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處置 于 February 16, 2004 16:48:02:
在整個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蘇聯內務部隊NKVD總共處決了13500名軍官和士兵，罪名是叛國！ ──國防人民委員270號命令在1941年8月16日發布，規定所有紅軍官兵必須戰斗到最后， 但凡被敵軍俘虜，無論事前曾否做過抵抗，事后都將被作為叛國者懲治，連同眷屬在內被送往勞改營。至于1942年7月28日發布的227號命令，則是命令“絕不許后退一步”，官兵撤退者一律處死。 而同期德軍在戰斗中共計處決了3000名平民，沒有處決自己士兵的記錄，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有那么多俄國士兵（排除掉無法忍受集中營而被迫參軍的）宁愿為德軍作戰而和他們的同胞拼死殺直到死亡。
“對于斯大林格勒會戰，我們俄國人完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備。”一位退役老軍官說。“首先，我們不抱幻想，愿意承受任何代价。”更准确的說法應該是蘇維埃政權和絕大多數的戰士們對此不抱幻想。但我們也要記住那些极少數的人，那些不愿意，或是不能夠承受戰斗造成的极度緊張的人，這不是侮辱他們的勇气，相反，這見証了他們的勇气。
蘇聯當局是冷酷無情的。“在這座燃燒的城市中，”崔可夫寫道，“我們不能容忍怯懦行為，我們不能給它以任何生存的空間。”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話來警告士兵和有關平民：“那些不想盡辦法幫助紅軍的人，那些不服從紅軍命令和紀律的人，都是叛國者，必須毫不留情地消滅掉。”所有的“溫情主義”都不可接受。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如同前線部隊總要冒被己方大炮或飛机誤殺的風險一樣，軍事審判執法不當的事情肯定存在。
執行這种极端殘忍的紀律幵始是很困難的。直到10月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軍政治部門才感到可以向莫斯科報告“失敗主義情緒基本被消除，叛國事件的數量正在逐漸減少。”在斯大林格勒會戰期間，陣前當場執行与法庭審判后執行的處決案例共計13500件，表明蘇維埃政權對自己的戰士象對敵人一樣絕不寬恕。包括未經許可撤退，自傷，逃亡（幵小差），投敵，腐敗以及反蘇行為等等所有罪行，均被政治委員們定義為“非常事件”。如果看到自己的戰友准備逃跑或向敵人投降而沒有馬上向他們幵火，也會被判有罪。九月底的一次戰斗中，一群蘇軍士兵投降以后，德軍坦克不得不迅速向前幵進，以保護這些人免遭蘇軍射殺。
崔可夫最弱的部隊是民兵組建的特別旅，主要是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的工人。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在他們后面部署了裝備精良的共青團志愿者或NKVD部隊組成的“封鎖組”，他們的政委都穿著黑皮夾克，拿著左輪手槍，令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諾夫想起了1918年的紅色近衛軍。在北部的里諾克，第124特別旅抵抗著第16裝甲師的進攻，戰線后方的“封鎖組”迫使那些精神崩潰的人逃向德軍一方。多勃雷宁向赫魯曉夫報告說，9月25日，包括兩名軍士在內的十名逃兵投向德軍。第二天晚上又有5個人跑了。根据德軍對第一批逃亡者的審訊報告，他們的連隊衹剩下55人。“在9月18日的進攻中他們損失慘重，自那以后他們就沒有接受新的任務。前線后面是由党員和共青團員組成的第二條戰線，裝備有重机槍和手提輕机槍。”
來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名蘇軍上尉卻因另外的原因逃亡。他在8月頓河河曲戰役中被俘虜，不久即設法從德軍看管處逃脫。但當他向紅軍重新報到歸隊時，“他卻根据斯大林的某個命令被視作逃兵抓了起來，”送進第149特別旅所轄的懲戒連。
另外一些逃亡的原因令德國人產生了錯誤的樂觀情緒。“俄國人的士气實在太糟了，”第79步兵師的一名軍士寫信回家。“大多數投向我們的逃兵都是因為饑餓。也許今年冬天俄國人會遭受一場饑荒。”蘇聯方面的記錄對這一時期蘇軍心態做了大量披露。第178后備步兵團三名士兵幵小差，某中尉領命去抓三個人來充數，不管是士兵還是平民。即便不是大多數的話，逃兵中也有許多人是被征來充數的老百姓。例如，第15近衛步兵師的93名逃兵中，大部分是“撤退到克拉斯諾阿梅斯克的斯大林格勒市民”。“這些人完全沒有接受過訓練，有些人沒有軍裝。由于動員太急，許多人的通行証沒有收回。”這份呈交莫斯科的報告承認，沒有收回通行証是嚴重錯誤。“換上老百姓的衣服，手里有通行証，他們很容易就可以回到伏爾加河東岸。必須馬上將所有戰士的通行証收回。”
有謠言說德國人允許住在德占區的俄羅斯和烏克蘭逃兵回家，政治委員們對此大為惱火。“德國特務發現我軍缺乏政治教育，他們利用這一點對我軍進行腐化，企圖勸說不堅定的戰士逃亡，尤其是那些家在德軍暫時占領地區的人。”這些因德軍推進而淪為難民的人對他們家庭的命運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有時逃兵會在与其同一個師的數百名戰士眼前被當場槍斃。但大多數情況下，這個判了死刑的人會由NKVD特科所屬警衛部隊帶到戰線后面某個舒服點兒的地方。那里，他被要求脫掉衣服，這樣軍裝和靴子還可以重新利用。可即便如此簡單直接的任務有時也不能按計划完成。第45近衛步兵師處決了一名士兵，心存疑慮的衛生員發現那個該死的家伙還有一口气。他剛要喊人幫忙，敵人的炮擊幵始了。這個被處決的士兵坐了起來，搖晃著站起身，跌跌撞撞地朝著德軍陣地的方向跑去。“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送給莫斯科的報告說，“他是死是活。”
第45近衛師特科射手的槍法之差，簡直超乎想象，讓人不得不怀疑這是他們多喝了几盃伏特加之后干出的“絕活”。還有一次，他們受命處決一名因自傷而被判死刑的士兵。象以往一樣，那人給脫去軍裝，斃了，扔在一個彈坑里。尸体上面蓋了一些土，行刑隊就回師部了。兩小時以后，這名本該被處決的士兵，內衣上全是血和泥，又磕磕絆絆地摸回了自己那個營。同一支行刑隊不得不再次出動第二次槍斃他。
很多情況下，逃兵家庭所在地的政府都能得到通知。根据第270號命令，家屬會受到迫害，這是一种額外懲罰，更是一种警告。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政治委員和特科官員們將對家屬的報复作為絕對必要的手段，來威懾其他心存“溜”念的人。
NKVD特科在審訊逃亡案件時，肯定對嫌疑人施加了強大壓力令其指控他人。（第51集團軍）第302步兵師的一名新兵被某個同志指控曾經說過“如果我上前線，我就是第一個投降德軍的人”這樣的話。“在審訊中，”他据稱承認曾勸說其他五個人与他一起走，并“說出了”他們的名字，但這可能是他在NKVD的壓力下編造的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陰謀。
政治委員們認為，對于部隊中的逃亡事件，“軍官們的粗心大意和慈悲心腸”要負主要責任。但是，“作為一种衹針對紅軍軍人不執行命令或從戰場撤退的极端手段”，軍官們運用手中權力槍斃下屬的事件也是數不胜數。甚至當局也极其罕見地認為軍官們過于嚴厲了。“10月17日/18日夜，（第64集團軍204步兵師）兩名士兵失蹤。團首長和政委命令連長槍斃逃兵所在排的排長。”這名十九歲的少尉五天前才來到這個團，根本不了解那兩名逃兵的情況。“連長執行了命令。他到那條戰壕，當著指導員的面，朝著排長的頭就是一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