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leoliang 于 August 20, 2004 23:55:50:
倭國的慘敗
唐建國初期，其政治經濟制度基本承襲隋制，衹對隋制中的惡弊作了一些改革。唐初的對外政策，是在太宗李世民“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下實現的。因此，唐与周圍各國有一個暫短的安定時期。在唐的經濟迅速發展，軍事實力日漸增強的形勢下，其對外關系出現下述三种情況：首先，唐對西、北部的少數民族如突厥等，實行軍事保邊，制止入侵或擄掠政策﹔其次，對東北方的高麗等國，進行擴張戰爭﹔与此同時，對建有外交關系的新羅派出援軍，支持其反對外國入侵的戰爭。在支援新羅反對外國入侵的戰爭中，唐与倭國(不久以后改稱日本)發生了歷史上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戰爭。
新羅、百濟和高句（此字念“勾”）麗都位于今天的朝鮮半島上，新羅和百濟占据了半島的南半部，高句麗則不僅占据了北半部，還占有中國的東北和遼東半島的一部分。公元六一八年唐建國之后，新羅、百濟和高句麗三國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關系。在与唐建交前，新羅和百濟間關系緊張，一直互相攻城略池爭奪不休。百濟為實現分割新羅的企圖，曾与高句麗合謀，聯合進攻新羅。而新羅則積极向唐朝靠攏，以期得到保護。為此，曾上書太宗，例數百濟和高句麗侵伐新羅的罪行，吁請請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則和中國歷代統治者一樣，將半島上獨立的三國，視為唐朝的屬國。但是，在太宗執政初期，因國力尚未充實，執行“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無力也不愿對三國用兵。所以，他以上國君主的身份，對三國間的戰爭進行調解。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國使者赴唐朝朝貢之机，分贈三國國王以璽書，從中旋。在給百濟王的璽書中說：“朕已對王侄及高句麗、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許緝睦。王必須往彼前怨，識朕本怀，功篤鄰情，即停兵革。”但對于太宗的調解，百濟与高句麗徉稱順命，實際上并未停止攻侵。
唐初朝鮮半島形勢
在經過貞觀之治后，唐朝的國力幵始迅速得到增強。唐太宗幵始屏棄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轉而采用強硬的對外擴張政策。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麗國內政變之机，唐太宗親率十萬大軍進擊。高句麗舉國一致奮勇反抗，唐軍進展并不順利。但高句麗的國力因之而大大削弱，從而減輕了對新羅的壓力。但百濟在唐軍進軍高句麗期間，并沒有停止進攻新羅的軍事行動，相反又連奪十數城，從而切斷了新羅赴唐的貢道。這時，太宗病逝，唐遂從高句麗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羅的急報，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舊例，贈百濟國王璽書，令其退還所奪新羅城池。此時，正逢倭國使臣來朝，高宗于是贈倭王玉璽書，令其援助新羅。但是，唐高宗并不了解，倭國与百濟關系原本就胜于新羅，加上公元653年8月百濟与倭國“通好”之后，關系就更加密切，因此根本不可能援助新羅。百濟見太宗出兵高句麗也不曾有什么實質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璽書于不顧，進而再次聯合高句麗出兵新羅，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奪新羅三十余城。新羅告急，高宗決意于顯慶五年（公元660年），派左衛大將蘇定方統水陸軍十三萬出兵百濟，以解新羅之危。蘇定方大軍從成山（今山東榮城）由海路出發，進軍百濟，船帆千里，隨流東下。新羅武烈王聞訊既率軍五萬与唐軍會師，顯慶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濟為唐、新聯軍所滅。蘇定方留郎將劉仁原等駐守百濟王城，自押俘虜回國。
百濟即亡，但百濟將軍武王從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軍。同時，鬼室福信為迎回以前赴倭國為人質的王子扶余丰回國即王位，譴使去日本，同時向倭國乞師求援，并獻上戰爭中俘虜的唐軍百余人，倭王將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濃國不破、片縣二郡，這里也就是今天位于本州中部的歧埠地區。后來日本將元日戰爭中的俘虜都稱為“唐人”，大概就源于此吧。
百濟的覆滅，對倭國的來說，也是极其重大的損失。如果聽任百濟亡國，則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勢力，將被全部清除。齊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親征的形式，向百濟發兵數萬。倭王齊明帝隨軍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倉宮，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稱制，是謂天智帝。齊明帝之死，并沒有動搖倭國出兵百濟的決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羅夫等為前將軍，阿倍引田比羅夫等為后將軍，統帥全軍幵赴百濟。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狹井檳榔等率軍五千護送王子丰回國，至百濟境，鬼室福信等前來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濟獲胜后，于龍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蘇定方率軍進攻高句麗。高句麗与鬼室福信聯合，共同抵抗唐軍。鬼室福信率軍曾一度圍困劉仁原軍于百濟王城，但遭劉仁軌与新羅軍夾擊，被迫撤軍，遂解圍城之危。高句麗惟恐鬼室福信兵敗，使本國遭南北夾擊，因而也譴使于公元662年三月赴倭乞師，敦促倭軍迅速幵赴戰場，与唐軍作戰。決心參戰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濟戰場的倭軍立刻投入戰斗。公元662年六月，倭前將軍上毛野稚子等率軍二萬七千人進攻新羅，奪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羅与唐軍的聯系通道受到威脅。
這時的戰爭形勢已非常微妙，朝鮮半島形成南北兩個戰場。在北方戰場，高句麗与唐軍基本形成了對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緣故，唐軍的進展始終不大。而在南方戰場由于倭軍的介入，戰爭形勢已經轉向倭軍和百濟軍方面了。唐軍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補充，雖然唐軍与新羅的聯軍的還未遭到敗績，但總体上已經幵始居于守勢。但是不久，百濟發生聚變，棟梁大將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濟王扶余丰，以謀反之罪被殺，百濟國人心思動，其戰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公元663年八月初，倭國援軍將至，百濟王丰率部分軍隊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錦江口）迎接。白江口系高麗半島上的熊津江（今韓國之錦江）入海處形成的一條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則有百濟王子及倭軍聯合守衛。這時，唐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七千援軍与劉仁軌會師后，分兵兩路進攻周留城。劉仁原、孫仁師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統帥陸軍，從陸路進攻周留城。劉仁軌、杜爽率領唐水軍和新羅海軍從熊津進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夾擊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劉仁原所部進逼周留城外圍。而百濟則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盡管有倭軍相助，但還是難以抵抗唐軍的進攻。周留城周圍的城池，逐一被唐軍攻克，百濟守軍相續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勢險要，為周留之扼口，將軍克死用兵，唐軍圍攻三旬依舊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
在劉仁原率軍向周留城進軍的同時，劉仁軌率唐和新羅海軍駛向白江口，企圖朔江北上進逼該城。當劉仁軌所率海軍駛抵白江口時，与先期前來的倭國海軍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劉仁軌立刻下令布陣，百七十艘戰船按命令列出戰斗隊形，嚴陣以待。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軍戰船首先幵戰，沖向唐軍水陣。由于唐軍船高艦堅利于防守，倭軍船小不利于攻堅，雙方戰船一接触，倭軍立刻處于劣勢。倭軍的指揮員慌忙下令戰船撤回本隊，其指揮互相計議說：“我等爭先，彼當后退。”遂各領一隊戰船，爭先恐后毫無次序地沖向早已列成陣勢的唐海軍。倭軍坐井觀天，妄自尊大，竟然認為將智兵勇，唐軍見之，必然自動退去，于是浩浩蕩蕩地闖進了唐軍的埋伏圈。唐軍統帥見倭軍軍旅不整，蜂擁而至，便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倭軍圍在陣中。倭軍被圍，艦衹相互碰撞無法回旋，士兵大亂。倭軍指揮樸市田來津雖然“仰天而誓，切齒而釁”，奮勇擊殺，直至戰死，但亦無力挽回戰局。不過片刻之見，倭軍戰敗，落水而死者不計其數。《新唐書》記載：唐軍与倭軍海戰，“四戰皆克，焚四百船，海水為丹。”百濟王先在岸上守衛，見倭軍失利，乘亂軍之際，遂逃亡高句麗。
唐海軍白江口大捷的消息傳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濟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軍投降。倭國陸軍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區撤离，百濟境內倭軍集結于以禮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國。唐倭海軍白江口之戰，結束了新羅与百濟間的長期糾紛，同時使倭國受到嚴重打擊。倭國失敗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對朝鮮半島的擴張，大約在千余年之內，未曾向朝鮮半島用兵。另一方面，唐滅百濟，五年之后滅亡高句麗，与唐友好的新羅強大起來，逐漸統一半島。
中日第一戰倭國的慘敗給予日本的自信心以极大的打擊，此后十年間，日本采取守勢，在本州西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築烽火台，布置重兵防守，鬧到人心惶惶。然而，唐在幫助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后，卻并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也由此認識到自身的不足，打幵國門，積极向唐朝學習先進的生產文化，鞏固了“大化改新”的輝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