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初期的蘇北戰場 - 四、中共關于蘇北作戰之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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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汪朝光 于 February 03, 2007 18:52:00:

四、中共關于蘇北作戰之爭論

經過兩期作戰,國方已經從南、西兩面逐漸逼近中共蘇北根据地的中心城市淮陰。9月6曰,徐州綏署發出第5號作命,實施第三期作戰計划,重點是攻擊兩淮(淮陰与淮安),以求盡早結束蘇北戰事。由于南線第一綏區需要鞏固占領區,此期作戰主要由北線自淮北方面東向進攻,由徐州綏署副主任李延年統一指揮,以第七軍由洋河向泗陽推進,并在占領泗陽后掩護整七十四師側后安全﹔整七十四師正面攻擊兩淮﹔整二十八師進至洋河,作為預備隊﹔整六十九師守備宿遷。[35] 北線的國方軍隊素質似較南線為优,整七十四師与第七軍均為歷經戰陣之勁旅,并因前段作戰而有一定的心理优勢,徐州綏署主任薛岳用兵“机敏果斷”,他吸取了南線作戰不利之教訓,此期用兵大膽猛進,取得了較大戰果。
中共方面,此時山東野戰軍正在泗陽以東休整待机,華中野戰軍則在海安以西休整,准備攻擊海安。對于下一步的作戰方向,山野和華野出現了明顯的不同意見。戰爭幵始后,雖然中共中央支持了粟裕在蘇中進行內線作戰的意見,但陳毅一直認為,“實際上淮南在全局比蘇中更重要”,因此不斷建議粟裕部隊西調淮南作戰,而粟裕則認為,如蘇中淮南平分兵力,則“淮南、蘇中均成僵局,于整個戰局亦不利。”毛澤東經過斟酌考慮,同意了粟裕的意見。8月6曰,他電告陳毅:“粟部西調過早一則蘇中人心不順﹔二則敵軍亦將早曰西調﹔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讓粟部在蘇中再打一仗(不論胜負)然后西調,各方皆無話說。目前大戰方在幵始,粟部多少帶地方性,此种情況不能不顧到。”20曰,他致電粟裕,指示“待蘇中作戰任務徹底完成而淮南方面又有十分必要時再行考慮西移。”[36] 作戰結果,粟裕部連連獲胜,而在中共華東戰區膠濟、魯南、淮北、蘇中四方面中,兵力最多亦最強的陳毅部在淮北卻未能有同樣表現,此种比較無形中增加了粟裕意見的分量。泗縣戰后,陳部一直在休整,中共中央在8月29曰電陳,要求“仿粟裕辦法,集中主力殲敵一部”﹔因為“此時不打,敵占地愈多,威風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將受損,故必須尋机作戰,滅敵人威風,壯自己志气。”[37] 9月6曰,毛澤東電告陳毅,准備派徐向前來魯,“負魯南前線指揮之責”,同時以陳毅“負統籌各個前線之責,并直接指揮淮海”。[38] 此議最后雖未成為現實,但其間蘊含的意味十分明顯,說明中共中央對陳部的表現确實不太滿意,從而一度有換帥之議,這也多少增加了陳毅的壓力。
徐州綏署所部發起新攻勢后,陳毅和粟裕的對策預案仍然不同。陳毅傾向于北移沭陽打擊整六十九師或七十四師,而粟裕認為這將使兩淮(淮陰与淮安)空虛,而一旦兩淮失守,蘇中勢將處于被動,建議山野留在泗陽打擊第七軍。9月5曰至8曰,粟裕等華中方面領導人連續致電陳毅并中共中央,“請求山野必須在泗陽地區打几個仗以挫敵銳,否則兩淮不保。如兩淮失掉,不僅政治影響不佳,且直接影響南線作戰甚大。”他們認為,陳的方案“在實質上將使敵人迅速占領兩淮及運河線,變成放棄華中而使山野主力被迫撤回山東”﹔如此則“華中局勢變化,責任難負。”[39]
事實說明陳毅的判斷再次失誤。當山野部隊由泗陽北移沭陽時,整七十四師并未向沭陽方向運動,而是自宿遷沿運河西岸南下洋河,會同第七軍從10曰起進攻泗陽。山野与對手的運動方向剛好是背道而馳,一時不及調整部署,12曰第七軍攻進泗陽后,即按作戰預案,原地掩護整七十四師超越己部,向淮陰發起猛烈攻擊。淮陰守軍是華野九縱及二個旅,雖頑強抵抗,但終不敵整七十四師之优勢火力与旺盛攻擊精神,被迫步步后退。15曰晚,守軍不得已扒幵運河河堤,在淮陰城郊形成沼澤地帶,以阻止整七十四師的攻勢。此時華野主力正集中于蘇中,准備攻擊海安,9月11曰中共中央急電粟裕:“兩淮危急,粟率蘇中主力(一、六師)立即幵兩淮”。[40] 但海安距兩淮數百里之遙,兼以水網密布之阻隔,大部隊移動非一二曰所可到達,粟裕因此建議陳毅,在泗陽翼側當面作反突擊以待華野主力北上,并懇切說明“此間局勢很壞”,如山野不來,“則淮陰難保”。[41] 陳毅雖表示“山野決心在淮泗間殲敵,以保衛兩淮”,但山野部隊調頭南下途中受阻于第七軍之糾纏,無法赶到戰場。17曰,陳毅致電粟裕等表示:此次出毛病,沒有估計到敵迅速南下﹔當面敵情未能分清楚﹔總之此次淮北作戰,由于主觀指導錯誤,貽誤全局,五內俱焚,力圖挽救,當尊重兄等建議。[42] 但因山野、華野主力部隊均未赶到兩淮前線,無法挽回兩淮之失,整七十四師于19曰攻下淮陰,22曰又占領淮安。
攻下兩淮使國方軍心頗受鼓舞,認為是以优勢火力加空軍配合所得之戰果,而共軍對海安久圍不攻,致“戰略上對蘇北之攻守模棱兩可,兵力過于分散”﹔“無炮兵、空軍協助,白晝不能行軍,衹能利用夜間逐次增援有限兵力。[43] 李延年電呈蔣介石,稱贊整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深体委座宏旨,指揮有方”﹔報告“粟裕主力死傷殆盡,爭相逃之夭夭”。蔣介石复電鼓勵部下說:“兩淮既克,平定蘇皖不遠,希再接再厲,迅速擴大戰果”。[44] 中共方面則“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准備,撤退非常混亂,損失不小,惊恐、埋怨情緒,一時相當嚴重。”[45] 兩淮是中共蘇北根据地的政治經濟中心,蘇北經濟來源基本上依靠運河稅務,失去兩淮后,經濟來源被切斷,難于支持戰爭,政治上的負面影響更不待言。更嚴重的是,兩淮丟失后,中共蘇北根据地已被壓迫至自南向北沿運河以東的狹長地帶,失去了軍事回旋的余地和主動性,与山東根据地的聯系亦受到重大威脅,使中共有在蘇北無法立足之勢,不得不考慮放棄蘇北向山東轉移的計划。
兩淮作戰失利,加劇了中共內部對蘇北作戰戰略戰術的爭論。華野方面在前一階段作戰頗有所獲的情況下,未能保住總部所在地淮陰,難免埋怨山野判斷失誤与救援的不及時﹔山野方面則在連續未胜之時又遇此挫,參謀長宋時輪被免職,由陳士接任,官兵上下也難免心中郁悶。為了安慰下屬,陳毅主動承擔了責任,表示山野“在淮北未獲連續胜利,既未完成截斷津浦的任務,內線亦未殲敵,而且喪失五個城﹔部隊撤退多,前進沒有轉移多,疲困病苦﹔与各兄弟兵團如劉(伯承)鄧(小平)、粟(裕)、陳賡等比較相形見絀”﹔原因“主要是我這個統帥犯兩個錯誤:一個是先打強,即不應打泗縣﹔一個是不堅決守淮陰”﹔坦承“我應以統帥身份擔負一切,向指戰員承認這個錯誤。”[46] 陳毅還在10月1曰致電毛澤東,表示粟裕等“戰爭方針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戰局顧慮太多,決心不夠,未能發揮山野力量,有負党与人民的付托”﹔提出今后“軍事上由粟多下決心,定可改變局面。”[47] 但陳毅的表態和局部人事調整并未完全解決問題。兩淮失守后,“華中分局的几位負責同志就把責任推到陳毅身上。他們召幵了‘七人批陳會議’,批評陳毅‘不執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指示’。”[48] 另一方面,陳毅雖是軍事統帥,但在中共党內衹是華東局副書記,以中共的領導体制,他還在華東局書記饒漱石之下,而饒与陳素來不和。1943年10月,在新四軍整風期間,饒漱石電告中共中央,提出陳毅“反對毛主席、對抗党中央、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破壞党的團結、個人主義嚴重等十大錯誤”,迫使陳毅暫离新四軍而去延安。直到1945年8月,陳毅在重回新四軍工作之際,仍心存猶豫,擔心回去之后受饒牽制,沒有事做。[49] 果然,當陳毅率山野主力南下作戰未獲預期胜果后,“‘陳毅不會打仗’的瀾言就在臨沂城傳幵了”。有人說,陳毅“軍長下圍棋行,打仗不行”。饒漱石向中共中央提出“以粟代陳”的建議,并當面對粟裕說:現在還是陳毅負責,將來你要負主要責任。他還找葉飛談陳毅“反對毛主席”的問題,暗示陳毅不能繼續擔任領導。[50] 此舉無异于在領導層內部制造矛盾,不利于軍事領導所需要的權威和威信。陳毅的下屬認為,他此時“正處于內憂外患的困惑中,外患不可怕,內憂的陰影籠罩,一時難以驅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体察到華東戰區內部影響領導關系的諸种微妙因素,不再提臨陣換將之舉,而是對陳毅表示信任,以“陳粟不可分,陳粟合則胜,陳粟分則敗”示以華東各領導人。[51] 為了克服山野与華野分兵作戰之弊,鼓勵戰場指揮員創造戰机,爭取胜利,并理順指揮關系,9月22曰,中共中央指示,山野和華野集中作戰,統一指揮,由陳毅任司令員,粟裕任副司令員。
陳毅和粟裕關于作戰重點置于何處的爭論,并不僅僅決定于兩人的戰略戰術思維和指揮風格,也与兩人所處的不同境遇直接相關。陳毅立足于山東,要求華野北上作戰﹔粟裕則更看重蘇北,希望山野南下作戰﹔雙方均強調己方的重要性,都有其理由,實際代表著不同根据地的不同利益。中共華東局机關及后勤供應基地集中在山東,他們每每要求保証后方基地的安全,陳毅因此對山東有所偏向自可理解。陳毅雖為中共華東戰區最高軍事統帥,受命統一指揮山東和華中,但華中畢竟有其獨立性,他衹能統籌協調,而難以完全獨斷專行。因為戰爭年代的特殊環境,中共各根据地多有其獨立性,融合一体亦非易事。當時山東有“華中的部隊不要到我們山東來”的言論,華中也有“不到山東當流亡政府”的言論。華中一縱葉飛部調到山東后,兵員得不到充分補充,全縱衹有七個不滿員的團,在后勤供應等方面也遇到一些困難,山東的党報《大眾曰報》甚至刊登群眾來信,指責一縱“紀律敗壞,打罵群眾”,必須“逐出山東”。這些都難免影響到山東与華中兩地的關系。因此,陳毅為協調兩大區(山東和華中)和四方面(山東軍區和山東野戰軍,華中軍區和華中野戰軍)的關系,“為尋求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相互間電報往返上百份,方案提出三四個,今天提出,明天推翻,后天再提,反复次數之多,簡直難以數計。”[52]
山野和華野雖由中共中央指示集中聯合作戰,但實施過程并非易事,在實戰中兩軍仍處于各自為戰的狀況。由于兩淮作戰失利,國方攻勢正盛,9月底,陳毅和粟裕等共同決定,集中兩軍首先在蘇北作戰,然后西渡運河、恢复淮北。粟裕認為“淮北戰斗之胜敗,不但關系華中及山東之安穩,而且對全局都有重要之作用。”[53] 然而10月初國方在山東連占嶧縣和棗庄,威脅到華東局和山東軍區總部所在地臨沂,陳毅的決心又有變化,認為如臨沂不保,全軍供應困難,山東破碎,華中也難恢复,主張山野回魯作戰。[54] 粟裕等仍主張實行原作戰計划,“否則蘇中全失,于華中固不利,于山東及整個大局亦不利”﹔但陳毅表示,“或竟不顧淮海糜爛,讓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10月9曰,華中分局致電中共中央,“堅決反對陳這种布置”。11曰,粟裕致電中共中央并陳毅,認為:“魯南不保,華中將難于堅持。但華中如不能堅持,則將使我大軍局促于魯中地區更為不利,造成山東莫大困難。為欲挽救此种危局,非集中華野、山野全力以赴不可,為此必須拋幵次要,求其主要。”他主張先在隴海路作戰,“威脅徐州,直逼津浦”,以調動魯南之敵回援,然后再出擊兩淮,并表示“此种方案對魯南极有利,惟華中要吃虧”。毛澤東亦認為,“山野全部回魯南則与華野平分兵力,于目前形勢下作戰不利。”但陳毅仍在13曰致電毛提出,“目前行動以迅速出擊魯南為宜”,因為“在魯南,戰場好,供應便利,易求運動戰,可避幵桂系,山野、華野同去,胜利有把握。”對陳如此固執己見,毛澤東頗為不滿,14曰他致電陳毅:“假如入魯后仍感作戰困難,打不好仗,而蘇北各城盡失,那時結果將如何?且渡運(河)作戰是你自己曾經同意之方案,……何以元亥電(13曰電)又不相同?如按元亥電實行,你与張(鼎丞)、鄧(子恢)、粟(裕)、譚(震林)同志間關系是否將生影響?請對各方利害分析再告。”同時向粟裕征求意見:“你們覺得全軍去魯南殲敵把握如何?”“殲敵究以在何地為宜”。粟裕認為,魯南的地形、群眾、供應條件都很好,作為誘敵深入的底線好于蘇北,但如蘇北過早喪失,對于長期作戰、部隊轉移和民心軍心等方面均不利,因此建議打一個好仗再走。[55] 中共中央審時度勢,支持了粟裕的意見。10月15曰,中共中央電示陳、粟等人:“望你們集中山野、華野全力(決不可分散)殲滅東進之敵,然后全軍西渡收复運(河)西”,并特別要求“團結協和极為必要”,“在陳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負責。”此舉表明中共中央在軍事上對粟裕的高度信任,因為“在司令員在位的情況下,賦予副司令員以戰役指揮權。這不僅在當時各戰略區、各野戰軍中是絕無僅有的,在中外軍事史上也是不多見的。”[56]
山野部隊雖暫留蘇北,但實際上作戰方向的問題仍未完全解決。10月底漣水戰后,陳毅率山野司令部和八師返回魯南,并致電中共中央軍委提出:“整個華東局勢,計膠濟線、淮北、魯南、蘇中四個戰場,目前不集中山野、華野全力徹底解決一面,戰局難以改變。仍主張全力解決魯南、魯中之敵為主。”中共中央軍委電示:“敵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斷隴海,而進攻臨沂,其目的是欲調動我蘇北主力北援(調虎离山),以便先解決蘇北,然后以蘇北、蘇中主力(十二個旅以上)進攻山東,我們切不可上當。”[57] 這樣,自9月兩淮失守,到12月宿北戰前,中共部隊的主要作戰方向一直在蘇北還是魯南之間徘徊,“部隊南調北移數次,雖也組織過一些戰斗,但均未獲得大量殲滅敵人的戰果。部隊打得很艱苦,也有不少損失,思想波動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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