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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5 月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May. 2001

第29 卷　第3 期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 29 　No. 3

奉系军阀的特点

张　伟

(辽宁大学，辽宁沈阳110036)

　　〔摘　要〕中国近代军阀及军阀政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南北各派军 阀，作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阶层的军事集团，其实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但各自也有不同之处。奉 系军阀在形成的背景、政治理念、地理位置、发挥作用等方面，就有其自身的特点。

〔关键词〕奉系军阀；张作霖；东北地区；直奉战争

〔中图分类号〕K261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3291(2001) 03 - 0013 - 04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

奉系军阀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各派军阀虽然相同，但具体环境和条件有很大差别:

其一，在形成的时间和背景上的差别。北洋军阀嫡系———直系、皖系形成于清朝末期。1895 年，清政府 为维护风雨飘摇中的统治地位，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练兵，从此以袁为首的能够左右政治 的强大军事集团初露端倪。袁世凯以其掌握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逼迫清廷退位，革命派妥协，窃得辛亥革命果 实。北洋军阀嫡系就是这样形成的。而南方军阀的形成虽然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但正式形成均在护国 战争末期及其以后，滇系、桂系军阀都是利用护国战争的声威，将势力扩大到邻省(滇向黔、川发展，桂向粤、湘 发展) ，从而形成了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川、黔、粤、湘系军阀也多在这一时 期形成。

奉系军阀形成的时间，与南方军阀形成的时间大致相同，但背景却有很大区别。奉系军阀是以张作霖率 领的军队为基础，逐步发展而形成，即这支军队是通过镇压奉天辛亥革命、维护清王朝在奉天的统治而逐渐发 展起来的。因此，奉系军阀形成的时间与南方军阀相同，背景不同；形成之初的宗旨却与北洋军阀的直、皖两 系非常相似。

其二，军阀人物出身上的差别。近代军阀人物的出身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有四种:一是清代的武官，清 朝灭亡后，这些人掌握着军队，演变为近代军阀，这种情况在军阀人物中占多数。二是行伍出身，他们这些人 由于作战勇敢、带兵有方，逐渐地由士兵演变成为控制一支军队、占领一块地盘的军阀，冯玉祥就属于这一类。 三是受过新式军事教育的军人，近代意义上的军事学校，中国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才有。受过新式军事教 育的有些毕业于国内学校，有些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随着军事发展的进程，这类人物在军阀队伍中逐渐增 多。四是土匪头子出身，由土匪头目演变成为军阀，这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张作霖是这类人 物的典型。奉系军阀与南北各派军阀相比，不仅其头目是土匪出身，而且其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多有绿林经历，如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汲金纯、阚朝玺等。后来，王永江、杨宇霆、张学良等参与帷幄，奉系军事集团首 领出身结构有所改变，但奉系仍然是以绿林出身的人物为核心。这一点与南北各派军阀相比，是明显不同的。 一个出身绿林的人物，由于有了枪有了地盘，当上了小头目，势力不断扩大，而被朝廷收编，由此便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大军阀，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不多见的。

始终没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

中国近代军阀，是中国近代社会新旧过渡时期的产物。从严格意义上说，军阀不可能提出适应时代需要 的政治理念，但这不等于他们完全没有指导思想，不等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由于各派军阀头目出身、所受教 育的不同，在意识形态上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这是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两种因素互相交织而又矛盾冲突的 产物。

军阀头目们的共同信条是:争兵、争枪、争地盘、争势力。认为兵多、枪多地盘就大，地盘大势力自然就大。 但为了战胜对手，争取舆论，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明白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将其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分类的 话，可分为三种，一是尊孔读经的封建道统类。二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立法类。三是占封扶乩迷信类。将奉 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意识归入上述三类中的哪一类，都不太确切。张作霖戎马一生，崇尚武力，追求权势是明 确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从1911 年至1921 年的10 年间，张作霖为了发展 奉系势力，曾经玩弄过“统一”、“国家”、“热爱国家”、“民族主义”等词藻。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由于反帝爱国 思想的传播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形势发展迫使他们利用这些词句，来争取领导权，争取舆论支持。然而， 他却镇压了1911 年东北的辛亥革命，镇压了1919 年东北的五四运动。因此，张作霖虽然玩弄“民族主义”词 句，却不是纯正的民族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张作霖并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对奉系发展的作用。1922 年，当 张作霖准备与直系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时，他开始考虑意识形态问题。为了争取可能的力量支持他反对直系 的战争，他曾授意许兰洲将军设法杜撰一个可以团结奉系集团的思想体系(许兰洲，河北省南宫县人，号芝田。早 年毕业于湖南陆军学堂。1907 年后随徐世昌来东北，后任黑龙江省陆军第一师师长兼黑龙江省军务帮办。张作霖兼并黑龙江省成为张的部下，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任镇威军副司令) 。许兰洲按张的意图，节取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创立并宣传一种古怪的“五教之合”(关东厅警务长报告，1922 年10 月26 日；外务省档案16146 ， 第7784 页) 。这种拼凑起来的“五教之合”并未成为奉系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战争打起来后，这项工作就被废 止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总统徐世昌按直系意图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张立即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 总司令，宣言东北“自治”。宣言中说:“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条约一 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经照会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政府订立关于东三省、内外 蒙、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概不承认”[1 ] (P110 - 111) 。张回到奉天又采用三省议会代表推举的 方式，成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在仅能进取时，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建立强有力的 中央政府；在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时，便倡联省自治，这是军阀政治的一大特点，奉系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这个时期，张作霖为雪第一次直奉战败之耻，更为了与南方建立联系以形成反直联合阵线，再次乞灵于 民族主义、联邦制度等民主政治概念。但张作霖只把这些看成是应时应势的一种口号，从未想如何认真实行。 张作霖自1925 年始实行极端的反共政策，直到1928 年被炸死始终未变。结果，妄想以反共换取帝国主 义支持的目的不但没有实现，反被帝国主义炸死了。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

我国东北犹如“东方雄鸡”的鸡首，囊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四省区，地处边陲，广阔丰饶。在 这里居住着汉、蒙、回、满、朝鲜、鄂伦春等各族人民。现在这里是世界上著名的工业基地、能源基地和商品粮 基地，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单元和经济大区。

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构成了其统治的区位优势。东北的地理环境有两大特点: 一是与外界相对隔绝。二是自然资源丰饶。以此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饶的自然资源，为奉系军阀的统治提供 了地理上和资源上的区位优势。第一，在军事上，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地位。东北在地缘上自成一体，与 关内联系仅有西南一隅的渤海湾沿岸狭长的走廊，而且又有山海关要冲可供据守。山海关古称榆关，相传于 公元583 年隋文帝时所筑，后为唐朝防御契丹的边郡重镇，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山 海关既是关内防御北方的关隘，同时也是关外自成一体的关隘。张作霖多次率奉军入关，争霸中原，胜时向南 挺进，败时退回关外，对方轻易不敢出关征讨。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惨败，直系追击至山海关，双方摆开阵势 对峙，最终谈判言和。国民党新军阀四大集团军战败奉军后，最终仍以政治解决东北易帜问题的提出和实现， 当然这里有诸多因素，其中地缘上的优势地位是最为重要的。当时国内各派军阀，无论左右全国政权的大军 阀，还是盘踞一隅的地方军阀，都不具备奉系这种地缘优势地位。如直系和皖系都位于华中，边界相互交错， 与其它派系冲突难于避免，也不利于内部的据守与巩固。第二，在经济上，控制着资源富饶人口密度较小的地 区。在以农业经济占绝对比例的国度里，经济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农业经济上。东北地区开发较晚，与关内 各省区相比人口密度小，并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发。但随着关内人口不断迁入，加上其它各种因素，东北地区的 农业近代化发展较早，而且进展快成就大。东北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农场经济、规模经营、企业化生产，尤其是 粮豆的商品化、专业化、区域化生产，自近代以来便形成了地方优势。因此，在奉系统治的16 年间———1912 至 1928 年，东北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粮食产量迅速增长。而且，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的 增长比人口增长的比例大[2 ] (P71) 。在奉系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的工业经济与关内各省区相比，发展也较快。 这些都为奉系军阀的统治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总之，奉系军阀之所以由地方军阀逐渐发展成为左右全国政权的大军阀，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充足的经 济支援是其它军阀所不具备的。

内部统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军阀政治决定了军阀派系之间的你争我夺、混战不断的政治局面，同时也决定了军阀派系内部勾心斗角， 矛盾重重。奉系军阀在本质上是不能违背这一规律的，但同国内其他各派军阀相比，它的内部统治是相对稳 定的，张作霖作为该集团的首领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在奉系军阀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三次大的动荡:第一次是因用人分歧引发的汤玉麟离张出走事件。最后， 汤玉麟虽然带一旅人马出走，但奉系内部统治的稳定，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第二次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 败。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徐世昌遵照直系的旨意，下令免除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及省长各 职，听候查办。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袁金铠为奉天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省长。 这是直系以奉攻奉，分化瓦解奉系的一着。吴佩孚想“藉此以离间张作霖旧部，而迫其下野。”以中央政府的权 威，利用战败之机，瓦解一派军阀是很容易成功的。结果，冯德麟、吴俊升、袁金铠、史纪常四人却联合通电: “对此乱命，拒不承认”(《北洋政府京畿卫戍司令部档案》) ，拒绝接替张作霖本兼各职。由此可见，张作霖虽然打 了败仗，但在奉系军阀中的地位还是巩固的，这不是北京政府一纸空文所能改变的。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他尚 有实力；二是他在奉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别人无法替代。第三次是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郭松龄突然举兵反 奉，张作霖感到突然，当郭军攻克山海关、连山、锦州后，张便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并准备逃亡。在这期间，张曾“下诏罪己”，承认因连年战祸，影响人民生活，表示在反郭战争结束后，将引咎告退。这当然不是张作霖的 心里话，只是缓解矛盾争取舆论的一种姿态而已。郭军失败后，对此要有所表示，才符前言。于是张主持会议 提出让贤，他让袁金铠宣读通电，并准备于次日发表。通电大意是:“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今后将东北 行政交王公岷源(永江) 、军事交吴公兴权(俊升) ”， “本人甘愿避路让贤”。还没等念完通电，吴俊升站起来说: “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咱们一块撂下!”王永江也急忙表态:“唯有大师在，我得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 接着到会者几乎都发言表示，现在“决不是大师引退之时。”在这种情形下，张作霖说:“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 得干! 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这出“让贤”的滑稽剧，大家心里都明白。但它也再次表 明，在如此巨大事件后，张作霖在奉系暨东北的统治地位，仍是十分稳固无人能替代。

当时，国内各派军阀首领对派系控制的能力，与张作霖相比相差甚远。段祺瑞属北洋派元老，可当直皖一 战失败后，便失去了对皖系的控制，皖系也从此一蹶不振。吴佩孚的能力与威望不在张作霖之下，可在第二次 直奉战争中失败后，直系便分崩离析，冯玉祥独树一帜，孙传芳也另起炉灶，一些小股力量虽然继续追随着吴 佩孚，吴也多方努力重整旗鼓，但直系始终未能恢复元气。比较而言，奉系军阀的内部统治是稳定的，张作霖 的统治地位是巩固的。

能够保持统治区域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秩序最混乱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不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奉系统治的东北地区，却相对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是奉系军阀能够发展 成为大的军阀集团的根本原因。

奉系军阀在东北统治的12 年间，首先保证了区域内部的统一。在1916 年，除东北外，全国多数省区都被 两三个或更多的军阀所瓜分，每个军阀所能指挥的军队都非常有限。因此，为争夺控制一省或数省地盘和政 权的争斗从未间断。而奉系统治的东北，却保持相对统一和稳定的局面。

其二，免受战争的直接破坏。从1916 年到1928 年间，除各省小军阀之间的频繁战争外，全国性的大战有 7 次:1917 年的反复辟战争，1918 年的湖南战役，1920 年的直皖战争，1922 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 年的第二 次直奉战争，1925 年底的郭军反奉战争，1927 至1928 年的奉军对抗北伐军的战争。在这7 次大的战争中，由 奉系扮演主要角色的有4 次。而只有1 次郭军反奉战争是在东北区域内进行的，而且时间较短。这就使东北 避免了战争的直接破坏。

其三，能够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奉系军阀在东北统治的12 年里，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地位及内部统治稳 固等特点，得以能够保障其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诸如在剿匪治安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在吸纳外来人口、制定 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方面，在开发矿业、建设铁路、制定民族工业政策，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方面， 在投资兴办教育以及文化事业发展方面等等，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社会的相对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还比较缓慢，但与国内其它省区比较已相当可观。在 奉系统治期间，东北地区出现了人口、土地、粮食三者成正比同步增长的态势。1912 年至1928 年，东北净增人 口1065. 8 万人。1914 年至1930 年，东北耕地面积净增10406670590 亩。1912 年至1930 年，东北地区粮食净增 1008620695 吨。由此得出这样一个比例关系:即每增加一口人，则扩大9. 8 亩耕地，多产10182 斤粮食[2 ] (P71) 。 粮食生产历来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民族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以1905 至1914 年和1915 至1924 年两个9 年的民 族企业增设数字为例，纺织业前9 年共建立了15 家，后9 年共设立88 家；豆油业前9 年共设立54 家，后9 年 共设立75 家；酿酒业前9 年共设立28 家，后9 年共设立78 家；制粉业前9 年共设立2 家，后9 年共设立14 家[3 ] (P43)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这个时期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时期，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 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同时也应看到帝国主义特别是日俄两大强邻在东北经济发展中的垄断地位，给东北民 族工业发展带来的困难。所以，有如此程度的发展，已属难得。美国学者包华德认为“张作霖统治满洲的时 候，国内军阀混战的物力损失，农业、经济上的瘫痪，人力摧折这些现象并未在满洲出现”[ 4 ] (P11) 。这种比较性 结论，说明奉系军阀在其统治期间，与其它各省区的军阀相比较，具有保障统治区域内社会稳定、经济正常发 展的突出特点。

奉系军阀政治集团，统治东北10 余年，并多次问鼎中原，数度操持北京政权，其首领张作霖居然还爬上了 北洋政府时期末代元首的宝座等等，通过研究该集团的这些特点，可使我们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对今天 也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1 ]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 册〔M〕. 北京:三联书店，1983.
[2 ]衣保中. 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 ]孔经纬. 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4 ]包华德. 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第2 分册〔M〕. 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孙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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