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議宣 于 February 16, 2004 15:54:02:

網權論──數字時代的思想戰爭和民族戰爭

　　現在一談論互聯網与國家安全往往注重的是黑客對網絡的攻擊，通過互聯網竊取國家机密、使網絡癱瘓。“網絡戰”一詞主要指的也是戰爭狀態下對軍用網絡的攻擊。但是在和平時期，互聯網所帶來的“文化帝國主義”才是對國家安全的最帶威脅。与傳統戰爭的硝煙相比，針對網絡進行攻擊的信息戰當然算是“軟戰爭”。但是与和平時期通過互聯網進行的文化、思想交鋒相比，戰爭狀態下的攻擊，又不過是“形而下”的“硬戰爭”。在全球一体化，在國際交往越來越頻繁國家之間更緊密地相互依存的今天，如果在和平時期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思想、文化上已經被戰胜，那他必然走向衰落，根本就不需要破壞他的網絡，更不需要大舉被入侵。所以，贏得和平時期的“網絡思想戰”，才是贏得國家安全的關鍵──不論是對外抵御侵略，還是對內鞏固政權。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先胜后戰”、“胜而不戰”。即便在戰爭狀態下，攻擊的也主要是軍用網絡。民用網絡并不是網絡戰的主要目標。這一點在第二次海灣戰爭中已經可以發現端倪。直到美軍先頭部隊已經進入巴格達市區，伊拉克的宣傳部長薩哈夫依然能夠通過電視台向全世界進行直播。至于中美“黑客大戰”中雙方相互“黑”掉對方的“政府網站”，那其實和向對方大使館扔几個墨水瓶沒什么區別。所謂“官方網站”，不過是政府的民用“門臉”，“黑”掉它，一方面与戰爭狀態下的信息戰的技術、作用都差很遠。另一方面，對于我這里所說的“網絡思想戰”，那依然是形而下的“硬戰爭”。

一，網絡是“海”
二，思想制網權
三，“藍水學派”
四，“思想戰爭”或“民族戰爭”

一，網絡是“海”
　　對于世界軍事史稍有了解的人，提起馬漢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美國戰略家史普勞特曾指出：“很少有人能像馬漢一樣，在世界大事上留下這樣深刻的痕跡，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樣，親眼看見其理論如此圓滿地實現。”事實上，在其身后，馬漢《海權論》的影響至今仍繼續存在而不衰。而在數字化時代的今天，網絡就是“海”，一個國家若想強大，今天的“網權”就像一百年前的“海權”一樣重要。
　　馬漢极端強調“海權”（sea power），但不幸，他對這個名詞并未作任何明确的界定。在他的著作中，這個名詞往往呈現出兩种不同的意義：
（1）經由海軍优勢獲得的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
（2）生產、航運、殖民地和市場，總稱之為海權。
　　當然，這兩种觀念是互相重疊，所以也難免混淆。同樣，對于“網權”也可以被看成兩個具有兩個不同的層次。其中一种分法是：
（1）電子商務、網絡服務以及一切通過網絡進行的文化傳播﹔
（2）經由信息技術优勢獲得的“制網權”。
　　這种“制網權”，由于屬于上述我所說的“形而下”的信息戰，屬于軍事、技術的範疇，屬于國家軍事大戰略考慮的問題。對此已經有很多人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不是本文“網絡思想戰”的範圍。這种“制網權”的“網”主要是指軍用網，在兩國出現軍事沖突時才會突出表現出其作用。而對于民用網，對于和平時期，對于“文化帝國主義”，網權的第二個層次應改成：
（1.5）經由“思想技術优勢”獲得的“思想制網權”。
　　這里是特意用“思想技術优勢”以區分“思想优勢”或“思想道德优勢”。所謂“思想技術优勢”是指一种思想科學性和表述的影響力，即傳播學意義上的优勢，而并非是指一种思想“道德上的先進性”──盡管所有思想都宣揚自身的道德优勢。
　　“網絡思想戰”的核心就是“思想制網權”。在人類進入數字時代之后，“思想制網權”將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興衰的關鍵，進而影響到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以及軍事戰略地位。
　　馬漢發現有六項影響海權的一般條件，并且認為是具有普遍性而且不受時代影響的。這六項要素分別為：
（1）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
（2）自然結构（physical conformation）﹔
（3）領土大小（extent of territory）﹔
（4）人口數量（number of population）﹔
（5）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
（6）政府的性質与政策（character and policy of governments）。
　　這一套架构也許要算是馬漢對海權理論的最大貢獻，一直流傳到今天仍然有其价值，如果改成“思想制網權”的要素，最多衹是在解釋上需要略加修正而已。

　　地理位置對海權的影響及需要，英國是最佳例証。不列顛群島与歐陸的距离是不遠不近，既能使英國對外敵的入侵獲得相當的安全保障，又便于它打擊敵人。以其本國為基地，英國艦隊可以集中兵力，同時用于防御和封鎖歐陸。英國毋需維持大陸軍，极大節約了財政。英國也可以控制歐洲北部的海運，并便于与其海外領土維持交通。反而言之，法國則缺乏這些优點．所以，在海權競賽中，自然不是英國的對手。
　　而對于“思想制網權”來講，“地理位置”則要依据“信息地圖”進行分析。從互聯網的物理分布數量來講，中國要次于美國、歐洲，但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仍具有优勢。從信息內容分布來講，互連網上的中文信息內容僅次于英文。這就相當于中國具有一條較長的海岸線。這也同時存在利弊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以歐美為代表的英語世界掌握著全球思想文化的絕對优勢，中國國內思想文化界中越來越多的人才掌握了獲取英文信息的能力，這就很容易受到入侵﹔另一方面，歐美懂中文的人才比較少，要想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很難。世界存在一個相當大的華語圈，會不同程度地受中國文化影響，計算机處理中文的技術又比較先進，在這一點上，中文在未來文化格局中的影響，甚至要优于法語、德語、俄語等﹔与印度、非洲、南美那些已經失去本民族語言，而采用英語、法語、拉丁語的第三世界國家相比，那就具有更大的文化优勢。

　　自然地理結构大致可決定一個民族尋求和獲致海權的机會。海岸線形狀決定向海洋發展的難易程度，良好的港灣代表一种重要潛力。土壤的肥沃与否或使人民安土重遷，或使人民不得不討海為生。前者例如法國，后者例如荷蘭。島國或半島國家若欲富強，必須重視海權的發展。對于任何有海岸線的國家。海權均為其國家權力的一個必要部分。
　　中國現在堅持的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与世界上占絕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制度”完全不同。在思想文化上，這就好比缺少与世界通航的港灣，就像經濟上沒有加入WTO、沒有實行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研究在國內有廣闊的市場，很多學者“安土重遷”，根本不必“討海為生”。研究社會主義的學者在國內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地位都有保障，在國際上卻無法得到認可，更換不到“鈔票”﹔而那些對西方文化進行研究、翻譯、介紹、引進的學者，雖然在國內的統治地位略差，卻可以在國內賺到“鈔票”──這就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自然結构”。

　　領土大小必須与人口、資源等因素相配合，否則廣大的領土有時反而形成弱點。假使大片領土為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則更是一种較大的弱點。馬漢以內戰時的南方為例，指出以人口和資源的比例而言，其面積太大，尤其是海岸線太長和內陸水道太多。
　　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市場也必須与人們對思想文化產品的供給、需求相适應。如果本國的思想文化生產不發達，不能提供足夠的精神產品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更缺乏向外輸出精神產品的能力，那無疑將是很大的弱點。同時，如果本國思想學術界派別林立，彼此割裂、水火不相容、混亂不堪，那就更是弱點了。就像一些網友所說的：“網上的左派其實是個大雜燴”，就是最好的寫照。

　　一個想向海洋發展的國家不僅應有相當數量的人口﹔而其中直接或間接參加海洋活動的人數，也應占相當大的比例。國家的平時航海事業（包括航業、漁業、貿易、造船工業等）足以決定其海軍在戰時的持久力。英國為標准典型，不僅是一個航海國家，而且也是造船和貿易大國，所以擁有發展海權的人力基礎。
　　中國的人口世界第一，網民和從事信息技術的絕對人數也不低，但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卻較低。在信息技術領域，中國人從事的又多是低端的應用、服務和消費事業，“制網權”的基礎相當薄弱。同樣，在思想文化領域，也缺乏原創性的理論、學說，且多是針對國內市場的宣傳產品。在網絡的海洋中，這几乎不能算“航海”，衹能算是“內河航行”。

　　民族性中最重要者為貿易愿望（重商主義）和生產能力。有此心理基礎，人民才會走向海洋尋求財富。海洋商業与海軍的結合，再加上殖民地和海外市場的幵拓，遂終于使英國變成有更以來的最大海洋強國。
　　雖然今天一再提“讓中國了解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但是很多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還衹限于走馬觀花看西洋景的水平上，缺乏更深層次的了解。近年來，雖然翻譯引進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學術著作和不同層次的文化產品，但真正能掌握其精髓的國人卻很少。相對于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程度，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就差的就更遠。“文化交流”還處于初級階段。特別是中國還十分缺乏拓展海外文化市場的意識和能力。更有甚者，時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中國人對外來文化抱有封閉、保守的排斥心態。畢竟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能与世界先進文化進行交流，受損害的衹能是中國自己。這是制約中國“思想制網權”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后，政府的性質和政策也非常重要。政府若明智而堅毅，培養其人民對海洋的興趣，則海權的發展也自然比較容易成功。英國自從詹姆士一世時幵始，其國家政策就一直都是以追求殖民地、商業和海軍优勢為目的。馬漢認為英國之所以能夠采取一貫的政策，其主因為政權始終握在貴族階級手中。反而言之，馬漢對19世紀末期幵始流行的民主政治表示憂慮。他認為民主人士缺乏遠見，不愿付出維持海權的必要成本。
　　政府具有遠見卓識的鼓勵政策，是發展思想文化事業，爭奪“思想制網權”的重要因素。馬漢生活的年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還沒有成熟。今天“長遠眼光”及“一貫的政策”，已經并非是貴族政治所獨有。現在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帝國主義”──美國，就是現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典型。今天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國家，都証明了現代的“憲政思想”与國家民族的“遠見”并不矛盾。相反，“動蕩”、“內耗”的恰恰是薩達姆那樣的獨裁政權，或是非洲、南美那樣缺乏現代憲政制度的軍政府。

　　馬漢的海權要素觀念，不僅构成一套理論架构，而且也使他對未來世局作了相當合理的預測，對美國提出的若干積极建議。馬漢認為美國有資格接替英國而變成世界上最偉大的海洋強國──這已得到了歷史的証明。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明，希望通過對“網權”要素的發現，也能最終成為新的思想文化強國。

二，思想制網權
　　“思想制網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國家民族固有文化思想的延續，網絡思想戰是國家民族間文化沖突的次分類。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更曾在1993年舉行過一次學術討論會，討論的主題卻是“馬漢還不夠”（Mahan Is Not Enough）。這不僅令人感到相當惊訝，而且也代表戰略思想上的一种新覺悟。馬漢固然不愧為海權的先知，但他的著作并不等于海權思想的全部。在海洋戰略思想的領域中，馬漢之前、之后与同時，還有其他的思想家出現。事實上，在19世紀到20世紀之間的時代，馬漢雖揚名天下，但海洋戰略思想的主流還是在英國而非美國。
　　比馬漢略為晚一點，英國出現了一位海洋戰略思想家柯白（Sir Julian Corbert，1854-1922）。他在1911年出版了其經典名著：《海洋戰略原則》（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但大家都簡稱為“綠色小冊”(Green Pamphlet)。他指出：海軍戰略或艦隊戰略衹是戰略中的一個次分類（Subdivision），所以，不可僅從海軍作戰的觀念來研究戰略。
　　柯白認為海洋戰略衹是大陸戰略的延伸，而并非彼此對立。柯白的目的就是想要將克勞塞維茨未完成著作中的理論，推廣到他所從未研究過的海洋方面。柯白說：站在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所已經達到的終點上，我們衹是站在這個問題的門檻上而已。我們必須從他們的終點上幵始起步，并探求對于世界現狀（海洋在其中已經變成一個直接而重要的因素），他們的意見又是怎樣。柯白不是极端的海軍主義者，并深知海陸軍的功能是各有其限度。
　　對于“思想制網權”也是同樣。不同文化、思想之間的交流、沖突是始終存在的。衹是由于互聯網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媒体在實時性、交互性的制約，使得這种交流、沖突變得更加直接、更加激烈。就像現代航海技術的出現，打破了傳統陸戰的空間限制。不需要通過接壤的邊界，不需要通過隔在中間的第三國“假道伐虢”，擁有制海權的一方，可以對任意一個遙遠的、擁有海岸線的國家進行權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互聯網的出現，同樣對國家傳統的輿論控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在柯白之前，差不多与馬漢同時代的英國人約翰﹒柯隆布（John Colomb，1836-1909），他在對帝國戰略情況所做的分析中指出：“國防絕非衹是海軍的問題。必須有全套的海陸軍工具，然后始能适應帝國的各种不同防衛需要。”他又指出：“有若干任務是海軍所不能胜任的，譬如說，海軍不能保衛遙遠的殖民地，來對抗其他國家的陸上攻擊，也不能把戰爭帶進敵國的領土。此時必須有陸軍，而陸海兩軍之間更需要密切的合作与協調。”
　　畢竟至今人們還是生活在陸上而非在海上，恰似人們是生活在現實世界而非網絡的虛擬世界之中。對陸地的控制（占領）時間是以“年”計算的﹔對海洋的控制時間是以“天”計算的﹔而對天空的控制則是以“分鐘”計算的。海軍、空軍不可能從海上或空中得到給養。盡管有海上補給船，有空中加油机，但那衹是戰役或戰術性的補給，而非戰略性的給養。二戰以后，隨著航空母艦的出現，爭奪制海權就以爭奪海上制空權的形式出現了。“制空權”衹是海權、陸權的延伸。真正的戰略性的基地，目前還衹能建立在陸地之上。在網絡思想戰中，參与者同樣不可能通過網絡掙得“鈔票”，盡管已經有電子商務的出現。文化思想沖突的“陸地”，依然是各國大學、研究机构、傳統媒体，衹有在那里參与者才有可能得到穩定的戰略性給養，也衹有那里才是文化思想戰爭爭奪的真正標的。
　　柯白在論及“制海”的觀念時指出：這与占領土地的陸軍觀念有相當大的差异，因為海洋不可能成為政治主權的標的。我們不可能在其上取得給養（像陸軍在征服地區中那樣），也不能不准中立國的船衹進入。在世界政治体系之中，海洋的价值在于作為一种國家与其部分之間的交通工具。所以“制海”的意義即為交通的控制。除非在一場純粹海洋戰爭中，否則，制海永遠不可能像占領陸地一樣，成為戰爭的最終目的。這同樣可以類比網絡思想戰。“思想制網權”絕不是控制、攻擊網絡本身──除非市戰爭狀態下的“網絡戰”。柯白同樣認為交通的控制衹有在戰時始能存在，就性質言，又可分為全面（general）或局部（local），長期（permanent）或暫時（temporary）。
　　至于說到确保制海權的方法，他認為必須采取決定性的艦隊行動，始能贏得長期全面控制，不過其他的行動還是可以獲致局部及暫時控制，其中又包括各种不同方式的封鎖在內。在互聯網的海洋中、在網絡思想戰中，偉大思想家所寫下的那一本本的大部頭學術理論著作，就是一艘艘的航空母艦。由一系列學術理論著作有机組成的思想理論体系，就是決定性的艦隊。真正的思想制網權，是靠思想理論体系的胜利贏得的，是靠思想理論体系的廣泛傳播和接受贏得的。當然，靠“封網”也可以得到局部及暫時的思想制網權。
　　柯白特別強調：海洋戰略是從來不被認為是依賴于交通的，但事實上，它比陸上戰略的依賴程度還更大……所有的海軍戰略問題都可以簡化成為水道和交通（passage and communication），而這也許就是最佳的解題方法。同樣，網絡思想戰也可以簡化為“傳播”或“權力投射”。思想制網權取決于原創思想的實力，透過網絡的海洋傳播，影響到世界各地的大學、研究机构，進而影響到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化。哪一個國家或民族贏得了制網權，就主導了未來的世界思想文化。就像一個世紀之前贏得制海權一樣。

三，“藍水學派”
　　英國的約翰﹒柯隆布被認為是第一位指出下述事實的人：“除非英國海軍慘敗并喪失其對本國水域的控制，否則不可能面臨大規模入侵的危險。而且若真是如此，則也已無入侵之必要。”此种觀念也就成為所謂“藍水學派”（blue-water school）的辯論基礎。
　　事實上，中國海洋戰略思想的萌芽可以說比這更早。起因是倭寇對沿海的襲扰。明代中期，內政日益腐化，軍備日益廢弛，海防問題也隨之出現。倭寇最嚴重的時代是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年），沿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生命財產損失難以估計。所謂倭寇者又并非全是海盜，真倭不過十之二三，大多數都是中國人，所以嚴格地說，倭寇是一种介乎內亂外患之間的威脅。
　　當時鄭若曾所著的《籌海圖編》，全書共十三卷，圖一百七十二幅，約二十六萬字。對于中國沿海地理、海防戰略、武器設施等都有詳盡的論述。其最大的特點是提出海防戰略的三大原則，即所謂“御海洋，固海岸，嚴城守”。其中最值得重視的又是“御海洋”的觀念。它認為海防必須防之于海，主張“哨賊于遠洋，擊賊于近洋”。用現代語來解釋，“御”的意義就是“制”，“御海洋”也就是“制海”。同時代的顧祖禹也有類似想法，但分析則較深入。他說海防有三策：“拒之于海外，毋使入港為上策，卻之于沿海，毋使登陸為中策﹔迨至登陸而圍殲之為下策。”這与現代海軍戰略思想，完全吻合。亦即所謂“鏖戰于海岸，不如邀擊于海外”。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制海”觀念在中國戰略思想中的出現是遠比西方要早。
　　明朝雖經俞大猷、戚繼光等名將的合作努力，終于將倭寇扑滅，但也付出相當重大成本。在此過程中又都是以陸戰為主，這也正是“下策”。不僅戰斗极為艱苦，而且沿海富饒之區也備受蹂躪，對于國力產生极大的消耗，加速明朝的衰亡。
　　明代剿滅倭寇的經驗教訓，對今天中國的網絡思想戰同樣有借鑑意義。在今天網絡上的思想交鋒，真正是海外敵對勢力、台獨分子的是少數，海外民運分子也是少數，多數還是國內的各种邊緣思想──也就是中國本國的“海盜”。把網絡上大多數國內“網絡寫手”說成是“海盜”，也許大家不愛聽。但是這里絲毫沒有惡意，相反是贊揚他們是中國第一批走向“藍水”的先鋒。在伊麗莎白女王時代，英國海盜式的劫掠就是對外擴張的重要手段。女王重用著名的海盜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表兄弟，指揮英國私掠船不斷襲擊西班牙的海上航線，并最終戰胜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成為了海上霸主。今天中國的網絡寫手，如果能成為這樣的“海盜”，那將是國家的大幸。
　　此外，明朝剿滅倭寇還有一個有趣的原因，那就是本來与倭寇合作的中國海盜勢力日益壯大，逐漸与倭寇沖突，并使后者的生存空間日益縮小。在官軍与海盜的雙重壓力之下，倭寇遂終于被迫出局。16世紀中葉以后，代替明朝海軍和倭寇而主宰中國海域的主力為本國海盜。這种海盜有嚴密的組織、优秀的艦隊，近似“獨立王國”。其實力最大者不僅控制海上交通線，而且更壟斷海上貿易的實際利益。一般商船都要向他們交納保護費，而“海盜”自己也兼營貿易，成為明代海上活動的真正主角。雖然此時西方海權的先頭部隊，例如葡萄牙、荷蘭的船衹已經來到，但還衹能算是配角而已。中國今天那些大學、研究机构中的學者，的确很象“官軍”，雖然國家給提供的給養充足，卻衹會“鏖戰于海岸”陸戰的下策。而那些認清了國外敵對勢力和台獨分子本來面目的民間“海盜”，還真有些“藍水海軍”的意思。
　　“海盜”的存在几乎与明代相終始。鄭成功之父鄭芝龍就本是閩海最大海盜，受撫后仍保持獨立態勢。清軍南下，鄭芝龍迎降。而鄭成功則獨舉義師，縱橫海上，成為歷史上偉大的民族英雄。鄭成功憑借海權优勢，取金廈兩島為基地（公元1650年）并北伐南京（公元1659年）。此后，鄭成功又擊敗荷蘭人，收复台灣來作复興基地（公元1661年）。可惜次年（公元1662年）成功即病死，其复國事業由其子鄭經繼承。最可惜的是鄭經退守台灣之后，有一段長達十年的冷和階段（1663─1672），他不曾努力幵發台灣，和拓展國際經貿關系，以厚植國力，尤其不曾乘机向東南亞發展，以擴大其复國基地。當時，鄭經有机會攻取菲律賓但他不曾認真考慮。錯過了建設海洋中國的机會。最后，海上优勢逐漸喪失并終于難免敗亡的命運。這一段往事實在是值得后人深深省思。
　　到了清朝中晚期，西歐海權与俄羅斯陸權同時進向東亞，形成李鴻章所謂“千古未有之巨變”。揭幵變局序幕者就是鴉片戰爭（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是我國有史以來所受到的第一次大規模海上攻擊，西方船堅炮利的戰略优勢對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國士大夫產生強烈的震撼，于是他們紛紛提出意見，但真能高瞻遠矚，有資格算是戰略思想者則少之又少。
　　林則徐對海防提出最原始化的戰略构想是：棄大洋，守內河──這無疑是下策。真正能夠提出有系統理論的人則為林則徐的友人魏源（默深）。魏源常被后世學者譽為中國的馬漢，其實他的時代要比馬漢早半個世紀。其傳世之作《海國圖志》，不僅是我國最早的世界政治地理著作，也象征現代海洋戰略思想在中國的萌芽。其卷二《籌海篇》中含有很多的創新觀念，并与以后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中所提出的基本觀念不乏吻合之處。這也是兩人常被相提并論的理由。甚至于還有人認為馬漢可能曾受魏源影響，但并無确証，不過，《海國圖志》曾被譯為日文，則為事實。
　　魏源《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也是中國近代海洋悲劇的一個寫照。魏源于1842年編成《海國圖志》50卷，1852年增至100卷，全書約90萬字，并附地圖75幅。書中介紹了五大州几十個國家的歷史地理和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關于戰艦、火器的生產技術。該書還總結了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及海防戰略，提出了著名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思想，斥責了頑固派反對師夷的論調。這是中國人自己編纂的第一部關于世界知識和海防戰略的百科全書，也是醫治當時清廷病痛的一劑良葯。衹可惜魏源這樣的人太少，能夠認識《海國圖志》价值的人，也寥寥可數。即使在鴉片戰爭中“亡羊”之后，中國人仍不思“補牢”。時至1879年，王韜与日本人談及魏源時仍然慨嘆：“師夷一說，實倡先聲，惜昔日言之而不為，今日為之而猶徒襲皮毛也。”《海國圖志》百卷本出版當年的1852年即傳人日本，且廣遇知音。据統計僅日本幵國之初的1854─1856年間出版的選譯本就達21种。《海國圖志》不僅為幕末洋學注入了新的養分，而且激發了日本一代強人。
　　進入數字時代的今天，在網絡思想戰中，中國依然采取的是“棄大洋，守內河”的下策。國內那些大學、研究机构的很多學者，主要還是為對內宣傳提供思想理論工具，對西方現代思想衹是略懂皮毛，根本不能做到“哨賊于遠洋，擊賊于近洋”的上策。更不要說建立起一支在網絡海洋建立起一支有影響力的“藍水海軍”了。這才是中國制網權的最大隱患。

四，“思想戰爭”或“民族戰爭”
　　如果按照約米尼在《戰爭藝術》中對戰爭性質的分類，網絡思想戰應該屬于“思想戰爭”或“民族戰爭”。按照約米尼的描述，這是兩种“最容易引起普遍的怒火，而使戰禍變得殘酷不堪”的戰爭。當然，本文所論述的“思想戰爭”或“民族戰爭”僅限于網絡虛擬世界的思想文化交鋒。
　　當我們在網絡中使用“文化侵略”、“文化帝國主義”等詞匯的時候，就已經將網絡思想戰看成是一場“民族戰爭”了。“民族戰爭”這個名詞應用的範圍，僅以對一個統一的民族或該民族中的絕大部分作戰為限。這個民族是充滿了一种光榮的信念，決心為他們的自由奮斗到底的。在這种戰爭中，對侵略者來說是遍地荊棘，軍隊僅僅衹能守住他們的營地，衹有使用武力才能夠獲得補給，而交通運輸線也到處都有被截斷的危險。平常最冰炭不相容的分子，在民族抗戰中卻可以結合成為一体。在民族主義的號召下，農奴們可能會揭竿而起，而那些地主們也因為愛國心的號召，會以身作則而成為農奴軍的指揮官。同樣，一些無神論的狂熱分子卻可以受一個神甫的領導﹔一切在政治上意見不合的人，這個時候都可能攜手合作。一個民族全体自動奮起抗戰的景象實在是非常壯觀的，這种偉大光榮的精神是深值得我們敬佩的，其后果卻也是十分可怕的。
　　“民族戰爭”与“思想戰爭”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雖然思想的戰爭、民族戰爭，有時常常容易發生混亂，但是它們之間具有足夠的差异。當一种思想成為一個民族根深蒂固的信仰，那么針對這种思想而進行的“思想戰爭”就會演變成一場“民族戰爭”。民族戰爭是一种典型的外戰，而所謂思想的戰爭可以采取內戰的形式、內戰外戰合并使用的形式和完全外戰的形式。思想戰爭的起因是由于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理論沖突。當一方想把某种主義推行到另一方的境內去，或者是一方要想摧毀另一方所堅持的某种主義──其結果都將引起“思想戰爭”。兩國之間的思想戰爭，也同樣可以算是“干涉性戰爭”，因為其結果必然是一方會干涉到另一方的內政。
　　在實際的戰爭中，進攻的一方總是試圖將自己攻擊的思想与對方的民族性加以區分﹔而防守的一方則總試圖將自己捍衛的思想說成是民族精神的有机組成部分。例如在第二次海灣戰爭中，布什政府就希望把這場戰爭描繪成一場針對薩達姆個人獨裁的思想戰爭，盡量回避伊拉克人民的宗教信仰，甚至回避使用“推行美國式民主”之類的詞匯﹔而薩達姆卻极力將這場戰爭描繪成是一場針對伊斯蘭教和整個阿拉伯社會的民族戰爭。最終的結果當然是美國取得了這場戰爭的胜利。除了軍事上的优勢之外，這也是布什政府在外交和輿論宣傳上對戰爭定位的成功。
　　一個國家在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必然要放棄一些傳統的思想。如果不能成功找到新的思想文化定位，必然導致現代化轉型的失敗，而處于無所适從的混亂狀態。什么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傳統的核心？什么是現代化轉型中必須拋棄的思想糟粕？在中華民族這樣一個有著悠久傳統的民族，這是現代化轉型中爭論的核心問題。不同的人出于激進或保守的立場，往往會給出完全不同的答案，這一點在今天中國網絡的辯論中就明顯的表現了出來。
　　吸收什么樣的新思想？保留什么樣的舊傳統？歷史上“紅衣大炮”的引進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我們今天在博物館或古代堡壘、沿海要塞看到的所謂“土炮”，其實是中國第一批引進的地道“洋貨”，至少是其拙劣的仿制品。由于火葯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我們很容易誤將這些“土炮”看成是我們自己固有的東西。明代后期傳入中國的前裝滑膛加農炮，其實与明朝前期中國自己制造火銃有很大差別。這种差別很像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与馬克思辯証唯物主義之間的差別。
　　遠射程的紅夷大炮結合幵花彈，成了明朝末期對抗后金鐵騎的最強武器。清代以后，滿族由于注重騎射的傳統，對其根本就沒有進行過技術革新。到了鴉片戰爭時期，這种“紅衣大炮”就真的被看成中國自己的“土炮”，用來抗衡西方的新式火炮了。而且這時候的“紅衣大炮”与當初剛引進的時候相比，制造工藝就更加粗糙了。仍然使用泥範鑄炮，導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頻頻，內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剛引進時的准心照門不复存在，幵花彈也失傳了。缺少科學知識兵勇的操炮技術還比不上明朝！衹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可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虎門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卻不及英艦艦炮。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江陰要塞竟然裝備了萬斤鐵炮“耀威大將軍”。這些炮看似威武，實際上射程還不如明朝剛引進時的那些紅夷大炮。反觀十九世紀中葉，正是西方武器大換代的時期，火炮技術大大改進，炮彈的威力成倍增長。中國卻因為堅持“傳統”的緣故，最早一批引進的紅衣大炮，依然在海岸線上擔負著抵御各种新式火炮的重任。怎能不敗？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种錯把他鄉人故鄉的情況還有很多。例如在清初，很多漢人冒著“留頭部留發，留發不留頭”的生命危險，誓死捍衛者自己的民族傳統。到了短短的二百多年后的清末，當革命党要剪掉滿人強加給漢人的這條辮子時，這些漢人的后代中，又有很多人痛哭流涕地如喪考妣。這就是所謂的民族性？這就是所謂的“傳統”？
　　還有一种情況就是象晚清洋務派那种對西方先進技術一知半解的“假引進”方式。花了大把銀子購買的壯觀艦隊，實際上自己并不能駕馭。由于缺乏思想的現代化，這种艦隊根本不能算是真正的“藍水海軍”。也不過是在外人面前裝門面，在國人面前抖威風的道具罷了，更有甚者，干脆就成了官僚買辦中飽私囊的工具。這种艦隊出海与敵人交手怎能不敗？衹有縮在自己的港口里挨打的份，根本談不上去爭奪制海權。

　　我本人也算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也希望振興中華，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同時，我也贊成代表最先進生產力，代表最先進的文化發展方向，代表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少數頑固派打著捍衛“民族文化”的幌子，而實際上他們所堅持的那些思想，根本与中國优秀的文化思想傳統無關。在理解了制網權對民族文化思想未來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之后，互聯網上的那些民間寫手，就應該拋棄那些無謂的爭論，著眼于建立一支能走向世界的“藍水海軍”，哪怕從一個合格的“海盜”做起也是很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