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国对朝鲜停战问题态度的变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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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杨奎松 于 February 16, 2004 16:29:26:

  (一)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

  (二)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

  (四)在停止军事行动后3个月内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所有外国军队在3个月内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的难民在4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37]

  从上述条件可以看出,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过去它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这比1951年1月13日美国曾经投票赞同过的那个五步方案,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即使比6月13日毛泽东给高岗、金日成的电报中所提出的条件,也有明显后退。[38]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谈判条件,也还是不足以让美国人接受。难民问题不用说了,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怀疑美国人和南朝鲜方面是否能够接受。就是被中、朝、苏方面视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的两条,即限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美国方面也不答应。不得已,中、朝方面被迫又作出让步。就撤退所有外国军队问题争论一周后,毛泽东即明确提议:“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因为事实上我们目前也没有这个实力。金日成也表示,只要各自军队能够从三八线后撤10英里,可以暂时放弃这一要求。[39]

而后就是以三八线为界的问题了。双方围绕着这个问题整整争论了一个月。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方面所占三八线以北的面积多于中朝方面所占三八线以南的面积,再加上美国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美方不仅不肯以三八线为界,甚至还提出什么“海空补偿论”,要求中朝军队从实际军事接触线后撤,来划定军事缓冲区的界限。考虑到“敌方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在这方面不可能让步,因此,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谈判代表团在双方相持不下一个月后即明确提出,为避免谈判破裂,“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不再为三八线而进行斗争”。但斯大林最初对这种让步感到担心,他并且明确反对毛泽东这时提出的关于邀请中立国家代表介入谈判,以制约美国的意见。他再三强调:应该“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谈判”,而不是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建议,“将会被美国人认为是中朝方面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这是示弱的表现,“没有任何好处”。[40]结果,停战谈判终于在8月23日被迫中断。

  双方军队重新在战场上进行了大约两个月的激烈较量之后,美军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又推进了两公里左右,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美国人也意识到没有办法坚持它的所谓“海空补偿论”了。因此,新的一轮谈判于10月25日重又开始,只不过谈判地点按照美国人的要求,移到位于双方实际接触线中间的板门店去了。谈判继续围绕军事分界线问题进行争论。但由于美方不再坚持“海空补偿论”,中朝方面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界的要求,主张“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谈判开始取得进展。虽然斯大林仍不断地提醒中朝方面要“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他实际上也转而同意“采取灵活战术”了。[41]终于,谈判双方在11月27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妥协。[42]


       斯大林支持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随后的谈判出乎意外地卡在战俘问题上了。本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43]想不到,中朝方面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美国和南朝鲜坚持“自愿遣返”,两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问题解决后,朝鲜战争还是长时间不能停战。

战俘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俘虏的人数相差悬殊。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11.2万人,俘虏中国籍战俘2.08万人;而中朝方面掌握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人,南朝鲜战俘7142人,相差有十倍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志愿军从战争开始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采取在战场上释放战俘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北朝鲜人民军大量吸收战俘当兵和从事后方工程建设。再加上志愿军及北朝鲜战俘中确有一定数量的原俘虏兵存在着不愿回到共产党政权下的要求,韩国李承晚政府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情治单位又乘机介入其间,进行宣传鼓动,结果使中国方面在政治上陷入严重被动,不得不全力相争。

中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处境不如朝方主动,是因为志愿军战俘中绝大多数都是原国民党军的俘虏兵,政治上容易动摇,自愿遣返的只是战俘中的少数。而北朝鲜方面谈判时背着中苏两国隐瞒了数万战俘[44],其主要被俘人员又是部队胜利推进时被美军仁川登陆作战拦截于南方而被俘者,前韩国俘虏兵极少,因此不容易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大多数愿意回到北方。这两部分人员相加,北朝鲜实际上并不吃亏。这种情况明显地使北朝鲜方面不愿太过纠缠于战俘问题。特别是因为战争没有结束,联合国的空军仍可以对北朝鲜狂轰滥炸,这给了北朝鲜方面以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妥协,决定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以解决问题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他看不出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何况,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政治上也不可靠,所以他相信“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见”。他为此特别指示人民军的谈判代表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且辗转通过外务相朴宪永向毛泽东表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向。[45]

当1952年7月13日,美国表示愿意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从最初的7万人增加到8.3万人之后,金日成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金日成直接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建议接受美国人的提议,尽快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他明确讲,因为为几万名战俘,北朝鲜方面正在经受着巨大的损失,仅7月11日到12日夜,平壤居民就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死伤了6000多人。但是,毛泽东于第二天告诉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两天的研究,一致认为,正当敌人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其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它“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我们的形象”。我们必须迫使敌人让步,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来寻找改变目前形势的出路。对于朝鲜方面的困难,中国人民将竭尽全力予以帮助,“请您不客气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所要求的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46]

  毛泽东与金日成对美国提议的不同看法,有着重要的背景。周恩来8月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谈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问题出在美国人同意遣返的8.3万人中,7.6万人是朝籍战俘,中国战俘只有6400人,这还不到中国被俘战俘的三分之一。他告诉斯大林,中朝之间的分歧在于,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金日成认为这样不利,因为每天损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战俘人数。但毛泽东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47]

  对此,斯大林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当然”,斯大林同意:“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策略,斯大林同意:可以考虑宣布照比例交换战俘,美国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如此不行则可考虑由中立国进行调解,先解决停战问题。但谈判中态度必须强硬,仍应首先坚持全部遣返,要逼迫美方先做让步。[48]

战俘问题的争论使板门店谈判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停战谈判长期休会。尽管联合国就此进行了多次讨论,并且在11月17日通过了印度代表提出的,由四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特别遣返委员会,交战双方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的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仍未遣返的战俘则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来解决。[49]对此,周恩来于11月28日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反对。他表示赞同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周恩来同时还致函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断言联大通过的这项决议,实际上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要求联大撤销该项决议,呼吁在苏联建议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板门店谈判。[50]

事实上,战俘问题这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归还人数多少的问题。对于高度重视“道义”形象的中国领导人来说,它更多地已经变成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政治问题。为此,只要能够保持目前的相持局面,使美国不能再演仁川登陆的一幕,中共中央就决心长期打下去,直到美国人妥协为止。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51]因此,中国方面甚至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打算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了。[52]

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1953年2月22日,美国方面首先做出姿态,打算恢复谈判。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这一天发表声明,建议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有关规定,先行遣返病伤战俘。但由于不了解美方的真实态度,为了不让对方产生幻想,基于“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仍不认为有必要马上重开谈判。他告诉志愿军谈判代表说:“在观看发展后再行决定是否予以答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周后,即3月5日,始终支持中国方面采取强硬态度的斯大林突然逝世了。这使得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共中央在停战问题上的妥协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据此,苏联方面提议:立即由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2月22日发出的关于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回答。然后由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发表声明,说明积极解决战俘问题,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机已经到来。[53]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不难看出,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有了极大的不同。在中国政府刚刚拒绝了印度代表在联大通过的议案,毛泽东又就遣返战俘问题表明了强硬的立场不久,突然得知要马上改变态度,这让周恩来颇感困难。他在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最后表示: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因此,他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并经过讨论后才能就苏联的提议做出答复。[54]

周恩来随后在电报中报告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55]

北朝鲜的态度早已明了,如今苏联也持如此态度,中共中央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不过,朝鲜战争毕竟也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无论怎样坚持争取在战俘问题取得正面效果,中共中央事实上也不能完全无视志愿军战俘中存在大量政治上动摇的国民党俘虏兵,难以硬性争取的问题。因此,它实际上也多少意识到拒绝印度方案未必完全有利,至少给自己造成了“不利影响”。包括对克拉克的声明,毛泽东也多少有些犹豫不决,因此虽然指示外交部起草了严厉驳斥的谈话稿,随后却又考虑其实也“可以商谈”,要周恩来向苏联领导人征询意见,看是否可以“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56]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态度的转变,最终促成中共中央态度的改变。毛泽东一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就很快回电表示赞同。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57]

苏联方面的态度,以及苏中达成的妥协,使北朝鲜领导人欣喜万分。据说,金日成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苏联特使库滋涅佐夫和费德林报告说,金日成明确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考虑到“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58]

3月23日,毛泽东电告参与负责板门店谈判的丁国钰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湾(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为此,他要求谈判代表团再不要采取凡事抗议的强硬态度,尤其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无重大事件,甚至不要向对方送抗议书。[59]

3月26日,周恩来回国,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随即,中共中央派负责全面谈判领导工作的李克农、乔冠华返回板门店。28日,中朝方面正式复函克拉克,表示可以讨论交换重伤病战俘问题。30日,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方面准备在战俘问题上让步的姿态。

但是,到1953年4月,志愿军前线阵地巩固,并且已经完成在沿海地区反登陆作战的部署,整部部队的装备及兵员都空前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在战俘问题上妥协,也并非中共中央所愿。当毛泽东得知前线指战员求战心切,一致要求发动战役反击时,自然高度重视。他因此明确批准同意志愿军的反击作战计划,明确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60]

4月26日,朝鲜战争双方重新恢复谈判。但谈判如中共中央所预想的一样,并不顺利。双方之间艰难交涉一个月之久,仍无结果。5月13日,美国代表更提出了中国方面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藉战俘就地释放。鉴于美方的强硬态度,志愿军提前发动了夏季反击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指示说:“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61]板门店谈判因此再次中断。

注意到反建议所带来的强烈反应,美国方面采取了适度妥协的立场。5月25日,美国代表提出并经联合国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波伦对莫洛托夫解释说:只要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中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朝鲜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62]

显然,中共中央注意到:“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63]但鉴于军事进展顺利,志愿军并没有马上停止这一次夏季反击作战,而是稍微调整了进攻的目标,要求部队把主要进攻矛头指向韩国军队。这次攻势到6月16日结束为止,成功地扩大了58平方公里的阵地。

6月初,停战谈判重又恢复,并很快在联合国新提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妥协,进而于6月8日正式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但就在志愿军正式宣布结束夏季攻势的第二天,李承晚政府就单方面进行了释放战俘的行动。此一事件引起中朝方面极大不满。中国方面不仅致函克拉克提出抗议,中断了谈判,而且再度迅速组织了报复作战。在已经通过停战协议,就差正式签署,而克拉克又迅速回函表示歉意之后,发动这次进攻势必要向苏联方面进行通报。故周恩来受命于7月3日凌晨委托伍修权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对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和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文字说明,具体说明了中国方面准备采取的和战步骤。尽管苏联政府对中国方面的军事准备并不十分赞成,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据此,毛泽东于7月8日明确通知志愿军总部说,停战协定的签署,必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并须视军事进展的情况而定。因为“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不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64]

7月13日,即在停战谈判恢复三天后,志愿军再度发动了金城战役。此役一直打到7月27日,即双方正式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当天才告结束。据志愿军方面统计,此役总共毙俘伤敌7万余人,收复土地面积192平方公里。这也就难怪毛泽东会再三对此时结束朝鲜战争表示遗憾了。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如果“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因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65]“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66]

当然,毛泽东的这种遗憾,并不是说如果再打下去就可以决出胜负,而是指可以在更有利一些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毕竟,整个朝鲜战争中,最让中共中央感到遗憾的,就是战俘问题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最后只得到了占中国战俘三分之一强的7110名战俘,更重要的是,1.4万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这件事本身,极大地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有损于新中国的政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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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卡尔沃科西雷编著,王希荣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

[2] APRF,45/1/331/79.

[3] APRF,45/1/347/56.

[4]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645页。

[5] 师哲前引书,第496-498页。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403页。

[7] 《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年10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39-540页。

[8] 《关于朝鲜战局问题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1950年10月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88-589页。

[9] 《军委关于加强同美国军队作战的思想教育的电报》(1950年11月22日);《关于三十八军等部的作战部署给彭德怀、邓华的电报》(1950年11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78,640页。

[10] 《关于释放俘虏等问题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年11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72页。

[11] 《关于鼓励士气争取大胜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年11月28日),《建国以前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89页。

[12] 《关于美军准备从朝鲜撤退的情报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年12月1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19页。

[13] 《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我军作战部署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年12月21日);《关于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全军主力后撤休整的电报》(1950年12月26日);《关于打好第三次战役和准备春季攻势给彭德怀的电报》(1950年12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31-732,735,741页。

[14]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670-672页。

[15] APRF,3/65/371/35-37.

[16] APRF,3/65/828/23-24.

[17] APRF,3/65/336/17-19.

[18] APVRF,059a/5a/3/11/196-197.

[19]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20] APRF,3/1/336/88-89.

[21]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81页。

[22]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1年1月16日,APRF,3/1/336/81-82页。

[2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18-119页。

[24] 王焰前引书,第446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28日,APRF,45/1/337/41-43; 《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30日,45/1/337/43-44.

[25]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28日。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51-153页;并见APRF,45/1/337/78-82.

[27] APRF,45/1/337/118; 45/1/ 338/87,91。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31-332页。

[29] APRF,45/1/338/98-99.

[30] 参见FRUS,1951,Vol.7, pp.483-486, 501-511.

[31] APRF,45/1/339/4-6.

[32] APRF,45/1/339/17-18.

[33] APRF,45/1/339/23, 28-29.

[34] APRF,45/1/339/31-32.

[35] APVRF,059a/5a/5/11/35-37.

[3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511页。

[37] APRF,45/1/340/19-20.

[38] 毛当时在电报中表示,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可以不提出作为条件,因为联合国已经成为侵略工具,中国现在不认为加入联合国有特别意义。但应当考虑把台湾问题提出来作为条件,以便讨价还价。当然,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作出相应让步,以便首先解决朝鲜问题。

[39] APRF,45/1/340/93-94.

[40] APRF,45/1/340/89.

[41] APRF,45/1/342/100.

[42] 《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06-407页。

[43] APRF, 45/1/342/16-19, 100.

[44] 据后来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报告: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转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45]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年2月8日,APRF,.45/1/342/81-83。并见沈志华:《1953年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46] APRF,45/1/343/72-75.

[47] APRF,45/1/329/54-72.

[48] 同上。

[49]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440-442,445-446页。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3页。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72-273页。

[52]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7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1页。

[53] APRF,3/65/830/66-71.

[54] 转引自熊华源:《关于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恢复的情况》,在“朝鲜半岛的分裂与统一”学术讨论会(2000年10月,丹东)上的发言提纲。

[55]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53年3月21日,转见《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8-119页。

[56] 转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7-118页。

[57]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9页。

[58] 《库兹涅佐夫、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1953年3月29日,APRF,.3/.65/830/97-99。

[59] 《毛泽东关于准备同意讨论交换重伤病俘问题的电报》,1953年3月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48页。

[60] 转见沈志华:《1953年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61]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399-401页。

[62] 《莫洛托夫日记摘录》,1953年5月28日,APRF,.3/65/830/6-13。

[6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04-305页。

[64]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第453页。

[6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4页;《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1953年7月29日,APRF,3//65/830/187-189。

[66] 《毛泽东与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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