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朝鲜战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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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萧峰 于 August 20, 2004 23:45:54:

漫谈朝鲜战争

一、朝鲜战争的起因

在二次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美日争战的残酷使得美国青年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战后美国的统计,阵亡人数超过了30万人。美国也因此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战斗力和捍卫天皇的决心,而且当原子武器还没有研制成功之前,也不可能预计到它巨大威力足以使日本魂飞魄散。因此美国在评估彻底战胜日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上出现了相当悲观的结论:阵亡将士超过100万人,大概还有日本平民的死亡人数,具体的数字已经记不太清了。对于中国和苏联来说,这样的代价也许不会让领导人眨一下眼皮,但对于美国的领导人和美国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无法面对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领导人面前大概只有两条路,一是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这样无疑可以大大地降低人命损失,但是这与美国人的正义观念,这个支持他们加入战争的原始动力,是格格不入的,第二条路就是寻找夹击日本的支援力量。而美国人选的,正是这第二条路,很不幸,被美国人选中的夹击日本的支援是苏联。

美国之所以出此下策,其实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本来他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中国。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中国,无论是正面战场的国军,还是号称深入敌后的共军,对日本都是消极免战,自己人的磨擦却接连不断。虽然向缅甸派出了远征军,但除了孙立仁一部退进印度,保持完好建制外,其余基本上覆没于热带丛林之中,戴安澜将军就在此役阵亡,缅甸也落入日本人手中,

这次保卫缅甸,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还因主将杜律明拒绝退入印度(据说他猜老蒋不会愿意见到他的部队退入印度,而他又不敢得罪老蒋),将十余万大军带入了罕无人迹的热带丛林,致使全军近于覆没。更为要命的是,统率这支远征军的美国将军惊异地发现,中国军队并不听他的指挥,他不过是名义上的指挥官,他当然不可能理解中国军队从来都是私家军这个传统,于是便认定了中国军队的无能,而且无视纪律。这种前线指挥官的观念对身处后方的美国政府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中国军队无能的景象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深种在美国政府的脑海里。

而在中国大陆,更是毫无建树,甚至还不如当年独力对抗日本时有作为,当年独力对抗日本时,还有过台儿庄那样振奋人心的大捷,还有武汉保卫战这样成功的撤退。甚至到了1944年,面对强弩之末的日军,国军表演的居然是一出全线大崩溃的丑剧。美国由于失望于中国,转而求助于苏联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件了。

那么,当年的中国,是否有能力表现得积极一点呢?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在太平洋战争暴发后,特别是中途岛战役之后,日军的主力,实际上已经大部分用在了太平洋战场,而在中国大陆,日本依靠的多是被称作伪军的投降了的中国人。而这些伪军对日本的忠诚,实际上是和国军的战场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军的形势越好,他们对日本的忠诚度就越低,而战斗力也就越低,反正的机会就越大。此时国军越是采取积极主动的作战态势,就越会让他们相信国军的形势在好转,日军的形势在恶化,他们反正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反之,国军越是消极免战,就越会使他们相信日军的强盛,从而更死心踏地为日军卖命,日本也就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这样恶性循环,形势也就越加不容乐观,中国对太平洋战争的支持就越轻微。太平洋战争暴发之后,特别是中途岛一役,日军精锐以及海空主力已完全被美军所牵制,中国趁机反击,收复失地,不但可以更有效地支援正面作战的美军,还完全有可能夺回出海口,从而避免那场徒劳的缅甸远征。当时李宗仁先生就曾经提议,由广西东进湛江,再以雷州半岛为基地,对日本与南洋的海上运输线实施空中打击,从而有效抑制日本的海上运输能力,削弱它的作战能力,有效支持美军的海上作战。可惜,蒋介石的眼中,对共军的提防远甚于对日本,李宗仁先生的提议没有被采纳。

正因为中国人如此不争气,才使得美国人将希望转向苏联,直到1945年初,美国才完全放弃对中国的指望而转向苏联求援。从而给了苏联插手亚洲的机会,同时还将牺牲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议作为对苏联的回报,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以三八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势力范围划分,接下来,就跟欧洲一样,凡苏联占领的国家,都出现了共产党政权胜利的局面。而这个机会同时也间接引发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终结,从而将世界的格局从另一个方面引向这场朝鲜战争。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这场牺牲了几十万中华儿女,让中国隔离于世界二十多年的朝鲜战争的苦果,其实是中国人自己有份种下的。

有份将亚洲局势引向朝鲜战争的另外一个大国其实就是美国,虽然它在45年初放弃中国转向苏联求援是无可指责的,但到了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还在向苏联求援,就不得不说明它的短视。这个时候的杜鲁门总统不可能不知道原子武器已经制作完成,而原子威胁将使美军无敌于全球,这个时候还在向苏联求援无疑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引狼入室的行为。

除此之外,过早地放弃中华民国,也是美国本不应犯的过失,49年春,李宗仁先生代理总统职务时就曾预言道:如果现在美国帮助中国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只需要10亿美元,但如果今天拒绝这10亿美元,今后它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100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李宗仁先生的先见之明。美国果然在朝鲜付出了远超过100亿美元的代价,还附带上近3万8千名美国青年的生命。

当年是否有10亿美元就可以助李宗仁守将军住长江,是不能十分肯定的,但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国共之争战火再燃的时候,断绝了对华的军火供应,由于中国本身是没有制造这些美式弹药的能力,而这些军火的消耗又是必须及时补给的,否则,再先进的枪炮,也形同一堆废铁,所以美国这一举动,对于正在战场上为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漫延的国军将士,无疑是灾难性的。很显然,当时的美国并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他们大概真的相信中国的共产党人是一群要求土地改革的农民。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那么令人遗憾,当国内民众普遍认为中共比国民党更好的时候,政治家是没有人敢坚持说“不”的,而民众的观念又往往受传媒引导,由于传媒天生就喜欢标新立异,所以非常容易受中共宣传的欺骗。

虽然10亿美元是否真的能够帮助李宗仁将军守住长江将永远是一个未知之数,但李的失败决非仅在于军事上,蒋介石的牵制甚至拆台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完全有证据显示蒋在下野后已经决心放弃大陆经营台湾,并将大量的黄金和外汇运往台湾,给以后在台湾的统治创造了一个宽松的财政环境,但此举对岌岌可危的大陆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时,若有10亿美元的雪中送碳,对抵消这些消极因素肯定会有巨大作用的,以李宗仁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善于团结各方势力的才干和魅力来看,他也许真的有可能即稳定后方经济,又稳定前方军心,很多的“起义”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特别是海军的“起义”,海军的舰队可以说是守住长江的唯一王牌,失去海军的舰队,江防无疑已经洞开。

美国放弃了中国大陆,局势向朝鲜战争又迈出了一大步,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也只有美国人,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迅速地将壮大南韩的实力,使之足以与北韩对抗。但是,美国又一次错失了机会,不单没有及时充实韩国的军力,还将南韩和台湾排除到战略防御圈之外。1950年的1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发表了一则声明,其中就有“不打算运用武力干涉目前(台湾)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尔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出谋划策”这样的句子。一周之后,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又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另一则声明,明确地将台湾和南韩排除在其防卸体系之外。至此,亚洲的局势便无可避免地走向朝鲜战争了。

还有美国对中共的挑衅也很有可能是将中共引向朝鲜战争的原因之一,虽然很多人可能不承认这一点的,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注意到以下的事实,我相信至少有部份人会转变原来的观念。

在50年的6月27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开火后的第三天,杜鲁门总统就公开宣布已经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隔离台湾和大陆。当时,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中共与北朝鲜的进攻有关,此举无疑向中共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美国的眼里,中共是北朝鲜的同伙。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姿态,一种安抚国内民意的姿态,当国内民众普遍认为中共是北韩的同伙,那么美国的政治家也只能认同这种民意。但这样的姿态在中共心目中造成怎样的影响,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影响将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抵消美国日后所做的避免挑衅中共的一切努力。同时也向中共表明,美国已经违背了自己在年初发表的两则声明的承诺。这在中共眼里,美国几乎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国际骗子。

几乎是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此事对中共的刺激我认为甚至超过了第七舰队事件。当时麦克阿瑟将军请求华盛顿批准他派一个调查组到台湾调查台湾的防务情况,在得到批准后,却做出了令各方都瞠目结舌的举动:亲自来到台湾并刻意让传媒大肆宣扬。

这两起事件,究竞在多大程序上影响了北京对韩鲜问题的态度,外界是无从得知的,但如果完全否认这种影响,则无疑是不愿正视历史事实的态度。当时如果能够通过英国这样与中共保持接触的盟国向中共传达一下美国政府的真正意图,解释一下民主政府对民意的无奈,以及麦帅的行为只能代表他个人,与政府没有关系,甚至还可以就此事表一个声明,如果这些都做了,也许中共日后的反应不至于那么激烈和义无反顾,至少现在于我们都会承认,美国没有挑衅中共的意图。

二战之后,世界的局势走向了朝鲜战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而美国的民意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不得不说是民主政体的一个天生的遗憾,正如有位伟人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虽然不能造就远见灼识的政治家,但也排除了以“远见灼识”为名的对社会的伤害,虽然会造成暂时的困难和痛苦,却不会造成长久的灾难和浩劫,关于这一点,中国人的教训应该是最深刻的。

二、关于北朝鲜军中的中国官兵

有很多资料都能够证实在朝鲜战争开战之时,北朝鲜军中有大量的曾在中共军队服役的官兵,根据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的《朝鲜战争》,韩战初开时北韩军中共有10个师和2个独立团,1个装甲旅,1个装甲团还有一些炮兵的建制,其中第1师和第4师均有一个保留了原中共军队建制的团;第2师也有很多从中国回国的官兵,但没有保留原中共军队建制的单位;第3师是北韩军的主力,装备最完整,战斗力也最强,是南进的主攻部队,而这个师中很少中国回国的人员;第5师和第6师基本上就是原中共军队的建制,第7师也是由中共军队中的朝鲜人编制而成,这个师人员最多,但由于在开战前两个月才编成,人员虽多,但战斗力却不强,开战后不久就被整编为第12师;第10和第13师也是有原中共军队为主编制成师,但缺额较大,两个师实际上只有一个师的人员和战斗力;第15师也是在开战前不久才编制成师,军官有部份来自中共军队,但人数不多;2个独立团基本没有中共军队人员;装甲部队基本上是从苏联回国的,其中部份人员还不会说朝鲜话,在军中被称作苏联人。

而这些官兵的来源,资料中基本上都没有讲述,所以我在此也只能做些推测,是否可信,各位网友可根据自己的理智来评判。

我以人这些官兵的来源大致为四类。

第一类是那些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朝鲜族人,这些人是由中共军队在东北期间招募的,包括在日本占领期间的中共游击队和内战期间正式招募的士兵,这一类,而且只有这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

第二类应该是在中国境内的朝鲜志士,他们人在中国,图谋的是朝鲜的利益,象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就是这类志士的代表。他们分散在中国的东北进行抗日活动,也有部份在中国其它地方(这是网友们提醒我的,在此表示感谢),大多是当时的抗日游击队员,由于共同的目的,这些朝鲜人有的与中国的抗日游击队是互相溶合的,也有的基本维持朝鲜人为主的组织机构,后来成了朝鲜领袖的金日成当时也是中国境内的抗日游击队的首领,据说当时他那游击队的规模只有几百人,实力并不大。

第三类是中共改编的满州国军,占据中国东北的除日军外,还有一支并不为太多人所知晓的满州国军,而我个人认为这支军队的官兵主要来自朝鲜。这其实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作为征服者的日本,对于早被征服的人的信任度总是要超过晚被征服的,所以当满州国建立自己的军队时,日本人是不太可能会放心全都由中国人来组成这支军队,而让朝鲜人掺进来,侧会让日本人放心得多,毕竟朝鲜人此时臣服日本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已经有一代人在日本的统治下成长起来了。

这支军队后来与驻东北的关东军一起被苏联人消灭,但其人员死亡的肯定只是少数,大量的是放下武器了,其中有的当时就回国了,在那些人当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后来让北朝鲜军队包括中国军队都吃了不少苦头的韩国第一师师长白善烨将军。也有的会继续选择吃粮当兵,这时要继续当兵也就只有中共的兵可以继续当。

第四类是日本关东军中的朝鲜人,有资料显示,日本关东军中也有大量的朝鲜人,这些朝鲜人是日本军人,当时日本已经吞并朝鲜,日军在朝鲜组织兵源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军中甚至可能还有东北人,记得老舍的《四世同堂》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有个拉车的拉了个日本兵,到目的地后不肯给钱,让那个拉车的找了个偏僻的地方痛打了一顿,结果打出中国话来了,原来是个东北的兵。当然文学作品是不可以作为证据的,但作者这种描写应该不会是凭空想象的,日本这么一个小国家,兵源终究会枯竭,找些朝鲜人和东北人充数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四类人中,真正应该属于中国人的只有第一类,而我认为属于第一类的人数是不会很多的,因为这类人,在中国已经过了几辈子,早已经是安居乐业了,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期间,他们总体上讲缺乏需要当兵的理由,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缺少生活资料,用不着吃粮当兵,而且更不太可能成长成高级军官。

第二类人中的大部份应该在中国的内战期间就已经返回朝鲜了,因为这时的朝鲜刚刚复国,需要大量的干部,所以他们是不太可能会留在中国帮中共打内战的。原因很简单,回国可以当官,留下却要冒生命危险打战,人本能的选择必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我相信,第二类人中留在中共军队中服役的肯定不会有太多。

留下来为中共卖命的多是第三类和第四类人,也就是原满州国的军队和原日军中的朝鲜官兵。这类人本来的数量就最多,而且由于其在东北的经历,回北朝鲜后当官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回南朝鲜当官的可能性虽然很大,但去南朝鲜的路途毕竟远的多,更重要的是还要路经北朝鲜,而在北朝鲜当权的人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打游击,所以或多或少都会和他们结下仇恨,途经时自然就会担心受到他们的刁难,所以他们选择留下的可能性要比第二类人大的多。正是基本这样的分析,我认为在中共军队中服役的朝鲜人中,以第三和第四类人占决大多数。至于后来为什么又让他们回国,我想应该是经过在中国三年的内战考验,在共产党的眼里,他们已经被改造得可靠了,而且又经过实战的洗礼,他们的战斗力肯定要比北韩原有的军队高。他们回国一方面可以加强北韩的总兵力,又可以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攻击力,而且还有奇兵的作用,因为没有人能够预计到北韩会突然间冒出一支那么强大的攻击力。

如果将那些曾在中共军队中服役,韩战暴发后又在北韩军中服役的朝鲜人算作中国人,我个人以为不免有强加于人之嫌。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国籍往往并不清晰,如果本人认为自己是朝鲜人,别人是不能硬要将他当作中国人的,如果只因为他在中国军队中服役,就认定他是中国人,这个依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太子毛岸英也在苏联军队中服过役,难道他会因此就成了苏联人不成?更何况他们大多本来就是日本人安插在满州国军中的,按他们自己的意愿,我相信不会将自己当中国人。所以那些因曾在中共军队服役的人出现在北韩军队中就认定中国在韩战初期就已经介入的观点其实是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的。

至于这些曾经在中共军队服役的官兵,在韩战初期究竟起到多大作用?我认为不可否认他们是起到很大作用,但这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不是人,而是坦克。

在韩战初期,北韩势如破竹的决定性力量就是北韩拥有的150辆T34中型坦克(这也是网友指正的,感谢),可是南韩的军队根本就没有任何武器可以对付它。造成这个局面其实也要归咎于美国,因为正是美国拒绝了南韩的坦克请求,理由是朝鲜的地形不适合坦克优势的发挥。的确,朝鲜平地少,山地多,道路狭窄,而且有很多桥梁是不能承受坦克的重量的。因此,美国拒绝南韩的坦克请求似乎理由充分。但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认定苏联人也持与他们相同的观点,所以连反坦克的武器也没有配备给南韩军队。可是事实又一次教训了自以为是的美国人,苏联人偏偏就将坦克武装给了北韩。正是由于T34坦克无可抗拒的突击能力,不但使南韩军队兵败如山倒,即使美军亲自出马,也只能是一触即溃,最先参战的史密斯特遣队和紧接着投入战斗的24师,均被北韩大军轻易击溃,连师长迪安少将也成了北韩的俘虏。直到后来美军将新式的3.5英寸的反坦克火箭筒运到朝鲜,北韩的坦克的优势才受到抑制。

至于这部份曾在中共军队中服役的官兵的下落,我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但我猜测他们大多沦陷在南韩,或战死,或被俘,能够活着回到北韩而且在北韩生活下去的人应该不多,而这部份人当中,可能有许多人后来又心甘情愿回来当中国人。

就我所知,曾满膛热情地回去当朝鲜人,后来又心甘情愿地回来当中国人的确实不少,我父亲就曾有过一位这样的同事,我应该是见过此人的,但实在记不得她的模样了,因为过去的年头实在太久远了,而她其实在前几年才去世,病重期间,我父亲还去探望过她。还有就是蓍名的曲作家郑律成,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延安颂》这首歌,这其实是一首旋律很优美的歌,它的曲作者就是郑律成。

这些归去又归来的朝鲜人,归去时肯定是认定自己为朝鲜人,而在归来时,也肯定不再认自己为朝鲜人了,他们在朝鲜有过怎样的经历,如果我们能够见得到中共当年是怎样对待那些满膛热情的归国华侨,就可以大致想象出来。

其实,这些曾经的中共军人,他们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先是替日本人卖命,后又替中共卖命,再替金氏王朝卖命。经过这么多年残酷的战争,从来就没有机会为自己争取权利,侥幸保住性命的人不是被遗忘在朝鲜,就是在中国撞上文革等灾难,其中最幸运的,大概就是当了俘虏后选择留在韩国的了。现在,这样的人大概已经所剩无几了,愿尚存者老有依靠,安渡晚年,愿归天者灵魂安息。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淘汰一代又一代的人,而作为一个群体,能够为人们所了解,也算是清史留痕了。历史还将不断前行。

三、长津湖的战斗

在中国的内战结束后,中共元帅之一的名将刘伯承在南京组建了一所高级军官学校,那些已居高位但完全没有接触过正规现代军事理论的高级将领因此也有了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但是当时所能使用的教官多是前国军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参谋人员。于是那些过去战场上的对手便成了此时的老师和学生,只是教师即使不是学生的阶下囚,也曾是学生的手下败将,所以教学双方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老师基本上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针对这种情况,刘伯承对这些傲慢的高级学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对那种普遍存在的自以为是的胜利者的傲气和以常胜将军自居的,对现代军事理论不屑一顾的轻狂。在这样的批评中,刘伯承提到了长津湖的战斗,话语中有这样的字句“长津湖一战,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第1师,没有能够歼灭,也没有能够击溃,付出了10倍于敌人的代价,让美军全建制地撤出战斗,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和武器装备(大意如此)”。

刘伯承这些批评无疑击中了朝鲜战争的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痛脚,1958年彭德怀在军中大搞反对教条主义,将“军中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的大帽子扣在了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的南京军事学院,狠狠地报复了刘伯承一把,萧克、李达两名大将为此被解除了军职,刘伯承元帅更是以66岁的年龄,近乎失明的双眼,被人搀扶着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做了极为痛苦的“深刻”检讨,并从此离开了一手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那位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整起人来也是毫不手软。所以我对他后来的经历,并虽有同情,更多的是遗憾。一年之后,这位彭大元帅庐山落难,就在他挨整的时候,不知道是否会想起那些挨过他整的人,是否会产生某种愧疚。我在此提起这一故事,只是想说明,即使是在中共军中,对长津湖的失败也是一个共识。

说起这位刘伯承元帅,是我比较敬重的中共人物之一,他虽然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更多的还是一个军人,终其一生,都保留着一个职业军人的光荣品格,在中共,这样的职业军人实在太少了。其它的中共将军,流氓的本质远多于军人素质。

长津湖靠近朝鲜的中部偏东一点,在50年的冬天,为了配合西海岸的圣诞节攻势(中方的说法是第二次战役),美军派出第10军在元山港登陆北进,侧击中朝军队,以图彻底解决朝鲜危机,而第10军的主力,就是陆战第一师。当时美军上、下,都没有能够正确地估计中国介入的目的和深度,即使是在受到过中国军队强有力的打击(中方说法是第一次战役)之后,也还是如此。作为这个错误的后果,西海岸的第八集团;军被中朝联军的突击打成了惊弓之鸟,一口气撤到了三八线以南,后来甚至连汉城都放弃了。而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将军也在忙乱中遭车祸身亡;而东线的陆战第1师,则陷入中共第9兵团三个军约12万大军的包围之中。这是朝鲜战争暴发之后,联合国军一方空前的危机,如果陆战第1师在长津湖被歼,联合国军必将放弃南韩。此后的近1个月的时间里,双方将士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最后的结局就如刘伯承将军所说的那样,围攻的中共9兵团遭到近半的伤亡,而陆战第1师则是全建制地突围南撤。

陆战第一师其实并不是一个长期的编制,是为了朝鲜战争由海军陆战队临时组建而成的。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是志愿兵,所有的队员都是职业军人,这大概也是它能够成为美军的王牌精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使用率最高的一支部队。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美军有两次战役是表现得最为出色的,第一次是仁川登陆,第二次就是长津湖的战斗。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这两次战役的主力都是陆战第一师,特别是长津湖的战斗,以2万多人的兵力,对抗近12万大军的围攻,不但自己全身而退,还让对方伤亡惨重,更重要的是整个联合国军,甚至东亚局势也由于他们的出色表现渡过了这次空前的危机。陆战第一师无疑是韩战中最光荣的一支部队。

关于长津湖战役的过程,有很多书都有描述,即使是中方的著作对这场战役也有所描述,虽然在这些描述中基本都不承认战役的失败,但还是大致看得出战斗的结果远远不是中共所期望的。所以在此,我不打算再过多地叙述这场战斗的过程,对此有兴趣的朋友请阅读相应的书籍,只想就长津湖战役中共失败的原因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长津湖战役的失败,中共在韩军队的最高统率用兵不当是主要原因。9兵团无疑是中共军中的精锐部队,但它是3野的部队,其骨干中多有是原活动于江南的新四军,内战中也大多数时间在山东一带作战,根本就没有在严寒地区作战的经验,所以开战以后,军中大量士兵因冻伤而失去作战能力,严寒成了他们面对的最为凶恶的敌人。

如果当时彭德怀能够有一点先见之明,将4野的13兵团用于长津湖,而将9兵团用来对付第8集团军的话,情况也许会有利得多,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的问题,13兵团先入朝,当时也已经部署在西线了,但我认为9兵团入朝不可能是临时的决定,如果彭德怀能够意识到他将13兵团调往东部更好一点,他完全有时间做出这样的部署。当然,美军在东线的入侵,可能在他的预料之外,所以他一直将部队部署在西线,突然得知美第10军在元山登陆时,13兵团可能已经完成部署了,所以只好将刚入朝的9兵团派往本不应该去的严寒地区。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他的失策也是这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

虽然13兵团也很可能无法彻底改变失败的战果,但断不至于付出10:1的代价,最后什么也得不到。13兵团曾经长期转战在东北这样的严寒地带,所以严寒对他们已经不再是凶恶的敌人,还有可能是能够帮助他们的朋友,此消彼长,有难的可能是美军的海军陆战队也说不定。其中的38军,是在整个朝鲜战场上中共军队表现最为出色的王牌,曾孤军奋战在汉江南岸的阵地上,为二月攻势(中共的说法是第4次战役)保住了一个桥头堡。可惜的是,中共的统率没有意识到随着战局的变化,在这个桥头堡即失去了存在价值,更没有保住的希望,不知他们基什么不切实际的妄想,还让这支光荣的军队坚守在汉江南岸,在苦苦挣扎,几乎全军覆没,但他们顽强的斗志也赢得对手的称赞。在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的《朝鲜战争》中有这样的话:“中国第38军的英勇奋斗精神,非常‘令人钦佩’,因为是背水之战,所以拼命进行战斗。只因断绝了补给,才大部被歼。可谓弹尽粮绝。这次战斗后,该军的番号再也没有出现在第一线上。”在38年之后的1989年,这支部队再一次扬名世界,这一次是由于它拒绝执行前往北京,镇压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学生的行动。据说当时的军长称病住进了医院,后来副军长还是带队进入了北京。

其次,当时的前敌指挥官,即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也要为此次失败负一定的责任。如果当时9兵团能够审时度势,将主攻方向放在只有一个步兵团战斗群把守的下碣隅里而不是有两个步兵团战斗群把守的柳潭里,还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此战中共的优势,一是兵力充足,二是战场上形成分割包围敌军的有利态势,不利的因素除严寒天气之外,补给困难也是致命的弱点。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共一方只有速战取胜,如果时间一拖,就必败无疑。在这种局势下,先打力量较小之敌应是上策,而令人很费解的是中共却平均使用兵力,分别进攻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结果两处攻击均伤亡惨重,无功而返。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下碣隅里的进攻中,对美军阵地上的堆积如山的补给物资视而不见,致使整个战役中,美军基本没有出现补给困难的局面。美军由于火力极为强大,所以也需求巨额的补给,如果在进攻中摧毁他们的补给物资,战场上的形势是完全有可能逆转。对这一军事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中共对这些物资的渴望,致使他们对战斗失败的风险也不在话下,对士兵的生命更毫不在惜,结果不但士兵的生命牺牲空前,那些可望不可及的物资反而为成为自身失败的一个重大因素。所以宋时轮对这次失败的责任应该还在彭德怀之上。

当然,当事后诸葛亮总是最容易的,何况还是纸上谈兵。不过对中共来说,这次机会的错失以后,再也没有争取战争彻底胜利的机会了。可以做的只是争取一个更有体面的休战,不过最后的停战并不十分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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