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水电工 于 June 05, 2003 18:48:22: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
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
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
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
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
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
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
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
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１. ４倍，实现了工
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
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
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
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
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
国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
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
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
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
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
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
“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国孩子糖吃（
“满州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国游击队活动频
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
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产党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
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象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
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这种情况，直
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
的中国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
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
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沦陷区算是幸运。
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
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
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
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1936年，中国高等学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战结
束时，中国高等学校为１４１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学生从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
在中国率先发展的原因》，华夏文摘总四○四第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
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
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
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张春桥的“宁
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
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
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
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
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Ｑ。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
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
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着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象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象
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
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
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
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
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
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
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
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
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
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
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
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
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
“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
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
“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幺
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
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
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
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
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
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
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
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
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
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
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
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
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
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
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
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国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杀暴行
在中国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
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331 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
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 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 年，败楚
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 年，大败韩魏联
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 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 年，破韩军，斩
首四万；前274 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 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 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 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国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国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
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国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国
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
民尽皆屠杀，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
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
中国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国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
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
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人无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
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国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清朝征服整个中国
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
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
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
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杀。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
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杀，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
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杀。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国：“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杀。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平定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
明清之际，屠杀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满人杀汉人，清军中的汉人也杀汉人，
不然杀不过来（满人太少）。侵略者杀老百姓，农民军也杀老百姓，张献忠在四
川就杀人一百万。李自成在北京，开始杀明朝降官，杀到后来控制不住，烧杀抢
掠行同强盗。老百姓有机会也杀人，清兵占领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
报复，成群结伙袭击掉队的大顺士兵，将他们捉了烧死或砍头，大约有两千人被
杀。明朝的官军也杀百姓，动不动就“纵兵劫掠”，滥杀无辜。
“王道”：从屠杀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发生过文明的、不残暴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理
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实例我却没听说过。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
为了征服中国，竟以大规模贩毒，麻痹和残害整个民族的身心作为手段。法国是
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家园，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曾遭到法
国作家雨果的痛斥。苏联是中国的盟国，又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它的
红军在东北干的坏事却教人叹为观止，还拿它毫无办法，——国共两党都要巴结
它，以换取在东北的优势。美国号称现代民主和保障人权的楷模，当年在印度尼
西亚“帮助”苏哈托清除共党势力上台，杀了60万颗人头。后来据说因为“良心
发现”，中央情报局曾承认有大约5 千人是自己亲自下手。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
实行“饱和式轰炸”，使50万平民丧生。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狂轰滥炸、施
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杀死了300 万越南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强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
联军共两万两千人，其中日本军队八千人，俄军四千，英军三千，美军两千。日
军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打头阵。义和团兴起，与德日两国结怨最深。但日军却没
有像其他同伙那样，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地采取血腥报复行动。一位叫蓝登的西
方记者报导：“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
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
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象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
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
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
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皇军兴亡记》）
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
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杀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1940年9 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中国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 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312 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杀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300 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
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国人出
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
“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
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
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
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
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
他们也得在“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欺骗”，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国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国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
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国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
人士。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
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
敌对国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
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
天要被至少十个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
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
的170 名英军及伤员被俘后全部杀害，七名女护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杀。其中
一名英籍女护士甚至被绑在尸体上轮奸。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
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
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八万
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一万七千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1200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1944年12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150 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
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和中国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11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他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
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
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
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忆录中，
专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1940年2 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
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
“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
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
势作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
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颇有点像共产党描绘的“军爱民，
民拥军”的景象。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1942年
至1943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国军
队的枪。仅此一役，就有五万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温故一
九四二》）
近年中国有首流行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天地之间
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国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捱，挣扎在生
死线时，仍只顾横徵暴敛，毫不体恤；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
百姓。中国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
有不遂，武力随之，更滥征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毗邻的日
军则用现金雇工人筑路，不但不侵扰百姓，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
“秤砣”于是向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
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对老百姓而言都是“官军”
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
抢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如果你尊重民众，友好相待，你就是
仁义之师。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近乎“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
他一条“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在绝对正确的
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民为本，而社稷次之。”
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进一步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应该高于党派利益，而民生利
益又应该高于国家利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
人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大约为1918年。“我们国
家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
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
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
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