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WWII 于 July 05, 2002 20:53:37:
第十二章 关于柏林的决策──1944年轰炸机进攻
施魏因富大屠杀促使哈里斯采取了他所认为对战争起着决定性因素的军事行动。
早在1943年11月13日，在呈送给邱吉尔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多处提到趁冬季夜晚
较长的有利条件以轰炸机部队和第八航空队全部兵力，向柏林发起全面的进攻。
他的这一建议完全符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精神，并且他已决定“近距离轰炸”柏
林地区的许多为德国制造战斗机的工厂。然而，他让美国人参与这次行动的建议
从技术上讲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人既没有适合于夜间行动的设备，也没有进行
过这方面的训练。如果他以为阿诺德可能会同意让他来指挥第八航空队的话，那
他就太天真了。况且第八航空队参战的成败还难以确定，然而美国空军部队的飞
行员们一直在盼望着美国总统和国会批准空军成为一个独立军种的那一天。即使
阿诺德在哈里斯不断地向邱吉尔强调“如果美军能参战我们能彻底摧毁柏林的攻
势，这将只损失我们400～500架飞机，而德国将会输掉这场战争”时，曾暗地里
同意他的建议的话，那么任何其他一切作战方法除白天作战外，都会使美军航空
队的愿望化为泡影，然而，阿诺德还是愿意采取“近距离轰炸”的作战方案与英
国皇家空军采取联合行动，但他更愿意由美国人自己来实现这一胜利。
就士气上讲，哈里斯相信这次行动是决定性的，这一点不容质疑，至于为什么，
这是另一回事。他没有忘记德国对不列颠的闪电战，他亲眼目睹了伤员被困在防
空洞里和居民学会在闪电战中怎样生活的情景。1940年只有一个城市受到轻微的
破坏，这归功于对市民的正确领导。他还记得情报局报告汉堡和其它许多大城市
遭到破坏的情况。在他给邱吉尔写信后的那天，一位战时经济大臣和空军情报部
门在他们的报告中写道：“保持士气是前线德国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伤亡
的增加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使人们想到军事上的失败，并倾向于用无条件投降来
保证德国城市免遭更大的破坏。”叁天之后，空军情报局的报告再次指出了这一
点，同时还提出了警告：
“尽管由于力量所限，与一方或另一方妥协的可能性和过去叁种天气条件在某种
程度上妨碍了士气的全面崩溃，而由此可以推测这样的崩溃是不可能发生的（原
文如此），况且我们并不排除大规模军事行动受挫和冬季来临时共同作战的可能
性，但空袭可以对德国内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纯粹是一种没有充分材料证实的假设。它是由不列颠历史情报所欣斯利提出来
的。即便有损失，但希特勒仍不会得到支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是就降低
德国人的士气──人民在无端地受难这一点来说，许多报告看法一致。
在空军部里，由于情报的原因，助理部长没有说支持哈里斯，但是国防合同行政
勤务都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如果像1940年9月那样，戈林冒险攻击伦敦，那么对柏
林的牵制行动会使纳粹空军获得喘息的机会。既然柏林会遭到像汉堡那样的破坏
，德国也不会放弃它的统治。如果行动失败，那么盟军轰炸机部队将会被严重削
弱。
由于邱吉尔和波特尔的支持，哈里斯一意孤行，于11月18日和19日夜间，以444架
轰炸机对柏林进行了轰炸，结果只损失9架（占2%）飞机。第5天夜里，一支由76
4架飞机组成的更强大的轰炸机部队再次轰炸柏林，这次行动损失的飞机只占出动
架数的3．3%。第6天夜间出动了382架飞机，盟军这次损失了5．5%的飞机。每天
夜晚天气都很糟，轰炸机盲目地穿过厚厚的云层，直到12月20日白天才透过云层
的缝隙看见破坏的程度时，空中照片才能显示出轰炸的结果；然而没有确切的迹
向表明，在选择未来的目标方向，各种战术和指挥是成功的。哈里斯对最终结果
一直持乐观态度，他于12月7日写信给空军参谋部时声称，只要他能继续保持这样
的攻击速度“……只需兰开斯特的空军力量就够用了，但这种够用仅仅是指1944
年4月1日在德国造成的一种破坏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德国必定投降无疑”。但
是，在这同一封信中，他又公然警告说，敌人“日益增长”的防御能力可能会对
己方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而且他没有提到那些美国人，他只将他们作为帮手看待
。
在不列颠地区，尤其是在电子学领域所犯的错误帮了德国人的大忙，其防御能力
的确将变得难以对付。进行袭击的早期警报总是由空勤人员提供。白天他们在飞
到不列颠上空实施攻击和发射之前，就将其无线电设备加热，发射由美国勤务站
监视。然而，造成电子方面的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在于飞机上的灵敏器，德国战
斗机靠这种灵敏器很容易进行领航。两年前，R·V·金斯博士，情报（科学）局
助理局长，已对这种危险提出过警告，该危险与敌我识别系统有关，这种敌我识
别系统是英国飞机为了让英国雷达操作者识别其国籍而携带的。投弹手非常错误
地认为，敌我识别系统混淆了敌人雷达操作者的闪光信号灯，因而使其一直开着
。此外，轰炸机指挥科学家对金斯的主张持不科学的怀疑态度并进而声称，为了
这样的目的而试图阻止使用敌我识别器系统可能会对“投弹手造成心理上的影响
”。直至1944年1月5日，无可辩驳的证据才通过不可思议的奇迹显示出来，敌我
识别系统是导航的一种来源，它可使哈里斯和“那些相信敌我识别系统具有神奇
的警戒效力的白痴”之间的联系中断。但是有些投弹手继续使用敌我识别系统，
一个敌我识别系统就足够显示一架轰炸机所散布的全部反射体。把邓尼茨的困难
和电子学上的错误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
从H2S厘米波雷达和蒙尼卡（一种发出警报的仪器，以免战斗机接近机尾）发出的
发射波，法国游猎式战斗机已在使用，因为那两种设备即使没有工作时也通常是
开着的。为对抗H2S厘米波雷达，他们使用同样的“Naxos”，犹如他们用来帮助
潜艇对抗厘米波ASV一样。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德国人可以用“Zahme Sau”
（驯服的猪）来改进“Wild Sau”（野猪），并开始在遥远的北海截击轰作机。
在几种新电子设备和SN2──一种得到大大改进的AI雷达设备──的帮助下，他们
以猛烈而又连续的攻击，击落了许多轰炸机。除了少数例外，从11月23／24夜晚
起，损失率超过5%，而在12月2／3日则高达8．7%。城市中严格而且迅速的民防措
施是由轰炸机指挥部着手实施的，该指挥部曾保证在道德和纪律方面不会有明显
的缺点。所有来自军队和党卫队的5万人全部应征到柏林去提供帮助和对掠夺者与
失败主义者强行执行极为严厉的惩罚，大量的失败主义者被正式逮捕并被带到附
近的萨克森集中营即刻处死或服苦役。1944年3月“战役”结束期间，柏林的伤亡
人员控制在1万死者人数以内，由于使用厚混凝土掩体和预先疏散人口和工业的措
施，这一数字是相当低的。然而，尽管柏林和其它许多地方遭受轰炸，德国的工
业产量在施佩尔富有灵感的指导下持续上升。施佩尔与施密特（卡姆胡伯的继任
者）和希姆莱的党卫队以无情的判决挫败了哈里斯，哈里斯甚至无力进行较量。
战争中，简明的计划最富有成效。就其性质而言，轰炸司令部的计划要想保持力
量以对付天气和敌人多样化的防御力量──包括其投弹手和机器的差错──根本
不可能是简单的。一支航空部队的集合，下达指令和起飞，牵制措施的准备以及
分散的出动架次，都包括复杂的计划和参谋工作，这决不可能是十分简单明了的
。起飞之后，事故、机械故障或判断错误，都会使行动陷入危险和凶兆之中，通
常要冒来自入侵到轰炸机基地上空的敌机袭击的危险，对于海上的截击行动来说
，仅仅只有一丁点儿时间是投弹手感到安全的，正如一位名叫威廉·安得森的幸
存者所描述的那样：
“这次柏林冬季战役没有丝毫的魅力……航程长、单调而危险。沿着航线，我们
可看到一串串闪闪发光的战斗机，通常叁架一组，射手不时地报告有飞机在火焰
中坠毁。你就在那儿等着轮到你。”
德国人已经发现自己的战斗机在兰开斯特或哈利法克斯飞机之下能够安全飞行，
而不被对方轰炸机机组成员观察到，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英军官员当时却对此一
无所知。德军将口径20毫米的两挺机关炮安装在“梅塞施密特110式”飞机座舱顶
上进行试验，可以进行几乎垂直向上和稍向前方的射击，这一发明被称为“爵士
乐”。
虽然德军占有这一优势，但其战斗机飞行员们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他们得在危险
的天空昼夜进行战斗，这种过度紧张将会由于远程歼击机在他们中间出现而加剧
。假如其对手在战前就优先考虑使用这种武器，而不像德国人自己那样，那么德
军飞行员将更早地陷入这种困境。但英美两国在1938年以前都未曾想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认为远程轰炸机能够自保。但后来英军认为有必要改进卓越的“蚊”式
轻型轰炸机和奥波依导航设备的用途，即用作夜间战斗机来对付对方夜间战斗机
的进攻，以保护易受进攻的轰炸机群。但在战前，空军司令部反对采纳轰炸机飞
越敌人战斗机群的私下冒险行动。作为赌注，在1940年生产出“蚊”式远程战斗
机，这是一个极好的值得回味的笑柄。同样，美国也竭力将P-38和P-47战斗机挂
装汽油箱，使其具有远程作战能力来为“空中保垒”护航。同时，他们还拥有P-
51战斗机，这种飞机由美国生产并获英国皇家空军的说明书，经英国莫林公司改
装发动机后，各项性能指标（不仅是航程方面）都优于敌对和友好国家的各种飞
机。
尽管飞机上有导航设备和瞄准装置，要想击中目标仍然很困难，特别是在奥波依
雷达导航距离以外的柏林上空更是如此。如果1943年10月经过改进的“奥波依载
波增变器”，被视为并非无利可图而采用的话，那么这种障碍便会得到克服。既
然只有少数最新型的3厘米波段H2S雷达可以利用，所以要想明显地确定市内的瞄
准点是不可能的，这样，导航飞机只得根据如具有市郊或湖泊等显着特征的邻近
地物进行定时定向地飞行，并在其航程终点投下目标信号来尽可能准确地指示目
标。然后，指引目标轰炸机则依导航飞机窗下的不同颜色的闪光，或通过观察目
标信号的辉光，如同后续主力轰炸机群针对目标点一样，进行轰炸，误差相当大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H2S雷达手也常常难以找到正确的目标点，而把轰炸机引向全
然不同的方向，并且经常在目标信号消失以后不能及时补上，使得轰炸机瞄准手
盲目投弹。在远距离航行中，由于风力和风向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关键因素，要想
准确地计算时间则成为至关重要和极为困难的事情。有时盲目飞行的指引目标轰
炸机被击落，而由另一架飞机接替后，就难以保持飞行队形。这完全是一场命中
率极低的投机行动，甚至一个微小的误差就会酿成彻底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难
于把炸弹投向北海、丹麦或德国的其它任何地方，这样浪费很大，即使对德军所
采取的欺骗措施成功，或轰炸机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飞行，也是如此。
直到3月底，轰炸机司令部在对柏林的轰炸中损失了495架飞机，占出动飞机数的
4．5%，与此同时，对其它几个城市也进行了重点轰炸。其中包括对施魏因富特的
球状支撑建筑物的准确轰炸。尽管哈里斯反对这次行动，但还是在清醒后的空军
司令部的明确命令下，由英军于2月25日夜在第八航空队24日攻击后引起的大火的
引导下飞抵目标实施地。
轰炸机部队从11月到次年3月期间所付出的代价是共出动28，903架次，失踪1，1
28架，毁坏2，034架。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出现了一些巨大损失，如2月19、20日对
莱比锡的轰炸损失78架，而在3月30、31日对纽伦堡的轰炸中出动飞机795架，结
果损失88架。这对哈里斯不可一世的野心敲响了丧钟，因他在这次作战中错误地
使用了牵制战术，关于天气无云的预报也不准确，而且低估了德军战斗机部队的
效率和士气，他也未想到用H2S雷达发射和“爵士乐”来截获信号所造成的威胁，
关于这方面的情报直到1944年7月初才初露端倪。在轰炸柏林的战斗中，还损失了
第八航空队的大约140架飞机，3月他们使用了600至800架轰炸机，由800架远程战
斗机护航，断断续续地进行了5个白天的战斗，而其中只有一天在云层中找到了雷
达盲区时，才获得了对目标集中轰炸的好效果。
4月1日到了，柏林尚未被摧毁，德国的生产仍在上升。640架联盟轰炸机损失的代
价（远远超出了哈里斯战前许诺的400～500架和战后承认的300架飞机的数目）尚
未能换取德国人的失败，敌人仍然在各战场奋力作战，被打败的却是轰炸机部队
。这里的失败正好由美国人的作战行动所弥补，他们白天进行的准确攻击是赢得
进攻的纳粹德国空军战斗胜利的关键。英国参谋长最后确信夜间轰炸已不再适用
，便决定让哈里斯改正原来的错误，像邓尼茨一样。哈里斯一心要坚持习惯上以
技术对等来使敌人遭受挫折的一种边缘战术和原则，同时，他也象邓尼茨一样，
在不清楚对方技术差异、特征和性质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固执行事。他还按自
己的理解坚持认为轰炸机进攻优于战斗机防御──这一失策在1938年差点导致英
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的地位屈居于轰炸机部队之下，若是这样，紧接着1940年
的不列颠之战也几乎肯定要失败。1943年，他不去努力摧毁敌人的战斗机及其工
厂和机场，而非常傲慢，无视这样的训戒──他抛弃了空中作战应夺取制空权的
主导原则。现在是美国人向他展示了他观念上的错误。同时，也是美国人使得纳
粹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犯下了新的错误。
“幸运儿”将军阿诺德镇定地正视10月施魏因富特灾难所带来的教训，是他的这
种勇气为美国人坚定信心以处置3月间的柏林损失铺平了道路。1943年10月17日，
他非常诚恳地写信给波特尔，要求“立即铲除一些过时的战术观念，以便使所下
命令更加协调一致，使联合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阿诺德的目的是要通过
摧毁纳粹德国空军以夺取制空权，以此作为1944年在法国进行大规模“霸王”两
栖登陆作战的必要前提。波特尔在没有得到空军参谋部同行们支持的情况下立即
作了答复，给予哈里斯在处理柏林问题上的自由权，这样就因降低为夺取制空权
战斗的地位而违反了空中力量原则，从而提高了一种未经证实的理论的作用，看
来这可视为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以地区性军事野心来取代联盟和国家利益的行为。
既然如此（双方争论的阴云不时地出现），因旺盛的活力而受到赞扬的美国人则
继续为夺取制空权而集中力量战斗，他们无视常规为其战斗机装备大量的悬挂式
汽油箱发动攻击。同时，他们更新了战斗机护航战术，以使其轰炸机编队白天进
行战斗时充满信心，以对抗波特尔企图使他们采取夜间轰作战术。对法国境内局
部目标和德国外围的进攻行动，随着作战经验的不断丰富和敌人战斗机部队的受
阻而逐渐向纵深发展。
德国战斗机针对敌人有护航保护的轰炸机战术已引起了注意。就像潜艇司令部那
样，阿道夫·加兰德中将领导下的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只喜欢在敌人精疲力尽时
进行攻击。他们没法在攻击时表现出高超的技艺，通常在远离敌轰炸机编队时就
用机关炮对敌进行远距离射击，尽管他们使用的飞机是陈旧过时的，但还是取得
了成功。当敌人先进的远程战斗机从高空压制过时的德国对手时，这种“幸运的
时刻”便结束了。就像1940年英国面临的情况一样，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轰炸机，
戈林要其战斗机避免与美国战斗机交战──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道丁在1940
年就曾小心地避免，当他坚持对战斗机和轰炸机都进行攻击时，他仅选择后者加
以击落。结果使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得以腾出手来追捕德国战斗机。就像有人后来
评论的那样，德国人的士气低落了。“有可能的最安全的飞行是美国战斗机在德
国上空的飞行，”而且，轰炸机还常常在未被拦截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有规律的突
破，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有效地恢复对飞机制造厂，2月对施魏因富特，1944年3月
对柏林实施白天精确轰炸的原因。
除此之外，戈林和乌德特的无能，再加上由于在数量和技术上的劣势指导错误，
是纳粹空军灾难的根源。暂且不说德国在地理上的极大不利──这是他们所有困
难的核心。1940年他们暂停发展电子设备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自1942年起，巨大
的努力只部分地弥补了这种暂停），而且高级战斗机的生产也以失败告终，这本
来是在纳粹空军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喷气式飞机于1939年出现，到1943年已经能
作为战斗侦察机使用，而且有效地实施了重点部署，关于这一点，如果戈林能坚
定地打动希特勒和其他人的心的话，这种飞机将被发展成一种高速轰炸机。但这
并不是那么回事，作为轰炸机，它的功能并不重要，或者说这两类飞机在作战时
难于合为一体。多用途双引擎飞机，诸如“蚊”式飞机，已完成实验。戈林的错
误在于只热衷于进行讨论而未作出极力想得到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决定，这导致
了多次推迟喷气式飞机的发展计划。这样直到1944年，最好的喷气式飞机生产计
划仍然没有开始实施。
矛盾心里的罪过是使德国航空工业（一些可靠资料承认，仅在2月20日至4月1日之
间就损失生产1，000架飞机）受到的破坏不断增加。在空战中已被确认的损失（
正好与美国公布的数字相对照）为每月300至400架战斗机。通过这些数字提供的
情报，使美国人在3月份停止了对航空工厂的集中轰炸，转而在柏林上空对纳粹空
军进行战斗机格斗的挑战。这个战略的实施进行得非常漂亮，因为德国人不得不
接受挑战。事实上，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战斗机损失上升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已达10-15%，包括那些经过严格训练，别人又无法代替的夜战机机组人员。对
于这些机组人员，戈林坚持要他们驾驶已经超负荷的飞机在白天进行战斗。当加
兰德加速发展高空战斗机，企图在他们能够达到的高度与美国战斗机进行交战时
，正是这个属于保守派的戈林挫败了他。但是作为一个对戈林的批评家，他曾经
评论：“他的思想从未超过一个空军中校。”
轰炸机司令部所得益处自然来自美国人那极好的指挥和胜利的进攻，这使哈里斯
笨拙的努力相形见绌。4月，当德国纳粹空军开始回避战斗时（即便在德国中心上
空也是如此），夜间轰炸机开始在接近外围目标的空域有了安全保障。在“霸王
”计划的准备过程中，他们轰炸了在法国正在建造中的制导武器发射基地，以支
持地面的破坏性作战和增加具有重要意义的白天作战的精确性，和集中体现他们
努力的成果，哈里斯的失败归咎于他代价高昂的计划，这导致他在“霸王”行动
的指挥上和在真诚联合轰炸进攻行动执行中受控于最高盟军司令部。这实际上是
因祸得福，因为这结束了他的单干行动，也避免了不必要的生命牺牲。平均每一
架轰炸机的损失，要付出8-9名高水平人员的生命代价，在被忽略的死亡数字中这
仅仅是一个小数目。在许多受损返回的飞机里也有部分伤亡人员，这些情况有时
已被忘记，用哈里斯具有讽刺意义的话说，也许所有最重要的是“万能药商人”
，已经赢得，而且正在被证明是正确的。从今以后，轰炸机转向关键目标，这些
目标通常是由专家根据敌人具有决定性的工业和经济系统的情报进行指定的。对
这些目标的关注是为了使轰炸尽力直接指向敏感目标，以协调作战计划，而不是
在众多目标中动摇不定，这也满足了波特尔和哈里斯为了争取空军独立而进行圣
战的作战要求。紧接着，敌人作为战争支柱的运输系统和石油生产成了持续不断
的毁灭计划的牺牲品。进攻敌人神经中枢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有利于战略的实
现。
最后，贝内特1937年的最初愿望，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摧毁每一类目标得以实
现。作为一个能够完成的例子，它是值得引述的，即轰炸机在海上和水道布雷的
效果是有价值的，在官方的资料中，这种效果与一般的轰炸行动相比远未受到注
意。但是它击沉和摧毁的船只，以及阻碍敌人的运输系统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
对德国的轰炸。在战争封锁之前的那几个月情况一直是这样。这时盟国飞机终于
几乎能在无敌人的情况下接近敌人的空域。作为一个特例，1944年4月至9月，由
于进行了布雷，封锁了多瑙河。尽管这个例子在英国官方的轰炸机进攻历史中被
完全省略了。
意大利的福贾为基地的解放者和惠灵顿轰炸机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开始在多瑙河
最狭窄的水道布设地雷。仅4月、5月就出动飞机152架次，布雷531颗，立刻导致
多瑙河关闭，这一情况迅速被通信情报通告。在苏军占领罗马尼亚油田之前，多
瑙河口承担了全部罗马尼亚油田石油产品的运输，多瑙河被封锁以后，这些石油
产品的运输不得不转移到已经超负荷运行的铁路上去，其实德国的进口已减少了
一半。所有供应方式被切断之后，依靠传统船运的德国经济，其大部分受到损失
。仅在5月中旬以前，10，000吨弹药已注定要被南线苏军拦截。由于非常缺乏扫
雷器材去完成那无法预见的重要任务，使德国人重开多瑙河的拼命努力归于失败
。美国轰炸机对港口设施的攻击阻止了德国人恢复元气的努力。据通信情报和系
统评论提供的关于德国人的对策和偶然重新打通一段水路的消息，去填补这种裂
缝，对英国皇家空军来说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他们的创立最终就是为了进行封
锁。
这次拖长了的作战行动中最有趣的方面是它那惊人的轻微代价，尽管后勤损失较
大（更不用说在7月底之前沉没或毁坏的170艘船）。德国人使用难以支付的人力
和设备使运河改道，并沿改道的河段建立了防空系统，敌人作出了费劲的努力，
而盟军公布只损失了11架飞机。正如邱吉尔引用波特尔的话说“好事让你碰上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是，早些时候没有试图沿着德国所有的内陆水道进行布雷
，努力节约可能已产生了与此相称的效果，这些主要是使用极昂贵的轰炸机编队
去进攻有大量设防的集中目标的效果要好。对哈里斯来说，尤其是布雷成为一种
节省成本的行动以来，经验还不丰富的空勤人员已适应了这种军事行动，这是非
常有用的。
但是，邱吉尔“好事”的惊人发现，直截了当地指出英美空军最主要的错误，即
不愿对敌人的通信系统进行集中轰炸。正如楚克曼勋爵在日记中所指出的，“通
信系统的一般特点是，影响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这种证据当盟军于1944年从
诺曼底登陆向德军防线推进便可发现，空军在“霸王”计划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
，摧毁了敌人的通讯系统，从而导致敌人的军工企业出现了混乱，这从缴获的文
件可以得到证实，这是一场灾难，几乎到了最后时刻哈里斯和埃克都拒绝承认这
一点。因为他们继续攻击他们自己选择的目标，不断地制造一片片废墟。令人啼
笑皆非的是，他们的行动使地面部队的错误得以缓解，因为他们力争在1944年圣
诞节前结束战争。
第十叁章 在阿纳姆的赌博──1944年的空降作战
这是一个未必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在阿纳姆战败的伞兵步履沉重地向后溃逃
，遇到了第4和第7龙骑兵警卫部队的一辆坦克，他们也是前来增援被围困的第1空
降师。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心情忧郁、疲惫不堪的伞兵问道。
“听着，伙计。”同样情绪沮丧的坦克车长答道，“我们从总攻起就一直在这儿
，而不光是在该死的礼拜天。”
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两支精锐之师之间的相互抱怨。然而，它实际上对一项偏激但
看上去又值得一试的战斗任务的失败而表现出的深深沮丧之情。1944年6月6日龙
骑兵首先在诺曼底登陆而达到高潮的这一系列战斗，旨在将战争进程缩短好几个
月。
由于英法联军在1940年战役中的一系列失误，使得德军征服了西欧，从而使盟军
必须在1944年进军法国。同样可以说，4年后德国之所以濒于战败边缘，正是由于
希特勒在法国陷落后出现了有利战机时，不愿入侵英国。其实，大多数指挥失误
使对手所得的益处，与一个参战者迅速准确地从自己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后所获的
益处一样多。比如，诺曼底登陆(以及几乎所有的在北非、欧洲和太平洋的联合登
陆)初期之势不可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从1942年第厄普大规模联合突击部队，被
德军港口防御部队疯狂射杀的大灾难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盟军几乎再也不会像
在第厄普那样的情况下实施两栖作战。当时敌岸防力量强大，而盟军没有充分对
海岸进行侦察，没有密切协同舰炮和空军的火力突击，也没有器械把坦克装甲车
随先头部队运抵海岸以便在登陆艇抵岸抢摊时提供密切的火力支援。
尽管德军没有因对付盟军而造成内部混乱，最高决策层对防御部署的意见分歧却
帮了盟军的大忙。西线德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认为，在岸边击退
盟军入侵没有希望，因而主张在盟军登陆后，集中大量坦克对敌军突入实行反突
击。而他下属的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实际上已
被击败了的德国空军，无力抗击占有制空权的盟国空军，因而德军装甲部队在完
成集结前就会被盟国空军打垮。希特勒在作了一番仲裁调解后最终采取了一种折
衷方案，命令隆美尔掌握就近的装甲部队，力争击退抢摊登陆的盟军，命令龙德
施泰特掌握一支受到削弱；了的中央预备队，以阻止盟军在突破海岸防线后向纵
深推进。实际情况是，盟军突破了岸防并向纵深推进，但面对德军快速、有力的
反击，盟军也无法推进到较远的纵深。结果，德军的增援部队被源源不断地吸引
到诺曼底，增强因抗击盟军的进攻而受到很大消耗的部队，从而使这场战斗变成
了一场消耗战。而盟军的飞机则对铁路、公路沿线的德军人员、装备、补给等狂
轰滥炸，使德军的机动和补给受到很大影响，很快便感到难以支撑。而盟军从海
上向滩头运送部队只受到运力的限制和不良气候对在开阔海滩移送物品的影响。
英美军在诺曼底的密切协同，证明了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具有使战
争取得胜利的良好意识。他坚持各国军队应协调一致，共同对付一切问题的原则
，打破了“独来独往”的民族倾向，并完全支持负责统一指挥整个诺曼底战役的
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将军。尽管也受到了挫折，但7月底盟军从滩头阵地开始向外突
击，挺进法国，并于8月向德国本土推进，穷追猛打德国溃军，则是盟军统一目标
统一指挥的结果。唯一严重干扰盟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主要是由一些英国皇家空
军军官们引起的。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空军元帅阿瑟·特德，是私下反对蒙哥马利
的人之一。他指责第21集团军群指挥官过于谨小慎微，迟迟不扩张桥头堡，以致
于空军没地方开辟机场，失去了更早一些达成突破的战机。空军元帅哈里斯也对
用他的重型轰炸机轰炸交通目标以配合地面进攻，而置敌地面抵抗重兵和严重威
胁英国本土的V-1导弹发射架于不顾的命令感到气愤。他认为这些空中突击对于夺
取这场战斗胜利的意义不大，纯粹是一种无效的空中牵制。
但这些英国军种内部的争吵基本上没有干扰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在地面击败敌
人的总体目标。这种带有民族色彩的喧嚣仅仅是在突破开始后才有所增加，而主
要原因又在于德军的迅速溃败。在一定意义上，希特勒坚持固守每一寸土地的方
针，制约了德军的防御行动，加速了德军的崩溃。
盟军的机动部队突然之间便占领了大片地盘，突入德军入的后方，结果使后勤和
通讯保障系统很快就跟不上部队的推进了。前线汽油告罄，并不是由于盟军运送
到岸的物资不足，而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运输工具和通讯保障手段(原来运送这些物
资到欧洲大陆的计划是按较慢的推进速度制定的)，以及盟军空军轰炸和德军破坏
给法国和比利时铁路公路系统造成的巨大破坏。这又一次表明交通和通讯是多么
的重要。越往前走，先头部队得到的供给越少。通讯在这种战略态势急骤变化的
形势下显得更加尖锐。
在与其上级、参谋人员和下属保持联系方面，艾森豪威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
处境。当战斗在诺曼底地区激烈进行，作战行动完全由蒙哥马利指挥时，艾森豪
威尔作为最高司令官，坐镇伦敦这个外交和军事通讯网的中心是正确的。他只是
在有必要时，才偶尔与诺曼底前敌指挥部联系。可是，当美军第12集团军群和英
军第21集团军群开始扇形出击，其前线已推进到距诺曼底400英里之处时，艾森豪
威尔发现自己开始与部队失去联系，对部队失去了控制。这种情况在8月17日达到
了顶点。这一天蒙哥马利向布莱德雷建议，他们不应实施扇形突击，而应仍保持
两个集团军群的齐头前进，40个师应成密集配置，后勤物资应统一掌握。他们应
向北推进，左翼指向帕斯·德·加莱(通向安特卫普港口)，右翼指向阿登高原，
突击轴线应指向德国要害──鲁尔工业区和德国北部平原。这个建议被一致接受
。由于布莱德雷已接受了后来人所共知的“狭窄进攻正面战略”──尽管这里所
说的进攻正面并不窄，所以蒙哥马利的建议可以说是被一致接受。但这并非艾森
豪威尔的本意。
毫无疑问，正是这次其手下军官们并无恶意的私下共谋，使艾森豪威尔于9月1日
决定自己亲自指挥作战，并开始从座落在康坦丁半岛西南角格拉威尔海边的一座
半永久性驻地内的新的前敌指挥部指挥整个部队行动。格拉威尔，正如艾森豪威
尔的通信主任L·M·哈里斯准将所言，“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胜地，和瑞卢
维尔一样，战争几乎没有光顾过这里……尽管从通信联络的角度而言，这儿不理
想。
但我们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因为从其它方面考虑，这还是个较好的处所。”─
─也许是指从安逸的角度考虑。格拉威尔不仅远离前线，而且此地与法国和比利
时其它地区的长途通信联络仍处于瘫痪状态。前敌指挥部与伦敦本部，以及与战
场上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通讯量极大，使前敌指挥部少得可怜的通讯设备严重
超载。就是在9月1日以前的一段很长时间里，当比利时前线只在400英里之外时，
即使是最紧急的通信也需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且很显然，
个人之间通过飞机进行联络也靠不住，因为最高统帅的飞机也同其它飞机一样，
很容易由于机械故障或不良气候等影响而被耽搁。如果前线情况保持不变，这种
通信障碍尚能容忍。但是，在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进攻节奏不断加快的情况下，
这种障碍就会非常危险，令人无法忍受。因为，当应该实施有关各方都已知道的
既定计划以保证作战行动的统一性和有效性时，这种通讯障碍则造成了对一个极
其重要的结合部任务归属的误解，从而导致犹豫不决和判断失误。艾森豪威尔原
已制定了一个沿宽广正面推进的计划(即宽广进攻正面战略)，但它并没能立刻传
达结各集团军群指挥官。布莱德雷直到19日才听说了这个计划，但此时他已实施
了蒙哥马利的狭窄进攻正面战略。艾森豪威尔原计划命令第21集团军群向北推进
，而把第12集团军群分散使用(考时尼·霍奇斯中将指挥下的第l集团军原计划向
北朝阿登高原方向运动，以便同南面突击的美军第7集团军相会合)。这个计划的
确有许多可取之处。正是由于这个决定作出得太晚，又在给部属传达时出现故障
，才导致了以后出现的混乱。艾森豪威尔直到8月23日才同蒙哥马利讨论此事。此
时，布莱德雷经劝说已不再支持狭窄正面战略。在一次会议上，当人们一致认为
后勤危机将要出现时，蒙哥马利也就无法劝说艾森豪威尔支持其狭窄正面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