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争端 于 June 05, 2003 16:36:14:

关于远东河流的谈判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７年）

　　对于离了谱的边界争端问题，尽管中苏两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远东
河流航行的特殊问题上，谈判却取得了某些进展。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０日至１２月
１９日，中苏远东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在中国黑河镇举行会议。该联合委员会纯粹
是与技术问题有关的组织。除了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没有举行会议以外，自１
９５１年成立以来，该委员会都一年一度正常地举行会议。１２月１９日，塔斯社
发表评论说，会议“以签订一份合适的议定书”而告结束。但是，１２月２３日，
新华通讯社却发表声明指出：“在所有进行过讨论的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
议。”中苏两国声明都没有解释该委员会为什么１９６９年达成协议七个星期以后，
又用五个月时间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３日，在给中国的一个照会里，苏联外交部声明：“如果中
国恢复尊重苏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苏联方面坚持认为，解决中国船只通过苏
联内陆河道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
　　苏联的照会特别提到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该处在哈巴罗夫斯克①
附近。两河的汇合处是名叫黑瞎子的三角形岛屿（面积１２８平方英里）。当时苏
联占领该岛，但中国仍然要求拥有该岛的主权。该岛以漠河以北为界，通向西南的
狭窄的著名的卡扎克维奇河道、一条较宽的通向东南的河道流经该岛。苏联坚持认
为，这两条河道均是阿穆尔河的支流。阿穆尔河与位于黑沙淄南面的乌苏里江汇合。
然而，中国则坚持认为这两条河道是乌苏里江的支流。这两条支流的汇合处应是在
黑瞎子的东面，即在卡扎克维奇附近。
　　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炮艇阻止中国船只通过东面河道。
　　苏联认为，这一河道是苏联的内陆河道。中国船只得被迫使用卡扎克维奇河道。
但是，到了夏季，河道太浅，不利船只航行。苏联在照会里提出建议，两国应合作
加深该河道。河道加深以后，中国船只在得到苏联当局的约定和通知后，可以利用
这两条河道。
　　１９７４年５月３０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把苏联照会提出的建议看作是
“敲榨勒索”。
　　因此，中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声明又指出，黑瞎子岛是中国的领土，而苏联政府认为的这两条河道是她的内
陆河道。中国船只有权使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到两河汇合处之间的河道。尽管自
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一直强行阻止中国船只在这里通行。
　　中苏远东河流联合委员会已有三年不召开会议了。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７日至１
０月６日，该委员会在中国黑河镇召开会议。
　　会议期间，双方就船只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航行这一问题达成一项有限的协
定。而黑瞎子岛则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协定规定，中国船只在河道太浅不能航行
时，可以使用东面的河道。

中苏边界事件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０年）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０年，中亚和远东的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
事件。据报道，在这些武装冲突事件中，至少有三名中国边民和两名苏联边民死亡。
中国官方谴责苏联顽固地在新疆地区侵占中国领土。
　　这些谴责的详细内容如下：
　　关于中亚边界。中国发言人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告诉外国记者：从１９６０年
到１９６９年，苏联掠夺了中国新疆北部额敏地区的１８５平方英里土地；１９７
２年到１９７７年，在新疆西部的伊黎河流域，苏联又掠夺了１０８０平方英里的
领土，驱赶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牧民，在道路上设置铁丝网障碍物。这位发言人补
充说，在两国有争议的地区，除了３６８６平方英里面积的领土外，苏联侵占了３
４７５平方英里面积的领土。但是，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９日，另一名中国官员说，
沿新疆边界的２０个地区是有争议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领土面积由３９０平方英里
变成了１１６００平方英里，在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苏联“象蚕虫一叶一叶地蚕食
桑叶一样，侵占了这些地区。”
　　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１９７７年７月初，６名苏联武装特务越过边界进入
中国新疆境内。在同当地民兵发生的冲突中，一名特务被打死，一名自杀，其他４
名逃跑。苏联方面则称这６名苏联人是鸦片走私犯。据报道，８月５日，两名苏联
边防士兵潜入中国领土，枪杀一名哈萨克牧民，打伤并逮捕另一名牧民。１０天后，
苏联将这位牧民移交给中国当局。
　　１９７９年２至３月，在中国教训越南期间，新疆边界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中苏双方都在这一地区增派了武装部队，老人和小孩被迫从伊黎、塔城以及这一地
区的城镇疏散。边境地区邮局也中断了调解双方争执的正常联系。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７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非书面照会，宣称早些日
子４名中国武装人员在塔城地区穿过苏联领土。在同苏联士兵的交火中，一名被打
死，另一名受伤并被拘禁。但是，７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在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照会
中，坚持说，２０名苏联边防士兵首先开火，杀死一名中国人，打伤另一名中国人
并越过边界把死者的尸体和受伤者移至苏联境内。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４日，苏联将
这位受伤的中国人移交给中国当局。
　　关于远东边界。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声明，
５月９日，大约有３０名苏联武装人员穿过乌苏里江，在中国的河岸登陆，打伤若
干名中国边民。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向中国政府道歉说，苏联边防士兵在晚上追捕
一名武装逃犯中，误把中国河岸当作苏联的一个小岛。苏联外交部否认苏联边防士
兵有对中国边民的骚扰行为。５月１７日，中国外交部驳斥了这种解释，坚持说这
一严重事件是在白天发生的，并一再重申，苏联边防士兵开枪并打伤了若干名中国
边民。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５日，在额尔古纳河边界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中苏双
方对这一事件作了截然相反的说明。１０月６日，中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时宣称，
４名苏联武装人员在中国河岸登陆，绑架一名牧民。苏联武装人员在遭到牧民反抗
时将牧民打死。同时，他们还向中国士兵开火（中国士兵被迫还击），打死一名士
兵。１０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声称，中国边防士兵向三名正在
船上进行捕鱼作业的手无寸铁的苏联边民开枪，打死一名边民。１９８２年２月，
尽管中国官方人士在哈尔滨宣布说，１９８１年中苏边界发生了１００多起大小事
件，但是，自此以后，双方报纸没有报道有关边界死亡事件的消息。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１年，中国黑龙江省省报报道了几则审判苏联间谍的消息。
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０日，在牡丹江市抓获了一名中国人，此人犯有充当苏联间谍的
罪行。在对他实行逮捕时，此人拒捕，并枪杀一名中国警察。
　　８月１６日，中国当局枪决了该罪犯。１９７４年，中国当局逮捕了一名苏联
公民。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０日，在中国北安镇查获了此人犯有间谍罪的罪证。罪犯
被判７年监禁。对于为什么延迟那么长时间才对罪犯进行判决，报纸没有作进一步
的解释。
　　１９８１年４月４日，中国当局宣布，最近在伊春市判决一名中国人犯有苏联
间谍罪，并对此人实行枪决。

会谈被国际事件的发展所打断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９８０年１月）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在和平共处、
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苏中两国应该发表一个发展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华
国锋在２月２６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直接对苏联的建议作了回答。
　　华在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对边界争端的立场：
　　“首先，应当按照１９６９年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
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并进而谈
判解决边界问题。苏联应当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苏边境撤军，撤到６０年代初期
那样。中苏关系究竟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苏联方面。”
　　１９７８年３月９日，中国政府在答复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中，谴责苏联政府不
愿履行中苏两国总理在１９６９年达成的谅解，甚至还否认这种谅解的存在。如果
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政府应同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一项维持边界现状的
协定。通过谈判，逐步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从蒙古和中苏边界撤走苏联武装部队。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蒙古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声明说，苏联部队是应
蒙古的请求而驻扎的。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的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继续存
在，苏联部队将继续在蒙古驻扎。
　　中苏边界谈判自１９７７年２月中断以来一直没有举行过。
　　１９７８年５月４日，谈判又在北京举行。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到
了６月，谈判只好中断。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７９年初，中苏两国的紧张局势
在各个边界地区不断加剧。双方相互攻击不断升级，进一步举行边界争端的谈判受
到限制。苏联政府不能容忍举世瞩目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改善。同时，在印度
支那问题上，苏联和中国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卷入柬埔寨和越南的纠纷中去了
（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内容，可见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
　　１９７９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重新接触。同年秋天，两国就改善双方关系问
题举行了谈判。９月２７日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预备会议。１１月３０日举行正式
会谈。
　　根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代表团要求苏联把在中国边界武装部队的人数和装
备减少到１９６４年的水平。苏联武装部队应从蒙古和中国有领土要求的地区撤走。
据报道，苏联代表团答复说，苏联减少在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中国也减少在同一
地区的武装部队。双方应同样减少那里的部队。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底，随着苏军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认为“不宜”再继续举
行中苏谈判。
　　直至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双方没有举行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谈判。因而，中
苏边界谈判再度中断。

中国在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主动性
（１９８１年６月）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的《人民日报》登载了１９７９年莫斯科谈判的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汇川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关于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
　　李声明，目前的中苏边界，是由沙皇俄国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确定的。根据这些条约，沙皇俄国从中国割去了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大约折合５８万平方英里），相当于３个法国或１２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对华宣言中明确宣布：“以
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１９２４年５月签订的《中苏
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又规定，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之前，仍维持
现有疆界。根据这一协定，中苏双方在１９２６年举行了会谈。但由于当时的历史
条件，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没有签订平等新约。结果，“中苏边界问题至
今还是悬案。”
　　李继续指出：尽管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国政府仍准备以这些现存的
条约为基础，来确定边界的界线。但是，苏联报刊的文章不仅坚持以这些条约来划
定目前的边界，而且坚持以“历史形成的”和被苏联军队“实际守卫的”，边界来
划定目前的边界，而“历史形成的”和“实际守卫的”，边界与以上述条约划定的
边界相去甚远。因此，应当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来解决全部边界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李提出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１）应
当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２）边界问题应在条约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来
解决。（３）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的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归
还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
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４）签订中苏平等新条约并以此勘定边界线。（５）履行两国总理谅解，在
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中苏
双方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的一切争议地区（即根据１９６４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
的地图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
　　撤出或不再进入，脱离接触，并为此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
　　这篇文章是在美国国防部长亚历山大·黑格离开北京的当天发表的。黑格在北
京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国的警告：中国试图同苏联改善关系
（见第十章）。几天后，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告诉西德一个代表团说，中国
希望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同苏联恢复谈判，但是，谈判必须涉及到苏军撤出中国边境
地区、撤出阿富汗等问题。
　　１９８１年夏，在苏联同阿富汗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时，中苏又发生了新的摩
擦。该条约承认，苏联对中苏边界领土有要求，同时，中国对这些地区也同样有领
土要求。（详细情节可参见第十三章。）

苏联的友好表示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８２年３月）

　　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５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在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
１２月２９日，一位中国官方发言人说，中国最近已答复了苏联的建议，并强调说，
由于上次谈判没有取得成功，故在进行这次谈判之前，应作好充分的准备。据报道，
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４日，莫斯科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谢尔盖·齐赫文斯基抵达
北京，同中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为期１０天的秘密会谈。
　　１９８２年１月８日，李先念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的来访成员时说，
在中苏边界地区，面积为８００００到９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地域属于两国有争议
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已被苏联武装部队所占领。在未来的中苏谈判中，将会涉及苏
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走武装部队等问题。
李补充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赞成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
“这种关系不是老子和儿子那样的关系。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日，苏联政府再次提出建议，应恢复苏中边界谈判。但是，
２月２３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说，苏联并不打算同中国商谈“领土问题”。１９
８２年３月２４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反复强调，苏联
政府主动提出了重新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建议。他又强调说，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
要求。苏联准备继续同中国就“存在的边界问题”、在边境地区“实行加强双方信
任的可能性的措施”进行谈判。
　　尽管中苏两国的联系不断增加，但是，边界谈判从来没有正式恢复过。１９８
２年到１９８４年，双方进行可能解决边界争端问题的谈判，则属于彻底改善中苏
关系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见第十四章）。

中蒙关系和蒙古坚定支持苏联
（１９６９～１９８４年）

　　由于蒙古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因此，蒙古很容易就卷入了中苏论战，特别是卷入了两个大国的边界争论。自６０年代初以来，蒙古一直同苏联保持着密切而且稳固的关系。但是，同中国的关系却淡漠了。根据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５日签订的《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大量的苏联军队驻扎在中蒙边境地区，这成了影响中蒙关系的主要问题。
　　中苏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时，由于蒙古支持苏联，因而，在１９６４年，中蒙关系开始变得淡漠起来。１９６７年中期，中蒙两国关系达到了最低点。后来，中国教师被驱逐出乌兰巴托（蒙古首都），大批的中国人在北京的蒙古大使馆外示威，８月，蒙古大使馆遭到了围攻。
　　但是，１９７１年８月２０日，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抵达乌兰巴托；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４日，蒙古新任驻中国大使抵达北京，中蒙两国在同年就恢复了正常关系。
　　１９７８年初，中国政府把苏联从蒙古撤军作为中国同苏联交换解决边界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华国锋在讲话中谈到了这一意见。同年３月９日，中国官方在答复苏联主动提出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建议时也提到了这一意见。４月１２日，蒙古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声明说，苏联部队是应蒙古的请求而驻扎蒙古的。
　　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的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驻扎。
　　１９７８年以后，由于中国向苏联提出苏联应从蒙古撤军的要求，从而使中蒙关系恶化起来了。两国的摩擦是由蒙古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和６月驱逐华人引期的。当时蒙古指控华人犯有“预谋罪和组织罪”，犯有教唆、“贪污、种植鸦片和从事地下职业”等罪行。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初，蒙古人民革命党日报《真理报》声称，在蒙古的一部分华人（在蒙古的华人大约有７，０００人）承认，为了在有信仰动摇的人群中煽动反对社会的民族情绪，他们根据北京的命令，在蒙古收集军事和经济情报。在乌兰巴托的汉语学校也受到了围攻。学校被认为是中国人灌输“沙文主义”的地方。学校校长被宣判犯有一系列严重的罪行。
　　１９８０年６月，一名中国外交官员被指控为间谍，被驱逐出乌兰巴托。１９８０年９月２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６名中国侨民因有“非法活动”而被驱逐。这些非法活动包括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等。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６日，蒙古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蒙古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在增强蒙古防御能力方面，苏联援助蒙古的重要性。报告一再声明，苏联军队是“应我们国家的请求”而驻扎蒙古的。
　　泽登巴尔评论说，蒙古同中国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国领导人“歪曲了社会主义原则，野蛮地违背了两国政府相互关系的准则，并且用大霸权主义的政策与行动取代这些准则，用威胁和命令来取代这些准则”。他指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站到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一边去了。”他又补充说，蒙古将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做法的不妥协的斗争”，因为中国的做法“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威胁”。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６月，蒙古又发生了进一步强行驱逐华人的事件。当时，按照蒙古政府的说法，蒙古政府要求“一部分华人”从乌兰巴托（大部分华人在此地居住）迁移到蒙古北部的农场去。
　　据１９８３年８月报道，经蒙古政府与中国政府磋商后，蒙古政府驱逐华人的事件有所减少。但是，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９月份，平均每天至少仍有１００名华侨被驱逐。蒙古外交部长曼加林·杜哥苏伦在一个声明中指出，目前，在蒙古仅仅有２００至３００名中国侨民干活，这些侨民担心整个华人团体会全部被驱逐。

　　据来自外交方面的消息透露，驱逐华人是蒙古政府企图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第二阶段谈判施加影响（见第十四章），同时，蒙古的这种做法与反对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从蒙古撤军有关。
　　１９８３年５月，蒙古《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抨击中国的这种要求是“大肆叫嚣要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一个行动，是在解决中苏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一种企图。在这些行动和企图的背后，中国的做法直接损害了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文章宣称，苏联军队驻扎蒙古是暂时的，是应蒙古政府的请求而驻扎的。文章重申，由于中国鼓吹扩张主义政策，蒙古人民对此有长期的忧虑。据报道，１９８３年８月，杜哥苏伦说，中国长期地企图破坏蒙古独立，企图吞并蒙古。他宣称，“据一些消息透露，几乎一半的（中国）军队已集结在中蒙边境地区。”从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５日到３月１５日，蒙古政府提出了传统性的、大量的防务工作的任务，同时又发动了“响应元帅（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报告中提出号召的运动”。蒙古政府进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提高蒙古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