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议宣 于 February 16, 2004 15:54:02:
网权论——数字时代的思想战争和民族战争
现在一谈论互联网与国家安全往往注重的是黑客对网络的攻击，通过互联网窃取国家机密、使网络瘫痪。“网络战”一词主要指的也是战争状态下对军用网络的攻击。但是在和平时期，互联网所带来的“文化帝国主义”才是对国家安全的最带威胁。与传统战争的硝烟相比，针对网络进行攻击的信息战当然算是“软战争”。但是与和平时期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文化、思想交锋相比，战争状态下的攻击，又不过是“形而下”的“硬战争”。在全球一体化，在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家之间更紧密地相互依存的今天，如果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思想、文化上已经被战胜，那他必然走向衰落，根本就不需要破坏他的网络，更不需要大举被入侵。所以，赢得和平时期的“网络思想战”，才是赢得国家安全的关键——不论是对外抵御侵略，还是对内巩固政权。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先胜后战”、“胜而不战”。即便在战争状态下，攻击的也主要是军用网络。民用网络并不是网络战的主要目标。这一点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已经可以发现端倪。直到美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巴格达市区，伊拉克的宣传部长萨哈夫依然能够通过电视台向全世界进行直播。至于中美“黑客大战”中双方相互“黑”掉对方的“政府网站”，那其实和向对方大使馆扔几个墨水瓶没什么区别。所谓“官方网站”，不过是政府的民用“门脸”，“黑”掉它，一方面与战争状态下的信息战的技术、作用都差很远。另一方面，对于我这里所说的“网络思想战”，那依然是形而下的“硬战争”。
一，网络是“海”
二，思想制网权
三，“蓝水学派”
四，“思想战争”或“民族战争”
一，网络是“海”
对于世界军事史稍有了解的人，提起马汉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美国战略家史普劳特曾指出：“很少有人能像马汉一样，在世界大事上留下这样深刻的痕迹，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亲眼看见其理论如此圆满地实现。”事实上，在其身后，马汉《海权论》的影响至今仍继续存在而不衰。而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网络就是“海”，一个国家若想强大，今天的“网权”就像一百年前的“海权”一样重要。
马汉极端强调“海权”（sea power），但不幸，他对这个名词并未作任何明确的界定。在他的著作中，这个名词往往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意义：
（1）经由海军优势获得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
（2）生产、航运、殖民地和市场，总称之为海权。
当然，这两种观念是互相重叠，所以也难免混淆。同样，对于“网权”也可以被看成两个具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其中一种分法是：
（1）电子商务、网络服务以及一切通过网络进行的文化传播；
（2）经由信息技术优势获得的“制网权”。
这种“制网权”，由于属于上述我所说的“形而下”的信息战，属于军事、技术的范畴，属于国家军事大战略考虑的问题。对此已经有很多人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不是本文“网络思想战”的范围。这种“制网权”的“网”主要是指军用网，在两国出现军事冲突时才会突出表现出其作用。而对于民用网，对于和平时期，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网权的第二个层次应改成：
（1.5）经由“思想技术优势”获得的“思想制网权”。
这里是特意用“思想技术优势”以区分“思想优势”或“思想道德优势”。所谓“思想技术优势”是指一种思想科学性和表述的影响力，即传播学意义上的优势，而并非是指一种思想“道德上的先进性”——尽管所有思想都宣扬自身的道德优势。
“网络思想战”的核心就是“思想制网权”。在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思想制网权”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兴衰的关键，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军事战略地位。
马汉发现有六项影响海权的一般条件，并且认为是具有普遍性而且不受时代影响的。这六项要素分别为：
（1）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
（2）自然结构（physical conformation）；
（3）领土大小（extent of territory）；
（4）人口数量（number of population）；
（5）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
（6）政府的性质与政策（character and policy of governments）。
这一套架构也许要算是马汉对海权理论的最大贡献，一直流传到今天仍然有其价值，如果改成“思想制网权”的要素，最多只是在解释上需要略加修正而已。
地理位置对海权的影响及需要，英国是最佳例证。不列颠群岛与欧陆的距离是不远不近，既能使英国对外敌的入侵获得相当的安全保障，又便于它打击敌人。以其本国为基地，英国舰队可以集中兵力，同时用于防御和封锁欧陆。英国毋需维持大陆军，极大节约了财政。英国也可以控制欧洲北部的海运，并便于与其海外领土维持交通。反而言之，法国则缺乏这些优点．所以，在海权竞赛中，自然不是英国的对手。
而对于“思想制网权”来讲，“地理位置”则要依据“信息地图”进行分析。从互联网的物理分布数量来讲，中国要次于美国、欧洲，但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仍具有优势。从信息内容分布来讲，互连网上的中文信息内容仅次于英文。这就相当于中国具有一条较长的海岸线。这也同时存在利弊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以欧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掌握着全球思想文化的绝对优势，中国国内思想文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才掌握了获取英文信息的能力，这就很容易受到入侵；另一方面，欧美懂中文的人才比较少，要想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很难。世界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华语圈，会不同程度地受中国文化影响，计算机处理中文的技术又比较先进，在这一点上，中文在未来文化格局中的影响，甚至要优于法语、德语、俄语等；与印度、非洲、南美那些已经失去本民族语言，而采用英语、法语、拉丁语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那就具有更大的文化优势。
自然地理结构大致可决定一个民族寻求和获致海权的机会。海岸线形状决定向海洋发展的难易程度，良好的港湾代表一种重要潜力。土壤的肥沃与否或使人民安土重迁，或使人民不得不讨海为生。前者例如法国，后者例如荷兰。岛国或半岛国家若欲富强，必须重视海权的发展。对于任何有海岸线的国家。海权均为其国家权力的一个必要部分。
中国现在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与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在思想文化上，这就好比缺少与世界通航的港湾，就像经济上没有加入WTO、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究在国内有广阔的市场，很多学者“安土重迁”，根本不必“讨海为生”。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在国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地位都有保障，在国际上却无法得到认可，更换不到“钞票”；而那些对西方文化进行研究、翻译、介绍、引进的学者，虽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略差，却可以在国内赚到“钞票”——这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自然结构”。
领土大小必须与人口、资源等因素相配合，否则广大的领土有时反而形成弱点。假使大片领土为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则更是一种较大的弱点。马汉以内战时的南方为例，指出以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而言，其面积太大，尤其是海岸线太长和内陆水道太多。
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市场也必须与人们对思想文化产品的供给、需求相适应。如果本国的思想文化生产不发达，不能提供足够的精神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更缺乏向外输出精神产品的能力，那无疑将是很大的弱点。同时，如果本国思想学术界派别林立，彼此割裂、水火不相容、混乱不堪，那就更是弱点了。就像一些网友所说的：“网上的左派其实是个大杂烩”，就是最好的写照。
一个想向海洋发展的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其中直接或间接参加海洋活动的人数，也应占相当大的比例。国家的平时航海事业（包括航业、渔业、贸易、造船工业等）足以决定其海军在战时的持久力。英国为标准典型，不仅是一个航海国家，而且也是造船和贸易大国，所以拥有发展海权的人力基础。
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网民和从事信息技术的绝对人数也不低，但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却较低。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国人从事的又多是低端的应用、服务和消费事业，“制网权”的基础相当薄弱。同样，在思想文化领域，也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学说，且多是针对国内市场的宣传产品。在网络的海洋中，这几乎不能算“航海”，只能算是“内河航行”。
民族性中最重要者为贸易愿望（重商主义）和生产能力。有此心理基础，人民才会走向海洋寻求财富。海洋商业与海军的结合，再加上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开拓，遂终于使英国变成有更以来的最大海洋强国。
虽然今天一再提“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但是很多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只限于走马观花看西洋景的水平上，缺乏更深层次的了解。近年来，虽然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学术著作和不同层次的文化产品，但真正能掌握其精髓的国人却很少。相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程度，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就差的就更远。“文化交流”还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中国还十分缺乏拓展海外文化市场的意识和能力。更有甚者，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中国人对外来文化抱有封闭、保守的排斥心态。毕竟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与世界先进文化进行交流，受损害的只能是中国自己。这是制约中国“思想制网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政府的性质和政策也非常重要。政府若明智而坚毅，培养其人民对海洋的兴趣，则海权的发展也自然比较容易成功。英国自从詹姆士一世时开始，其国家政策就一直都是以追求殖民地、商业和海军优势为目的。马汉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采取一贯的政策，其主因为政权始终握在贵族阶级手中。反而言之，马汉对19世纪末期开始流行的民主政治表示忧虑。他认为民主人士缺乏远见，不愿付出维持海权的必要成本。
政府具有远见卓识的鼓励政策，是发展思想文化事业，争夺“思想制网权”的重要因素。马汉生活的年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还没有成熟。今天“长远眼光”及“一贯的政策”，已经并非是贵族政治所独有。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帝国主义”——美国，就是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典型。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都证明了现代的“宪政思想”与国家民族的“远见”并不矛盾。相反，“动荡”、“内耗”的恰恰是萨达姆那样的独裁政权，或是非洲、南美那样缺乏现代宪政制度的军政府。
马汉的海权要素观念，不仅构成一套理论架构，而且也使他对未来世局作了相当合理的预测，对美国提出的若干积极建议。马汉认为美国有资格接替英国而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强国——这已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希望通过对“网权”要素的发现，也能最终成为新的思想文化强国。
二，思想制网权
“思想制网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国家民族固有文化思想的延续，网络思想战是国家民族间文化冲突的次分类。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更曾在1993年举行过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却是“马汉还不够”（Mahan Is Not Enough）。这不仅令人感到相当惊讶，而且也代表战略思想上的一种新觉悟。马汉固然不愧为海权的先知，但他的著作并不等于海权思想的全部。在海洋战略思想的领域中，马汉之前、之后与同时，还有其他的思想家出现。事实上，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时代，马汉虽扬名天下，但海洋战略思想的主流还是在英国而非美国。
比马汉略为晚一点，英国出现了一位海洋战略思想家柯白（Sir Julian Corbert，1854-1922）。他在1911年出版了其经典名著：《海洋战略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但大家都简称为“绿色小册”(Green Pamphlet)。他指出：海军战略或舰队战略只是战略中的一个次分类（Subdivision），所以，不可仅从海军作战的观念来研究战略。
柯白认为海洋战略只是大陆战略的延伸，而并非彼此对立。柯白的目的就是想要将克劳塞维茨未完成著作中的理论，推广到他所从未研究过的海洋方面。柯白说：站在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所已经达到的终点上，我们只是站在这个问题的门槛上而已。我们必须从他们的终点上开始起步，并探求对于世界现状（海洋在其中已经变成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意见又是怎样。柯白不是极端的海军主义者，并深知海陆军的功能是各有其限度。
对于“思想制网权”也是同样。不同文化、思想之间的交流、冲突是始终存在的。只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在实时性、交互性的制约，使得这种交流、冲突变得更加直接、更加激烈。就像现代航海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陆战的空间限制。不需要通过接壤的边界，不需要通过隔在中间的第三国“假道伐虢”，拥有制海权的一方，可以对任意一个遥远的、拥有海岸线的国家进行权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互联网的出现，同样对国家传统的舆论控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柯白之前，差不多与马汉同时代的英国人约翰·柯隆布（John Colomb，1836-1909），他在对帝国战略情况所做的分析中指出：“国防绝非只是海军的问题。必须有全套的海陆军工具，然后始能适应帝国的各种不同防卫需要。”他又指出：“有若干任务是海军所不能胜任的，譬如说，海军不能保卫遥远的殖民地，来对抗其他国家的陆上攻击，也不能把战争带进敌国的领土。此时必须有陆军，而陆海两军之间更需要密切的合作与协调。”
毕竟至今人们还是生活在陆上而非在海上，恰似人们是生活在现实世界而非网络的虚拟世界之中。对陆地的控制（占领）时间是以“年”计算的；对海洋的控制时间是以“天”计算的；而对天空的控制则是以“分钟”计算的。海军、空军不可能从海上或空中得到给养。尽管有海上补给船，有空中加油机，但那只是战役或战术性的补给，而非战略性的给养。二战以后，随着航空母舰的出现，争夺制海权就以争夺海上制空权的形式出现了。“制空权”只是海权、陆权的延伸。真正的战略性的基地，目前还只能建立在陆地之上。在网络思想战中，参与者同样不可能通过网络挣得“钞票”，尽管已经有电子商务的出现。文化思想冲突的“陆地”，依然是各国大学、研究机构、传统媒体，只有在那里参与者才有可能得到稳定的战略性给养，也只有那里才是文化思想战争争夺的真正标的。
柯白在论及“制海”的观念时指出：这与占领土地的陆军观念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海洋不可能成为政治主权的标的。我们不可能在其上取得给养（像陆军在征服地区中那样），也不能不准中立国的船只进入。在世界政治体系之中，海洋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国家与其部分之间的交通工具。所以“制海”的意义即为交通的控制。除非在一场纯粹海洋战争中，否则，制海永远不可能像占领陆地一样，成为战争的最终目的。这同样可以类比网络思想战。“思想制网权”绝不是控制、攻击网络本身——除非市战争状态下的“网络战”。柯白同样认为交通的控制只有在战时始能存在，就性质言，又可分为全面（general）或局部（local），长期（permanent）或暂时（temporary）。
至于说到确保制海权的方法，他认为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舰队行动，始能赢得长期全面控制，不过其他的行动还是可以获致局部及暂时控制，其中又包括各种不同方式的封锁在内。在互联网的海洋中、在网络思想战中，伟大思想家所写下的那一本本的大部头学术理论著作，就是一艘艘的航空母舰。由一系列学术理论著作有机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就是决定性的舰队。真正的思想制网权，是靠思想理论体系的胜利赢得的，是靠思想理论体系的广泛传播和接受赢得的。当然，靠“封网”也可以得到局部及暂时的思想制网权。
柯白特别强调：海洋战略是从来不被认为是依赖于交通的，但事实上，它比陆上战略的依赖程度还更大……所有的海军战略问题都可以简化成为水道和交通（passage and communication），而这也许就是最佳的解题方法。同样，网络思想战也可以简化为“传播”或“权力投射”。思想制网权取决于原创思想的实力，透过网络的海洋传播，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进而影响到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哪一个国家或民族赢得了制网权，就主导了未来的世界思想文化。就像一个世纪之前赢得制海权一样。
三，“蓝水学派”
英国的约翰·柯隆布被认为是第一位指出下述事实的人：“除非英国海军惨败并丧失其对本国水域的控制，否则不可能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而且若真是如此，则也已无入侵之必要。”此种观念也就成为所谓“蓝水学派”（blue-water school）的辩论基础。
事实上，中国海洋战略思想的萌芽可以说比这更早。起因是倭寇对沿海的袭扰。明代中期，内政日益腐化，军备日益废弛，海防问题也随之出现。倭寇最严重的时代是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生命财产损失难以估计。所谓倭寇者又并非全是海盗，真倭不过十之二三，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所以严格地说，倭寇是一种介乎内乱外患之间的威胁。
当时郑若曾所著的《筹海图编》，全书共十三卷，图一百七十二幅，约二十六万字。对于中国沿海地理、海防战略、武器设施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其最大的特点是提出海防战略的三大原则，即所谓“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又是“御海洋”的观念。它认为海防必须防之于海，主张“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用现代语来解释，“御”的意义就是“制”，“御海洋”也就是“制海”。同时代的顾祖禹也有类似想法，但分析则较深入。他说海防有三策：“拒之于海外，毋使入港为上策，却之于沿海，毋使登陆为中策；迨至登陆而围歼之为下策。”这与现代海军战略思想，完全吻合。亦即所谓“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制海”观念在中国战略思想中的出现是远比西方要早。
明朝虽经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的合作努力，终于将倭寇扑灭，但也付出相当重大成本。在此过程中又都是以陆战为主，这也正是“下策”。不仅战斗极为艰苦，而且沿海富饶之区也备受蹂躏，对于国力产生极大的消耗，加速明朝的衰亡。
明代剿灭倭寇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中国的网络思想战同样有借鉴意义。在今天网络上的思想交锋，真正是海外敌对势力、台独分子的是少数，海外民运分子也是少数，多数还是国内的各种边缘思想——也就是中国本国的“海盗”。把网络上大多数国内“网络写手”说成是“海盗”，也许大家不爱听。但是这里丝毫没有恶意，相反是赞扬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走向“蓝水”的先锋。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海盗式的劫掠就是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女王重用著名的海盗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表兄弟，指挥英国私掠船不断袭击西班牙的海上航线，并最终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了海上霸主。今天中国的网络写手，如果能成为这样的“海盗”，那将是国家的大幸。
此外，明朝剿灭倭寇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因，那就是本来与倭寇合作的中国海盗势力日益壮大，逐渐与倭寇冲突，并使后者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在官军与海盗的双重压力之下，倭寇遂终于被迫出局。16世纪中叶以后，代替明朝海军和倭寇而主宰中国海域的主力为本国海盗。这种海盗有严密的组织、优秀的舰队，近似“独立王国”。其实力最大者不仅控制海上交通线，而且更垄断海上贸易的实际利益。一般商船都要向他们交纳保护费，而“海盗”自己也兼营贸易，成为明代海上活动的真正主角。虽然此时西方海权的先头部队，例如葡萄牙、荷兰的船只已经来到，但还只能算是配角而已。中国今天那些大学、研究机构中的学者，的确很象“官军”，虽然国家给提供的给养充足，却只会“鏖战于海岸”陆战的下策。而那些认清了国外敌对势力和台独分子本来面目的民间“海盗”，还真有些“蓝水海军”的意思。
“海盗”的存在几乎与明代相终始。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就本是闽海最大海盗，受抚后仍保持独立态势。清军南下，郑芝龙迎降。而郑成功则独举义师，纵横海上，成为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凭借海权优势，取金厦两岛为基地（公元1650年）并北伐南京（公元1659年）。此后，郑成功又击败荷兰人，收复台湾来作复兴基地（公元1661年）。可惜次年（公元1662年）成功即病死，其复国事业由其子郑经继承。最可惜的是郑经退守台湾之后，有一段长达十年的冷和阶段（1663—1672），他不曾努力开发台湾，和拓展国际经贸关系，以厚植国力，尤其不曾乘机向东南亚发展，以扩大其复国基地。当时，郑经有机会攻取菲律宾但他不曾认真考虑。错过了建设海洋中国的机会。最后，海上优势逐渐丧失并终于难免败亡的命运。这一段往事实在是值得后人深深省思。
到了清朝中晚期，西欧海权与俄罗斯陆权同时进向东亚，形成李鸿章所谓“千古未有之巨变”。揭开变局序幕者就是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是我国有史以来所受到的第一次大规模海上攻击，西方船坚炮利的战略优势对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士大夫产生强烈的震撼，于是他们纷纷提出意见，但真能高瞻远瞩，有资格算是战略思想者则少之又少。
林则徐对海防提出最原始化的战略构想是：弃大洋，守内河——这无疑是下策。真正能够提出有系统理论的人则为林则徐的友人魏源（默深）。魏源常被后世学者誉为中国的马汉，其实他的时代要比马汉早半个世纪。其传世之作《海国图志》，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世界政治地理著作，也象征现代海洋战略思想在中国的萌芽。其卷二《筹海篇》中含有很多的创新观念，并与以后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所提出的基本观念不乏吻合之处。这也是两人常被相提并论的理由。甚至于还有人认为马汉可能曾受魏源影响，但并无确证，不过，《海国图志》曾被译为日文，则为事实。
魏源《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也是中国近代海洋悲剧的一个写照。魏源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50卷，1852年增至100卷，全书约90万字，并附地图75幅。书中介绍了五大州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关于战舰、火器的生产技术。该书还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及海防战略，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斥责了顽固派反对师夷的论调。这是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第一部关于世界知识和海防战略的百科全书，也是医治当时清廷病痛的一剂良药。只可惜魏源这样的人太少，能够认识《海国图志》价值的人，也寥寥可数。即使在鸦片战争中“亡羊”之后，中国人仍不思“补牢”。时至1879年，王韬与日本人谈及魏源时仍然慨叹：“师夷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海国图志》百卷本出版当年的1852年即传人日本，且广遇知音。据统计仅日本开国之初的1854—1856年间出版的选译本就达21种。《海国图志》不仅为幕末洋学注入了新的养分，而且激发了日本一代强人。
进入数字时代的今天，在网络思想战中，中国依然采取的是“弃大洋，守内河”的下策。国内那些大学、研究机构的很多学者，主要还是为对内宣传提供思想理论工具，对西方现代思想只是略懂皮毛，根本不能做到“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的上策。更不要说建立起一支在网络海洋建立起一支有影响力的“蓝水海军”了。这才是中国制网权的最大隐患。
四，“思想战争”或“民族战争”
如果按照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对战争性质的分类，网络思想战应该属于“思想战争”或“民族战争”。按照约米尼的描述，这是两种“最容易引起普遍的怒火，而使战祸变得残酷不堪”的战争。当然，本文所论述的“思想战争”或“民族战争”仅限于网络虚拟世界的思想文化交锋。
当我们在网络中使用“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等词汇的时候，就已经将网络思想战看成是一场“民族战争”了。“民族战争”这个名词应用的范围，仅以对一个统一的民族或该民族中的绝大部分作战为限。这个民族是充满了一种光荣的信念，决心为他们的自由奋斗到底的。在这种战争中，对侵略者来说是遍地荆棘，军队仅仅只能守住他们的营地，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够获得补给，而交通运输线也到处都有被截断的危险。平常最冰炭不相容的分子，在民族抗战中却可以结合成为一体。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下，农奴们可能会揭竿而起，而那些地主们也因为爱国心的号召，会以身作则而成为农奴军的指挥官。同样，一些无神论的狂热分子却可以受一个神甫的领导；一切在政治上意见不合的人，这个时候都可能携手合作。一个民族全体自动奋起抗战的景象实在是非常壮观的，这种伟大光荣的精神是深值得我们敬佩的，其后果却也是十分可怕的。
“民族战争”与“思想战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思想的战争、民族战争，有时常常容易发生混乱，但是它们之间具有足够的差异。当一种思想成为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信仰，那么针对这种思想而进行的“思想战争”就会演变成一场“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是一种典型的外战，而所谓思想的战争可以采取内战的形式、内战外战合并使用的形式和完全外战的形式。思想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理论冲突。当一方想把某种主义推行到另一方的境内去，或者是一方要想摧毁另一方所坚持的某种主义——其结果都将引起“思想战争”。两国之间的思想战争，也同样可以算是“干涉性战争”，因为其结果必然是一方会干涉到另一方的内政。
在实际的战争中，进攻的一方总是试图将自己攻击的思想与对方的民族性加以区分；而防守的一方则总试图将自己捍卫的思想说成是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布什政府就希望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针对萨达姆个人独裁的思想战争，尽量回避伊拉克人民的宗教信仰，甚至回避使用“推行美国式民主”之类的词汇；而萨达姆却极力将这场战争描绘成是一场针对伊斯兰教和整个阿拉伯社会的民族战争。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美国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优势之外，这也是布什政府在外交和舆论宣传上对战争定位的成功。
一个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必然要放弃一些传统的思想。如果不能成功找到新的思想文化定位，必然导致现代化转型的失败，而处于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什么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什么是现代化转型中必须抛弃的思想糟粕？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民族，这是现代化转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不同的人出于激进或保守的立场，往往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这一点在今天中国网络的辩论中就明显的表现了出来。
吸收什么样的新思想？保留什么样的旧传统？历史上“红衣大炮”的引进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今天在博物馆或古代堡垒、沿海要塞看到的所谓“土炮”，其实是中国第一批引进的地道“洋货”，至少是其拙劣的仿制品。由于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我们很容易误将这些“土炮”看成是我们自己固有的东西。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前装滑膛加农炮，其实与明朝前期中国自己制造火铳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很像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别。
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清代以后，满族由于注重骑射的传统，对其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技术革新。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这种“红衣大炮”就真的被看成中国自己的“土炮”，用来抗衡西方的新式火炮了。而且这时候的“红衣大炮”与当初刚引进的时候相比，制造工艺就更加粗糙了。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刚引进时的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了。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还比不上明朝！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可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实际上射程还不如明朝刚引进时的那些红夷大炮。反观十九世纪中叶，正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中国却因为坚持“传统”的缘故，最早一批引进的红衣大炮，依然在海岸线上担负着抵御各种新式火炮的重任。怎能不败？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错把他乡人故乡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在清初，很多汉人冒着“留头部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生命危险，誓死捍卫者自己的民族传统。到了短短的二百多年后的清末，当革命党要剪掉满人强加给汉人的这条辫子时，这些汉人的后代中，又有很多人痛哭流涕地如丧考妣。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性？这就是所谓的“传统”？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象晚清洋务派那种对西方先进技术一知半解的“假引进”方式。花了大把银子购买的壮观舰队，实际上自己并不能驾驭。由于缺乏思想的现代化，这种舰队根本不能算是真正的“蓝水海军”。也不过是在外人面前装门面，在国人面前抖威风的道具罢了，更有甚者，干脆就成了官僚买办中饱私囊的工具。这种舰队出海与敌人交手怎能不败？只有缩在自己的港口里挨打的份，根本谈不上去争夺制海权。
我本人也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希望振兴中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我也赞成代表最先进生产力，代表最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少数顽固派打着捍卫“民族文化”的幌子，而实际上他们所坚持的那些思想，根本与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传统无关。在理解了制网权对民族文化思想未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后，互联网上的那些民间写手，就应该抛弃那些无谓的争论，着眼于建立一支能走向世界的“蓝水海军”，哪怕从一个合格的“海盗”做起也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