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水电工 于 June 05, 2003 18:47:46: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
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
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国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
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
国，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
国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
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国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
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国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
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
不着象秦国统一中国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
不象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州人，无须对生活
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国，就连宗教、服饰、
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国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
国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
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国人”，——更像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三
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国历史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
不象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
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国本土的民族
服装一千余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
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

　　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州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国化。所谓
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
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
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国话，适应了大陆
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国人已无二致。平民之
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
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国家庭收养，
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国，自身则为中国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
化”。中国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
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
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
这种力量在中国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华洋杂处的香港、
澳门，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国内地通过这两扇
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国城、唐人街，又将多
少中国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
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
本文化。中国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人、
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国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
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
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
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
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
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
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党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
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
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国话，自诩为“中国通”，不是没有事
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
究中国学，却精通中国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
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国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至少，
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泽东及其他满口乡音
的那么多国共两党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
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
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
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国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
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
童看的。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
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
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
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
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
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
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
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
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
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
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
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
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
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
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
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
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
——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
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
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
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
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
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
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
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
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
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
“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
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
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
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
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
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
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
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
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
是唐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
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
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
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
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
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
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
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
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
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
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
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
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
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
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
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
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
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
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
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
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
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
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
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
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
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
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
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
“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
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
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
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 ，600 人。
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
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
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
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
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
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
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
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
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 本日文书
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
日译汉的书有1 ，759 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
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
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
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
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
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
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
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
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
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
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
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
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
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
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
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
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
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
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
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
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
；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
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
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
鲜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
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
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
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
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
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
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
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
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
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
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
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
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
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
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
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
“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
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
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
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
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
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
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
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
“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
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
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
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
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
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
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
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
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
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
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
（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
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
129 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
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
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
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
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
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
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
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
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
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
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
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
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
除，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
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
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产党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
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
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
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
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
并中国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
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 月5 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
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
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
命党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