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倪乐雄 于 February 16, 2004 15:52:09:
对二十世纪中国军事现代化总体分析、评估和经验教训的总结显然是个令人望之却步难题，何况在这一框架内的各种微观、宏观的研究已遍地开花，令人目不暇接。本文的研究所采取的途径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几个重点问题进行探讨。有别于时下学者通常追求“体系的完整性”的做法。虽然，历史的反思需要采取综合的观察角度，并使用综合的评价尺度，但却不适合本专题的探讨。既然要对中国的百年军事进行总结，那么只能暂且以军事现代化作为唯一的价值评价尺度来审视一切与之有关的现象和问题，至于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其它社会涵义的揭示不是本专题的任务。所以需特别声明一点：本文对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作的结论，并非这些现象的全部意义，仅仅是军事方面的意义，而这种结论与其他角度观照下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发生冲突。比如说，从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而论，袁世凯是个开历史倒车的丑角，但以中国军事现代化论之，他是中国现代化陆军的主要开拓者。当然，政治上倒退和军事上积极进取在袁氏身上奇妙统一，这一矛盾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辗转曲折，不过，这也不在本专题讨论之内。
研究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至少有两个重要理由，一是军事现代化在中国社会摆脱古老的传统枷锁，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整体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牵引作用，如果把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看成是一排相互关联的多米诺骨牌，那么军事是首先倒下并引起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阶层等社会结构连锁反映乃至文明发生质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更进一步说，中国军事领域的变革既是我们整个传统农耕文明转型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是历史起点。概而言之，军事现代化是中华文明转型的火车头。二是战争乃文明的试金石，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表明，中华文明并非汤因比和斯宾格勒所说的是一种僵死的文明，1而是具有迅速回应外部挑战能力的文明，这点比照一下美洲印第安文明就十分清楚了。
一，中国“农业--军事型”的传统特征
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中国一百多年的军事现代化归纳成从传统的“农业--军事型”向“工业--军事型”的艰难转型的过程。要把这一过程解释清楚，必须先从传统的“农业--军事型”背景着手。
中华文明发育成熟的第一要素是地理环境。大约在北回归线至北纬３５度左右之间，横跨三个气候带，这片广阔的平原、丘陵和山地为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所覆盖，自然条件极其适合各种农作物生长。这片农耕区域北面是蒙古草原，南面是亚热带丛林，东面濒临大海，西面连接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和环境气候上形成这一农耕区域的天然封闭状况。这一区域的人们选择了定居的农业耕作作为主要生存方式。这一农耕区域内，维护农业生活正常运作是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意识形态等等社会管理活动的终极目的。这些特点对于形成独特的中华文明以及生活于这一文明区域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具体的日常生活产生着深远持久的影响，
同样，这些被法国年鉴学派称之为“历史长时段”因素深刻影响并决定了中华文明军事领域的特征，形成独特的军事方面的传统，这些军事领域的特征和传统具体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为土地而战
农业文明中的人们以农作物为粮食，土地为生存第一要素。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还是统一时期，战争经济性根源绝大多数与土地有关。比较典型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互攻伐的主要原因是为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着想。2这一时期的强国都具有主动性和进攻性。在海内既定，国家统一时期，战争的主动性、进攻性削弱，防御性战争是为常态，因为周边地理上，已无值得进一步扩张的良好耕地，而在统一版图内的辽阔农业区域的管理工作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对外战争中，除非外部世界入侵或严重的、不断的骚扰威胁，不得不为保卫土地起而应战，3不然，则尽量避免对外战争，至于为炫耀武功而对外用兵，一向被视作穷兵黩武而受到谴责。无论统一时期的防御战，还是分裂时期的进攻战，土地往往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中国人的战争激情。4
二、防御性军事战略5
中国国家起源的初始因素在于建立合理的大河流域的农业灌溉体系，目的是维持这一农耕区域日常生活。第一个统一王朝--夏就是由治水英雄大禹建立的，农耕生活--治水--国家，这一独特的历史模式也就决定国家某些功能方面的独特性，进而也就决定作为文明的、社会的、国家政治工具的军事方面某些功能的独特性。
就外部威胁而言，国家的军事战略的最高目标是保卫现有的耕地，因为耕地是生活之源，外部地理环境不适合耕作，中原地区的人们也不适应那里的气候，也就没有向北面沙漠、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带实施疆土扩张之必要。由于中国的东部属于辽阔而呈开放性的太平洋之一段，并非类似欧、亚、非大陆板块所环绕的地中海海岸线之一段，在风帆时代的日本列岛长期处于落后和封闭状况，无法形成对等而频繁的文化交流，故而长期以来，中原农耕区域即不存在依赖海上商业贸易的需要，又无来自海上的外部威胁，因而也无向海上扩张的动力。南方亚热带环境虽然亦适于农业耕作，但中原农耕区域的人们不太适应那里的气候和日常生活习惯，而且中原地大物博，区域的内部管理已经力不从心，所以也没有继续向南扩张的欲望。这些基本因素造成历史上中国军事战略长期呈现防御性特征和传统，6以及对外交往时的和平主义倾向。中国的长城是中华文明军事防御性特征和传统最典型例证。7
三、 内战重于外战、善战却不好战
中原农耕区域长期的生活实践使人们形成一种牢固的“集体无意识”--统一的观念。简略分析一下，可能是封闭型大河流域农耕社会只有在统一的规划下，才能产生最佳的工作效率和最佳的生活秩序以及最稳定的日常生活状态。久而久之，统一的观念成了中华群体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影响并指导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8中原农耕区域日常生活的破坏性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入侵，在古代主要是拜访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入侵，二是内部动乱。这两种危机有时单个出现，有时一并爆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原农耕社会内部管理失调呈现周期性规律，这一现象大致分为天灾人祸两方面因素，由于这两种因素出现的频率极高，所以一方面社会内部始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危机，另一方面当这种危机发展到极端时，战争成为唯一解决危机、恢复农耕生活正常秩序的有效途径。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内部危机出现的频率要远大于外部威胁而引起的危机，而且外部威胁尚有和亲、纳贡、称臣、割地赔款的化解手段可用，而内部出现危机时，这些手段大都无效。最关键的问题是内战直接影响到社会内部生活秩序的崩溃和重建，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更多地重视内战。
中国社会因内部管理的周期性失衡，以及外部入侵威胁的频繁，故时常处于战争状态中，使人们经常经受战争的洗礼，从而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大河流域大型灌溉型农业治水社会依赖四个生存原则：严密组织、高度统一、金字塔组织结构、崇尚权威、崇尚服从，这四项生存原则同时又是战争运作的原则,而水利管理带有预防性质，故而在本土防御性战争中，生存原则与作战原则能够保持一致，从而造就了善战却并不好战的民族特征。
四、陆权主义军事传统
从世界范围来看，以海洋贸易构成经济生活重要之部分的濒海民族和国家为了保护海上交通线，重视海军军种，在军事上往往形成海权主义传统。最典型的是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历史，雅典、迦太基、罗马帝国、威尼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海军的强大与否往往决定国家盛衰。因此，海权主义可以看作西方文明在军事领域的特征和传统。
大陆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生活并不依赖海上贸易，着重于在内陆建立稳定的生产和流通体系，为保护和维持这种经济体系，自然重视陆军军种，长此以往也就形成陆权主义军事传统。中国虽然地理上东南濒临大海，但几千年来，经济上并不依赖海上贸易，主要以土地耕作为营生，所以，自古以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陆权主义军事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为主，东方儒家文明在军事领域的特征同其它内陆农业文明一样，奉行的是陆权主义。
二、西方军事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分析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存在的问题，辨析其中的得失，必须了解西方军事现代化过程和其中的规律，提炼出军事现代化的一般模式作为参照系。这样才可能进行对比和评价。
欧洲社会包括其军事力量从１４世纪崛起的关键要素是市场原则突破了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并凌驾于二者之上。9从１４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出现了异变迹象，作为社会整合的两个关键性要素--君权和指令性结构受到真正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以指令性原则为核心的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受到市场原则的真正挑战。这一变革社会的关键性要素是由四个基本条件所导致：欧洲政治上的分裂、远距离的商业贸易、１３００～１６００年形成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出现、以及敌视商业精神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对市俗政治的软弱无力四个基本条件。这四个基本条件促成市场原则成为欧洲社会的主宰。
在上述四个基本条件中，政治分裂是事情发生变化的逻辑起点。自从世界性民族大迁徙以来，日耳曼人推翻了罗马帝国后，欧洲陷于混乱中，加之欧洲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成份的驳杂，造成欧洲社会政治的长期分裂。由于政治分裂，使得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感到资源贫乏，不得不同较远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因此长距离商业交往成为欧洲社会必须进行的事务。作为农村社会潜在分裂因素的少数商人和流动小贩，为使这种必需的长距离商业活动得以进行，不得不武装自己。如果没有武装护商，长距离贸易则无法进行。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同于乡村骑士的第二支武装。这一现象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欧洲中世纪商人具有尚武精神和商业精神相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又同古希腊时代的地中海贸易传统重新衔接。因此，商人阶层渴望自由地获得武器。进而成了全欧范围内刺激武器不断改良的长期动力源。
在１３００～１６００年间，一个被麦尼尔称之为“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雏形逐渐在以封建庄园经济为主的欧洲开始形成。它源于北意大利，然后向低地国家和法国、西班牙扩散。在北意大利几个商业中心（这几个商业中心亦被认为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发生的军事管理和社区管理的新现象，麦尼尔称之为“战争业务的开辟”10。由于市民社会出现分化，以及这几个新兴商业城镇被市场原则所支配，城市民兵制衰落，代表商业精神的契约形式的雇佣兵制开始出现，并由最初的短期混乱转向长期稳定。
在欧洲社会向商业化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副作用没有发生较大的阻碍作用。这点和中国儒家意识形态相比较十分明显。基督教对商人阶层和市场精神的敌视和儒家相似，而基督教的神学对高利贷的谴责比儒家说教更为严厉，11然而，基督教世界分裂为多个不同的政治结构，得不到市俗政治的有力支持，所以不能像儒家学说那样，对社会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它对商人和市场精神的实际压制远远比不上东方的儒家，尽管它比儒家学说更仇视市场精神和市场行为。而路德的宗教改革，使新教尽量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12
上述条件使市场原则得以发生并进一步波及社会各个领域。当波及军事领域时，一个最重要的、注定对历史将产生深刻影响的现象发生了，即在西欧最活跃的商业经济中心，市场行为和军事行动构成了互动关系。市场与军事开始相互作用，商业原则、商业势力、商业态度开始逐渐支配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市场原则。这在以前是少见的。从１５世纪开始，欧洲激烈的军备竞争和战略战术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在本质上是１４世纪北意大利诞生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生长过程，是市场与军事互动的结果。13
接着，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产生了，即市场原则首先在战争领域突破指令性原则，日列的军火工业是个典型例子。１６世纪开始，列日成为欧洲重要的军火中心，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西班牙和其它国家想占为己有，但每次占领都导致大炮生产瘫痪。每次军队撤出后又都恢复了正常生产。这一现象表明：只要工匠和资本家无需以西班牙或其他政府的法定价格（指令性价格）出售产品，自己定价出售，统治者才能得到维持统治所必需的物品。正因为统治者这一致命的弱点，列日人才能自己定价，即使是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按价付钱，否则一无所得。除列日之外，欧洲还有数十个类似的地方。
市场原则与指令性原则在军事领域决出胜负后，一是在地理上向欧洲各地扩散，二是向社会各领域蔓延。在政治领域，财政限度成了最高权力，这种权力甚至凌驾于欧洲最强大的国王的君权之上，“王权神授”的教会观念被挑战。借助人类的战争事务，银行家编织成一个信贷网络，君王们也只能在其范围内活动。
军事业务和市场系统的结合在意大利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几个最早的欧洲商业城市，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通过雇佣军头目与城市行政官的订立长期契约，一些雇佣军头目通过同化和篡权跻身于城市统治阶层，这是第一阶段。为避免雇佣军政变以危害城市安全，城市雇主和越来越小的军事单位订立契约，战时则有文职官员任命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高级指挥官。这样军官们的前途取决与有任命权的文职官员，而不是所拥有的部众。文职人员开始对武装力量拥有控制权。一种新的战争体制在１５世纪末的波河流域出现了，它是根据财政和外交的分析计算，将手段和目的联系起来的战争商业化体制，这是第二阶段。这种体制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雇主而非被雇者。军事业务和市场系统结合的整个演变可以看作从自由市场到少数巨头对市场的垄断，即勒索者和抢劫者依靠无数地方性的“市场”交易来规定保护费用，发展到少数军事大头目和城市行政官制订和撕毁契约。
军事业务和市场系统结合的重要结果之一是武装力量的商业--官僚化管理。从意大利传播到低地国家、法国和西班牙。在１７世纪，这种组织战争的现代方法在德意志诸邦扎根，在瑞典、英国甚至俄罗斯也产生这种方法的变体。另一方面，市场原则控制社会的局面一旦形成，道德、法律、银行信贷、关税、技术专利权等方面都服从于市场竞争。对商业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西欧来说，军事武器成了商业的保护神，武器是商品社会里最重要的商品，而市场竞争规律又对旨在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科学技术发明，以及将这种发明转换成军事技术和武器更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每次军事技术和武器改进和发明必然导致军队装备、训练、编制、战术、战略以及军事理论的变化和更新，从而造成军事领域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发明的频率越来越高，导致军事领域的革命也越来越快。
从１４世纪起，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欧洲开始了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军事支持了政治、经济的扩张。同时，扩张着的政治和经济也支持着军事扩张。这个社会生产领域本身的各种发明和同外界交流所引进的技术，统统卷入这种性质的循环中，促成这种循环发生进一步的质变，欧洲各国政府政治、军事、外交完全沦为军事--商业社会体制的工具。１８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欧洲的战争商业化发展为战争工业化。军事生产部门一直在资本主义从自由到垄断过程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到了１９世纪，欧洲军队的武器装备，编制训练和组织管理技术都明显超越地球上的其他地区。
三，中国军事现代化在文明传统上的障碍
西方的历史表明：以市场原则为核心的社会整合的成功，是欧洲军事力量崛起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到目前为止，历史尚未提供第二种成功的途径，那么不能否认，欧洲军事发展道路是目前唯一成功的途径。以此为参照来考察中国是十分必要的。
市场原则早在中国先秦时代就已出现，尤其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左右，中国的工业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变化比欧洲早数百年，这一切都是以中国社会本身的大规模商业化为基础的。当时中国朝着市场调节的方向的迅速演变，在全世界起了改变均势的作用，对于从日本海和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直至欧洲整个海域内兴起的与市场相关的活动，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是中国人首先向世界提供了以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来调日常社会生活的生存模式。今天看来，提供这样一种生存模式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中国的榜样促使人类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长达千年的探索，即依靠价格以及个人或小团体（合伙经营或商社）的私利观念来大规模地协调人们的活动，究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但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使用金钱能比其他任何办法都更有效地动员财力、物力和人力来进行战争或从事其他公共事业。必须创立新的管理方式和新的政治指导模式来调和军事势力和金钱势力之间的初期对立；到后来，在这方面手法高明的社会--西欧就成了世界的主宰。”14可见虽然中国社会最早诞生了市场原则，但始终处于君权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的控制下，始终没有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结构，并凌驾于二者之上。这无疑是中华文明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主要原因，也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和军事领域落后的根本原因。
市场原则没能自发地成为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重新整合的核心原则，这一历史现象只要对照欧洲的历史就会明白。与欧洲相反，自秦汉统一以来，中国社会出于长期政治统一的状态下，统一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使管辖区域内不存在西方性质的“长距离贸易”问题，因而也无武装保护陆上、海上贸易线的问题，不存在西欧社会最早的“军事--商业复合体”萌发的土壤。相反，由于北方草原民族的严重威胁，中央政府不得不统筹社会人力、物力以应付来自北方草原的长期威胁。由于内乱的隐患，中央政府不得不对社会各个方面实时严密的控制。这样，指令性原则和指令性结构成了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
传统的重农抑商是市场原则没能成为主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农业文明的社会运作的基本条件是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农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目的就是保证这种紧密联系。军事和商业在本质上是对这种紧密关系的破坏，因而必须加以控制。这似乎成了一种历史模式，２０世纪之前没有那个朝代能够摆脱这一模式。15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则对这种商业控制给予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支持。儒家对争利性质的战争和商业精神的抨击是市场原则受到压抑重要因素。儒家强烈的反战和贬商意识，反映特定时代社会合理运作的需要，自秦汉以后，政治统一成为中国社会的历史共识，儒家意识借助政治权力，成为官方的意志，对社会和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虽然儒家对商业精神抨击远不如西方基督教来的猛烈，但事实上对商业的抑制作用远远超过基督教，在蔑视商业行为方面，形成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的一致，
一旦市场原则受控于指令性结构，便走上一条与西欧迥然相异的道路，商业经济在政府指令性管理的严密监视和任意摆布下艰难运作。中国商人不能随意将利润用于重新投资，政府对私人企业有优先购买权，并在必要时实行没收性税收，变私人企业为国营或干脆让其破产。这样，商业势力无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不可能成为培育科学、技术、教育、军事、外交及其它社会领域一切现代化要素的母体。
对战争事务和一切与军事有关的方面则控制更严。大一统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使原始的农业社会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强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指令性管理结构本身。这种社会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胁，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军事技术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浪费！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里,不可能出现类似日列那样能够制约君权的商业中心，商业也不可能同军事力量合流，形成“商业--军事复合体”社会雏形。中国封建社会极度缺乏刺激军事技术进步的动力源，只有在受到大规模入侵威胁时，中央政府才会通过指令性动员，鼓励军事技术的发明，这种鼓励同西方比较起来是单纯的，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专业化经济、金融体制、生产部门、交通运输、技术专利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一切与农业经济无关的技术均不会得到重视。军事技术始终建立在简陋、停滞不前的农业技术基础上，16军事技术的进步缺乏长期的刺激源。又因恐惧内部叛乱而对不怎么高明的某些军事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一旦太平盛时来临，发展军事技术仅有的动力很快消失。
四、“单骑突进”--追求海权的主观失误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西方军事现代化有以下几个重要规律；一、军事现代化并非是个单纯军事领域的转型问题，不能脱离社会其它诸方面而单骑突进，而是由整个社会转型带动起来的，是整个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二、军事现代化的完成必须以社会诸方面现代化的完成为前提。三、军事现代化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构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四、军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军事--农业体制”→“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 “军事--高科技体制”。五、军事现代化在国家战略的理论和实践上是从陆权主义走向海权主义。17
按欧洲的模式，中国军事现代化也应经历欧洲三个具有清晰时间序列的演进阶段。但是，由于传统农业文明的过分成熟、以及外部压力的巨大，使得聚变中的中国社会来不及像欧洲那样，在没有经过一个从容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成熟期的情形下，几乎是直接地向工业化急速迈进。或者说，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和工业化是同时进行的。18因此，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现代过程中也就明显地省略或超越了“军事--商业体制”阶段，一开始就出现从传统的“军事--农业体制”直接向“军事--工业体制”转型的特殊现象。这显然大大加重了转型的难度。
现在看来，由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文明同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在19世纪中叶发生激烈碰撞，中国遭到有史以来外部世界最严峻的挑战。这样，历史给中国军事现代化所规定的客观任务是在社会总体上完成从“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工业体制”的转型。在具体军事领域则要完成从传统陆权主义向现代海权主义过渡。据此，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认为，虽然中国军事现代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以20世纪强国的标准来衡量，总体上是失败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可归结为两句话；从陆权走向海权，从海权退回陆权。
一、从陆权走向海权
从地中海文明的军事传统中，我们总结出一条规律：当海上贸易成为社会经济重要部分时，也就同时成为海军军种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是海权主义的基础。如前所述，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从未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长期缺乏发展海军军种的原动力，也没有产生海权思想的物质基础，虽然在军事技术层面上不乏成熟的海上作战的军事技巧。中国社会因维护农耕生活秩序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注重陆军建设，这是陆权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从经济学角度看，海军是海上贸易国家维持生存所必要的成本投入，同样，陆军则是农业国家维持生存时必要的成本投入。
中国陆权主义军事传统第一次受到西方海权挑战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19鸦片战争究其冲突的社会性质而言，是西方前“军事--工业体制”与中国古老的“军事--农业体制”的冲突和较量。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得出“师夷之长以制夷”20的认识。虽然这一认识比起将西方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有所进步，但根本上仍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所追求的是军事技术上达到西方的水准，社会其他方面则保持不变，以此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清王朝按此思路在海军建设方面采用单骑突进方式，总算拥有了一支庞大的现代化海军。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之一是海军决定国家命运。北洋海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的诞生毕竟标志着我们在军事理念上，从传统陆权走向了现代海权。这就标志着我们至少在军事领域被卷入西方文明的潮流。21
但在总体上，北洋海军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而清王朝出于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的考虑和盲目的恋古情结，只是希望在尽可能不触动传统社会的前提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海军来维护国家安全。这就使得北洋海军先天地带上了无法克服的缺陷。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承担社会转型使命的阶层是酝酿了数百年而培育起来的资产阶级，这一阶层的利益已与旧的社会结构脱钩，而同新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因而具有同旧的社会体制彻底决裂的基本条件。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属于传统社会的贵族阶层，其利益与传统社会结构紧密相连，而与现代社会结构无缘。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势必打破旧的社会结构，这也是军事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就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并使政治精英阶层产生“角色冲突”。晚清的悲剧性矛盾在于：历史尚来不及造就出真正能够担负社会转型使命的精英阶层（新的精英阶层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只能将社会转型的使命交付于这一使命的天敌、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们。晚清社会变革和军事变革在政治精英们的‘角色冲突’的尴尬情形中，寻找着一条既能维持旧的社会结构，又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一厢情愿却又行不通的平衡之路，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为其进行理论张本。这样，西方以社会全方位转型为前提的军事现代化在中国蜕变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建立现代军事系统，军事现代化置社会整体转型于不顾，以“单骑突进”的错误方式进行运作成为必然的选择。然而，传统社会结构内是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现代化军事系统，由此可见，以北洋海军为标志的中国军事现代化在起步时就已误入歧途，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首先，北洋海军建设不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依托，而“单骑突进”的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作为，比如铁甲舰代替了木帆船。但从长远看，军事现代化必将失去其它社会系统的支撑，其发展定是畸形的、极其缓慢的，最终经不起强有力的碰撞。22清王朝与北洋海军是历史上真正的奇观之一，其性质是把一根生机勃勃的绿枝嫁接在即将枯萎的老树上，嫁接者的愿望是如此地荒唐，想以此来挽救老树的生命，结果是老树和绿枝一块完蛋。23
其次，清王朝不仅在社会转型和军事现代化关系的处理上，陷入“单骑突进”的误区，而且在纯粹的军事领域也采取“单骑突进”的做法，弃陆军于不顾，一头扑在海军上。其思路是只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把外部威胁挡在海上，就万事大吉，至于陆军现代化并不重要，而日本从１８７１年９月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起，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同时起步，24两国军事改革观念和实践的差异在２４年后终于见分晓。甲午战端开启，日本陆军连连得手，直到陆上威胁北洋海军基地的趋势已十分明显，清政府方才感觉不妙，在外国顾问汉纳根的建议下，才匆忙下了建立新式陆军的决定。25但临时抱佛脚，为时晚矣。事实上，正是在日本海军和陆军的协同下，北洋海军才被全歼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现代化方面抢先一步的日本陆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日本陆军在陆上协同作战，单就海军之间对抗的话，日本海军不可能全歼整个北洋舰队和占领威海卫、旅顺基地。这样一个通过简单逻辑推理和沙盘演习就能得出的结局，却要付出海军覆没、中国丧失一百多年的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学费”才能明白，简直岂有此理！这种恶果若要究其根本，完全是清王朝既得利益集团为自己一己之利，在军事现代化问题上陷入双重“单骑突进”的误区所致。由此反映出清王朝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是多么被动和愚蠢。也许正应验西方哲人的那句格言：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刻起飞，就在日本新式陆军配合其海军即将全歼北洋海军这么一个凄凉悲惨时刻，中国陆军现代化终于起步。26
再次，从生存方式和经济生活而论，北洋海军缺乏一种来自生存状态的动力源。不像西方那样，以海洋贸易经济作为生活背景，因而海军军种可视为现实生活的逻辑展开。在经济运作上，西方海军是商业、殖民运动必要和有效的成本投入，并同商业利润形成良性互动。由于社会没有从农业向商业贸易型转型，北洋海军的生存背景是农耕社会，海军与社会经济方面形不成良性互动，在经济上只能成为农业社会的沉重负担，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27遂使依赖于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与现代海军之间构成相互排斥、互为累赘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深层因素对中国海军建设形成长期的钳制，并非仅对晚清政府而言。
如果清王朝正确地认识到军事现代化仅仅是整个社会全方位现代化转型之一部分，并且按照这种认识去行事的话，尚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东西方文明迟至19世纪才仓促发生全面碰撞，历史没有向中国提供几百年的“军事--商业体制”的酝酿期，清王朝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直接从传统的“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工业体制”转型，这种跳跃式的发展本身难度极大，史无前例，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风险。事实上，清王朝未必没有意识到军事现代化与整个社会变革的症结所在，而是不愿意按正确的认识去行事，28在历史上，当民族利益与统治阶层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统治集团总是想在绝对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变革，在这种主观意愿引导下，统治阶层往往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旧制度领导下的社会转型往往显得缓慢异常、长时间呈现为一锅“夹生饭”状态。当改革的范围、速度不能满足社会起码的要求时，旧制度作为社会转型最大障碍的事实则日益凸现，以致将之铲除成为社会的共识，这时，政治危机便随之降临，现代化转型将被迫采取灾难性的政治革命甚至军事冲突作为手段，29事情演变至此，虽然符合历史之必然，但却极大地增加现代化转型的成本，国家和民族也将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近邻日本的军事现代化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开始便意识社会全方位变革是军事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１８５３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闯入江户湾后的第二年，毅然决定开国并迅速地作了“脱亚入欧”选择，30而不像中国那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书呆子式的迂腐争执中作出错误选择，从而一开始就避免了“中国特色”的“单骑突进”式的军事现代化陷阱。除了政治体制形式上保留“天皇制”，进行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金融、法律等社会全方位的转型。由于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一开始便意识国家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各层面的变革，不像中国当时的部分思想家和政治家那样迂腐地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追求一厢情愿的平衡，从而使日本迅速越过政治改革的沼泽地，没有像中国这样在政治理想、制度选择上付出长期的、巨大的代价。事实表明，耗时过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的选择最终是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二、从海权退回陆权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在西太平洋、近海、邻海制海权的彻底丧失，标志着中国走向现代海权国家尝试的失败。也就注定了在同日本这个最凶恶的敌人对垒中，中国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1895年，中日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但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动荡，以及这种动荡带来的长期内战和日本军事入侵。透过表面纷呈复杂的社会万象，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化转型要解决的、并且实际上想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严重滞后的政治制度与现代化要求的完全不适应；二，寻找最理想的适应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前者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者导致了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并发展到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主线的长期内战。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造成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在军事上几乎全部投入在陆军方面，无法重建现代化海军，更无法跟上时代的节奏，建设决定陆战和海战胜负的制空权所必需的空军。另外，建设一支类似北洋舰队规模的海军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来说，无论为对付国内对手还是外部威胁，只能放弃对海权的追求，把有限的资源投入陆军现代化建设。对外军事战略考虑上，一旦发生外部入侵，只能放弃海上交战，退守大陆。以常规战争水准看，中国这种不利的对外军事态势，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日，至今无多大改变，因此，甲午战争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可以说是从争取海权转向确保陆权，从海上重新退回陆地，彻底放弃了对海权.的追求。
作为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必须有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国家基本利益的现代化海军，应该承担起三项战略任务，首先能够协同陆军确保沿海地区不受外敌入侵，其次能够控制近海包括属于领土范围内的诸岛屿，第三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在必要时，对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特定的远海区域实施控制，并具有在全面战争期间与对手进行争夺制海权的能力。然而在20世纪的重大战争中，中国海军不具备完成上述任务中任何一项的能力。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海军完全掌握着制海权，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沿海地点实施战略性登陆。为彻底封锁中国，日本海军甚至可以实施海上大迂回，攻占缅甸的仰光，切断了中国从海上争取外援的最后一条通道。相比之下，中国海军既不能配合陆军阻止对手在沿海任何一个地区的登陆，更谈不上与日本进行一场海上会战以来争夺制海权。抗战初期，世界军事技术和战术已经发展到以制空权来完成雕制海权的争夺，中国的弱势海军又没有空军协同和掩护，只能退守内河协助岸防作战，接着要考虑的事情是军舰自沉江底，一来可以封锁航道，二来避免成为日本海军的战利品。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连甲午海战的水准都远没有达到。另一典型例子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第七舰队往台湾海峡一横，大陆仅竟然50年过不去。直到20世纪结束前夕，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海权意识在国人中日益重视，海军建设才有些起色。当与世界军事强国对抗时，中国海军纵能勉强执行第一任务，但后两项任务尚难以承担。很明显，清王朝时代丧失制海权的苦果，先由国民政府、后由新中国政府一直品尝到今天。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清王朝在社会转型起步时主观上奉行“单骑突进”原则是这一国防后遗症的主要原因。总而言之，就传统陆权向现代海权的转型而论，居然在整整一百年里都没有完成，中国军事现代化就算不是失败，也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