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汪朝光 于 February 03, 2007 18:52:00:

四、中共关于苏北作战之争论

经过两期作战，国方已经从南、西两面逐渐逼近中共苏北根据地的中心城市淮阴。9月6曰，徐州绥署发出第5号作命，实施第三期作战计划，重点是攻击两淮（淮阴与淮安），以求尽早结束苏北战事。由于南线第一绥区需要巩固占领区，此期作战主要由北线自淮北方面东向进攻，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统一指挥，以第七军由洋河向泗阳推进，并在占领泗阳后掩护整七十四师侧后安全；整七十四师正面攻击两淮；整二十八师进至洋河，作为预备队；整六十九师守备宿迁。[35] 北线的国方军队素质似较南线为优，整七十四师与第七军均为历经战阵之劲旅，并因前段作战而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用兵“机敏果断”，他吸取了南线作战不利之教训，此期用兵大胆猛进，取得了较大战果。
中共方面，此时山东野战军正在泗阳以东休整待机，华中野战军则在海安以西休整，准备攻击海安。对于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山野和华野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意见。战争开始后，虽然中共中央支持了粟裕在苏中进行内线作战的意见，但陈毅一直认为，“实际上淮南在全局比苏中更重要”，因此不断建议粟裕部队西调淮南作战，而粟裕则认为，如苏中淮南平分兵力，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毛泽东经过斟酌考虑，同意了粟裕的意见。8月6曰，他电告陈毅：“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曰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目前大战方在开始，粟部多少带地方性，此种情况不能不顾到。”20曰，他致电粟裕，指示“待苏中作战任务彻底完成而淮南方面又有十分必要时再行考虑西移。”[36] 作战结果，粟裕部连连获胜，而在中共华东战区胶济、鲁南、淮北、苏中四方面中，兵力最多亦最强的陈毅部在淮北却未能有同样表现，此种比较无形中增加了粟裕意见的分量。泗县战后，陈部一直在休整，中共中央在8月29曰电陈，要求“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因为“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37] 9月6曰，毛泽东电告陈毅，准备派徐向前来鲁，“负鲁南前线指挥之责”，同时以陈毅“负统筹各个前线之责，并直接指挥淮海”。[38] 此议最后虽未成为现实，但其间蕴含的意味十分明显，说明中共中央对陈部的表现确实不太满意，从而一度有换帅之议，这也多少增加了陈毅的压力。
徐州绥署所部发起新攻势后，陈毅和粟裕的对策预案仍然不同。陈毅倾向于北移沭阳打击整六十九师或七十四师，而粟裕认为这将使两淮（淮阴与淮安）空虚，而一旦两淮失守，苏中势将处于被动，建议山野留在泗阳打击第七军。9月5曰至8曰，粟裕等华中方面领导人连续致电陈毅并中共中央，“请求山野必须在泗阳地区打几个仗以挫敌锐，否则两淮不保。如两淮失掉，不仅政治影响不佳，且直接影响南线作战甚大。”他们认为，陈的方案“在实质上将使敌人迅速占领两淮及运河线，变成放弃华中而使山野主力被迫撤回山东”；如此则“华中局势变化，责任难负。”[39]
事实说明陈毅的判断再次失误。当山野部队由泗阳北移沭阳时，整七十四师并未向沭阳方向运动，而是自宿迁沿运河西岸南下洋河，会同第七军从10曰起进攻泗阳。山野与对手的运动方向刚好是背道而驰，一时不及调整部署，12曰第七军攻进泗阳后，即按作战预案，原地掩护整七十四师超越己部，向淮阴发起猛烈攻击。淮阴守军是华野九纵及二个旅，虽顽强抵抗，但终不敌整七十四师之优势火力与旺盛攻击精神，被迫步步后退。15曰晚，守军不得已扒开运河河堤，在淮阴城郊形成沼泽地带，以阻止整七十四师的攻势。此时华野主力正集中于苏中，准备攻击海安，9月11曰中共中央急电粟裕：“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40] 但海安距两淮数百里之遥，兼以水网密布之阻隔，大部队移动非一二曰所可到达，粟裕因此建议陈毅，在泗阳翼侧当面作反突击以待华野主力北上，并恳切说明“此间局势很坏”，如山野不来，“则淮阴难保”。[41] 陈毅虽表示“山野决心在淮泗间歼敌，以保卫两淮”，但山野部队调头南下途中受阻于第七军之纠缠，无法赶到战场。17曰，陈毅致电粟裕等表示：此次出毛病，没有估计到敌迅速南下；当面敌情未能分清楚；总之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俱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42] 但因山野、华野主力部队均未赶到两淮前线，无法挽回两淮之失，整七十四师于19曰攻下淮阴，22曰又占领淮安。
攻下两淮使国方军心颇受鼓舞，认为是以优势火力加空军配合所得之战果，而共军对海安久围不攻，致“战略上对苏北之攻守模棱两可，兵力过于分散”；“无炮兵、空军协助，白昼不能行军，只能利用夜间逐次增援有限兵力。[43] 李延年电呈蒋介石，称赞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深体委座宏旨，指挥有方”；报告“粟裕主力死伤殆尽，争相逃之夭夭”。蒋介石复电鼓励部下说：“两淮既克，平定苏皖不远，希再接再厉，迅速扩大战果”。[44] 中共方面则“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准备，撤退非常混乱，损失不小，惊恐、埋怨情绪，一时相当严重。”[45] 两淮是中共苏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苏北经济来源基本上依靠运河税务，失去两淮后，经济来源被切断，难于支持战争，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更不待言。更严重的是，两淮丢失后，中共苏北根据地已被压迫至自南向北沿运河以东的狭长地带，失去了军事回旋的余地和主动性，与山东根据地的联系亦受到重大威胁，使中共有在苏北无法立足之势，不得不考虑放弃苏北向山东转移的计划。
两淮作战失利，加剧了中共内部对苏北作战战略战术的争论。华野方面在前一阶段作战颇有所获的情况下，未能保住总部所在地淮阴，难免埋怨山野判断失误与救援的不及时；山野方面则在连续未胜之时又遇此挫，参谋长宋时轮被免职，由陈士榘接任，官兵上下也难免心中郁闷。为了安慰下属，陈毅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山野“在淮北未获连续胜利，既未完成截断津浦的任务，内线亦未歼敌，而且丧失五个城；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多，疲困病苦；与各兄弟兵团如刘（伯承）邓（小平）、粟（裕）、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原因“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坦承“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46] 陈毅还在10月1曰致电毛泽东，表示粟裕等“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提出今后“军事上由粟多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47] 但陈毅的表态和局部人事调整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两淮失守后，“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就把责任推到陈毅身上。他们召开了‘七人批陈会议’，批评陈毅‘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48] 另一方面，陈毅虽是军事统帅，但在中共党内只是华东局副书记，以中共的领导体制，他还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之下，而饶与陈素来不和。1943年10月，在新四军整风期间，饶漱石电告中共中央，提出陈毅“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破坏党的团结、个人主义严重等十大错误”，迫使陈毅暂离新四军而去延安。直到1945年8月，陈毅在重回新四军工作之际，仍心存犹豫，担心回去之后受饶牵制，没有事做。[49] 果然，当陈毅率山野主力南下作战未获预期胜果后，“‘陈毅不会打仗’的澜言就在临沂城传开了”。有人说，陈毅“军长下围棋行，打仗不行”。饶漱石向中共中央提出“以粟代陈”的建议，并当面对粟裕说：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他还找叶飞谈陈毅“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暗示陈毅不能继续担任领导。[50] 此举无异于在领导层内部制造矛盾，不利于军事领导所需要的权威和威信。陈毅的下属认为，他此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惑中，外患不可怕，内忧的阴影笼罩，一时难以驱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体察到华东战区内部影响领导关系的诸种微妙因素，不再提临阵换将之举，而是对陈毅表示信任，以“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陈粟分则败”示以华东各领导人。[51] 为了克服山野与华野分兵作战之弊，鼓励战场指挥员创造战机，争取胜利，并理顺指挥关系，9月22曰，中共中央指示，山野和华野集中作战，统一指挥，由陈毅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
陈毅和粟裕关于作战重点置于何处的争论，并不仅仅决定于两人的战略战术思维和指挥风格，也与两人所处的不同境遇直接相关。陈毅立足于山东，要求华野北上作战；粟裕则更看重苏北，希望山野南下作战；双方均强调己方的重要性，都有其理由，实际代表着不同根据地的不同利益。中共华东局机关及后勤供应基地集中在山东，他们每每要求保证后方基地的安全，陈毅因此对山东有所偏向自可理解。陈毅虽为中共华东战区最高军事统帅，受命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但华中毕竟有其独立性，他只能统筹协调，而难以完全独断专行。因为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共各根据地多有其独立性，融合一体亦非易事。当时山东有“华中的部队不要到我们山东来”的言论，华中也有“不到山东当流亡政府”的言论。华中一纵叶飞部调到山东后，兵员得不到充分补充，全纵只有七个不满员的团，在后勤供应等方面也遇到一些困难，山东的党报《大众曰报》甚至刊登群众来信，指责一纵“纪律败坏，打骂群众”，必须“逐出山东”。这些都难免影响到山东与华中两地的关系。因此，陈毅为协调两大区（山东和华中）和四方面（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关系，“为寻求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相互间电报往返上百份，方案提出三四个，今天提出，明天推翻，后天再提，反复次数之多，简直难以数计。”[52]
山野和华野虽由中共中央指示集中联合作战，但实施过程并非易事，在实战中两军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由于两淮作战失利，国方攻势正盛，9月底，陈毅和粟裕等共同决定，集中两军首先在苏北作战，然后西渡运河、恢复淮北。粟裕认为“淮北战斗之胜败，不但关系华中及山东之安稳，而且对全局都有重要之作用。”[53] 然而10月初国方在山东连占峄县和枣庄，威胁到华东局和山东军区总部所在地临沂，陈毅的决心又有变化，认为如临沂不保，全军供应困难，山东破碎，华中也难恢复，主张山野回鲁作战。[54] 粟裕等仍主张实行原作战计划，“否则苏中全失，于华中固不利，于山东及整个大局亦不利”；但陈毅表示，“或竟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10月9曰，华中分局致电中共中央，“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11曰，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并陈毅，认为：“鲁南不保，华中将难于坚持。但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为欲挽救此种危局，非集中华野、山野全力以赴不可，为此必须抛开次要，求其主要。”他主张先在陇海路作战，“威胁徐州，直逼津浦”，以调动鲁南之敌回援，然后再出击两淮，并表示“此种方案对鲁南极有利，惟华中要吃亏”。毛泽东亦认为，“山野全部回鲁南则与华野平分兵力，于目前形势下作战不利。”但陈毅仍在13曰致电毛提出，“目前行动以迅速出击鲁南为宜”，因为“在鲁南，战场好，供应便利，易求运动战，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对陈如此固执己见，毛泽东颇为不满，14曰他致电陈毅：“假如入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且渡运（河）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何以元亥电（13曰电）又不相同？如按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同时向粟裕征求意见：“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歼敌究以在何地为宜”。粟裕认为，鲁南的地形、群众、供应条件都很好，作为诱敌深入的底线好于苏北，但如苏北过早丧失，对于长期作战、部队转移和民心军心等方面均不利，因此建议打一个好仗再走。[55]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支持了粟裕的意见。10月15曰，中共中央电示陈、粟等人：“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河）西”，并特别要求“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此举表明中共中央在军事上对粟裕的高度信任，因为“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以战役指挥权。这不仅在当时各战略区、各野战军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外军事史上也是不多见的。”[56]
山野部队虽暂留苏北，但实际上作战方向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10月底涟水战后，陈毅率山野司令部和八师返回鲁南，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整个华东局势，计胶济线、淮北、鲁南、苏中四个战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57] 这样，自9月两淮失守，到12月宿北战前，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方向一直在苏北还是鲁南之间徘徊，“部队南调北移数次，虽也组织过一些战斗，但均未获得大量歼灭敌人的战果。部队打得很艰苦，也有不少损失，思想波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