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西北狼 于 November 04, 2001 16:43:42: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毛泽东和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冒雨在路边等待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唯一见过列宁的中共元勋-张国涛。良久，张带领二十多名骑兵来到衣衫褴缕的毛泽东身旁，马蹄竞将泥水溅在毛的衣上，使得毛甚为不快，面色红润的张国涛和满脸灰尘、疲惫不堪的毛泽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问毛还“剩”多少人，思维敏捷的周恩来忙说：“你们有多少”？，张说：“十万”，周说：“我们只有三万”。其实中央红军尚不足一万，而且兵力分散，张只有八万人。当时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武器、着装远胜一方面军，而且他们口口声声喊着“张主席”（这使得毛泽东大为恼火，但却无可奈何），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个打了败仗、不足以使红军走出困境的人物，“张主席”才是领导红军走向胜利的唯一人选。
两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在两河口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与会人员除政治局委员（包括张国焘在内）外，四方面军的中委陈昌浩，候补中委徐向前等也被指定列席会议。会议主题为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其间因张国焘、陈昌浩提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是否合法、其决议是否妥适问题而引起了一场争论。同时，张国焘、陈昌浩否定遵义会议改组中央的意见，本可取得秦邦宪、周恩来的同情，甚至转而联合反对毛泽东，但因第一，张国焘认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第二，陈昌浩主张重新改组中央并以张国焘为总书记。这样就使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在争论中联合一致，形成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两方高级干部鲜明对垒的局面。在争辩僵持中，由朱德从中调节，要求双方让步，才取得了暂时的妥协。
（一）关于当前红军的行动方向，由于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同估计﹕毛泽东以为整个中国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发展，张国焘则认为目前革命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因而毛泽东力主向北进军，与陕北刘志丹部会合，以便伺机背靠外蒙，积极发展；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背靠西康，相机夺取成都平原。协调结果，决定各部队休息整顿一时期，在此期间，以建立川陕甘边区根据地为目标，留一方面军之五军团，四方面军之第九军分驻懋功、抚边一线，掩护创建根据地，主力部队逐渐北移，向甘陕边发展。
（二）关于苏维埃制度，张国焘认为不适用于中国，尤其在边远落后地区及少数民族区域，更不宜建立苏维埃政府，而应以群众所喜闻乐道之组织形式建立政权。其它政治局委员则以为此系共产国际及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应轻加变更亦无权改变，应从长研究和请示国际。协议结果，在新占地区或少数民族区域，照「六大」决议，可以先行建立革命委员会或人民政府，作为临时政权机关。
（三）关于遵义会议决议认定已往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问题，张国焘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认为中央苏区的失败不单纯是军事路线的错误，而是整个政治路线错误的结果，并强调「六大」以来整个政治方针就错误了，尤其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政治路线错误的总根源。一方面军的人员则坚持遵义会议决议，并予激烈反驳。朱德以行军期间，最好暂缓讨论此一空泛问题，商得双方同意，留待以后研究。
（四）关于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问题，张国焘认为违反了党章，政治局会议无权改组中央，而且出席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还不到一半，实际是政治局常委会，以常委会变更中央领导机关，是绝对非法的。毛泽东等人则以为在行军作战的紧急时期，此种变通办法应为组织所许可，且已派人向共产国际报备中。陈昌浩认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情势已非昔比，中央应再行改组，中央总负责人必须以其历史和功绩作为选择标准，建议以张国焘出任总书记最为适合。协议结果，中央维持现状，等待国际指示后再作研究。为应目前军事需要，决定恢复工农红军总政委制度，并以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负责全国红军总的领导工作。
（五）关于中央委员的增补问题，陈昌浩认为红四方面军只有两个中央委员，其余中委大部系一方面军干部，如以目前军力相比，悬殊太大，有欠公平，既然不改组中央，建议增补四方面军之中央委员八人，以示公允。协商结果，增补四方面军之徐向前（原为候补中委）、王树声、傅钟、周纯全、曾传六、李先念、何畏、李特等八人为中央委员。
两河口会议的结果，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间的矛盾，虽然由于双方的让步，取得了暂时的妥协，但消息传出后，反而加深了双方的裂痕，就使得一、四方面军人员由上而下形成尖锐的冲突和斗争，终于走上公开的分裂。
两河口会议后，红军主力逐渐向北移动，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又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以讨论共军行动方针为主题，缘因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在川西近两月的休整期间，国军已从南面、东侧与北面完成围剿红军的部署，红军在国军三面进迫下，局促于荒僻山区和草地边沿，无法再停留下去，如何打开一条出路，便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课题。
张国焘在毛儿盖会议中，虽曾重提两河口会议尚未解决之问题，但为张闻天等所否定，而以当前共军行动方针为讨论专题。在此一问题上，毛泽东仍力主向北发展，先与刘志丹部会合，图取内蒙，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张国焘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国军主力已在川陕甘边完成部署，如仍越草地北进，必将遭受重大损伤，只有沿大金川南下，突破战力薄弱之川军防线，进取天全、芦山、雅安等地，相机争取成都平原，才是当前正确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并进一步声称，两军会合之初，如照彼之意见，乘国军未入川西，川军慌乱之际，向南进攻，则绝非今日局促荒区之困顿局势矣。张国焘的意见，除陈昌浩、徐向前支持外，未为张闻天、毛泽东等采纳。会议决定过草地，北上向陕甘进军，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张国焘只好勉强服从决定，挥军北上。
毛儿盖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军事上即组织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出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指挥部政委，指挥右路军北上。左路军则由红军总司令部（包括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直接指挥，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系随右路军行进，彼等固可指导右路军，但在军事上实际指挥者与统率者，显然是徐向前和陈昌浩。
张国焘之所以毅然率军南下，由于第一，两河口会议乃至毛儿盖会议，毛泽东一意孤行，对于张国焘的意见毫不考虑和采纳，造成一、四方面军间的深刻裂痕，以致无法弥补。第二，右路军第三十军，为四方面军主力之一，过草地时任先头部队，在包坐与国军四十九师激战一日两夜，双方均以一万三千人投入战斗，反复肉搏厮杀，状至惨烈；红三十军虽已将四十九师击溃，并击毙国军四千余人，但红三十军本身亦已七残八落，溃不成军，伤亡当在五千以上，指挥左路军的张国焘闻悉此一拚消耗的硬仗后，深表不满，尤痛惜其部队之损失，认为刚入草地，即遭此重大损伤，如继续北上，势将全部毁灭，乃以政治局委员兼红军总政委身份建议中共中央及右路军南下。第三，当张国焘（时在阿坝）与中共中央（时在巴西）正在电商北上或南下问题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于九月二日悄然率领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之一部偷偷离去，既不通知同在巴西一线休息的第四、第三十军（属四方面军），更不告诉同路之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及政委陈昌浩，类似私率部队秘密逃跑，此种行动，当即使整个红四方面军人员哗然，被弃置于阿坝之朱德、刘伯承及红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人员亦为之震惊不已，连朱德、刘伯承亦认为有不同意见尽可商量协议，悄然北上，置大军于不顾为不当。于是整个红四方面军便掀起了反毛高潮，大骂毛泽东怕死逃跑、分裂党分裂红军，痛斥中共中央为机会主义逃跑主义，不配领导全党全军。在群情愤激下，张国焘乃提出「南下打成都吃大米」为动员口号，指挥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回头再过草地南进，朱德、刘伯承也只好跟随行动。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秘密脱离右路军，由巴西北上时，所率部队仅有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之一部，全部人员仅有六千人，毛泽东乃取消军团番号，改称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自任政委。支队之下编成两个纵队，林彪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第二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则负责军委纵队之领导。
另一方面，张国焘所率领的四方面军及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遗弃的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总共仍有六万余人，于九月中旬南行抵马塘、梭磨、卓克基、松岗一线时，在「打倒毛泽东」、「打倒逃跑主义中央」的群情愤激下，要求张国焘另组新中央，以统一党的领导，张国焘遂于绰木碉（卓克基之南）宣布中共中央之成立，此一中央之中央委员，除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及两河口会议增补之八名中委外，并即增补一方面军之刘伯承（刘原为候补中委）、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为中委，共有中委十五人，推张国焘为总书记，傅钟为组织部长，何长工为组织部副部长，李卓然为宣传部长，刘瑞龙为宣传部副部长，即日开始工作，执行领导任务。这样，便开始了两个中共中央的新局面。
张另立中央后的主要困难一是南下发展不利；二是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而没有国际的认可，他的中央就是非法的。１９３５年底，中共驻赤色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国。毛泽东、张闻天立刻想到"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１８）１２月２３日，林育英致电张，一是表彰张的做法：共产国际改变了政策，取消了"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口号，这使张觉得"我和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内心似有先见之明。"二是抛出诱饵：林育英告诉他，自己奉命携带密码回国。这使张觉得可以解决他最为苦恼的与国际的联系问题了。
但张之所以同意北进陕北，一个重要原因是林育英告诉他："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意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充当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张闻天也代表陕北中央致电张，表示同意，"双方各自展开新的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解决一切。"这使张觉得，至少可以与陕北中央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于是他解散他的中央，改称中共西南局。
关于此事，另有一说。"张闻天于１月２４日发电指出，四方面国方面的党组织可以仿效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张闻天提出的是一个既然既坚持原则（党中央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又从当时出发的作出一定妥协的（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的方案。"
两种说法都肯定了一个事实：为了使张放弃他成立的"中央"，毛泽东和中央作了很大让步，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事实上也指挥不了：张的部队仍然远远强过中央红军。
后来的发展当然不会是如此。到陕北后，林育英告诉他："现在陕北方面，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委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他则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毛泽东没有以中央自称，但他行使的却是中央的权利。
既到了陕北就由不得张国焘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政治局的名义可以不用，相关的事情仍然得有人管，毛泽东个人便顺利地取得控制全党的权力。当四方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失败后，林育英、张闻天许诺的"适当时机"到了，不过不是解决毛、张之争，而是毛发动的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会：因为此时张的部队已经在宁夏被马家军消灭得差不多了。
至于一心调解的林育英，此时已完成使命被调出陕北，张闻天的理由是"林育英有些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