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军人要面对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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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中州王 于 June 05, 2003 18:16:49:

  中国军人在干什么?面对沉痛凝重的历史,面对耀武扬威的霸权,面对善良委曲求全的同胞,金一南先生发问了。他以带血的忠诚,按捺不住的激动,敏锐的洞察和透彻的分析,大声疾呼:要战胜外敌,首先要战胜我们自己!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舰队在装备方面一点也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可是,为什么我们全军覆没换来割地赔款的屈辱呢?

  中国的军人,中国当代的军人,应该怎么办?

  1936年底中国陆军220万人,世界第一;日本陆军25万人,世界第八。半年以后,世界第一几乎亡于世界第八。再往前翻。英法联军1860年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用了多少兵力?英军一万八千,法军七千二百。区区二万五千人长驱直入一泱泱大国首都杀人放火,迫使其皇帝天不亮仓皇出逃,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一项记录。1900年,英、法、德、俄、美、日、奥、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倒是不少,拼凑起来的兵力却不足两万。虽然京畿一带清军不下十几万,义和团拳民兵更有五六十万之众,仍然无法阻止北京陷落和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 以二万人索取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或许是世界战争史上又一项记录。

  我们声讨帝国主义的凶残及其侵略成性、掠夺性、喋血成性,我们诅咒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为那部屈辱史我们长叹不已、挥泪不已。这还远远不够。战争是不计道理的,从来不一定谁有理谁就得胜。战争最计究实力。

  无先进武备无法一战,有先进武备胜利便唾手可得了么?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7335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之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为何反倒败得更惨?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陆军主力步兵师装备步枪6127支、轻机枪254挺、重机枪75挺、 迫击炮24门、步兵炮24门、野炮36门,堪称当时的世界水平,不也仍然一溃千里?

胜利如果仅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和,旧中国的军事何至于败得如此之惨。

  自战争诞生出军人这种职业,它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为战胜。但战争法则钢铁一般冰冷。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无危机感无紧迫感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

  军人最可贵的精神就是胜利精神。除去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这样的军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无价之宝,没有这样的军人,我们到哪里去发掘未来决胜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样一批人力为之献身,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军人皆梦求胜利。却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付出代价,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燃烧自己的生命。从古到今,胜利从来偏爱千锤百炼的军队,和千锤百炼的军人。

  花环与荆棘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如果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向大人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懂事的大人,该如何回答?

  教科书上说,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结局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花环。戴上这只花环,却让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荆棘。那里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必须说清而又不易说清的事情。

  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末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这场事变,别说不懂事的孩子、连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了:华北地区的全部日军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的十九路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人就已如此深入到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同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可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当时东北地区日军不足2万,而张学良之东北军人数达19万。19万人也末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吉,四个月占领整个东北。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我们还必须直面那些往往令我们不那么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要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有多么软弱,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有多么腐朽,你就永远不会理解软弱与腐朽要带来多么巨大而深重的灾难。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

  一 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

  一、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其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仅源于挪用经费

  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事件,按满清大臣文详所述是"东洋一小国……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发出了"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突然完全停止了呢?连慈禧皆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几近将海军视为身家性命,却突然要将其经费挪去兴建颐和园呢?慈禧正面对另一个烦恼。修圆明园,估工银2000万两。户部尚书阎敬铭称无款可办。海军和圆明园,成了慈禧的两块心病。

  铁甲舰和颐和园,应该说是一对矛盾体,但对慈禧来说却毫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奢华。一切似乎都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给予痛骂。

  李鸿章早年感觉到宫廷侈奢与国家防务的巨大矛盾。他在上奏中要求宫廷停“不急之需",话虽婉转,也还是有一些胆量。李鸿章为筹建海军奔走数十年,多有慷慨陈词之处和苦心竭虑之思。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对本身政治地位的忧虑。李鸿章在朝中政敌甚多。其之所以能够鹤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作为一个满清官场政治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做出了抉择。此处怪异就在于,政敌竟然以挪用海军经费去化解。

  北洋海军表面的强大蒙蔽了李鸿章,通过李鸿章也蒙蔽了清廷。在这种心态下,挪用部分海军经费似变得无伤大局。这个早年对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临头,对危机的感觉却变得如此麻木。1894年7月25日爆发丰岛海战,8月1日中日宣战,但直至8月29日李鸿章仍在奏报"海军力量以之攻入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依然末从那片虚构的梦幻中彻底警醒。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他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挖空心思为海军筹措经费的李鸿章,和同样挖空心思"变通"海军经费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清廷之所以下决心"大治水师",是出于面临危亡的考虑。失去海防几近意味着失去政权,已被数次危局所证实。挪用海军经费无异是削弱自己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决不会不知。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她迅即宣布"现当用兵之际,必应宽备饷需。除饬户部随时指拨外,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去内帑银三百万两,交户部陆续拨用";紧接着又是一道懿旨:“因日人肇衅,六旬庆辰大典改在宫内举行,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她也知道要赶紧停止精心准备的在颐和园的祝寿,且赶紧归还一部分挪款。

  李鸿章早年曾经说过:“臣愚以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当初呼吁筹建海军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历史在同样人的身上,完成着令人深思的轮回。这不能不说是那种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剧。

  还有一个皆不启齿的原因: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疑虑与排斥。清朝末年,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在求自强的口号下闹得轰轰烈烈,李鸿章则是其中之集大成者。当时北洋海军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几乎已成为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兵部早有人上奏,说北洋水师有变成"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再阅数年,(李鸿章)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他们要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所以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已经是他们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种种桌面之下个人和集团的私怨私利,最后几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点了。但不管怎么斗,结果是一个:吃亏的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停拨了海军经费的人,仅依据他在甲午战争中的激烈言辞,被后来大多数评论家称为"主战派",而首先停发海军经费之事却被人忘记。光绪帝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惜不已。这位主战的皇帝当年"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也被人忘记。皇帝成婚竟要以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且正值北洋经费短绌、无力再添舰船之时。待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了。

  在没有基本透视那部腐朽且庞杂的封建官僚国家机器以前,任何针对个人的结论都是轻率的。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官场福祸蝇营苟且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全部精力投入海军建设,更不要说全部财力了。外患未至,海军是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待外患真至,方想起以海军为共同盾牌。但为时晚矣。不论光绪还是慈禧,洋务派还是保守派,中枢重臣还是封疆大吏,满人还是汉人,在那场深奥复杂、变幻莫测的政治角逐中,谁都不是胜利者。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二、这是一支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其覆灭绝不仅仅归于船速和炮速

  有一个本来简单却被越弄越复杂的问题,危机面前的北洋海军能否一战?流行的说法是,因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北洋海军难以一战。

  从软件方面看,首先,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饷制、仪制、铃制、军规、校阅、武备等等方面。表面上组织规程已相当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相当严格的要求。

  其次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苫。时琅威理为总教习,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 的要求和训练,即使在文化素质上也使北洋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英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再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国家最令人生畏的军舰。两舰是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都证明它们是威 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虽然它加速了造舰计划,搞出对付定、镇二舰的所谓的"三景舰",但就其海军整体实力而言,直到战时也末获得达到此二舰威力的军舰。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十一间对二十一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二十六门。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舰本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

1894年5月李鸿章再次校阅北洋海军,上奏道:"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乙、丙两船,在青泥洼演放鱼雷,均能命中破的";"于驶行之际,击遥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清廷正是出于这种自信,才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不容忽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海军,它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其大本营制订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海军之命运而定取舍。所以如此,因为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海军拨款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百分之六十。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丰岛海战前六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战斗力甚弱。根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战前刚刚由商船改装,船体大大高出水面,不适于作战;其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mm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其实仅是一艘武装商船。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未开始它就被排在日舰战斗队形的非战斗侧,企图用其它军舰的舰体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它也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依靠别的舰只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倒极似中世纪的海盗船(外方评论日舰编队)。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当双方终于在海上相遇、将拉开世界战争史首次蒸汽舰船大战的序幕之时,都非常紧张。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陷入混乱。定远舰的刘步瞻指挥首先发炮,但末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做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皆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瞻、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在海战中毫无节制可言,其中损失实难估量。

  第三是作战效能的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两炮末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文末加训练的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 旗令,此后遂无号令";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 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 其中之经验教训,决不是海军操典所能解决的。北洋海军崩溃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预料。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 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以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决定胜利,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尔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水密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末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刘步蟾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相,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舰队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成为战争进行中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黄海海战,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以致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首先是方伯谦临阵脱逃,在方伯谦后辈的误导下,近来有少数不明真相者为这个逃兵喊冤)1895年2月7日, 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自我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三、是一支被一代代人惋惜了百年的海军,但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差巨大的结局?

  自林则徐以后,中国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尽人皆知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了,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且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空前的失败产生空前的震撼,整个社会人人痛心疾首。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从失败的第一天起,当事者就开始委过别人,洗刷自己。李鸿章则间接委过于清廷,成为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以为李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不妨提出几种假设。假设一,北洋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有人仍然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中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这里面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末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致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烈士的讴歌,旨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的舰队,战时无论也难以组合成有机的整体合力。

  假设之二,北洋舰队为何要死打硬拼?为何不多用谋略,以避短扬长?

  李鸿章从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以夷制夷"的手法贯穿了战争始终。在外交上他一直在殚精竭虑地疏通英、俄、德等国,妄图用它们钳制日本,连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部雇佣英轮"高升"号,以为这样一来日舰必不敢开炮。

  自琅威理被辞退之后,北洋舰队总教习的位置在李鸿章看来,不再是一个利于舰队训练作战、提高其整体素质的位置,而成了一个拉关系的位置。他先用汉纳根,后用马格禄。汉纳根是一个陆军退役军官,只精于建筑炮台;马格禄则是一名英国拖船船长。他们都不是海军出身,对海上作战茫然无知。李鸿章这样用人,有其颇为自得的考虑:通过任命德国、英国两个外行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既争取到英、德两大国的关照和同情,又不至将舰队指挥权落入外人之手。至于此举对可能发生的海上作战会带来什么影响,却一直未在其考虑之列。

  算计不可谓不深,但恰恰忽略了现代战争极其简捷之处:它从头到尾都是兵力的较量,兵器的较量,掌握兵力与运用兵器的人的较量--人的勇气、意志、素质的较量。任何缺乏实力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非谋略不足也,过足也。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其结局并非增拨一些经费、添购部分快舰快炮、或变换一下作战队形既可轻易改变。从慈禧、光绪到李鸿章以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开始,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尊敬。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

  但是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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