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倪乐雄 于 February 16, 2004 15:52:42:

　　五、陆军现代化的滞后及后果

　　自袁世凯创建新式陆军以来，中国陆军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是以欧洲国家为参照系的。这是因为欧洲国家较早地进入现代化工业社会，而工业化社会代表着19、20世纪的历史方向，建立在工业化社会基础上的军事力量要比以前任何一种社会的军事力量更有威力。由于中国工业现代化起步较晚，并且是欧洲工业现代化模式的移植，这就决定了陆军和其他军种、兵种一样，不可避免地效仿欧洲国家，并且同世界先进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清王朝的反应迟钝、举措失当，更是加大了这种差距，从而使中国在近半个世纪里，在对抗外部威胁的战争中反映出致命的后果。这种后果在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华东沿海和华中平原地区理应是维持作战能力最重要的地区，但中国科学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导致中国国防力量在军事技术方面严重落后，中国即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陆军基本装备是步枪和轻、重机枪加迫击炮和少量山炮，没有坦克和重型火炮。31虽然中国军队在爱国主义情绪激励下英勇作战，在士气上丝毫不亚于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但日本军队凭借战略、战术制空权的优势，以及地面坦克、重型武器上的压倒优势，32在华东、华中、华北方面的几次会战中取得胜利，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对维持战争最重要、却毫无地形、植被掩护的平原地带和重要沿海城市，退守中国腹地的山区和平原交错地带，与入侵者形成战略僵持。造成这一僵持局面的战术原因是日本侵略军的空军、陆军重型武器的使用受到山岳丛林地形的严重限制，只能使用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小型野战炮，其地面火力强度已与中国军队水平相差不大，而当时中国军工企业在轻武器方面的产量和质量完全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33中国抗战的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放弃相当幅度的无地形掩护的空间，争取到相对的战术火力平衡，是得以成功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前提条件。

　　然而，这一正确战略的实施，所付的沉重代价之一是放弃广大的平原地区和重要的沿海城市，许多公道的工矿企业的内迁虽然大大减少了损失，保存了维持作战的能力，但国土沦丧的代价仍然是巨大的。这些本该立即放弃的地区若不经战斗就放弃，对国民士气、国际舆论、争取国际支援甚至国内政治稳定都有极大的副作用，因此明知在这些地区作战会吃大亏，但也必须硬着头皮展开主力会战，以适应非军事方面的需要。例如，八一三凇沪抗战就是顾忌正在比利时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和上海经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宜过早放弃，在明知该作战地域有利于日军海、陆、空优势发挥，不宜坚受的情况下仍苦苦死撑到最后溃败。34现在许多学者都埋怨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同日军展开多次主力会战，这种看法未必妥当。其实，我们从抗日战争中应该得出的教训不是这种埋怨，而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现代化滞后，将导致无法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而被迫采取从纯军事角度看来不太明智的作战方针，并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抗战初期，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军队和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队在士气上平分秋色，中国方面还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但终因国家科学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导致军事装备的巨大差距，天时、地利、人和显然远远不足以弥补这一悬殊的差距，因而战场上连遭败绩，丢掉半壁河山。35抗日战争另一条被人忽略的经验是：一旦中国军队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就能取得较好的战绩。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日军为开辟华南战场在广西钦州湾登陆，继而攻占南宁，企图切断国际交通线。中国军队在反击中投入装备精良、新组建的机械化第５军，在战车、重炮、飞机的配合协同下，取得饮誉中外的“昆仑关大捷”。36

　　１９４２年４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起初中美两国商定，美国出动第１３航空队，对中国地面作战部队实施掩护。由于北非战场德国隆美尔军团逼近埃及，英军面临崩溃，美国根据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的战略指导方针“先欧后亚”，遂将用于掩护中国远征军的第１３航空队调往北非。在没有战场制空权的情形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最后遭到重创，37一路退回云南，一路退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固然还有其它原因：如英军协作不利，消极避战；缅甸境内多山，中国军队主力杜聿明指挥的机械化第５军难以发挥优势；史迪威指挥失当等等。但是没有制空权是其主要因素。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得到美式装备的中国驻印军第二次入缅作战，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取得辉煌的战绩。过去日本一个大队对付中国一个师绰绰有余，然而，中国驻印军在攻克于邦的战斗中，以对等兵力。即用一个团将日军１８师团一个精锐大队击溃，日军大本营为之震惊。38这里的关键是中国军队得到了更好的装备，并拥有绝对制空权，而日本侵略军地面部队的装备已略逊一筹，而且已丧失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故而屡战屡败。39很明显，同样是斗志旺盛、装备良好的中国军队，能否掌握战场制空权是其胜负的关键。日本军队也是如此。40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又面临抗日战争入缅作战的老问题，不享有战场制空权，这个问题曾一度使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41这一事实造成中国军队在入朝作战初期“五次战役”中，后勤保障不继、一切军事行动只能在夜间进行、丧失许多次良机和胜利、并导致局部失利的主要原因。42中国统帅部初期以国内战争经验为依据，战役计划往往以歼灭对方数个师为作战目标，结果通常是连歼灭美军一个团都无法做到。43主要原因是没有战场制空权和地面火力强度不够，美军一个团的炮火配置比中国一个军都强。中国军队因装备劣势，后勤保障困难，攻势只能持续一周，从而丧失许多良机。44朝鲜战争中，苏联提供了有限的空中掩护，在后方交通线上空建立了一条“米格走廊”，并且帮助新中国建立了一支可观的空军，45尽管这样，美军仍然占据空中优势。此外，由于美军完全掌握着制海权，随时可在中朝军队后方任意一点实施登陆，这就迫使中朝方面沿半岛北部东西海岸线部署重兵，时刻提防侧后登陆，这就必然削弱了正面作战的兵力。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被云吞般大军所吞没的联合国军立即吃了个美国陆军有史以来的败仗，不得不一下子撤退到三八线以南。”46美国政府震惊之下已经打算放弃朝鲜半岛，退守日本。１９５１年１月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指令中说：“如果根据你的明确判断，为了避免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损失，你们必须撤退的话，那时你就可以将部队从朝鲜撤到日本”47美军虽然遭受惨败。处境岌岌可危，但仍然掌握着制空权，并将中国军队原有的６００辆运输卡车摧毁三分之二，前方亟需补充的粮秣、弹药、后续部队等无法前输，因而痛失战机。如果此战的后勤供应能够得到保障，而不是通过无济于事的原始的人力畜力来进行，则可乘胜于撤退之敌以毁灭性打击。其结果必然迫使对手撤出朝鲜半岛，退守日本。

　　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国军队勉强发动第四次战役，因后勤补给不济而受挫。原因是“置身于联合国空军不间断地攻击之下，使得原来就脆弱的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能力不能跟随作战进行补给，因而只能靠各个士兵所背着的补给品来发起进攻，当受阻于难以想象的强大火力壁垒之前丧失了突击能力，就在不能扩大战果的情况之下将补给品消耗殆尽，从而就丧失了攻击能力。”48“联合国军”则通过固守砥平里的战斗，摸清了中国军队的弱点。砥平里一战成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心理上和军事势态上的转折点，从而使其下了在朝鲜继续作战的决心。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因为军事现代化程度没有达到起码的要求，以极其原始的后勤供应勉强支撑前线作战，中国军队失去一次将“联合国军”完全逐出朝鲜半岛的决定性胜利。49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又一次品尝了清末以来军事现代化滞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六、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内战--军事现代化的阻力

　　中国历史反复出现的现象是通过战争暴力实施改朝换代，军事力量是实施政治理想、意志、要求的直接保障，也是传统政治运作的规律之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人们政治文化意识中根深蒂固，而传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也存在着严重制约，因此从清王朝的“戊戌变法”开始，当两种不同的政治运作方式进行磨合时，实际政治运作总是被传统的政治规律所支配。政治差异总是发展成军事斗争。摒弃一切历史细节，从理论上讲：由于历史赋予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是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因此也就把战争暴力改变政治状态的传统带入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并由此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在政治运作中，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意识、价值观要么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利用、要么成为它的装饰品而被愚弄。

　　由于传统的军事与政治变革关系进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导致中国进入这样一个怪圈而长期不能自拔：要成为军事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建立政治上统一的国家，通过国家权力统一地、合理地运用人、才、物资源。但代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统一方案，任何一种方案的确立又必须通过长期的、大规模军事斗争来解决，这种为创造国家富强的前提所必需的军事斗争本身就是一种严重摧毁国力、且导致国家武装力量在整体上更趋衰落的做法。

　　现代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制空权，以中国空军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对未来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已经十分明显，１９１３年春，袁世凯采纳军事顾问白理苏的建议，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为建设空军培养人才，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失败后，航空署和南苑航空学校均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取消。该航校惨淡经营十五年，仅培养了四期航空人才，其他毫无成就，也没有建立起空军部队。50军阀混战期间，云南唐继尧创办云南航空学校，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刘文辉，东北张作霖等政治军事集团对为问鼎中原而建立起空军，１９２５年广东的国民革命政府在苏联帮助下也建立了空军。但因战火连年，消耗巨大，一省一地之财力难以承受空军建设，所以内战虽然有刺激中国空军较早诞生，但却始终处于幼稚状态，而不能正常发育健全，即使是这些支离破碎的空军，实际作用也是打打内战而已。到了抗战爆发，中国空军只是这些“地方空军”七拼八凑的组合，无法与日本空军相抗衡。51至于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更谈不上，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才具备。52

　　为汲取中国军事现代化曾陷于这种可悲的恶性循环的教训，有必要详细分析内战对军事现代化的负面作用。

　　政治统一的国家都具有外部“假想敌”的强烈意识，并根据国际先进军事技术发展趋势来规划国家武装力量发展战略，瞄准国际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来制定国家军事技术发展计划、进行军事预算、规划军工企业发展并配置以相关的重工业发展体系。但内战时期，各政治军事集团的军事规划不可能产生外部“假想敌”意识，因而他们所有的军事规划仅仅以战胜国内对手为最终目的。这就造成关系国防战略的先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所必需人才、资金、技术都无法形成有效的协作攻关，各自为政的政治军事集团所掌握的有限资源仅能研制和生产陆军轻武器装备，而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飞机、坦克、重炮几乎没有研制和生产能力。最令人痛惜的是内战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研制生产的武器都在内战中自相消耗。内战极大地妨碍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53这种恶性循环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结束。

　　二、朝鲜战争、国民党盘踞台湾和“反右”、“文革”等“左倾意识”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除台湾省外，国家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军事现代化有了最可靠的前提条件。但是，军事现代化的前提不等于军事现代化本身！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政治理想指导下的社会变革实验，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这种情况导致中美关系在关键的１９４９年７月至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由于美国政府迫于院外反共势力的压力，拒绝采取现实的态度对待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阻止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北上与中共领导人接触，遂使中国决定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加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１９５０年６月，苏联同北朝鲜领导人在没有征求中国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美国反应强烈。一面出兵干预，一面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大陆统一。不久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北朝鲜兵败如山倒，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鸭绿江。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出兵，被动地卷入朝鲜战争。至此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以后美国利用其国际影响，对中国采取长期经济封锁，致使中国长期不能利用西方先进技术。１９６０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停止向中国技术援助。这些因新中国缺乏外交经验而造成的不利因素严重妨碍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的引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虽然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途径，但也是出于无奈的被迫选择。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虽然搞出了核武器、导弹、人造卫星，但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总体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副作用。

　　朝鲜战争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美国阻止了中国的统一，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台湾获得喘息的机会，大陆被镇压的旧势力阶层对台湾国民党抱有一线希望，对新中国政权形成极大威胁，54加上后来苏联的入侵威胁，造成新中国在战争准备与和平建设之间处于两难困境。55另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各种掌握现代人文、自然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属于暴力方式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在阶级属性上被划入资产阶级，在阶级归属上属于盘踞台湾的代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因而长期受到歧视和不被信任。56除了极个别直接参与尖端军工建设的科技人才得到尊重外，57大批优秀的人文、自然科学人才在“反右”、“文革”中遭到迫害。直到１９８０年代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才改变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和长期歧视知识阶层的政策对中国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造成的损失虽然无法以准确的数字统计方式来计算，但其副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尽管新中国对直接参与国防建设的极少数从事理工专业的知识分子网开一面，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给予特殊的待遇，例如从事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二机部在饥荒严重时还能保证猪肉、水果、蔬菜、豆制品供应，58但这种区别对待知识份子的做法还是反映了８０年代以前的中国决策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没有完全摆脱军事现代化可以“单骑突进”的陈旧观念。这种对知识分子放弃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做法不失为应付眼前危机的有效措施，但对军事现代化长期建设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失策。

　　由于追求革命的彻底性，对西方国家除了了武器之外，视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的知识为洪水猛兽，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展开，国家出现了一个普遍糟糕现象：每次都将“正确的政治”同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军事领域的正常工作人为地构成所谓“红与专”相互否定的矛盾。政治上的权力斗争也往往以这种方式展开。１９５８年，军内的“反教条主义”就是在防止“匈牙利事件”和张国焘式的分裂借口下，把刘伯承元帅主持下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视为“资产阶级建军路线”，进行了全盘否定。59１９６５年的大比武也遭到清算。聂荣臻元帅原打算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建立十八个国防科学研究院，才建了几个，文革便开始，被“四人帮”冠以“大科研主义”而遭到批判，最后不了了之。60

　　“文革”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严重阻力是不言而喻的，仅举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军种空军为例，“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出来的几百架飞机因质量问题出不了厂。已经交付空军使用的一些飞机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如歼-6Ⅲ飞机的进气道铆钉脱落。纵向操纵过灵；强-5飞机的瞄准具质量不过关，铆钉松动，导线焊接不牢；直-5飞机的旋翼大梁内壁加强肋裂纹，主减速器齿轮折断等等。导致空军后来发生多起严重事故，震动国家高层领导。61

　　七、与世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差距

　　众所周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德国为首的世界军事革命的标志是建立在坦克、飞机两种武器基础上、空军与地面机械部队的协同作战。这种２０世纪标准的正规作战样式的生产力标志是钢铁、化学为主的重工业、无线电技术、特种金属冶炼、加工工业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飞机和坦克就出现在欧洲战场。２０年代初，英国人富勒、利德尔·哈特、法国人埃蒂安纳相继提出了机械化战争观念，并预言下一场战争的样式是空、地协同的机械化战争。同时，意大利的杜黑、美国的米歇尔提出了制空权理论。英国于１９３３年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坦克旅62德国最早将这一思想进行实践，于１９３５年10月组建了三个坦克师。63法国在１９４０年１月成立了装甲坦克师，苏联在１９３３年组建机械化军，美国是在１９４０年７月成立坦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打击配合地面坦克集群冲击是欧洲主战场的常规作战样式。而中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共内战中，武器装备和作战水准基本上还处于欧洲１９１８年左右的水准。

　　２０年代初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就详细介绍过西方的机械化战争思想，可见当时中国人在引进介绍西方新军事观念上并不落后，但国家科学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机械化部队所使用的坦克、重炮、高射炮、卡车、摩托车、舟桥器材、无线电通讯器材都不能自行制造。中国军事领域的有识之士只能纸上谈兵，做无米之炊。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于１９３８年组建了第一个能够实施战略任务的坦克师，64同年扩建为机械化军，后来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在内战中，这个机械化军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3月，中国军队机械化部队才重新发展到能够执行战略任务的师一级规模。65中国虽然较早地成立了机械化坦克部队，但同欧美国家的根本差距在于：欧美国家都有自己的先进武器制造业，飞机、坦克、重炮都依靠本国自行设计制造，而中国机械化部队重武器装备都依赖进口，用欧美国家和苏联货七拼八凑起来的，空军和微不足道的海军亦如此。

　　这种情形直到１９４９年，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改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展最快。成效最大的时期，虽然期间有反右、文革的严重干扰，但毕竟实现了飞机、重炮、坦克、小型军舰及常规重武器的自行设计和生产，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常规武器和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非常规武器的军工体系和相关的科研体系及重工业体系。原因是大陆能够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以国际武器发展水平为参照，对国防建设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统一规划。

　　但从横向比较而言，由于现代化起步的较晚、加之近半个世纪的内战、外部入侵、以及新中国初建时内政外交经验不足，被动地卷入朝鲜战争，加之大跃进、反右、文革、等等原因，军事现代化程度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是比较大的。我们以２０世纪军事领域一些重要事件为参照，作一比较是很有必要的。

　　法国在１９１６凡尔登会战时，就大量使用汽车运载军队。１９１６年，英国人发明坦克并于当年使用于松姆河会战。苏联军队在１９３３年、德国在１９３５年就举行了军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与空军协同作战演习。德国在１９３８年吞并奥地利苏台地区时使用了摩托化步兵师。反观中国，１９５６年７月，在苏联协助下，长春汽车厂出产了第一批完全自行设计制造的国产汽车，66中国陆军的摩托化总算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１９５６年，中国出产第一架歼５喷气式战斗机，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掌握喷气技术的国家之一，空军有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１９５９年，中国出产第一辆国产坦克，终于有了自己的坦克制造业。于１９５４年１月，由刘伯承元帅负责，在山东半岛举行了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空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然而比之欧洲晚了近二十多年，且只有八千人的规模。67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华北军事大演习所显示的机械化作战能力，也没有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１９４３年的库尔斯克坦克会战。１９６４ 年１１月中国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成功，进入世界核大国行列，但比美国晚了十五年。１９７４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攻击核潜艇建成服役，中国从此进入了核潜艇大国之列。68但比美国晚了将近二十年。１９５８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到了１９７１年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而在１９６９年４月，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完成载人登月计划。在航天技术上，中国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由于满足于国内战争经验所总结出的陈旧理论，对于高新技术时代新军事革命缺乏预见，加之“文革”内乱结束后百废待兴，国防建设一度进展缓慢，直到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和本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的结果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开始意识到军事理论和武器系统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才意识到国防工业意识已经落伍。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们的经验是钢铁工业的实力直接关系国家武装力量的强大。并决定战争胜负。当中国在执著地追求钢产量，而且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时“行情”已变，决定国防力量强大的因素已不是单纯的钢产量，更重要的是特种金属冶炼、特种材料的化学合成、激光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超导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等。本世纪末，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台湾海峡危机再次发生，中国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从俄罗斯进口先进的“现代级”驱逐舰、“苏２７”、“苏３０”战斗机，并在购买以色列预警飞机时因美国干预而受挫。这一情形表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虽然取得显著的进步，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是严峻的，应该有勇气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旦国防有事，面临战争时，仍需向国外进口先进的海、空武器，这种情形与一百多年前必须进口西方的舰船枪炮才能同日本作战的情形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军事技术在发展，其他国家也在发展，可能是速度比我们更快的进步。在判断关系国家社稷安危的军事现代化形势时，切不可应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只进行从长矛弓箭到导弹核武器纵向比较，而要进行现实的国家间发展速度的横向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烂的日本、德国经过４０多年奋斗又领先于我国，已成为最发达国家，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本身就暴露出我国军事现代化的环境存在着深层性综合弊病。日本和欧美国家力图维持在尖端技术方面领先中国三十年的优势，这就实际意味着中国军事技术、军事力量同他们存在着较大的的差距，这一事实令人感到极大的压抑。

　　八、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和未来展望

　　百年军事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不能纠缠于过多的细节层面，只能抓住其宏观的几个方面，对于背负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来说，对军事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深度看来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教训从宏观看：

　　第一、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制度、乃至文化形态整体转型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不可以人为地从社会文化整体变革中分离出来单独完成。否则，即使社会的军事系统达到了现代化，也会因为没有其它社会系统的支持而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崩溃。

　　第二，军事现代化必须在政治统一的条件下才能有效的进行，近现代的德国、日本、美国、俄国在军事上的崛起都证明了这点。历史的经验表明：最不理想的政治统一也远胜于政治分裂。因为统一国家的政治权力最能有效地调动社会所有资源。虽然从历史角度讲、或从理论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一个政治分裂或政治动荡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任务，只能使国防力量在与外部世界横向竞争中日趋落伍。

　　第三，尽管统一的政治远胜于分裂的政治，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政治制度必须符合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要求。不然的话，将出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滞后的政治制度会严重妨碍社会整体现代化速度，当然也妨碍军事现代化进展速度；二是当社会各个领域一切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时，如果政治制度不随之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形式，迟早会发生政治危机，并有可能引起全社会的动荡，旧的政治制度若被强行推翻就会使得国家陷于政治分裂，并使社会现代化已经取得的成就中途夭折，其中也包括军事现代化的成果。晚清以来，中国执政的利益集团犯得同一个错误是，不愿作必要的利益放弃以协调国家政治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由此引发全面政治危机并发展到暴力革命，最终以国家陷于政治分裂为晚清改革划上句号。与此同时，执政的利益集团尚可保住的部分利益同国家利益一同丧失殆尽，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效、包括部分军事现代化的成效也付之东流。中国被迫要花更大的代价来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运作。

　　总之，中国近代以来在协调政治与现代化关系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现代化进程受阻于政治“瓶颈”是中国军事现代化滞后的关键原因。

　　第四、２１世纪后，现代战争是诸军种、兵种的协同作战，现代军事作战能力是诸多高科技武器的复杂合成，因此，军事现代化是整个军事系统的平衡一致的发展，而不是某一军种、兵种、某一兵器的单独发展就能实现的。切勿重蹈晚清单独发展海军而忽视陆军的沉痛教训。

　　展望未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２０世纪的传统战争模式和兵器迟早会过时，这就使中国军事现代化在高起点上起步成为可能。过去，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背靠内陆面临大海，国防上陆权与海权必需并重，国家既要承担陆军建设，又要承担海军建设，财政负担沉重，国力难以承受。２１世纪是制空权决定一切的时代，占绝对优势的空中打击系统移到内陆将决定陆战的胜利，移到海上将决定海战的胜利。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由于技术原因，陆军强大并不意味海军强大，而海军强大也不能获得陆上优势。大陆沿海国家因其地理被迫在国防建设上兼顾海、陆两个方面，因而负担沉重。69２１世纪高科技有可能使中国摆脱上两个世纪里地理环境给国防建设方面带来的先天不足，以现有不断增长的国力，集中发展空中近程、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发展攻守兼备的强大国防力量。

　　结束语

　　从国防意义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160多年，中国在同一个时段里进行着从“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的“混合三级跳式”的社会转型，比起欧洲各个阶段清晰的单线型社会转型，中国是三条线扭在一起并进形态的混合式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可谓史无前例、没有章法可循、因而难度极大，中国现代化运动长期陷于政治沼泽本身也证明了这点。同样地，从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看，中国军事现代化主要受阻于政治体制的“瓶颈”，由于政治在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体制能否满足现代化的要求是最关键性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政治转型是事关社会转型全局的决定性因素。从国防意义上进行总结：在过去的世纪里，中国军事现代化因受阻于“政治瓶颈”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功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向合理的、高效率的“军事--高科技体制”的转型成功，未来中国能否突破“政治瓶颈”，走出政治沼泽地带是军事现代化的关键。

　　但上述结论只是历史中时段内的总结，相对历史长时段的考察还是比较表面的。若以历史长时段而论，西方军事现代化的原始动力最初发韧于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因此，似应避免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达，便能达到现代化转型和富国强兵的目的，军事现代化也会水到渠成。其实宋、明两代中国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规模，民国时期中国市场经济规模也已经相当发达，但都在传统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回归下或消声匿迹、或无所作为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因此，根据欧洲的经验，社会现代化转型以及军事现代化成功的深层机制和关键并不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规模，而在于市场原则能否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于后者之上。70

　　2001年12月1日初稿、2002年10月24日第二稿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摘自《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