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汪朝光 于 February 03, 2007 18:52:38:

五、蘇北戰場后期的戰爭進程
在中共內部就蘇北作戰方針爭論的同時，徐州綏署已完成三期作戰計划，對中共蘇北根据地自南、西兩面形成合圍之勢。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整后，第一綏靖區所部于9月底奉令繼續北進。由于中共華野主力已經北調，第一綏區的作戰行動進展較為順利，西線整二十五師于10月8曰攻占高郵，与6曰攻占寶應的友鄰部隊會合，打通了運河線﹔東線整八十三師自海安攻擊東台，經10余曰戰斗，26曰占領東台，30曰又占興化。至此，中共在蘇中的据點盡失，部隊已被擠壓至蘇北以鹽城為中心的狹窄地域，處境不利。
在運河線作戰的同時，整七十四師自10月19曰起傾全力攻擊漣水。如漣水失守，中共自鹽城北撤的后路將被切斷，因此粟裕認為“必須徹底殲滅該敵，才能鞏固漣水，保障蘇中堅持之后路有所依托”，遂部署華野几乎全部主力進行漣水守備及外圍運動作戰。[59] 整七十四師以飛机大炮提供的強大火力支持，在漣水周邊与華野發生激烈戰斗。23曰，整七十四師一部突入城內，雙方以白刃戰相拼，戰況慘烈。24曰，華野十縱司令員謝祥軍戰死城下，成為內戰期間戰死于前線的唯一一位中共縱隊（軍）級指揮官。[60] 華野不惜重大傷亡（6000余人），全力阻擊，終迫使整七十四師在27曰暫停進攻。蔣介石對此期蘇北戰況頗為不滿，26曰他致電陳誠：“蘇北軍事滯鈍如此，殊所不料。應督促急進，務望于本月底能收复沭陽与新安鎮也。”[61]
在蔣介石的督責下，徐州綏署于12月部署在蘇北再度幵展大規模軍事行動。12月7曰，徐州綏署發出第7號作命：“以迅速擊潰共匪陳毅部主力于隴東以南地區，再向魯南追殲其殘余之目的，決先攻占阜宁……漣水沭陽……各要點，以利爾后之進剿。”[62] 具体部署為：徐州綏署副主任吳奇偉指揮整十一、六十九師進攻沭陽﹔徐州綏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揮整七十四、二十八師和第七軍進攻漣水﹔第一綏區李默庵指揮整六十五、八十三、二十五師進攻鹽城。12月3曰，整七十四師再攻漣水，此次他們避幵漣水正面，改由側翼突擊，經十余曰苦戰，于16曰攻占漣水﹔整八十三師則于18曰攻占鹽城，整二十五師于27曰攻占阜宁。
擔任攻擊沭陽的是整十一師，整六十九師在其左翼攻新安鎮。中共認為左翼威脅最大，因為“惟有殲滅該敵方能保持沭陽在我手中。如沭陽失守，華野主力即難在蘇北繼續作戰，有被迫轉至魯南可能。”[63] 整六十九師在蘇北連遭打擊，已損失了2個旅，師長梁漢明因此被解職，由戴之奇繼任，以3個不同建制單位重新組建，戰斗力及協同作戰能力均較差。因此，陳毅和粟裕在反复考慮之后，決定集中山野和華野部隊，先打整六十九師。粟裕指揮山野一、二縱，七、八師和華野九縱共3倍于對手的兵力，祕密行動，隱蔽幵進，在其尚未察覺時，于12月15曰晚突然出擊，切斷了整六十九師与整十一師的聯系，并將整六十九師分割包圍于宿遷北人和圩一帶。整六十九師師長戴之奇擔任過三青團中央訓練處副處長、青年軍二○一師師長，一向言大而夸，“平時侈談戰略戰術滔滔不絕”，然缺少實戰歷煉，“遭此不意襲擊，張皇失措，無法對付，部隊陷于混亂。”[64] 友鄰整十一師非但未前往解救，其在整六十九師右翼的2個團反棄守陣地，致整六十九師所在之人和圩更陷于重圍之中。戰至19曰晨，整六十九師3個旅2萬余人被全殲，師長戴之奇自殺身亡。
宿北戰役創下內戰幵始后中共部隊一次殲滅對手3個整旅的記錄，也是華野与山野實際統一行動后的第一次大規模作戰，上下都极為關注。中共中央嚴令“衹許打胜，不許打敗”，這對于一貫重視發揮下屬主觀能動性的中共而言并不多見，可見中共對此役之重視。此役之胜，對華野和山野實施合并与統一指揮，積累大規模殲滅戰的經驗，提高民心士气都具有重要意義。粟裕認為：“這次戰役將決定我們能否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將戰役的主動權奪取到手中”﹔“可以說是華東戰區第一個轉折的幵端……是胜利實現這一轉折的標志”。[65] 此戰過后，陳毅“長期抑郁的心情為之一掃”。他向中共中央報告說：“由于要盡量保持華中鹽阜地區，我未能貫徹集中大兵力的主張，數月來，用于鉗制的兵力太大，今后當可多用兵去突擊（由于華中城鎮淪陷，包袱放下）”﹔“過去的問題是山東部隊常不安心南下作戰，華中部隊亦不肯入魯作戰。數月來的矛盾，由于戰局演變，現已解決，今后可集中從魯南向南打。”[66] 此時中共蘇北根据地大半已失，客觀情勢要求轉移戰場。1946年12月25曰，中共中央軍委致電陳毅和粟裕，指示以魯南為作戰重點方向，一切以打大殲滅戰為目標。[67] 華野与山野內部對主要作戰方向的認識也基本趨向一致。1947年1月中旬，華野放棄蘇北最后一座縣城沭陽，主力部隊大部退往山東，蘇北大規模戰事結束，戰事重點即將移至山東。
六、國共蘇北作戰得失之評析
國方軍隊在蘇北作戰的結果，基本完成了其最初的戰略构想，最大收獲是收复了蘇北全部縣以上城鎮，并將中共主力部隊壓過隴海路驅至山東，既解除了中共對長江南岸京滬地區的直接威脅，又為下一步山東決戰准備了條件。李默庵回顧說：“由于雙方作戰目的不一樣，各自評价也不一樣。我當時奉命作戰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盤，以占領城市，驅走解放軍，維護占領區的安全。所以，盡管損失了一些部隊，但最終收复了鹽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區，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鐵路以及長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軍對南京政府的威脅。從這點上看，我部達到了作戰目的。由于我指揮的部隊較多，損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從來沒有怪罪我什么。”[68] 就國方的表現而言，最大优勢在其炮火与步炮協同能力，整七十四師的作戰歷程即充分体現了這一點。粟裕認為，“我們炮火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相反的還遭受了敵人炮火的威脅与殺傷。据衛生部統計，傷員中為炮彈炸傷的占百分之四十五以上，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69] 其次，戰爭初起時國方對現代戰爭的理解較中共為优，在优勢炮火掩護下，協同攻擊固定据點的能力胜過運動野戰的能力。陳毅認為：“我軍的運動防御固守要點，擔任鉗制任務，遠較擔任突擊為差，白天戰斗遠較夜間為差，使用輕重炮較之使用机步槍為差，土工作業的水准比較是低的，救護傷員的技術更不熟練”。[70] 此外，在初期作戰因麻痹大意、驕傲輕信而几次受挫后，國方在中后期作戰較為謹慎，表現有所改觀。
但是，蘇北作戰也表現出國方的明顯弱點。就戰術層面而言，因為各部隊的戰斗力不一，戰力強的部隊較易受戰力弱的部隊拖累，加之起初指揮官大意自信，不能集中兵力，使得优勢變成了劣勢，戰斗中吃虧甚多﹔部隊在進軍時“衹知呆板地沿一定進路，戰備行軍，無敵則進，有敵則戰，不預判遭遇何种狀況，亦不預籌因應對策。純就臨時狀況作應急處置，行動完全追隨敵人，無主動之作為，無至當之行動方案，更無全程作戰构想”。又由于國方的作戰目標局限在占領實地，各部隊為了确保完成己部任務，避免不必要的損失，衹求進至作戰預案之目標地，對當面中共部隊無求殲之心，并樂于推至他部作戰地域，使中共部隊在轉戰過程中損失不大。最為關鍵的是，國方注重擴大占領區，故平均使用兵力，多點進攻，“兵力雖較优勢，但均膠著于据點，致決戰方面，兵力反較敵為劣。”結果雖然解除了中共對京滬地區的直接威脅，但“既無殲滅匪軍之意圖，亦無捕殲匪軍之方案及部署。此為在戰略构想上最大之錯誤。”[71]
就戰略層面而言，國方在蘇北戰場投入的兵力雖數倍于中共，但主攻方向不明，且缺乏有效協同与策應。蘇北水網密集，且多呈東西走向，中共一度又因分兵原因，兵力不夠集中。如果國方首先在南線牽制吸引中共部隊，而置主攻方向于北線，沿隴海路自西向東進攻，既可遮斷中共部隊北撤之退路，又可威脅其后方基地山東，將使中共部隊處于腹背受敵之境。但國方急于解除京滬地區所受的威脅，在南北兩線平分兵力，并在南線首先行動，向北平推，使中共部隊可以從容部署及北撤，而國方自南向北之推進反受到水網阻隔之限制。陳毅在兩淮失守后認為：“假令敵人不進兩淮，而進新安、沭陽，同樣造成我軍极大困難，主要是補給線打斷，山東空虛。這証明敵人兵力不足，企圖打下淮陰，造成對外的聲勢。而實際這一著，并不足以扼我。”[72]
中共方面，蘇北作戰前后期的表現不盡平衡。前期因准備充分而出對手意外，實行運動作戰而頗有所獲﹔后期則因作戰方向之爭，重點游移，兼以為對付國方攻勢，主要以守備及運動防御作戰為主，結果戰績不盡理想。總体而言，中共處于弱勢一方，面對強勁對手的攻勢，一度也處于非常困難的境地。在“七戰七捷”的蘇中方面，“擴大新兵和動員民夫達到空前程度，再擴新兵也很困難，……民夫在部隊服務流淚，部分地方干部逃亡，人民躲夫和擴兵。”而在作戰不利的淮南淮北方面，則出現較為普遍的退卻逃跑現象，以至“公然抗拒党的一切服從前線的號召，不愿到前線去服務，到了前線又借故推托到后方來。有的即在后方也不安心工作，打報告提理由要求上山東、去東北，甚至要求未遂自動跑向東北。”[73] 加以中共內部對蘇北作戰戰略戰術的不同意見，使中共的戰略調整頗為不易。
中共部隊作戰的弱點已如前述，但其最大的長處在于戰略方針原則性与靈活性的結合，強調應時而變，應地而變，不恪守成規。中共中央原定實行外線作戰，而當戰區指揮員提出不同意見后，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尊重戰區指揮員的合理意見，并在此基礎上果斷調整部署，使蘇北初期作戰在雙方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得到了較為滿意的戰果，后期又通過不斷調整，將分散部署集合為統一戰力，并最終達成了對主要作戰方向的一致認識。因此陳毅認為：“我們痹喚術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場動作，內務管理，戰斗動作等。我們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則愈強。如旅以上戰役組織比人家強，縱隊更強，野戰司令部又更強，到統帥部的戰略指導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74] 同時，中共特別注重保持部隊的有生力量和戰斗力，而不太介意地方之得失。如毛澤東所言：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75] 中共基本退出蘇北后也曾有人認為，我們在蘇北“在軍事上是胜利了，在戰略上是失敗了”，因為最后退出了不少地方。陳毅和粟裕都為此專門向部屬解釋。陳毅說，我們是失地不喪師。蔣介石是得地而喪師，困難就無可補救。關鍵是要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衹要不斷地消滅敵人，敵我力量最終會起根本變化，那時就是大反攻的幵始。[76] 粟裕說：“誰保存了有生力量，誰就會胜利，誰消耗或喪失了有生力量，誰就會失敗。”在蘇北作戰過程中，中共基本上為守方，但損失人數卻少于國方（國共損失之比約為三比一），而且沒有成建制損失部隊。[77] 雖然中共部隊最終自蘇北撤向山東，但在轉戰過程中，不僅沒有在有生力量上受到太大的損失，[78] 而且保持了部隊的高昂士气与戰斗力，這在防御一方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蘇北內線作戰初期成功的戰略戰術運用及其經驗，對中共确立內線連續作戰和“集中优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方針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9月16曰，毛澤東在給各地的指示中提出：“集中优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于戰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于戰術的部署方面。”在戰役方面，必須集中至少三倍于敵的兵力，選擇敵軍中較弱的，或者是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駐地的地形和民情對我最為有利而對敵不利的一路殲滅之。在戰術方面，當我軍集中优勢兵力包圍敵軍后，不應平分兵力，處處攻擊，而應集中优勢兵力，選擇敵較弱的一點，猛烈攻擊之，務期必克。他認為：“這种戰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殲﹔二能速決。”全殲，方能最有效地打擊敵軍，最充分地補充自己﹔在敵則士气沮喪，人心不振﹔在我則士气高漲，人心振奮。速決，使我軍有可能各個殲滅敵軍的增援隊，也使我軍有可能避幵敵軍的增援隊。在戰術和戰役上的速決，是戰略上持久的必要條件。[79] 毛澤東這一“集中优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不打無准備之戰，不打無把握之戰”的軍事思想，以后被總結為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即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先取中小城市和鄉村，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集中絕對优勢兵力，不打無准備和無把握之戰，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先取敵人守備薄弱的据點和城市，以俘獲敵人的武器和人員補充自己，善于休息和整訓部隊。[80] 這些原則既來自于蘇北作戰和其他作戰的成功經驗，又在以后的作戰中指導中共部隊取得了戰爭的最終胜利。
總結國共內戰初期的蘇北戰場，國共雙方各有得失。國共均有在蘇北不得不戰之理由与決心，也都有在蘇北作戰的有利和不利條件。就戰爭的具体目標而言，國民政府著重于收复蘇北，解除中共對京滬地區的直接威脅，并為下一步進攻山東、尋求中共部隊主力之決戰准備條件。中共則力圖以內線作戰，最大限度地消耗對手實力，遏制其進攻勢頭。國共雙方均可稱基本達成其預期目的。國民政府所得為收复蘇北地盤，并將中共軍隊驅至山東﹔中共所得為消耗了對手實力，保持了部隊的基本完整，并由分散部署整合為統一戰力。然國民政府對蘇北作戰的指導方針較為保守，目標過于局限，既未能一鼓而下蘇北，又未能嚴重打擊中共部隊的主力。中共內部對蘇北作戰方針本有爭議，但在實戰中得以協調一致、靈活運用，在大勢退守中保持了部隊士气与戰力，并以蘇北作戰實踐發展出較為完整的內線作戰方針。此等不同之得失相較，或可說明國共內戰之最終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