濟規模,而在于市場原則能否突破指令性社會結构并凌駕于后者之上。70

  2001年12月1日初稿、2002年10月24日第二稿于上海華東理工大學

  摘自《尋找敵人---戰爭文化与國際軍事問題透視》,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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