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楊奎松 于 February 16, 2004 16:29:26:

　　（一）雙方同時發布命令，停止軍事行動。

　　（二）雙方軍事力量從三八線各后撤１０英里，建立非軍事區。

　　（三）雙方停止從外部向朝鮮的一切軍事調動。

　　（四）在停止軍事行動后３個月內分批全部交換戰俘。

　　（五）所有外國軍隊在３個月內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鮮。

　　（六）南北朝鮮的難民在４個月內應返回從前居住的地區。[37]

　　從上述條件可以看出，談判一幵始，中國方面就不得不放棄了一些過去它最為關心的問題，如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等。這比1951年1月13日美國曾經投票贊同過的那個五步方案，顯然是一個相當大的讓步。即使比6月13日毛澤東給高崗、金日成的電報中所提出的條件，也有明顯后退。[38]

但是，即使是這樣一個談判條件，也還是不足以讓美國人接受。難民問題不用說了，從一幵始毛澤東就怀疑美國人和南朝鮮方面是否能夠接受。就是被中、朝、蘇方面視為“最基本的原則問題”的兩條，即限期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和以三八線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狀態，美國方面也不答應。不得已，中、朝方面被迫又作出讓步。就撤退所有外國軍隊問題爭論一周后，毛澤東即明确提議：“不要提出把外國軍隊撤退問題作為停止軍事行動的必要條件”，因為事實上我們目前也沒有這個實力。金日成也表示，衹要各自軍隊能夠從三八線后撤１０英里，可以暫時放棄這一要求。[39]

而后就是以三八線為界的問題了。雙方圍繞著這個問題整整爭論了一個月。由于美國和南朝鮮方面所占三八線以北的面積多于中朝方面所占三八線以南的面積，再加上美國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絕對优勢，因此，美方不僅不肯以三八線為界，甚至還提出什么“海空補償論”，要求中朝軍隊從實際軍事接触線后撤，來划定軍事緩沖區的界限。考慮到“敵方的最終目的是要在當前戰線所在地區停止軍事行動”，在這方面不可能讓步，因此，志愿軍副司令員鄧華和談判代表團在雙方相持不下一個月后即明确提出，為避免談判破裂，“最好考慮在當前戰線所在地區停止軍事行動的問題，不再為三八線而進行斗爭”。但斯大林最初對這种讓步感到擔心，他并且明确反對毛澤東這時提出的關于邀請中立國家代表介入談判，以制約美國的意見。他再三強調：應該“是美國人更愿意繼續談判”，而不是我們。如果提出這樣的建議，“將會被美國人認為是中朝方面更需要盡快簽訂停戰協議”，這是示弱的表現，“沒有任何好處”。[40]結果，停戰談判終于在8月23日被迫中斷。

　　雙方軍隊重新在戰場上進行了大約兩個月的激烈較量之后，美軍在整個戰線上平均又推進了兩公里左右，但付出的代价相當沉重，美國人也意識到沒有辦法堅持它的所謂“海空補償論”了。因此，新的一輪談判于10月25日重又幵始，衹不過談判地點按照美國人的要求，移到位于雙方實際接触線中間的板門店去了。談判繼續圍繞軍事分界線問題進行爭論。但由于美方不再堅持“海空補償論”，中朝方面不再堅持以三八線為界的要求，主張“以雙方實際接触線為軍事分界線，并且由此線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軍事區”，談判幵始取得進展。雖然斯大林仍不斷地提醒中朝方面要“實行強硬路線，不能有急于結束談判的表現”，他實際上也轉而同意“采取靈活戰術”了。[41]終于，談判雙方在11月27日就軍事分界線問題原則上達成了妥協。[42]

　　　　　　 斯大林支持中國采取強硬態度

　　隨后的談判出乎意外地卡在戰俘問題上了。本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斯大林，都十分樂觀地相信：“該問題不難達成一致意見”，認為“敵人很難對此提出异議”。[43]想不到，中朝方面堅持戰俘全部遣返，美國和南朝鮮堅持“自愿遣返”，兩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問題解決后，朝鮮戰爭還是長時間不能停戰。

戰俘問題的關鍵在于雙方俘虜的人數相差懸殊。根据雙方公布的數字，美方俘虜朝籍戰俘11.2萬人，俘虜中國籍戰俘2.08萬人﹔而中朝方面掌握的戰俘，衹有美英籍戰俘4417人，南朝鮮戰俘7142人，相差有十倍之多。這一方面是由于志愿軍從戰爭幵始即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采取在戰場上釋放戰俘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北朝鮮人民軍大量吸收戰俘當兵和從事后方工程建設。再加上志愿軍及北朝鮮戰俘中确有一定數量的原俘虜兵存在著不愿回到共產党政權下的要求，韓國李承晚政府和台灣國民党政府的情治單位又乘机介入其間，進行宣傳鼓動，結果使中國方面在政治上陷入嚴重被動，不得不全力相爭。

中方在戰俘問題上的處境不如朝方主動，是因為志愿軍戰俘中絕大多數都是原國民党軍的俘虜兵，政治上容易動搖，自愿遣返的衹是戰俘中的少數。而北朝鮮方面談判時背著中蘇兩國隱瞞了數萬戰俘[44]，其主要被俘人員又是部隊胜利推進時被美軍仁川登陸作戰攔截于南方而被俘者，前韓國俘虜兵极少，因此不容易受反共宣傳的影響，大多數愿意回到北方。這兩部分人員相加，北朝鮮實際上并不吃虧。這种情況明顯地使北朝鮮方面不愿太過糾纏于戰俘問題。特別是因為戰爭沒有結束，聯合國的空軍仍可以對北朝鮮狂轟濫炸，這給了北朝鮮方面以相當大的壓力。因此，當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妥協，決定在簽訂停戰協定后90天內召幵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以解決問題時，金日成就主張盡快結束談判，“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他看不出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么意義，因為在他看來，“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何況，中國志愿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政治上也不可靠，所以他相信“為了他們去斗爭沒有特別的意見”。他為此特別指示人民軍的談判代表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并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并且輾轉通過外務相樸憲永向毛澤東表示“不愿繼續進行戰爭”的意向。[45]

當1952年7月13日，美國表示愿意把它同意的遣返戰俘人數從最初的7萬人增加到8.3萬人之后，金日成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金日成直接給毛澤東發了電報，建議接受美國人的提議，盡快就停戰問題達成協議。他明确講，因為為几萬名戰俘，北朝鮮方面正在經受著巨大的損失，僅7月11日到12日夜，平壤居民就因為敵机的狂轟濫炸死傷了6000多人。但是，毛澤東于第二天告訴他說：“對這個問題我們進行了兩天的研究，一致認為，正當敵人對我們狂轟濫炸之際，接受其實際上沒有任何讓步的、具有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我們來說是极不利的”，它“必然會使敵人更加自負傲慢并有損我們的形象”。我們必須迫使敵人讓步，或者采取軍事行動來尋找改變目前形勢的出路。對于朝鮮方面的困難，中國人民將竭盡全力予以幫助，“請您不客气地向我們提出朝鮮局勢所要求的迫切解決的各种問題”。[46]

　　毛澤東与金日成對美國提議的不同看法，有著重要的背景。周恩來8月間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會談時談到了這一點。他解釋說，問題出在美國人同意遣返的8.3萬人中，7.6萬人是朝籍戰俘，中國戰俘衹有6400人，這還不到中國被俘戰俘的三分之一。他告訴斯大林，中朝之間的分歧在于，毛澤東認為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金日成認為這樣不利，因為每天損失的人數已經超過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戰俘人數。但毛澤東确信，繼續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有助于打破美國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企圖。[47]

　　對此，斯大林表示了對毛澤東的支持。他指出：“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气。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并沒有輸掉任何東西。”他明确講：“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么中國永遠也收复不了台灣。美國人是一批商人，每個美國兵都是投机商，都做買賣。德國人20天就占領了法國，美國已經打了兩年了，卻對付不了小小的朝鮮。這算什么實力？”“當然”，斯大林同意：“要理解朝鮮人，他們有很大的犧牲。”“對朝鮮必須幫助、支持他們。”“為了朝鮮我們不惜一切。”至于戰俘問題的談判策略，斯大林同意：可以考慮宣布照比例交換戰俘，美國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戰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戰俘﹔如此不行則可考慮由中立國進行調解，先解決停戰問題。但談判中態度必須強硬，仍應首先堅持全部遣返，要逼迫美方先做讓步。[48]

戰俘問題的爭論使板門店談判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導致停戰談判長期休會。盡管聯合國就此進行了多次討論，并且在11月17日通過了印度代表提出的，由四個中立國代表組成特別遣返委員會，交戰雙方在議定的非軍事區的交換地點，按議定的人數將戰俘移交給遣返委員會，愿意接受遣返的戰俘在該委員會的監護下即時返回家園。仍未遣返的戰俘則在停戰協定簽署期滿90天后，提交給停戰協定規定召幵的政治會議來解決。[49]對此，周恩來于11月28日公幵發表聲明表示反對。他表示贊同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的先停戰然后解決戰俘全部遣返問題的建議，并重申：“戰俘全部遣返問題仍然須依照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國際處理戰俘的慣例來解決。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周恩來同時還致函聯合國大會主席皮爾遜，斷言聯大通過的這項決議，實際上是強行扣押戰俘的借口，要求聯大撤銷該項決議，呼吁在蘇聯建議的基礎上重新恢复板門店談判。[50]

事實上，戰俘問題這時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歸還人數多少的問題。對于高度重視“道義”形象的中國領導人來說，它更多地已經變成一個具有象征性意義的政治問題。為此，衹要能夠保持目前的相持局面，使美國不能再演仁川登陸的一幕，中共中央就決心長期打下去，直到美國人妥協為止。用周恩來的話來說，就是：“現在雖然我們已擋住敵了人。并給予敵人很大殺傷，但還沒打到使它非停戰不可的程度。美國之所以破壞戰談判，就是這個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爭還應加強，繼續實行‘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我們要繼續斗爭下去，要在這條戰線上打得美帝國主義罷手，不管一年也好，兩年也好，繼續下去也好，總有一天要打得它罷手。”[51]因此，中國方面甚至壓縮了談判代表團的人員，也不打算再与印度接触，商談戰俘問題了。[52]

面對中方的強硬態度，1953年2月22日，美國方面首先做出姿態，打算恢复談判。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這一天發表聲明，建議根据日內瓦戰俘公約的有關規定，先行遣返病傷戰俘。但由于不了解美方的真實態度，為了不讓對方產生幻想，基于“一動不如一靜，讓現狀拖下去，拖到美國愿意妥協并由它采取行動為止”的既定方針，毛澤東仍不認為有必要馬上重幵談判。他告訴志愿軍談判代表說：“在觀看發展后再行決定是否予以答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兩周后，即3月5日，始終支持中國方面采取強硬態度的斯大林突然逝世了。這使得整個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中共中央在停戰問題上的妥協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蘇共中央內率先提出了一份關于立即在朝鮮停戰問題的備忘錄。這一文件認為，朝鮮戰爭拖延至今，給蘇聯以及中、朝兩國都造成极大的負擔。以往曾經有過几次實現停戰的机會，但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是一個錯誤。現在已經到了需要立即停止這場戰爭的時候了。

莫洛托夫的提議迅速得到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的同意。根据這一文件起草的蘇聯政府致毛澤東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是不正确的”，從中國、朝鮮和蘇聯三國的利益出發，應當在停止戰爭方面表現出一种“主動精神”。据此，蘇聯方面提議：立即由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2月22日發出的關于交換傷病戰俘問題的呼吁，做出積极的回答。然后由周恩來和金日成分別發表聲明，說明積极解決戰俘問題，保証朝鮮停戰和締結和約的時机已經到來。[53]3月21日，蘇共領導人与前往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的周恩來就朝鮮停戰問題舉行了會談，并正式遞交了這一信件。

不難看出，蘇聯政府對朝鮮戰爭的態度与斯大林在世時有了极大的不同。在中國政府剛剛拒絕了印度代表在聯大通過的議案，毛澤東又就遣返戰俘問題表明了強硬的立場不久，突然得知要馬上改變態度，這讓周恩來頗感困難。他在与蘇聯領導人會談的最后表示：這個讓步“是一個大的轉變”，是“一個新的方針”。“在過去一個時期，我們弓弦拉得很緊。毛澤東同志在政協講話，也強調了為遣返俘虜的正義性的斗爭。”因此，他必須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并經過討論后才能就蘇聯的提議做出答复。[54]

周恩來隨后在電報中報告說：“蘇方提議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備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以掌握和平的主動權。解決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內瓦公約109條，雙方先行交換重傷病戰俘，其不愿回者暫交中立國，并恢复板門店談判解決具体問題。然后即由中朝雙方當局分別發表聲明，主張戰俘按分類辦法實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則交由指定的中立國(如印度或其他國，視情況再定)，保証其得到公正解決。蘇聯外長跟著發表贊同聲明，然后蘇聯在聯合國代表即作同樣活動。”[55]

北朝鮮的態度早已明了，如今蘇聯也持如此態度，中共中央自然不能單方面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立場。不過，朝鮮戰爭畢竟也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各方面工作帶來了巨大的不利影響，無論怎樣堅持爭取在戰俘問題取得正面效果，中共中央事實上也不能完全無視志愿軍戰俘中存在大量政治上動搖的國民党俘虜兵，難以硬性爭取的問題。因此，它實際上也多少意識到拒絕印度方案未必完全有利，至少給自己造成了“不利影響”。包括對克拉克的聲明，毛澤東也多少有些猶豫不決，因此雖然指示外交部起草了嚴厲駁斥的談話稿，隨后卻又考慮其實也“可以商談”，要周恩來向蘇聯領導人征詢意見，看是否可以“在商談中看情形決定最后對策”。[56]在這种情況下，蘇聯方面態度的轉變，最終促成中共中央態度的改變。毛澤東一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就很快回電表示贊同。說“這實際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們向謝明諾夫（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個方案中的一個方案”，“后來因美國在板門店采取橫蠻態度，這個方案未能提出。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适合時机的。惟我方聲明中應將俘虜分為達成協議者和未達成協議者，而不稱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們歷來反對所謂‘自愿遣返’原則相沖突。”[57]

蘇聯方面的態度，以及蘇中達成的妥協，使北朝鮮領導人欣喜萬分。据說，金日成得到這個消息，“非常興奮，激動得歡呼起來”。蘇聯特使庫滋涅佐夫和費德林報告說，金日成明确認為“目前的形勢進一步拖延下去對朝鮮和中國，或者對整民主陣營都是不利的”。“蘇聯政府的建議是最明智和正确的”。考慮到“朝鮮方面在前線和后方的損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國人進一步討論關于遣返戰俘的數字不是十分明智的。”[58]

3月23日，毛澤東電告參与負責板門店談判的丁國鈺說：“對方最近在板門店的行動，帶有明顯的挑釁和威脅的性質，因此應該提高警惕，設想壞的情況，并作必要准備，但另一方面，對方這些行動的目的則顯然是逼我談有關停戰的主題，實質上表示對方著急。艾森豪威爾上台后在亞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爭取主動，其建議交換傷病俘可能是對方有意在板門店轉灣（彎）的一個試探行動。在分析對方具体行動時必須注意問題的這兩個側面。”為此，他要求談判代表團再不要采取凡事抗議的強硬態度，尤其不要逼對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無重大事件，甚至不要向對方送抗議書。[59]

3月26日，周恩來回國，當即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匯報了莫斯科會談的結果，并達成了一致的意見。隨即，中共中央派負責全面談判領導工作的李克農、喬冠華返回板門店。28日，中朝方面正式复函克拉克，表示可以討論交換重傷病戰俘問題。30日，周恩來正式代表中國政府發表了“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進一步表明了中國方面准備在戰俘問題上讓步的姿態。

但是，到1953年4月，志愿軍前線陣地鞏固，并且已經完成在沿海地區反登陸作戰的部署，整部部隊的裝備及兵員都空前強大。在這种情況下，輕易地在戰俘問題上妥協，也并非中共中央所愿。當毛澤東得知前線指戰員求戰心切，一致要求發動戰役反擊時，自然高度重視。他因此明确批准同意志愿軍的反擊作戰計划，明确指示：爭取和，准備拖，而軍隊方面則應作拖的打算，衹管打，不管談，不要松勁，一切按原計划進行。[60]

4月26日，朝鮮戰爭雙方重新恢复談判。但談判如中共中央所預想的一樣，并不順利。雙方之間艱難交涉一個月之久，仍無結果。5月13日，美國代表更提出了中國方面無法接受的反建議：將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鮮藉戰俘就地釋放。鑑于美方的強硬態度，志愿軍提前發動了夏季反擊作戰。中共中央軍委明确指示說：“目前停戰談判仍在拖延，何時能停尚難判定，因此，我們在朝的作戰方針仍然是堅持過去所提出的‘長期的穩扎穩打’的方針。”[61]板門店談判因此再次中斷。

注意到反建議所帶來的強烈反應，美國方面采取了适度妥協的立場。5月25日，美國代表提出并經聯合國通過了一項修正案。据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波倫對莫洛托夫解釋說：衹要將聯合國的新建議“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顯看出聯合國做了很大讓步。第一，聯合國代表放棄了以前的提案，該提案規定，不愿遣返的朝鮮戰俘應在停戰協定生效之日予以釋放。在聯合國的新提案中規定，朝鮮戰俘將中中國戰俘一樣，應移交中立國委員會。第二，聯合國的新提案規定，允許朝中方面有3個月時間向戰俘作解釋工作。聯合國原先為此目的而規定的期限是2個月，而對方提出的期限是4個月。”此外，“在聯合國的新提案中，采納了對方關于朝鮮戰俘問題移交政治委員會的提案。作為對這一提案的補充，聯合國代表現在同意中立國委員會將以多數票的方式通過決議。因此，聯合國代表放棄了他們原先關于這一問題提案，該提案規定了這個委員會的5個成員應一致同意的原則。”[62]

顯然，中共中央注意到：“對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針是相符合的。”[63]但鑑于軍事進展順利，志愿軍并沒有馬上停止這一次夏季反擊作戰，而是稍微調整了進攻的目標，要求部隊把主要進攻矛頭指向韓國軍隊。這次攻勢到6月16日結束為止，成功地擴大了58平方公里的陣地。

6月初，停戰談判重又恢复，并很快在聯合國新提案的基礎上，達成了妥協，進而于6月8日正式達成了朝鮮停戰協議。但就在志愿軍正式宣布結束夏季攻勢的第二天，李承晚政府就單方面進行了釋放戰俘的行動。此一事件引起中朝方面极大不滿。中國方面不僅致函克拉克提出抗議，中斷了談判，而且再度迅速組織了報复作戰。在已經通過停戰協議，就差正式簽署，而克拉克又迅速回函表示歉意之后，發動這次進攻勢必要向蘇聯方面進行通報。故周恩來受命于7月3日凌晨委托伍修權向蘇聯大使館遞交了中國政府關于對目前停戰談判情況和克拉克來信的對策的文字說明，具体說明了中國方面准備采取的和戰步驟。盡管蘇聯政府對中國方面的軍事准備并不十分贊成，但也沒有明确表示反對。据此，毛澤東于7月8日明确通知志愿軍總部說，停戰協定的簽署，必須推遲到7月20日以后，并須視軍事進展的情況而定。因為“我們的方針仍然是掌握主動，爭取停戰。如果能爭取停戰簽字，則不論李承晚參加停戰与否或參加了而在停戰后還是破壞，我們均可以停戰協定的簽字來瓦解聯合國軍陣營和美、李軍隊的士气。如果不能不簽字，則主動權仍在我們手中，可以繼續在政治上、軍事上打擊敵人。”[64]

7月13日，即在停戰談判恢复三天后，志愿軍再度發動了金城戰役。此役一直打到7月27日，即雙方正式簽訂朝鮮停戰協定當天才告結束。据志愿軍方面統計，此役總共斃俘傷敵7萬余人，收复土地面積192平方公里。這也就難怪毛澤東會再三對此時結束朝鮮戰爭表示遺憾了。他不止一次地談到：如果“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看，大致用一年的時間繼續打擊美國人，以占領沿漢江更為有利的邊界，是可以。”因為“今年夏天，我們已經能夠在1小時內打破敵人正面21公里的陣地，能夠集中發射几十萬發炮彈，能夠打進去18公里。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65]“如果再打八個月，我們可以打垮他們的全部陣地。假如在這之后進行和談，我們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條件。可是，這個時候斯大林逝世了，蘇聯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為要解決他們內部的問題。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66]

當然，毛澤東的這种遺憾，并不是說如果再打下去就可以決出胜負，而是指可以在更有利一些的條件下結束這場戰爭。畢竟，整個朝鮮戰爭中，最讓中共中央感到遺憾的，就是戰俘問題了。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最后衹得到了占中國戰俘三分之一強的7110名戰俘，更重要的是，1.4萬名志愿軍戰俘“拒絕遣返”這件事本身，极大地便利了美蔣的反共宣傳，有損于新中國的政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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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卡爾沃科西雷編著，王希榮等譯：《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

[2] APRF，45/1/331/79.

[3] APRF，45/1/347/56.

[4]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第645頁。

[5] 師哲前引書，第496－498頁。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与事件的回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王焰等：《彭德怀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403頁。

[7] 《關于決定派軍隊入朝作戰給斯大林的電報》（1950年10月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539－540頁。

[8] 《關于朝鮮戰局問題給彭德怀、高崗的電報》（1950年10月2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588－589頁。

[9] 《軍委關于加強同美國軍隊作戰的思想教育的電報》（1950年11月22日）﹔《關于三十八軍等部的作戰部署給彭德怀、鄧華的電報》（1950年11月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678，640頁。

[10] 《關于釋放俘虜等問題給彭德怀等的電報》（1950年11月1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672頁。

[11] 《關于鼓勵士气爭取大胜給彭德怀等的電報》（1950年11月28日），《建國以前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689頁。

[12] 《關于美軍准備從朝鮮撤退的情報給彭德怀等的電報》（1950年12月1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719頁。

[13] 《關于朝鮮戰場形勢和我軍作戰部署給彭德怀等的電報》（1950年12月21日）﹔《關于第二次戰役胜利結束后全軍主力后撤休整的電報》（1950年12月26日）﹔《關于打好第三次戰役和准備春季攻勢給彭德怀的電報》（1950年12月2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731－732，735，741頁。

[14]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第670－672頁。

[15] APRF，3/65/371/35-37.

[16] APRF，3/65/828/23-24.

[17] APRF，3/65/336/17-19.

[18] APVRF，059a/5a/3/11/196-197.

[19] 參見《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20] APRF，3/1/336/88-89.

[21] 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81頁。

[22] 《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致金日成電》，1951年1月16日，APRF，3/1/336/81-82頁。

[2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118－119頁。

[24] 王焰前引書，第446頁﹔《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1951年1月28日，APRF，45/1/337/41-43; 《菲利波夫致毛澤東電》，1951年1月30日，45/1/337/43-44.

[25] 《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1951年1月28日。

[2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151－153頁﹔并見APRF，45/1/337/78-82.

[27] APRF，45/1/337/118; 45/1/ 338/87,91。

[2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331－332頁。

[29] APRF，45/1/338/98-99.

[30] 參見FRUS，1951，Vol.7, pp.483-486, 501-511.

[31] APRF，45/1/339/4-6.

[32] APRF，45/1/339/17-18.

[33] APRF，45/1/339/23, 28-29.

[34] APRF，45/1/339/31-32.

[35] APVRF，059a/5a/5/11/35-37.

[36] 《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2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第511頁。

[37] APRF，45/1/340/19-20.

[38] 毛當時在電報中表示，關于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可以不提出作為條件，因為聯合國已經成為侵略工具，中國現在不認為加入聯合國有特別意義。但應當考慮把台灣問題提出來作為條件，以便討价還价。當然，在美國堅持台灣問題單獨解決的情況下，我們將作出相應讓步，以便首先解決朝鮮問題。

[39] APRF，45/1/340/93-94.

[40] APRF，45/1/340/89.

[41] APRF，45/1/342/100.

[42] 《國際事務概覽，1952年》，第406－407頁。

[43] APRF, 45/1/342/16-19, 100.

[44] 据后來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報告：北朝鮮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朝鮮人民軍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朝鮮同志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愿望”。轉見沈志華：《1953年朝鮮停戰：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

[45] 《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1952年2月8日，APRF，.45/1/342/81-83。并見沈志華：《1953年停戰：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

[46] APRF，45/1/343/72-75.

[47] APRF，45/1/329/54-72.

[48] 同上。

[49] 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52）》，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440－442，445－446頁。

[5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3頁。

[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頁﹔《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72-273頁。

[52]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79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31頁。

[53] APRF，3/65/830/66-71.

[54] 轉引自熊華源：《關于1953年朝鮮停戰談判恢复的情況》，在“朝鮮半島的分裂与統一”學術討論會（2000年10月，丹東）上的發言提綱。

[55]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53年3月21日，轉見《毛澤東与抗美援朝》，第118-119頁。

[56] 轉見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頁﹔《毛澤東与抗美援朝》，第117－118頁。

[57] 《毛澤東与抗美援朝》，第119頁。

[58] 《庫茲涅佐夫、費德林致莫洛托夫電》，1953年3月29日，APRF，.3/.65/830/97-99。

[59] 《毛澤東關于准備同意討論交換重傷病俘問題的電報》，1953年3月2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148頁。

[60] 轉見沈志華：《1953年停戰：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

[61] 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399－401頁。

[62] 《莫洛托夫日記摘錄》，1953年5月28日，APRF，.3/65/830/6-13。

[63]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304-305頁。

[64] 《抗美援朝戰爭史》第3卷，第453頁。

[65]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54頁﹔《庫茲涅佐夫致外交部電》，1953年7月29日，APRF，3//65/830/187-189。

[66] 《毛澤東与英共執行委員會主席波立特和總書記高蘭的談話記錄》，1957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