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wenjunq 于 September 28, 2002 22:46:18:

在如今的理论界、舆论界、宣传界甚至网上论坛，“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似乎已经天经地义无须探讨了。可是除了漫画似的攻击性宣传之外，我们又没有发现任何严肃的证据。稍微像点样子资料，无非是美军飞机帮助运兵，还有美国总共给了60亿美元贷款，显然，这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在美国的账单上这个数字是20亿。此外还有美国军事顾问指挥蒋军进攻解放区这类斩钉截铁却没有任何实例支持的指控。
总之，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宣传中，没有具体的例证。即使最具体的运兵问题，也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作为抗日的盟国，帮助中国政府军抵达日本占领地区便是帮助内战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比空运国民党先遣人员还早一天即1945年8月25日，同样是美国军用飞机将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肖克、罗瑞卿、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傅秋涛、王近山、聂鹤亭、邓克明、张际春、滕代远、刘澜涛、郑维山从延安紧急空运到前线指挥部，为中共抢占地盘做出了巨大贡献。只需看一下，这批中共将领中，除邓小平之外，包括十大元帅中的四个、十大将中也是四个。基本上包罗了中共抢占东北、华东、华北的全部指挥核心人员。如果他们靠走路回到自己的地盘，需要跨越封锁线、敌占区和漫长的崇山峻岭，至少要两个月，什么菜都凉了！毛泽东在获知这批大将平安到达后，立即复电蒋介石，次日即赴重庆谈判。可见这次空运是何等重要！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内战究竟有哪些动作呢？
我们查找历史资料发现，在1941年以前，美国政府关心的只是整个中国对日本战争进展情况，对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没有关心的迹象。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可以说是破天荒地首次对中国内政表示了干预性意见。而这首次干预，竟然是以替中共说话为标志的。
美国的态度无论在时机上还是程度上，都是很关键的。在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之前的1940年冬季，国共两党在华中的地盘摩擦已经十分激烈，10月15日结束的黄桥战役，新四军陈毅部在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主力两个师1.2万人；在新四军整个战史中，我们找不到它打击日军的任何稍微像样的战例，却在消灭国军的战役中显示它的辉煌。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有：“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
皖南事变之前的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计划“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后方。如采此方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在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11月18日电刘少奇、黄克诚：“听任东北军与韩德勤打成一片是不利的。”19日作军事安排后电告叶挺、项英：“苏北即须进行一个局部战斗，攻占淮阴、宝应两县间地区，隔断韩、霍两军，打通苏皖联系。”苏联对毛的这些举动也极其不满，苏联驻中国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宣称，自1940年9月“百团大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结束了对日战争。”
而当时苏联给蒋的军事援助正在进行中，蒋介石因为担心对新四军的反攻会导致苏联援助的中断，犹豫了一阵，但他毫不怀疑美国的援助。12月，蒋得知苏联对中共的消极抗日极为不满，而毛继续对莫斯科阳奉阴违。苏联与中共之间分歧已经十分明显，于是发动了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军部七千余人，作为对黄桥之战的惩罚。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叶挺交付军法审判，通缉项英。20日毛致电周、彭、刘：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中央决定将驻各地办事处逐步撤销，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甚为有利。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
因此，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介入导致国共内战。相反，在美国介入之前，国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而且，彻底决裂大打一场也已迫在眉睫。内战局面已见端倪。鉴于当时中共事实上处于弱势，且老毛在党内领导地位虽已建立尚不巩固，王明威胁仍然存在，于是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实际对共产党有利，也就不算“干涉内政”了。
1941年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国共两党冲突表示不安，明确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暂停对华贷款计划的实施。接着罗斯福总统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主任戴普莱（Despres）前往中国告诫蒋介石：“在我看来，这所谓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除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戴普莱则进一步解释：“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
2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专门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此为美国高官与中共的首次接触，事情本身和选择的时机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不会听任国民党用武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因为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团结和稳定至感关切。”
苏联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继续要求中共克制，不能使抗日统一战线破裂。在这种时刻罗斯福的明确表态，对蒋而言是出乎意料的。为了避免同时与苏、美翻脸，导致中国的抗日战争失去国际援助，蒋不得不顺从美、苏的压力。1月底，蒋在河南发动一次抗日攻势，日本集中五个师团与国军激战豫东南，又调动六个师团从豫北进攻国军。国军伤亡惨重，主力撤至豫西。毛出了一口鸟气，立即于2月2日电令“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7日毛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面动态（情报）》上加按语：“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美英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中间派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经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象征。”
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便采取对中共有利的逼蒋态度并非偶然，罗斯福刚刚竞选胜利，在他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美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期待着出现一个建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普天之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第二，普天之下人人都有以各自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第三，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用一种经济上的协议来保证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过上健康的和平的生活。第四，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彻底裁减军备，使任何国家永远都不能够对邻国做出任何武装侵略的行动。”
在这个基本国策的指导下，美国在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赫尔国务卿拒绝日本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领土行使权力和停止援助中国的外交建议，反而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7月22日美国终止对日全部谈判；26日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2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同日英、荷也禁止向日本输出铜、黄麻、生铁、镍、钴等物资；7日美、英、荷进一步冻结日本资产。这一系列严厉措施使日本难以忍受，特别是石油的禁运。9日日军统帅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图。” 放弃进攻苏联的企图。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讲话：“我们已到了对日本一切可能忍让的尽头。对它，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8月9-14日，罗斯福与邱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公布了世界秩序的构想，一致确定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主义；9月6日日本天皇亲自参加决定“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11月7日在获知日本决心打击美国的情况下，美国制定备忘录：1.不派遣军队援华；2.美国义勇部队援华应在最大限度进行；3.加强对华援助；4.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26日赫尔国务卿致日本备忘录（最后通牒），不仅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还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美国的态度终于使日本不能忍受，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
美国遭受攻击，与它对中国的支持直接相关。1941年12月1日下午2时5分至4时裕仁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进攻美国。这次会议决议称：“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一直唱高调，空谈理论，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令人遗憾。”“若容忍之，不但要抛弃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使在攻击珍珠港的“作字第一号机密命令”中，也强调：“帝国对美国始终维持友好的态度，但美国对我国维护东亚权益、进行自卫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干涉。最近，该国援助蒋介石政权，阻止我方迅速处理日华事变，最后断然实行经济绝交。”“英国援助蒋介石政权，和它结盟的各国及美国共同合作，妨碍我们的东亚建设计划。”“中国靠美英的援助，抗战救国的恶梦未醒，用全国焦土抗战企图对日本全面抵抗。”“如果我们打算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击败中国背后的美英等国。”这个命令对苏联的描述是：“帝国相信如果不进攻苏联，苏联也不会对我们开战。”
我知道我们有许多御用文人会说：“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废话！难道中国抗日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任何国家首先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但自己的利益是否兼顾或者伤害别人的利益则是另一回事。至少在这个时期美国是支持正义的。这些御用文人必然“只惟上”地回避甚至颠倒黑白地歌颂斯大林，难道斯大林承认满洲国、低价卖给日本中长铁路、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停止对华军援、撤回援华航空队等反倒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只因为当年毛泽东说苏日中立条约符合中国利益，这些人们便绞尽脑汁找出些维护的理由罢了。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为首订立《联合国家宣言》，中国首次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2月7日美国国会又批准国民政府获得5亿美元财政援助；因为美国的压力，英国也借贷5000万英镑。这两笔款项超过国民政府全年预算。罗斯福还致电蒋：“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罗斯福决心帮助中国战胜日本并建立世界大国的地位，成为战后制约日本的强大力量。我们不认为美国是纯粹为中国决定政策，美国制定政策为的是美国的利益和民主制度的理想。但美国的政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是一种帮助。美国完全可以与苏联一样只为自己的利益向日本妥协，甚至与日本结盟。如果那样做，世界上没有人能击败日美军事联盟，美国也不需要牺牲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在对日战争中，美国牺牲了92540人，战伤228182人；击毙日军1587814人，击伤日军60872人。被击毁舰艇133艘；击毁日舰324艘。损失商船98艘，计519772吨；击毁日商船2259艘，计8141591吨。损失飞机21555架；击毁日机43125架。以上数据均采纳损失国政府自己统计的数据。
而且，美国自1941年起，就已经完全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完全了解日本的进攻美国的企图。它从一开始就决定采取正义立场：“站在被侵略国家的一边。”罗斯福总统宣布要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向英、苏、中提供武器援助总额达470亿。而它自己对德、日作战消耗的巨大的经费更达2940亿美元。如果美国也像斯大林一样要求加入德意日联盟，世界又将如何？退一步说，假设美国如同斯大林一样，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我们又将会如何？
我们继续开头的话题。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高思（Gauss）给国务卿的报告中称：“共产党的力量更多地是来自国民党的错误。”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Davies）为史迪威（Stilwell）准备的备忘录更是认为蒋介石的目标是确保他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尽可能保存实力而指望美国或者俄国的军事力量打败日本；因此只有在确定对日作战消耗的军事装备会有更多补充时，他才可能发动对日攻势；他甚至可能把租借物资都囤积起来而不是用于对日作战。美使馆参赞文森特（Vincent）预言：国民党领导集团将难以在战后继续统治中国，因为“他们惟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从不考虑民众的利益和社会变革的需要。以上意见在美国当时的历史文件中都有保存。于是罗斯福同意对中共情况作深入了解。
1943年1月，美使馆二秘谢伟思（Service）提交《国共形势》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已经无法战胜共产党，如果忽视中共，不顾一切支持国民党将妨碍中国抗战并妨碍战后中国的和平及重建。戴维斯报告更称国民党“普遍缺少社会觉悟、公众信任和责任感”，“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盛行，贪污受贿司空见惯”。他认为国民党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可避免地会挑起内战，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向派驻军事观察团”。
面对如此之多对蒋政府不利的外交报告，美国国务院1月下旬考虑由美国大使馆派一名军官访问中共控制区；2月远东司建议：“有必要对这种局势进行认真的研究，并考虑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以促进中国的统一。一种可能的行动路线是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这样可以获得双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
罗斯福认为这些外交官提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1943年9月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Welles）说：他认为，战后最麻烦的地方是中国，因为极可能爆发内战，从而把苏联和西方都卷进去。范围和危险性都将比西班牙内战更严重，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政府需要及早采取预防措施。但向共产党地区派驻美国政府官员，会被认为是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举动，但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是不能太照顾国民党的面子的。
中共对美国外交官的反映是欢迎的。周恩来1943年3月对戴维斯说，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到陕北、山西等敌后根据地去搜集情报并常驻那里。而蒋介石对此则愤怒异常，他给宋子文的电报称：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更使共党鸱张无忌，而使我政府对中共之处理，更增困难，不惟不能阻止共党之内乱，适足以奖励我国之内乱也。”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满心希望美国与之建立官方性质的关系，毛泽东后来甚至提出访问美国见罗斯福本人；而美国则不可能背离中国政府去与反政府势力建立官方联系的，这是一个外交原则问题。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愤怒，却又不肯失去美国军事与财政援助。更何况罗斯福正在魁北克会议、莫斯科会议竭力说服苏联、英国，承认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地位。
1943年1月开始，在美国的表率和压力下，西方在中国拥有特权的11国全部与民国政府签约，正式放弃所有在中国的特权。11月，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终于成为四大强国领袖，尽管斯大林抵制他而拒绝参会。罗斯福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发挥稳定东方局势的作用。对这点，他已经在发布《大西洋宪章》时已经与邱吉尔争辩多时，他明确要求英、法在战后放弃在亚洲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以至于邱吉尔勃然大怒：“我当英王首相的目的，并不是来主持大英帝国解体的。”罗斯福并不退缩，他宣称：“殖民地制度就等于战争。”
早在年初的卡萨布兰卡，罗斯福就已经宣布：“世界四大强国――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在打完这次胜仗以后，应该负责建立世界的和平。这四大强国应该担负起重大的责任，帮助全世界一切落后、不景气的殖民地区推广教育，提高生活水准，改善人民健康。而当有一天这些殖民地区域能够达到成熟的阶段，它们应该享受独立的机会――只要全体联合国公认它们已经有了足够独立的资格。” 在开罗，罗斯福与蒋不仅谈论抗日战争，而且讨论战后的马来亚、缅甸、越南甚至印度等原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英、法在战后不应该回到亚洲。这使蒋介石兴奋异常。
但老蒋不知道，罗斯福对他并无好印象，认为蒋夫妇只是机会主义者：“而我决不想在她的国内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个敌人。可是目前在中国有谁能替代蒋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蒋氏夫妇固然有很多短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依靠他们。”罗斯福还说：“我对蒋政府的性质表示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绝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言和，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组织一个民主的政府，只要我们能够保证让苏联答应尊重满洲的边境。”蒋介石的“同意”显然是应景的，在中国，只要蒋、毛的领袖地位存在，联合政府只是一句空话。这两位都是强烈的内战决胜者，都崇尚“战争解决问题”，民主在他们眼里都只是一块遮羞布或攻击对方的武器而已。
但老蒋毕竟要对罗斯福表现一下，回国后他就承诺：在抗日战争结束一年后，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罗斯福1944年2月9日致电蒋：美国需要立即派遣一个军事观察团到陕北、山西、华北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工作。老蒋不予答复，但只得让一步。下旬蒋解除了对共产党根据地已经实行五年的新闻封锁，正式批准外国记者采访延安。正是美国的压力，外国新闻界自1939年就没有到过的延安，现在可以去了。
当罗斯福首先提出要求蒋接受延安组织联合政府之后，美国外交官们更直接地提出类似主张。戴维斯首先上书国务院，主张美国出面迫使国民党同意改组政府。美国大使高思建议：“由委员长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指挥部”。国务卿赫尔也致电高思：总统和我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导之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1944年7月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当天美国参赞艾切森（Alcheson）立即拜访行政院长孙科、高思大使也随即拜访宋子文、戴季陶，商讨后他又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建议。除此之外，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6月20日来华，带着罗斯福关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第四次要求，华莱士软硬兼施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9人到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表示热烈地欢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8月7日第二批9人也到达延安，组长是美军情报官员包瑞德（Barrett）上校。观察组给美国的报告充满了对共产党的赞誉，史迪威更明确说：“我们必须想法把武装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他甚至计划亲自到延安，商讨用美国武器装备五个中共师的问题。这个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布“实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18日称为“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共正式获得国际地位，这个地位完全是美国竭力为之争取的。
美国的这个举动并非只是军事需要，它纯粹是为阻止国共关系恶化的一种措施。美国国务院给陆军部长的公函明确指出，派这个观察组的原因：A.国共关系不断恶化对中国对日作战极其不利；B.如进一步恶化将导致严重危及中国政治统一的内部冲突，即内战；C.并且可能在将来引起中国与苏联关系复杂化。观察组的基本任务是：为美国政府寻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包瑞德上校则明白无误地告知中共中央：观察组不仅仅收集军事情报，它还将调查共军对美国援华军备的需求情况。
以上一系列举措，无论从动机还是效果说，都不能令人信服美国是在“扶蒋反共”或者“挑起内战”。毛泽东当时自己也说：“防止中国发生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影响。”他表示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8月中下旬，谢伟思在与毛、周的谈话中介绍了美国政府希望成立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毛、周虽然很兴奋但仍存犹豫，担心会过分刺激国民党。8月18日周恩来致电驻重庆的代表：目前提出改组政府、实行民主能否获得各党派的响应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同情？23日毛与谢伟思谈话时依旧回避联合政府问题。中共驻重庆代表的回电对这个建议表示很乐观，于是9月1日毛在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上强调：“是谢伟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进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会议批准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驻重庆代表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
下旬毛泽东对此作了平生少有的自我批评：中国政治的重心已经逐渐发生了转移，而我们自己却常常估计不足，思想上赶不及，总是认为天下还是姓蒋的，没有能够及时想到和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人反而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546-547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向老蒋争取政府权力，恰是美国鼓动起来的。
由此我们知道，美国外交人员在1941-1944年四年时间里，非但不是“扶蒋反共”，正相反，从罗斯福总统到普通外交官，屁股都坐在中共一边。所不同的，这种倾向并非鼓励中共推翻老蒋建立另一种独裁统治，而是企望国共合作的民主政府。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文件中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次年1月，华盛顿明确告诉魏德迈：“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这与罗斯福在开罗把蒋介石定位为“一个封建军阀”、并对史迪威宣称要找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来替换蒋介石其实是一致的。华莱士副总统1944年6月28日从昆明致电罗斯福：“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当前中国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或哪一个集团明显有力量接管政府。不过，我们可以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起色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
“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罗斯福并非对中共的社会理想感兴趣，但他显然是以美国式代议制民主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他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以便在战后担负起亚洲稳定的责任。但“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为了不使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垮掉，他也只能试图改变中国政府，把日益强大的共产党拉进联合政府是符合美国战时利益的。“扶蒋反共”并不符合美国战胜日本的利益需要。
蒋已经忍无可忍，但他只能把怒火发在史迪威身上。他在8月底抗议道：美国军事观察组鼓动共产党向政府叫板！而观察组正是史迪威领导的。1944年9月6日，罗斯福派出的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其实赫尔利并非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罗斯福便曾轻蔑地称之为“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这是罗斯福安抚蒋和美国反对派对美国政策日益增加的不满作的安排。罗斯福交代他的任务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赫要求委任为大使却落空了。但蒋称其为“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感到有了面子，7日接见赫尔利时表示史迪威可以继续调遣中国军队。
缓和没有持续多久。9月19日罗斯福从魁北克致函蒋：“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做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他还要求给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发生。这种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函告，也因为在1944年内，吸纳了相当数量的美国军备却反而打败仗的蒋军嫡系部队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