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还是北浪 于 July 05, 2002 19:59:25:

严寒封杀布拉格之春——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20日）

　　　　　——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20日）

　　　　安东诺夫式运输机吐出了一辆辆苏联坦克，
　　华沙条约军队从四面八方冲进了捷克斯洛伐克。
　　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成了苏军的俘虏。布拉格，
　　一夜之间从暖春坠入严寒。

　　1968年 8月 20日深夜，11点多钟。
　　一架苏联民航客机飞抵布拉格上空。飞机上的无线电向地面上的鲁津机场发出信号：由于飞机发生机械故障，请求在鲁津机场迫降。情况紧急，鲁津机场的地勤人员没有犹豫，立即发出信号：同意迫降，并采取措施，引导苏联客机在机场降落。
　　飞机顺利降落，其动作麻利、流畅，不像发生故障的样子，机场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怀疑。但是，这架飞机降落后，不是停在跑道上，而是径直滑到了机场大门前，飞机上迅速跳下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苏军突击队员。他们手持冲锋枪，几分钟时间就占领了机场的指挥系统。由于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而这一切又进行得极其迅速，他勤人员根本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就成了苏军的俘虏。几分钟之后，苏联第24战术空军集团军的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在他们的引导下，一架一架地降落了。鲁津机场以每分钟一架的速度，迎接苏联“老大哥”的到来。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士兵，从飞机的肚子里爬了出来，稍事集中后，他们即在苏联驻捷大使馆人员的带领下，向布拉格的各个要害地区出发，而其目标主要是捷共中央大厦、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大楼、布拉格的广播电台，以及特定的军事设施，等等。
　　与袭击鲁津机场同时进行的，是华沙条约各国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捷克斯洛伐克进击。包括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和波兰、匈牙利五国军队的军事集团，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北方、东北方和东面、南面，向捷克斯洛伐克分进合围，他们迅速占领了捷克的各个战略要地。当年，华沙条约各缔约国为了对抗美国和西方的侵略，结成了同盟，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这个同盟中的一员，可是，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竟然成了同盟第一个军事目标。
　　整个入侵计划表现出华沙条约军队高超的战略艺术和指挥才能。入侵计划是由华沙条约军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亲自制订，而其执行者则是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全苏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制订的计划周到，而巴甫洛夫斯基执行的方案也很细致。大到战术核武器，小到部队使用的流动厨房，他们都考虑到了。在入侵开始后的48小时内，巴甫洛夫斯基共投入了华沙条约部队的24个师，近20万人。投入第一期行动的部队中，苏联师占16个，波兰师3个、东德和匈牙利师各2个，保加利亚师l个。盟国的军队主要夹在苏联师里面行动。这支部队，不用说对付小小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打一场世界大战，也差不多够了。要知道，一下子出动20多个师与苏联军队对抗，北约还真有难处。不过，我们并不用指责苏联人杀鸡用了牛刀，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虽小，但其部队的战斗力却是有目共睹的。在华约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拥有20万精兵，是仅次于苏联的军事强国。虽说克格勒事先已经肯定，这一次行动不会遭到抵抗，但是他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出动了这么一支庞大的部队，同时，30万后备部队已经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不过，他们的目标却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如此规模的行动，要瞒过北约，恐怕也不大可能。虽然这是华约自己的事情，但万一美国对苏联产生什么误会，动起干戈来也不是好玩的。有备无患，苏联人索性做一番准备。事先，他们派出了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让他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解释一下，然后，又按惯例，对北约的通讯设施和警戒设备施放干扰。北约军队已经习惯于这种干扰，当北约的雷达上面出现一层雪花的时候，北约的情报部门并没有介意，他们以为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军事演习。两个小时后，他们从布拉格的电台里听到苏军已经人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时，无不目瞪口呆，继而又不得不对苏联高超的战略欺骗本领表示叹服。要知道，北约一直在监视着华约部队的一举一动。头上，间谍卫星和间谍飞机在对华约部队的调动情况进行拍照；地上，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电子监视设备也在对华约的军事通信进行监听，无论苏联是通过无线电发射，还是通过微波传递，北约都有一套卓有成效的办法对付，而西方国家的间谍更是在华约各国活动，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瞒过北约，还真是不容易。可是，这一次北约竟然又上了当。北约虽然注意到苏联今年夏天的行为特别奇怪，军事演习频频进行，可是，北约部队竟然一次也没有进入戒备状态。难怪有人说，这一次遭到突然袭击的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行动对北约也是一次突然袭击。
　　当华约入侵的消息传进捷共中央大厦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听到入侵的消息，主席团出现了混乱，但大家很快就镇静下来。随后，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下令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把“盟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告诉人民。8月21日凌晨 1点20分，布拉格电台开始广播这份《告全国人民书》。布拉格人民从广播里听到：“1968年 8月20日晚11时许，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军队超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主席团号召全国人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
　　几个小时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却从另一个电台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这个所谓的“伏尔塔瓦电台”广播了苏联塔斯社的声明。声明说：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邀请，苏联及其盟友的军队已经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击退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声明还说，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此次活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缔结的同盟条约中规定的各国有权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原则”。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不这么看。他们从睡梦中被惊醒，得知了侵略者入侵的消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立即乘汽车前往老城广场和瓦茨拉夫广场，对侵略者进行示威。在行动之前，侵略军以为自己的行动会得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欢迎，但他们发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不欢迎他们。他们向坦克吐唾沫，扔脏东西，放火焚烧坦克，在坦克上画上希特勒的十字。此情此景，让以“解放军”自居的侵略者百思不得其解。
　　捷共中央主席团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后，切尔尼克总理离开了捷共中央大厦，到河对岸的总理办公室去。他要在那里召集一次政府会议，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还在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杜布切克也拒绝了让他赶紧逃难的请求，留在中央大厦一步不走。这一招大大出乎侵略者的意外。他们以为，平时看起来比较软弱的杜布切克关键时刻一定会惊慌失措，会像1956年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那样，在苏军到来之前进入外国使馆避难。这样，他们就可以成立“合法的”新政府了。杜布切克此举让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又过了一个半小时，侵略者终于闯进了中央大厦。在苏联大使馆车辆的引导下，几辆苏联坦克和装甲车包围了捷共中央大厦，炮口对准了大楼。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杜布切克的办公室，将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们包围起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的后背。这种现象在“野蛮时代”是屡见不鲜，但我相信这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以来的第一次，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侵略者的枪口下举起双手，接受了入侵者的“保护”。当然，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向一个人侵者举起双手，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从这时起，一个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复存在了。难怪有人说，1968年苏联的行径与 1939年希特勒的行径惊人地相似。
　　苏联的坦克埋葬了“布拉格之春”，也埋葬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情。
　　　　诺沃提尼垮台。捷克斯洛伐克要与斯大林的
　　社会主义模式告别。杜布切克的目标是建立“人
　　道的社会主义”，布拉格之春开始。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其根源深种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 1945年，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分别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东西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民族阵线政府。新政权中，共产党取得了优势地位。随后，在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冲突。1948年2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部长辞职，共产党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了政权，这种途径有别于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有着鲜明的捷克斯洛伐克特点。至此，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为期四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实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是苏联与美国冷战的产物，没有苏联与美国的冷战，没有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就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当捷克斯洛伐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苏联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学习的对象。这种肇始于斯大林、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被冠之为“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征是：高度的国有化，土地的合作化，政治上的高度集权。这种模式最初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斯大林模式本身存在不少缺陷，这在30年代的苏联已经表现出来，只是由于战争的掩盖，其缺点不怎么明显罢了。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改革不合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清算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破坏，平反冤假错案，逐渐成了东欧人民的共识。在这方面，南斯拉夫迈出了第一步。但南斯拉夫的实验不容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世时，南斯拉夫被情报局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情报局此举，也开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恶劣先例。在苏联的压力下，东欧各国开始在党内清除“铁托分子”，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一幕在东欧重演。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鲁·斯兰斯基被指控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被押上了断头台。东欧各国的改革要求被压了下去。
　　1956年，苏共20大召开。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的事实，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巨大震动。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苏联自己开始了非斯大林运动，赫鲁晓夫开始探索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这些举措对捷克斯洛伐克无疑是一大触动。人们希望通过改革，找出一条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有捷克斯洛伐克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奥塔·希克进行了探索。他提出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改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对职工实行奖惩制度，等等。但是，希克的主张还没有系统化，更没有得到全面推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就大举发动进攻，改革夭折了。
　　当时，执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权力的是诺沃据尼。他是党的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他在当政期间，大搞个人崇拜，培植私人势力，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令，是苏联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代理人。对斯大林模式的任何改革都势必触犯他的利益，他对改革进行压制，从而触犯了众怒。1967年10月30日，捷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会上，以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指责诺沃提尼保守，经济改革不力，政治上压制民主，民族问题上压制斯洛伐克民族，对外关系上依赖苏联。改革派强烈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发展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类型的社会主义。但是，10月全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陷入进一步的危机之中，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时有发生。诺沃提尼下台，为改革扫清道路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诺沃提尼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前来保驾。12 月8日，在捷共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勃列日涅夫飞抵布拉格，与捷共多方面人士进行接触，但这些人物中没有杜布切克。在会见时，勃列日涅夫多次提到杜布切克的名字，问起他的情况。对于苏共中央是否支持诺沃提尼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他一直避而不答。这让诺沃提尼十分紧张。他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支持，他在捷共中央的位置是没有希望坐稳的，而只要莫斯科对他的政策表示首肯，那么杜布切克的能量再大，恐怕也不能撼动地诺沃提尼一根毫毛。现在，勃列日汉夫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不表态，可把诺沃提尼急坏了。难道莫斯科真的不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地诺沃提尼才是真正的莫斯科的代言人吗？而杜布切克，是注定要离开莫斯科的路线的。
　　12月9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宴会，招待款列日涅夫。引人注目的是，作为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捷克斯洛伐克风暴的另一个源头，杜布切克依然不在座。当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勃列日汉夫站起来说，他即将离开布拉格回国了，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权力斗争，他说，“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 ”一句话决定了诺沃提尼的命运。他原先以为，勃列日涅夫会支持他，挫败改革派的夺权阴谋，哪知道适得其反。当然，勃列日涅夫说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事务，这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借口。也许，他通过与捷克斯洛伐克各方面人士接触后，觉得诺沃据尼大势已去，不值得他花力气去扶持。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对杜布切克并不了解，杜布切克上台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外交政策还是一个未知数。杜布切克可能会挣脱苏联的控制，但也可能不会。从潜意识里，他不相信杜布切克这样一个人物会有勇气与莫斯科分道扬镜。而对诺沃提尼，他还是了解的。这个人不会离开莫斯科的轨道，但是，诺沃据尼与莫斯科的三驾马车有“ 一箭之仇”。当动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头号人物时，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对勃列日涅夫表示祝贺，只有不识时务的诺沃提尼向那个倒霉的赫鲁晓夫发去了一份慰问电报。这样的人，扶他作甚！
　　1968年1月5日晚上9点，布拉格电台广播：解除诺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继任。布拉格之春拉开了序幕。
　　1月21日，捷共中央委员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劳动报》发表文章：“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调整和克服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我们不能容许再发生这种情况。关于问题应如何解决的不同观点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用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决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高级领导职务不应是终生的……在经济领域中，必须将经济改革坚决继续推行下去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发展……在社会领域，必须恢复民主，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随后，斯姆尔科夫斯基又在各个场合发挥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勇敢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月22日，在庆祝1948年2月事件20周年的大会上，杜布切克说，捷“还有一系列悬而未决和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应该找到“真正符合客观需要的正确方法”。
　　3月21日，诺沃提尼辞去总统职务，一周后由斯沃博达接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公报指出：捷克的民主化“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将拒绝任何分裂或削弱社会主义进步的企图” 。翌日，捷共中央完成了人事调整。
　　3月28日～4月5日， 捷共中央全会讨论了党内和当前的社会形势、 捷共《行动纲领》草案和为50年代被非法判刑的人员恢复名誉问题，通过了党的《行动纲领》，强调纲领的制定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出发的。纲领的意义深远，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典型。纲领提出，要改革党的领导体制，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实行联邦制，发挥民族阵线的作用，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说捷将“根据国际力量的实际对比来制订自己对于世界政治的基本问题的观点”，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是“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实行和平共处政策。
　　对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自己有过各种

　　　　不同的评价。大喜者有之，大悲者有之。有人
　　说：“你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两个冬天之间的春天
　　而已。”“我们应该面对现实：俄国人到底能容忍杜
　　布切克多久？”事实证明，这种悲观的看法更贴近
　　现实。

　　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以喜悦的心请来迎接杜布切克倡导的改革的。政府的改组给了他们希望，一种如拂春风的感觉，萦绕在他们心头。可是，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杜布切克指挥的大合唱中，很快就掺杂进不和谐音符。这种不和谐，来自莫斯科。这让捷克斯洛伐克人觉得，希望的岁月里，其实也充满了烦恼：苏联人能容忍布拉格的春天开花结果吗？在东欧，希望的春天已经不止一次来临，但每一次都是在莫斯科的寒流扼杀下，过早地结束了。人们记起了1956年的波兰，记起了1956年的匈牙利。当年，这两个国家的改革势头，可并不比捷克斯洛伐克差。可是，波兰的改革逐渐堰旗息鼓了，而匈牙利的改革火花，则在苏联军队的坦克碾压下彻底熄灭了。这一次，轮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会怎样呢？作曲家什特利尔说： “你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两个冬天之间的春天而已。”一位普通的布拉格妇女抑制住自己的喜悦心情，告诉别人：“我们应该面对现实：俄国人到底能容忍杜布切克多久？”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勤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并不真正了解。他支持杜布切克，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赌博。他当然希望自己押的宝是正确的。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了。
　　杜布切克上任的第二天，克里姆林宫发来了电报。勃列日涅夫在电报中，对杜布切克的当选表示了“热烈的祝贺”，苏共中央“坚信”，苏捷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诚挚友谊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且月29日，杜布切克应邀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表面上，他去莫斯科是为了与苏联人讨论一些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他去莫斯科是为了接受莫斯科的“任职审查”。长期以来，东欧国家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更替都离不开莫斯科的首肯。1956年波兰共产党决定为哥穆尔卡平反，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就遭到了苏联的反对。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带领一个代表团，不经邀请就要参加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会。杜布切克上任后首先出访莫斯科，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在莫期科，杜布切克向苏联领导人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与华沙条约组织及经互会的关系不会因本国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杜布切克的诚恳赢得了莫斯科的信任。双方发表的公报称：这次访问是“热烈友好，诚挚的，对会谈中涉及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表明杜布切克与莫斯科开始了蜜月时期。可惜，这段蜜月为时太短了。随后，杜布切克与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进行了会面，向他们介绍了捷国内的局势和捷共的改革方针。杜布切克曾经想获得哥穆尔卡和卡达尔的友谊。在东欧国家中，除了铁托外，哥穆尔卡是最早起来反抗莫斯科控制的代表人物。他的上台违背了莫斯科的意志，他还明确对赫鲁晓夫说过，波兰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建立在国际工人团结、相互信任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每一个国家都应获得充分的独立和自主。他还说，波兰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的观点，同杜布切克所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差别，杜布切克将这样的人引为同道，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而卡达尔虽然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由莫斯科扶植上台，但他历来就是一个稳健派，并不保守。杜布切克也愿意与这样的人谈心。在东欧各国领导人中，捷共有意忽略了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
　　但是，随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不断深入，苏联人越来越以狐疑的眼光看着布拉格之春。他们发现，捷共在“改革”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杜布切克的改革矛头竟然首先指向内务部，而内务部是典型的苏联模式的产物。即使是胆大妄为的赫鲁晓夫，也没能真正撼动秘密警察的根基。捷共中央进行改组，事先竟然不通过莫斯科，这是史无前例的。新闻检查制度取消了，各种各样的文章。五花八门的思想可以随意在报纸上亮相，前任外贸部副部长，刚刚出狱的埃·洛布尔在一篇广播评论中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要多长时间才能调整好它在经济领域中与苏联的不平等关系？还有，杜布切克口口声声说要建立一个“人道的社会主义”，难道以前的社会主义就不人道吗？杜布切克这个口号，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可以鼓动人心，但对其他的原有轨道上运行的兄弟国家，明显是一个威胁。要是各个国家都像捷克斯洛伐克这么动起来，那将如何是好？布拉格发生的一切，与莫斯科是那样地格格不入。还有，杜布切克的步幅如此之大，他究竟要走向何方？
　　种种迹象表明，布拉格之春的目标是对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曾经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革命引路人的苏联，现在成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对象。也许，捷克斯洛伐克通过这场革命将走向“人道的社会主义”，但莫斯科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将一无所得，而其苦心营建的社会主义阵营，极有可能在布拉格的改革声中化为废墟。
　　不能再看下去了。莫斯科迅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3月23日，杜布切克前往德国的德累斯顿，出席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会议。塔斯社发表的公告说，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听取布拉格汇报情况。会上，勃列日汉夫、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日夫科夫、卡达尔等人对杜布切克进行了围攻。他们逼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杜布切克试图说服他们：通过改革，捷克斯洛伐克将有可能变成西方世界眼中的“社会主义橱窗”，改革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哥穆尔卡竟然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杜布切克同志，您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对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欧洲的形势至少要‘冻结’50年。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保护我们已有的东西，即捍卫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边界。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进行任何试验。我们在波兰已经看到，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哥穆尔卡的举动让杜布切克感到非常震惊。这就是那个被苏联人撤职并在监狱里关了三年的哥穆尔卡吗？这就是那个顶着莫斯科的压力，说要走波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吗？难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可以和谐地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杜布切党真的感到难以置信。
　　莫斯科已经对杜布切克失去信心，但是，它并不想过早地让外界了解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会后发表的新闻公报刻意掩饰与会者之间存在的裂痕。公报称，会议是在“真诚的友谊、平等、互相信任、互相支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塔斯社说，“与会者表示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将……保证该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杜布切克承认，在德累斯顿，确实有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遇到危险表示担心，但是他已经向他们作了解释。
　　捷共中央4月全会召开后，莫斯科整整一个星期对布拉格发生的事情保持沉默，4月9日～ 10日，苏共中央开会。会议听取了勃列日汉夫所作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报告。据报道，勃列日汉夫特别谈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官方发表的会议公报特别强调了“德累斯顿会议的重大意义”，并表示“我们党将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的不断加强而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这意味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也是苏联的事情。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了问题，苏联也有义务帮助解决。这实际上是后来被称之为“勃列日汉夫主义”的思想的最早表述。
　　4月12日，《真理报》终于开始报道一周前的捷共中央全会了。保守派的言论成了填理报》报道的重点。同一天，《真理报》又用两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长文，论述保卫思想的纯洁性，警惕“修正主义”的危险。修正主义指的是谁？明眼人一看就知。《真理报》还说： “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搞多党派自由主义。”
　　30日，《真理报》再次发表长篇评论，对捷“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表示不安”，指责破坏分子在进行自由化改革期间“反共的歇斯底里”大发作。
　　5月4日，杜布切克访问莫斯科。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尖锐批评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的发展，但杜布切克拒绝了苏方的指责。双方不欢而散。
　　5月8日，苏联、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和波兰五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局势。杜布切克没有受到邀请。会谈中，苏联提出，要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经济制裁，必要时也要进行军事干涉。5月13日，《真理报》就华沙条约签订13周年发表社论，说“社会主义的敌人正在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社会”，苏联和东欧四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是“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的继续和发展”，矛头已经直指捷克斯洛伐克。
　　6月4日一14日，捷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访问莫斯科。会谈结束时，勤列日涅夫单独与斯姆尔科夫斯基谈话。据说，勃列日涅夫眼含热泪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苏联从来没有想过要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但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表示，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局势十分担心，对捷共1月全会将杜布切克选举为第一书记表示不满，暗示杜布切克不宜担任这个最高职务。勃列日涅夫话锋一转，开始赞扬斯姆尔科夫斯基40余年的革命经历，说苏共中央过去对他的经历不太了解，
　　在德累斯顿会议上对他进行攻击是错误的，请他原谅。但其真实的含义却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可以站出来勇担大任，取代杜布切克。但斯姆尔科夫斯基太不“识相”，他当即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的“好意”，说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局势是发展得很快，但是，杜布切克能够控制局势，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这样，勃列日汉夫只好放弃了。
　　莫斯科已经下决心搞掉杜布切克，可是杜布切克却心存幻想。只要捷克斯洛伐克不偏离苏联的轨道，不站到华沙条约组织的对立面，莫斯科该不会对布拉格下毒手吧？毕竟，现在已经是1968年，而不是1956年了，而他杜布切克也不是伊姆雷·纳吉，纳吉公开要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可捷克斯洛伐克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尽管改革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确立一种新的对外关系，包括捷苏关系，但是，捷苏同盟毕竟是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他相信，只要他对捷克斯洛伐克走得过远的舆论约束一下，不让1956年匈牙利的动乱局面重演，想来莫斯科不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大动干戈。因此，当《文学报》发表了由七十余名知识分子签名的《2000字宣言》，并提到，如果外部势力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他们就支持政府，而且是“手拿武器支持它”，杜布切克立即与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商议，必须平息克里姆林宫的怒火，不给它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借口。捷共中央主席团必须尽快发表声明，对《20字宣言》进行公开谴责。在随后发表的捷共中央主席团“1000 字声明”中，主席团声明，尽管〈20字宣言》的签名者没有破坏的企图，不是反革命，但它试图唤起人们的狂热，这是对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第二天，杜布切克再次谴责了《 2000字宣言》。但是，莫斯科的怒火并没有平息下去。

　　　　接二连三的军事演习，让局外人感到十分迷
　　惑：莫斯科怎么啦？难道他们真的患上了演习症？
　　实际上，这是莫斯科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