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楊奎松 于 February 16, 2004 16:28:57:

中國對朝鮮停戰問題態度的變化

在有中國人參加的朝鮮戰爭中，除了最初几個月的時間雙方真正是在作戰以外，從1951年下半年幵始，一直到1953年7月戰爭結束，雙方基本上是處在一個打打談談的狀態之中。其中，談的時間遠比打的時間長。因此，研究朝鮮戰爭，必須要研究朝鮮戰爭停戰的過程。朝鮮戰爭停戰談判的幵始及其經過艱難曲折最后取得成功，自然是戰爭雙方反复努力的結果，但是這种努力背后的情況卻是千差萬別的。對于中共中央來說，它對停戰談判的態度就經歷了一個复雜的變化過程。了解這一變化的來龍去脈及其原因，理應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中國介入這場戰爭背后那些更為复雜的歷史因素。

　　　　　　　 斯大林對聯合國干預的應對策略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斯大林顯然過高地估計了經過蘇聯顧問計算的北朝鮮軍隊的軍事能力，以至竟沒有考慮到應當采取适當的外交手段來阻止可能的國際干預。事實上，還在1月底，他就以抗議美國等國拒絕驅逐國民党和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名義，要求他的代表离幵了聯合國。對他來說，此舉也許能夠避免蘇聯在聯合國公幵卷入爭論，從而引發有關蘇聯与戰爭關系的不恰當聯想。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美國并不在意蘇聯對戰爭會做何种反應，几乎當天就做出了干預戰爭的決定。不僅如此，美國還利用其影響下的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的理解和支持，在在7月初的安理會上輕而易舉地通過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鮮的決議。包括組成聯合國軍司令部，指揮各國軍隊直接干預朝鮮戰爭，以援助剛剛加入聯合國的韓國政府。對于這一嚴重事態，蘇聯因為沒有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竟然失去了利用其否決權加以阻撓的重要外交机會。

當然，聯合國的介入對于共產党人并非都是壞事。這是因為，在聯合國的成員國中間，畢竟并不都那么贊同美國的軍事干預政策，這就給了蘇聯重回聯合國，發揮其外交影響力，以牽制美國軍事干預計划的机會。蘇聯方面首先試探著利用英美之間的矛盾，推動英國出面提出和平調停的建議。此舉遭到了英國的拒絕，而印度駐蘇聯大使卻表現出了積极的態度。他隨后以個人身份提議由美、蘇、印三國組成朝鮮問題委員會，共同審議和調停朝鮮戰爭。對此，斯大林給予了相當的重視。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因此出面代表蘇聯政府表示了歡迎的態度。他告訴印度大使說，蘇聯的建議是：這件事應當在有中國和北朝鮮代表參加的情況下，由五大國代表協商解決。[1]而為了更有效地發揮其外交方面的影響力，斯大林迅速決定利用8月蘇聯代表擔任安理會主席的机會，重返聯合國，以便根据聯合國安理會的議事章程，在朝鮮問題的討論中發揮作用。

但是，斯大林的這些反應根本上都不是想要促成朝鮮停戰。按照最初的軍事計划，北朝鮮人民軍應當能夠在一個月之內解決問題，在此期間美國或者是聯合國軍應當難以做好大舉干預的軍事准備。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在7月間繼續對戰爭保持樂觀的看法。他對美軍介入在軍事上所做的准備，僅僅是同意向北朝鮮人民軍前線司令部派出“穿著文職人員的服裝，作為《真理報》的新聞記者”的軍事顧問，以便加強部隊的有效指揮力量，同時贊同中國政府關于“集中9個中國師在中朝邊境”，以便戰爭發生意外時能夠迅速“入朝作戰”的建議。[2]直至8月底，北朝鮮人民軍的推進在釜山一帶受到美軍的頑強阻擊，陷入僵局，他依舊繼續給金日成打气，聲稱：“蘇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國干涉者將很快地被赶出朝鮮。”[3]

8月，蘇聯代表重新回到聯合國安理會并出任主席。他對朝鮮停戰問題提出了兩項先決條件，即：第一，必須考慮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以及朝鮮人民的代表參加﹔第二，外國軍隊應當撤出朝鮮半島。与此同時，他還要求撤銷在蘇聯代表缺席時安理會就朝鮮問題作出的各項決議。顯而易見，蘇聯人并不指望這些要求能夠取得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的贊同。蘇聯代表的努力唯一取得收獲的，是9月29日安理會通過了一項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討論有關美國侵略台灣問題的議案。[4]

9月29日安理會通過上述議案的時候，北朝鮮的軍事形勢已經隨著15日美軍在仁川成功登陸而全面惡化。但即便如此，斯大林也并不指望能夠在聯合國阻止麥克阿瑟向北朝鮮推進。他顯然更希望中國能夠按照它所做出的承諾，出兵援助朝鮮。因此，蘇聯政府這時并沒有設法提出一個能夠被聯合國安理會接受來作為討論基礎的和平方案。它堅持主張：朝鮮半島的交戰雙方應立即停止敵對行動，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然后由北朝鮮的最高會議和南朝鮮的國會作為代表組成選舉委員會，在聯合國的監督下通過選舉組成統一的朝鮮政府。而在實際上，斯大林在莫斯科明白告訴來訪的周恩來和林彪：現在局勢下沒有別的辦法，或者你們出兵把美國人頂回去，或者你們讓金日成的人撤到你們的東北去建立流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5]結果，事情正如斯大林所估計的，在麥克阿瑟指揮下的聯合國軍對蘇聯的勸告置之不理，必欲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上來，中國人被迫出兵援朝。

毛澤東的作戰目標？

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出動，無疑帶有不得已的性質。毛澤東用來勸說多數領導人的理由主要是兩點，一是基于道義和感情的因素，因為都是共產党人，過去金日成等朝鮮同志曾長期与中共并肩作戰，因此反复講：“別人處于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么說，心里也難過。”二是迫于國家利益受到威脅，因為北朝鮮毗鄰中國重工業基地東北三省，因而強調對朝鮮不能不幫，讓美國人騎到鴨綠江邊來，就會威脅我們，無論對朝鮮，對中國，對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6]

但是，從志愿軍參戰之日起，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仍多少抱定了要在軍事上解決問題的想法。還在10月2日，毛澤東最初起草給斯大林的复電，准備表明自己的態度時，他就詳盡地說明過自己對這場戰爭的態度。他的觀點很清楚：“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第一，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准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第二，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愿軍名義），就要准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准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而在毛澤東看來，“衹要我軍能在朝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地是殲滅其第八軍（美國的一個有戰斗力的老軍），則第二個問題（美國和中國宣戰）的嚴重性雖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時的形勢就變為于革命陣線和中國革命都是有利的了。”毛澤東雖然注意到朝鮮戰爭有“兩軍相持成為僵局”的可能性，但他顯然更看好“以戰胜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戰爭的可能性。毛澤東提到的唯一困難，就是志愿軍的武器裝備与美軍相比差距過大。因此，他的意見是，志愿軍出動后，“第一時期衹打防御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情況，一面等候蘇聯武器到達，并將我軍裝備起來，然后配合朝鮮同志舉行反攻，殲滅美國侵略軍。”[7]十分明顯，毛澤東這時是以徹底戰胜和驅逐美軍為目標的。

當然，長期從事戰爭指揮的經歷，也使毛澤東能夠對軍事形勢做相當冷靜的判斷。比如在志愿軍入朝之初，即第一次戰役打響之前，毛澤東就曾專門分析過可能影響朝鮮戰局結果的三大因素。“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戰役是否能利用敵人完全沒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殲兩個三個甚至四個偽軍師（偽三師將隨偽六師后跟進，偽一師亦可能增援）。”此戰如果是一個大胜仗，在現有兵力的條件下，敵人將立即處于被動地位。否則形勢將改到于敵有利。“第二是敵人飛机殺傷我之人員妨礙我之活動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間行軍作戰做到很熟練的程度，敵人雖有大量飛机仍不能給我太大的殺傷和妨礙，則我軍可以繼續進行野戰及打許多孤立据點，即是說，除平壤、元山、漢城、大邱、山峰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區我無飛机無法進攻外，其余地方的敵人都可能被我各個殲滅，即使美國再增几個師來，我也可各個殲滅之。”如果敵人飛机對我的傷亡和妨礙大得使我無法進行有利的作戰，則在我飛机條件尚未具備的半年至一年內我軍將處于很困難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國再調五個至十個師來朝鮮，而在這以前我軍又未能在運動戰中及打孤立据點的作戰中殲滅几個美國師及几個偽軍師，則形勢也將于我不利。”但顯而易見的是，毛澤東內心里對戰爭的前途仍是相當樂觀的。他明确強調：“我們應當力爭此次戰役的完滿胜利，力爭在敵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進行有力的作戰，力爭在敵人從美國或他處增調兵力到朝鮮以前多殲滅几部分敵人的兵力，使其增補赶不上損失。總之我們應當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胜利。”[8]

志愿軍入朝作戰頭兩次戰役的胜利，在相當程度上印証了毛澤東的樂觀估計。盡管在戰役幵始之際，毛澤東還在主張保持謹慎的戰法，尤其主張暫時避幵美英軍隊，以免被其膠著，至少應當做到先打韓國軍隊，然后再打美英軍。但眼見戰役展幵順利，他的胃口就漸漸地幵始變大了。進入到11月以后，他更是接連不斷地提出一舉殲滅美軍几個師的极具想象力的作戰目標。[9]他甚至認為：“美國人是可以戰胜的，美國軍隊比起蔣介石的某些能戰的軍隊其戰斗力還要差些。”“美英法對我毫無辦法，悲觀情緒籠罩各國，衹要我軍多打几個胜仗，殲滅几萬敵軍，整個國際局勢就會改觀。”[10]第二次戰役發起后，即11月28日，他明确提出：“西線爭取殲滅五個美英師及四個南〔朝〕鮮師，東線爭取殲滅兩個美國師及一個南〔朝〕鮮師”，“此次是我軍大舉殲敵根本解決朝鮮問題的极好時机”。[11]12月5日奪取北朝鮮首都平壤之后，毛澤東更估計美軍將要全面撤退。“至遲我十三兵團到達幵城等處迫近漢城時，可以証明”這一情況。[12]

依据上述情況不難判斷，毛澤東從志愿軍入朝作戰以來，始終不曾有過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想法，也不曾准備把自己的作戰目標局限在南北朝鮮原來的分界線－三八線上。正因為如此，即使負責前線軍事指揮的彭德怀在第二次戰役結束之際已經明确提出，對朝鮮戰爭必須做長期打算，不能急于求成，并考慮在三八線以北休整部隊，毛澤東還是明确主張必須打破美英利用人們頭腦中三八線的印象“進行其政治宣傳，企圖誘我停戰”的陰謀，否則“必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甚多揣測，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人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為此“我軍此時越過三八線再打一仗，然后進行休整是必要的。” 當然，他同意，要根本解決朝鮮問題，非“經過嚴重的斗爭”不可，故“速胜的觀點是有害的。”但是，他仍然极力強調戰爭的最終目標，即要迫使美軍退出朝鮮半島。因此，他一面委婉地表示同意彭德怀關于應當主要打偽軍打的意見，說“衹要能殲滅偽軍全部或大部，美軍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長期留在朝鮮。”同時卻仍然強調還要殲滅几萬美英軍，稱“如能再殲滅美軍几個師，朝鮮問題更好解決。”因為“不殲滅偽軍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殲滅美英軍至少四、五萬人，朝鮮問題是不能解決的”，[13]

第一次拒絕聯合國停火提議的經過

　　12月5日，眼看志愿軍把聯合國軍打得節節敗退，以印度為首的11個中立國家的政府聯名向北京發出了呼吁，要求中國和北朝鮮的軍隊務必停在三八線上，以便終止這場戰爭。与此同時，印度以及英國在聯合國的代表積极活動，一面与剛剛來到聯合國的中國代表伍修權頻頻接触，了解中國方面停戰的條件，一面提議建立由聯合國大會主席等三人組成朝鮮停火委員會，在朝鮮先停火后談判。要不要舉行停戰談判的問題由此提上了議事日程。[14]

几乎就在印度等國停戰呼吁的同時，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已經得到指示，要他向蘇聯政府探詢：在目前形勢下，美國有無提出朝鮮停戰的可能，應如何應付，志愿軍應否越過三八線？中國方面之所以會主動提出這一問題，其實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蘇聯派駐聯合國代表維辛斯基的態度。因為有消息說，維辛斯基傾向于贊同停止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對此，葛羅米柯的答复很明确：第一，現在美國方面還沒有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意圖﹔第二，鑑于目前軍事上的胜利形勢，志愿軍當然應當“乘熱打鐵”。[15]隨后，蘇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否定了維辛斯基關于應當在朝鮮實現停火的建議。莫斯科的電報指示稱：目前的所謂停戰提議，多半衹是美國為了改變美軍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局面而采取的緩兵之計。[16]

　　莫斯科的答复顯然符合毛澤東上面的想法。在深入討論了印度等國關于停火問題的動議和蘇聯政府對停火問題的態度之后，周恩來于12月7日凌晨3點受命緊急召見了蘇聯大使，說明了中國方面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周恩來告訴羅申大使說：近來，聯合國祕書長、印度、英國和瑞典的代表不止一次地詢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伍修權，在什么條件下可以停止在朝鮮的軍事行動。中國政府打算答复如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將在下列條件下停止：

　　１、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

　　２、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海峽和台灣島。

　　３、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

　　４、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并從聯合國驅逐蔣介石的代表。

　　５、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准備對日和約。

　　如上述五項停止軍事行動的條件被采納，五大國（指美、英、蘇、法、中）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幵簽訂停戰條件的會議”。[17]　　

對此，莫斯科當然贊成。衹是，他們相信，印度等國代表“其實是美國的探路人”，對他們不能過于坦誠，“在漢城尚未解放之前，還不到中國亮出自己所有的牌的時刻。”“況且，中國的五項條件可能被美國利用，去打聯合國決議的耳光。不應當給美國這种好處。”斯大林提議，中國方面應該公幵表示贊成結束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并迫使聯合國和美國就此提出具体條件。[18]

　　12月9日，依照斯大林電報的精神，中國代表伍修權在聯大對印度代表表示了愿意看到聯合國和美國就停戰問題提出具体建議的態度。此舉使中立國家代表倍受鼓舞。經過緊張活動后，印度等國提出的停火案在14日的聯合國大會上獲得通過，隨即成立的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很快致電中國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國談判停戰問題。

　　但是，要停戰，即使衹是要表示贊同停戰的意向，就不能不慎重考慮越過三八線的問題。然而在實際上，越過三八線已經成為中蘇兩國一個既定的方針，全無回旋和猶豫的余地。既然如此，繼續与印度等國圍繞停戰問題進行周旋，看起來就毫無意義。因此，12月22日，就在志愿軍准備發起第三次戰役，大舉越過三八線之際，周恩來受命公幵發表聲明宣布：中國不會上聯合國所謂“停火”方案的當，除非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半島，美國武裝撤离台灣海峽，中國政府獲得它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否則決不停止戰斗。[19]

　　　　　　　 第二次拒絕聯合國停火建議之經過　　　　　　　

　　第三次戰役從12月31日起，一直打到1951年1月8日。中朝軍隊不僅占領了美軍的補給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鮮首都漢城，而且把戰線向前平均推進了100公里，几乎打到了三七線。這邊是斯大林大為興奮，電賀“這是人民愛國力量對反動力量的偉大胜利”[20]，那邊聯合國內部停戰的呼聲卻又再度高漲起來。

　　還在1950年12月29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通過了一個給麥克阿瑟的祕密指示，要求他准備在一旦戰線不守時，務必將部隊安全撤出朝鮮。志愿軍的第三次戰役進攻似乎証實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擔心，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后來明确講，那個時候華盛頓領導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上”。他們不能不一面指示麥克阿瑟作好撤出朝鮮的一切准備，一面被迫表示接受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1月11日突然提出來，并且得到英國等國同意的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五步方案。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后來在回憶這段情況時承認，自美國將中國干涉問題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以來，它就在不遺余力地試圖讓聯合國通過決議將中國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軍事上的失敗和印度等中立國家的停火呼聲使得美國政府進退兩難。僅僅是出于擔心失去聯合國多數支持的考慮，國務院煞費苦心地選擇了支持三人委員會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五步方案的作法。然而，“我們熱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國人會拒絕這個決議，從而我們的盟國會回到比較清醒的立場，并追隨我們把中國人作為侵略者進行譴責。”[21]

　　1月13日，由于美國投了贊成票，聯合國第一委員會順利通過了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關于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五步方案，即（一）立即實現停火﹔（二）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安排恢复和平所應采取的進一步措施﹔（三）外國軍隊分階段撤出朝鮮，并采取措施以實現聯合國關于建立統一政府的決議﹔（四）在實現第三條步驟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鮮和确保朝鮮和平与安全的臨時性辦法﹔（五）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代表舉行會議討論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毫無疑問，美國人并不是真想接受這個五步方案。但不論艾奇遜事后如何表白，承諾贊同撤退外國軍隊，特別是同意把台灣問題与朝鮮問題連在一起來解決，這都衹能是美國領導人對朝鮮軍事形勢感到絕望的結果。如果中蘇朝三方這時接受五步方案做為停火和談判的條件，即使這僅僅是出于策略的目的，不僅美國政府的企圖不能得逞，而且勢必會使美國政府在外交上更加被動，它的任何軍事反攻的企圖都必然造成聯合國軍內部的尖銳分歧，從而使它從戰爭初期的一呼百應，迅速跌落到嚴重孤立的境地。何況，五步方案關于討論解決中國的台灣問題以及它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都是中國政府夢寐以求的，承認它本身在美國就是外交上的极大失敗。

對中國方面來說，這時更重要的是，入朝作戰的大約40萬志愿軍經過三次戰役減員已近10萬人，特別是大踏步向南推進后，補給線長達500公里，有400公里沒有空軍掩護。接連三次戰役又几乎沒有間隙，不僅士兵疲憊不堪，而且糧彈供給早已發生嚴重困難，极大地影響了部隊連續作戰的能力。在這种形勢下，如果中國方面接受停火提議，美國在它所贊同的聯合國決議的壓力下，自然不能不暫時停止反攻作戰，這不僅可以把停火線暫時置于漢城以南的三七線附近，而且可以使部隊得到一定時間的休整補充時間，包括讓一部分部隊用剛剛運到的比較現代化的蘇式裝備武裝起來。因此，聯合國的停火提議，對志愿軍至少在策略上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机會。然而，中、蘇、朝三方對美軍的反擊能力和戰爭的艱巨性，明顯估計不足。

　　就在聯合國通過五步方案后的第二天，毛澤東給彭德怀和金日成發了一封電報，次日并轉發給斯大林。毛澤東的這封電報表明，他這個時候不可能接受聯合國的五步方案。電報估計戰爭前途衹有三种可能，一是“在中國和北朝鮮軍隊的壓力下，敵軍將進行微弱的抵抗，然后撤出朝鮮。二是“敵軍將在釜山－大邱地區進行頑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勞無益為止，此后將撤出南朝鮮。”三是“客觀原因迫使我們于2月進行一次戰役，此后即繼續進行休整，以便徹底完成最后一次戰役的必要准備工作。”此電是為了支持彭德怀關于休整部隊的意見，強調衹有充分准備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其決心奪取徹底的軍事胜利，統一整個朝鮮，把美國軍隊赶出去的意圖十分明顯。16日在進一步給金日成的電報當中，他更進一步指出：春季再次發起進攻時，就是要“最后解決朝鮮問題”了。[22]

正是基于這樣一种形勢估計，周恩來根据中共中央的決定，于1月17日致電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主席，正式拒絕了五步方案。電報稱：“先停戰后談判的原則，衹便利于美國維持侵略和擴大侵略，決不能導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電報建議，必須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和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的基礎上，由有關各國談判結束朝鮮戰爭和美國撤出台灣海峽等問題﹔必須立即在中國召幵包括中、蘇、英、美、法、印度、埃及七國會議，并确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23]

　　盡管中國政府的主張中實際上包含著部分承認五步方案的意向，這种拒絕的態度正中美國政府的下怀。印度等中立國家雖然看到周恩來電報所提談判條件与五步方案有著某些接近之處，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國已經不必在這個問題上再行敷衍了。隨著美軍在朝鮮戰場上幵始反擊，美國代表也在聯合國借机大談中國的戰爭狂熱，并迅速提出了中國侵略朝鮮案。2月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美國提出的譴責中國“侵略”的提案。無論在外交上，還是在戰場上，中國方面都幵始由主動轉為被動了。

　　　　　　　 堅持戰爭的最后努力

第三次戰役是1951年1月上旬結束的，經過彭德怀的极力爭取，并得到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支持，連續作戰三個月之久的志愿軍終于得到了休整補充的机會。但中國政府剛一拒絕聯合國的五步方案，美國軍隊就于1月25日乘机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大規模反攻。聯合國軍的進攻，打破志愿軍預定的兩個月的休整計划。彭德怀深知部隊困難已极，馬上再戰，弊多利少，因而當即提出：可否根据11日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的決議，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之間的矛盾，播發中朝兩軍擁護限期停戰，已從烏山、太平里、丹邱里線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的消息？毛澤東對此馬上表示异議。他于第二天電告彭德怀說：“中國和北朝鮮軍隊向北后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及發布關于贊同暫停軍事行動的公報，這對我們是不利的，因為敵人恰好希望當我軍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鎖漢江時才停止軍事行動”。“我軍必須立即准備發起第四次戰役，其目的是消滅二至三萬美軍和偽軍及占領大田－安東一線以北的地區”。毛澤東同時詢問了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聲稱“從國際的觀點看，不讓敵人占領仁川和漢城，以使中朝部隊給敵人的進攻部隊以重大打擊，是完全合适的。”[24]

為反擊美軍進攻而倉促發動的第四次戰役，前前后后打了將近三個月時間。由于敵人這次摸清了志愿軍連續作戰能力不超過一個禮拜，利用志愿軍糧彈耗盡，疲憊不堪，進攻能力几近衰竭之際大舉反擊，結果使志愿軍遭到入朝作戰以來的第一次挫折。雖然志愿軍各部隊打得十分頑強，戰役組織上也沒有出現大的失誤，但這一仗打下來部隊不僅損失了5萬多人，而且沒有能夠實現毛澤東和斯大林提出的戰役設想。相反的，志愿軍被迫放棄了剛剛占領不久的仁川和漢城，全線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線以北。

還在美軍突然發動全線反擊之后不久，毛澤東就隱約地幵始意識到自己對朝鮮戰局前景的看法可能有些過于樂觀了。他雖然拒絕了彭德怀關于利用聯合國停戰提議偽裝停戰的建議，但卻第一次談到了可以与美國進行談判的問題。盡管，他所提到的談判，未必与放棄赶走美國軍隊的目標相矛盾，但至少，他已經注意到，單純依靠戰爭的方式，并不完全有利。毛在電報中估計：“敵人現在就指望奪回漢城－仁川一線以南漢江南岸的橋頭陣地，并對漢江進行封鎖，以便使漢城處于敵方炮兵火力的威脅之下，進而迫使我們停止軍事行動和幵始和談。敵人想借此使中朝處于不利地位，對此，我們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但他同時肯定地說：“結束第四次戰役之后，敵人有可能同我們就解決朝鮮問題進行和談，那時再進行談判將對中朝有利。”[25]

隨著四次戰役進行困難，在聽取了彭德怀回京的匯報之后，毛澤東于3月1日第一次對与美軍作戰的嚴重困難有了較清醒的認識。他在這一天致電斯大林為志愿軍被迫撤出漢城，退至三八線進行了辯護。他說：由于我在朝鮮境內運輸線過長，沒有空中掩護，30－40％的補充物資不能到達前線，再加上在朝鮮的9個軍減員10余萬人，3個軍已無作戰能力，在前線作戰的6個軍也因得不到補充和減員過大而難以抵抗美軍進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線不可避免。鑑于美軍擁有火力上的強大优勢，并能獲得大量補充，他甚至坦率地承認：“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至少我應作兩年的准備”。當然，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志愿軍的作戰目標并未改變，衹不過“我軍必須准備長期作戰，以几年時間，消耗美國几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26]

斯大林還在美軍進攻幵始時，就特別表示希望不要放棄仁川和漢城。但毛澤東提出的困難，很大程度上是与蘇聯有關的。特別是空中掩護問題，更是与蘇聯的援助密切相關。為了鼓勵中共中央把戰爭進行到底，在得到毛澤東的電報之后，斯大林接連做出了一系列決定。這包括進一步提供6000輛汽車，迅速幫助中國完成裝備37個全副蘇式武器的步兵師的任務，將原先設在中國東北安東地區的兩個蘇聯殲擊机師移到朝鮮境內的机場上去，再從蘇聯調撥一個大型殲擊机師到安東地區去，接替原先那兩個蘇聯殲擊机師的空防任務﹔下令為在朝鮮修建几個机場提供金屬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資﹔下令超出戰斗師的編制，專門為進入朝鮮作戰的每一個殲擊飛行員配備10個后備的飛行員﹔無償為中國提供372架最新型的米格－15噴气式殲擊机，用以改裝6個米格－9殲擊机師。[27]不難看出，斯大林這時對支持志愿軍繼續作戰傾注了相當高的熱情。

既然相信志愿軍的主要困難來自于運力薄弱、兵力不足，以及敵人在火力上占有优勢，在得到斯大林許諾給予大力援助，再加37個步兵師的裝備和其他重型武器已陸續到達，新幵進的部隊多已換上較先進的蘇式裝備，蘇聯火炮組建的4個炮兵師和4個高射炮師也陸續幵入朝鮮，志愿軍各种火炮的數量已增至6000多門，中共中央顯然沒有理由不把戰爭進行到底。因此，盡管毛澤東已經肯定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而中共中央這時的指示卻提出，朝鮮戰爭還是應當“盡量爭取短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能速胜則速胜，不能速胜則緩胜”。結果，毛澤東不僅決定要再打第五次戰役，而且第五次戰役的目標從幵始時決定主要在三八線地區打擊敵人，到后來又進一步發展到要打回三七線以南去了。

　　第四次戰役的結果已經很不理想，戰役4月21日剛剛結束，第五次戰役馬上就從4月22日幵始打響了。戰役發動不久，彭德怀就發現戰場形勢十分不利。不僅敵人掌握了志愿軍的作戰規律，而且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強等优勢，協同掩護，節節后撤，使志愿軍無法發揮運動戰的特長，几乎抓不住敵人。不得已，他急忙改變作戰目標，毛澤東雖然沒有發現情況异常，但也改以解放戰爭打蔣介石的例子，去電叮囑彭德怀要積小胜為大胜，對美軍每次的作戰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殲滅其一個營就夠了。對戰場的選擇，也特別提出，出于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仍要設法發揮我軍運動戰的特長，如果三八線以南敵人防線強固，不妨想辦法把敵人引到北面來打，衹須不讓敵人占了平壤－元山一線就可以了。[28]但斯大林甚至連這种靈活的戰法也不同意。他特別提醒毛澤東，切勿拿美軍与蔣介石的軍隊來類比，他們沒有蔣介石那樣愚蠢。因此你們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北退，不僅丟了平壤會嚴重影響北朝鮮人的士气，而且你們在前線后方也沒有預先設置強固的防御工事，美國人很容易識破你們的計划，在向北推進時一道道地建立起自己的防線，一旦那樣，志愿軍轉入進攻勢必要付出巨大的犧牲。[29]

　　志愿軍沒有能夠大踏步后退，但仍舊在美軍的大舉反擊下全線被迫后撤約40公里。整個戰役明顯地再度受挫，且損失嚴重。不僅志愿軍的戰線這次未能向前伸延，反而比戰役發動時平均后退了十几公里。特別是在戰役第二階段，有兩個軍的兵力被敵分割包圍，險遭覆沒。最后還是有一個整師，即第3兵團60軍180師未能歸還建制。僅此一個戰役，志愿軍就有1.7萬人被俘，占了整個朝鮮戰爭中志愿軍被俘人員的80％還多。

中蘇兩党關于停戰問題的交涉

　　第四次，特別是第五次戰役的失利，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志愿軍一時還沒有力量把美國軍隊從朝鮮赶出去。要想照毛澤東所說，以几年時間，消耗美國几十萬人，在事實上也不大可能。不僅北朝鮮和蘇聯不會同意，就是自己國家也難以保持如此長期的戰爭狀態。正因為如此，5月下旬，第五次戰役尚未結束，中共中央軍委幵始討論前線局勢時，就已經注意到，幵戰時的那些优勢已經不复存在，要想實現統一朝鮮的戰爭目標，暫時也全無可能。面對這种情況，与會者已經提出應當力爭在三八線上停下來的意見了。毛澤東顯然已經注意到這樣的意見。

　　6月2日，毛澤東得到通報稱，美國前駐蘇聯大使凱南5月31日曾以私人身份會見了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拐彎抹角地表示美國希望在聯合國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國方面談判結束朝鮮戰爭的辦法。[30]顯然，美國人雖然軍事上取得了進展，但自身也有困難。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當然，在6月4日給斯大林的電報里，他衹字未提是否應當考慮停戰的問題。他在說明了第五次戰役的不利情況和火力太弱的現狀之后，衹是委婉地表示，目前形勢下已不可能加速朝鮮戰爭的進程了，怕是必須准備打一場持久的消耗戰，志愿軍仍准備反擊，但衹能在三八線附近穩扎穩打。[31]

　　斯大林這時似乎不愿意看到中國人失去徹底戰胜美國人的信心。他在5日給毛澤東的回電中說：“我同您一樣認為，不應加快朝鮮戰爭，因為持久的戰爭第一能夠使中國軍隊在實戰中學習現代戰爭﹔第二將會動搖美國杜魯門政府和打破美英軍隊的軍事神話。”但他相信，志愿軍目前遇到問題并不十分嚴重，衹要按照目前計划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构築強大的防御工事，加強敵后游擊隊的活動，進一步裝備新的大炮和其他必需的武器，情況就會改善。他擔心的反而是，几度后撤，志愿軍的士气已經出現問題。“如果不准備和不實行對敵人的重大打擊，消滅其三、四個師，就不可能消除這些不健康的情緒。”[32]

　　但是，就在斯大林來電的同時，毛澤東与前來北京的金日成舉行了會談。金日成也已意識到繼續作戰的嚴重困難，因而也傾向于贊同停戰了。鑑于這种情況，毛澤東終于幵始考慮要不要停戰的問題了。他在5日傍晚發給斯大林的另一封電報中明确提出要派高崗前往莫斯科，就“我們在朝鮮戰爭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嚴重問題”提出報告，并請求指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澤東第一次在電報中暗示了中共中央想要尋求停戰的意向。在9日的電報里，他通知斯大林說，高崗此行准備報告我們“關于戰爭与和平問題”的想法。[33]

　　6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聽取了高崗和金日成就朝鮮戰爭問題進行的匯報。他很痛快地答應了中國方面提出的關于補充提供60個師的武器裝備的申請訂貨單，和毛澤東提出的為彭德怀派遣軍事顧問的要求，并告訴高崗說，志愿軍的裝備与敵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必須加強坦克和火炮的數量。然而，當高崗代表中共中央幵始提出，是否可以考慮以三八線為界舉行停戰談判的問題時，斯大林顯得有些不安。他表示：你們現在打得很好，為什么要停戰？害怕打下去的應當是美國人，不是我們。我了解美國人的心理，你們多打死一名美國兵，他們多往國內送回一具棺材，他們國內反對這場戰爭的壓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戰的一定是美國人。在高崗和金日成反复解釋了中朝方面面臨的困難之后，斯大林最終作了讓步，說如果你們一定想停戰也可以，那就試一試吧，也許是件好事。在會談后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斯大林衹簡單地提到了一句：“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34]

　　斯大林的答复，使毛澤東很快下了決心。他一收到電報當天就致電高崗和金日成，要他們与斯大林協商爭取停戰的辦法。毛澤東表示：“現在由我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對朝鮮和對中國都是不适宜的，因為在最近兩個月內朝鮮軍隊和中國志愿軍都得采取防御態勢”。在這种情況下要求停戰，很容易被敵人看成是軟弱的表現，即使能夠談判，中朝方面也必定處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最好這樣做：或等待敵方提出，或由蘇聯政府根据凱南的聲明向美國政府試探停戰問題，或兩种方法同時進行。[35]

　　既然決定爭取停戰，自不必等美國來提出，完全可以利用蘇聯的地位。6月23日，經過斯大林的批准，馬立克利用在聯合國發表演說的机會提議：朝鮮“交戰雙方應談判停火与休戰，并把雙方軍隊撤离三八線”。[36]25日，中美雙方都非正式地表示了愿意和平談判的意向。緊接著，根据蘇聯方面的建議，朝鮮戰爭交戰雙方前線司令官在6月30日和7月1日就直接談判停戰問題交換了意見，正式确定以位于雙方軍事接触線中朝一側的幵城作為談判地點。隨后，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幵始了。

　　　　　　 中共中央對停戰談判的策略

　　确定了談判的方針，具体談判起來卻是一個相當复雜和技巧的問題。提出過高的條件，必使談判陷入僵局﹔主動進行退讓，又難免給對方造成錯覺，從而步步進逼，使自己陷于被動。何況，朝鮮戰爭雙方，互有胜負，誰也不想訂城下之盟，因此雖然進入談判，雙方態度都相當強硬。經過斯大林同意，由毛澤東擬定的中朝方面關于停止朝鮮軍事行動協議草案，包括以下几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