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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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鸦片战争 于 January 16, 2003 00:27:20:

鸦片战争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及其结果   


162年前爆发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国人被西洋的蛮夷拖进了近代,如蒋廷黻先生所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在这场战争中,大清朝被新兴的英国打败了,关于失败的原因49年以后给出了一种相当固定和主流的解释,“满清王朝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尽管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但由于统治集团的妥协出卖,中国才战败了。”尽管许多史家也提到中国的落后,但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奸臣或卖国贼似乎是一种更方便也更安全的解释,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落后就要挨打,并不因为落后的一方掌握着正义就有所厚待,鸦片战争的失败,首先是双方军事力量较量的结果。本文的论述也就着重于此。
1. 军队数量对比:当时清军的总兵力大约在80万左右(包括八旗 、绿营兵),在鸦片战争中调集并先后投入战争的大约在10万左右,而英军最初派出大约海陆军7000多人,后来增至最高达2万人,简单由数字上看,中方占绝对优势,但在具体的战役中,这种兵力上的优势却为未能显现。英方船坚炮利的优势使其牢牢的掌握着制海权,也使其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为了防御英军可能的入侵,清政府在从盛京到广东的七个省,几十个海口都得设防,分到每个重镇上驻守的部队也就在4000-10000不等,如此分兵,自然在每一处都难以集合优势兵力,中英间的多次战役,中方能投入的部队往往与英军相当甚至还处于劣势。交通不便,调兵速度的缓慢更加重了中方的困境。《天朝的崩溃》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双方在这一方面的巨大差距。“一、1841年10月26日,道光帝调四川建昌、松潘两镇中精兵两千名,前往浙江征剿。一直到1842年2月,该部援军风尘仆仆,历经四千余里赶至前线。3月10日参加进攻宁波的战斗。而英军于1841年10月10日攻占宁波后,此时已休整近半年。比较中英双方,谁劳谁逸?二、1841年4月16日,浙东反攻失败后,道光帝根据前方主帅奕经的请求,调广西兵1000名增援浙江。6月29日,该部头起、二起550人到达,后两起450名尚在途中。而英军此时已放弃宁波,攻陷乍浦、吴淞,正浩浩荡荡驶进长江!奕经连忙将该部再派往江苏,一直到战争结束,该部未参加任何战斗”。(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59-60页)。
2. 军队质量对比:中英方都实行招募制度,但英国陆军以小而精见称,薪给优厚,训练良好,而皇家海军作为世界海上霸主,更吸引了许多有为之士。英军军官出生贵族者甚众(这也是长期奉行重文轻武的中国官员很难理解的),而且大抵经过军官学校培训,士兵的招募、军官(包括士官)的选拔、退役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军队十分缺乏的,清军士兵缺乏良好的裁补淘汰制度,许多人年事已高还留在军中,还往往父子相继,大大降低了军队素质,清军的训练也很成问题,承平日久,训练废弛,而且由于军饷二百年不变,物价上涨,当兵所得不足以养活一家老小,于是大家纷纷从事第二职业,如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提到浙江定海的绿营兵从事修脚业务,湖南抚标兵开茶室等等。清承明制,官员俸禄标准很低,《钦定大清事典》规定的一品武官的年俸和诸种杂费不过600余两银子。七品武官的年俸和诸种杂费仅70多两,雍正年间耗羡归公,除年俸杂费之外,文武官员还得到一笔养廉银,不过文官和武官的差异甚大,正一品的直隶总督的养廉银有15000两,而一品的提督只有2000两。而且武官较之文官,可供搜刮的渠道也少得多,但这不仅不能抑制,反而更令他们贪婪,除了传统的吃空额,克扣军饷之外,各路军爷们各显神通,贪赃枉法,广东绿营开赌场,福建水师出租船只给私人,甚至兵匪一家,走私贩私。在鸦片贸易中,各海口水师参与这种活动的大有人在。这种活动的猖獗,连刚强如林则徐都感棘手,据载。当时任福建汀漳龙道员的张集馨向他询问如何改变福建水师“兵匪一家”的局面时,林表示:“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后来的曾国藩更称:“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清军内部的腐败,以致于茅海建先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实。我为了研究结论的公允,曾千百度的寻找光明,但光明始终远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71-72页)。
3. 武器装备对比:明清之际,受战争的刺激,加上西学东渐,耶稣会士带来西方火炮的理论与知识,黄一农先生认为:“明末传入中国的操炮技术尚能与西方同步……直到十七世纪末,中国与西方在实用炮学上的差距其实并不特别显著。”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 而天下既定,对枪炮技术的改良便不再重视,“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二十二位,分送各营操练,上谕大学士等曰:“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前师懿德、马见伯曾经奏请,朕俱不许”,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以充实武备。雍正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解部。康熙末年以后的禁教,更令原先在引进西方火炮新知上扮演重要媒介的耶稣会士,较少机会和兴趣继续这方面的工作。”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而西方的火炮技术却是与日俱进。至鸦片战争前夕,双方的差距已相当巨大。以兵丁所用枪支相较,英军主要使用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和布伦威克式前装滑膛击发枪,射程分别为200和300米,射速为2/3发/分钟和3/4发/分种,清军所使用为兵丁鸟枪,射程100米,射速为1/2发/分钟,双方差距可见一斑,而且自18世纪以来,西方军队所用步枪均使用刺刀,而兵丁鸟枪由于枪身太长(2米左右)而无法装配刺刀,在制造工艺上,西方日益精密且规格化,而中国的制造技术在闭关锁国中不仅未见长进而且还有后退,“嘉庆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门前朝的“神机炮”,并改名为“得胜炮”,惟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竟然还不如旧炮。”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 火炮的差距也与枪支相仿,中国的火炮铸造技术全面落后,不仅制造工艺差,而且使用的主要原料铁在质量上也远逊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由于铁质太差,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威力也小,往往数千斤大炮不如英军的小炮。双方当时使用的炮弹都装填黑色火药,但欧洲的化学家已找到了黑色火药的最佳配方,而清军使用的黑色火药的硝、硫、炭比例中含硝量过高,大大影响了火药的爆炸威力。炮架和瞄准器具方面,中英也存在着很大差距(火炮瞄准器具的重要性,可参见黄一农先生的《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此处不赘)。清军许多火炮连起码的瞄准器具都没有,其简陋程甚至超过刚刚引入西方火炮的明军。而且清军还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兵丁鸟枪并不普及,使用冷兵器的部队至少占到一半,而鸟枪的质量也不容乐观,有的一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火炮中也有不少前明遗物。海军的差距更大,天朝的水师较之皇家海军,其差别可谓天上地下,甚至到中法战争中,还有不少封疆大吏献火攻破法舰之法,大概他们还生活在“火烧赤壁” 的三国时代。
如此巨大的差距决定了战争中中方的惨败,这里仅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大角,沙角之战,清军奋勇抵抗(考虑到这场战争中清军更多的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此战清军的表现可谓难能可贵),战死277人,伤重而死5人,受伤462人,而英军受伤38人,无人死亡。虎门之战,清军250人阵亡(包括关天培),受伤和被俘达千余人,英军仅有5人受轻伤。不用多说了,“战争的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丝毫也不照顾正义的一方。”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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