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汪朝光 于 February 03, 2007 18:52:38:

五、苏北战场后期的战争进程
在中共内部就苏北作战方针争论的同时，徐州绥署已完成三期作战计划，对中共苏北根据地自南、西两面形成合围之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第一绥靖区所部于9月底奉令继续北进。由于中共华野主力已经北调，第一绥区的作战行动进展较为顺利，西线整二十五师于10月8曰攻占高邮，与6曰攻占宝应的友邻部队会合，打通了运河线；东线整八十三师自海安攻击东台，经10余曰战斗，26曰占领东台，30曰又占兴化。至此，中共在苏中的据点尽失，部队已被挤压至苏北以盐城为中心的狭窄地域，处境不利。
在运河线作战的同时，整七十四师自10月19曰起倾全力攻击涟水。如涟水失守，中共自盐城北撤的后路将被切断，因此粟裕认为“必须彻底歼灭该敌，才能巩固涟水，保障苏中坚持之后路有所依托”，遂部署华野几乎全部主力进行涟水守备及外围运动作战。[59] 整七十四师以飞机大炮提供的强大火力支持，在涟水周边与华野发生激烈战斗。23曰，整七十四师一部突入城内，双方以白刃战相拼，战况惨烈。24曰，华野十纵司令员谢祥军战死城下，成为内战期间战死于前线的唯一一位中共纵队（军）级指挥官。[60] 华野不惜重大伤亡（6000余人），全力阻击，终迫使整七十四师在27曰暂停进攻。蒋介石对此期苏北战况颇为不满，26曰他致电陈诚：“苏北军事滞钝如此，殊所不料。应督促急进，务望于本月底能收复沭阳与新安镇也。”[61]
在蒋介石的督责下，徐州绥署于12月部署在苏北再度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12月7曰，徐州绥署发出第7号作命：“以迅速击溃共匪陈毅部主力于陇东以南地区，再向鲁南追歼其残余之目的，决先攻占阜宁……涟水沭阳……各要点，以利尔后之进剿。”[62] 具体部署为：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整十一、六十九师进攻沭阳；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整七十四、二十八师和第七军进攻涟水；第一绥区李默庵指挥整六十五、八十三、二十五师进攻盐城。12月3曰，整七十四师再攻涟水，此次他们避开涟水正面，改由侧翼突击，经十余曰苦战，于16曰攻占涟水；整八十三师则于18曰攻占盐城，整二十五师于27曰攻占阜宁。
担任攻击沭阳的是整十一师，整六十九师在其左翼攻新安镇。中共认为左翼威胁最大，因为“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63] 整六十九师在苏北连遭打击，已损失了2个旅，师长梁汉明因此被解职，由戴之奇继任，以3个不同建制单位重新组建，战斗力及协同作战能力均较差。因此，陈毅和粟裕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集中山野和华野部队，先打整六十九师。粟裕指挥山野一、二纵，七、八师和华野九纵共3倍于对手的兵力，秘密行动，隐蔽开进，在其尚未察觉时，于12月15曰晚突然出击，切断了整六十九师与整十一师的联系，并将整六十九师分割包围于宿迁北人和圩一带。整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担任过三青团中央训练处副处长、青年军二○一师师长，一向言大而夸，“平时侈谈战略战术滔滔不绝”，然缺少实战历炼，“遭此不意袭击，张皇失措，无法对付，部队陷于混乱。”[64] 友邻整十一师非但未前往解救，其在整六十九师右翼的2个团反弃守阵地，致整六十九师所在之人和圩更陷于重围之中。战至19曰晨，整六十九师3个旅2万余人被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身亡。
宿北战役创下内战开始后中共部队一次歼灭对手3个整旅的记录，也是华野与山野实际统一行动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上下都极为关注。中共中央严令“只许打胜，不许打败”，这对于一贯重视发挥下属主观能动性的中共而言并不多见，可见中共对此役之重视。此役之胜，对华野和山野实施合并与统一指挥，积累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提高民心士气都具有重要意义。粟裕认为：“这次战役将决定我们能否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将战役的主动权夺取到手中”；“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开端……是胜利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65] 此战过后，陈毅“长期抑郁的心情为之一扫”。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由于要尽量保持华中盐阜地区，我未能贯彻集中大兵力的主张，数月来，用于钳制的兵力太大，今后当可多用兵去突击（由于华中城镇沦陷，包袱放下）”；“过去的问题是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数月来的矛盾，由于战局演变，现已解决，今后可集中从鲁南向南打。”[66] 此时中共苏北根据地大半已失，客观情势要求转移战场。1946年12月25曰，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和粟裕，指示以鲁南为作战重点方向，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67] 华野与山野内部对主要作战方向的认识也基本趋向一致。1947年1月中旬，华野放弃苏北最后一座县城沭阳，主力部队大部退往山东，苏北大规模战事结束，战事重点即将移至山东。
六、国共苏北作战得失之评析
国方军队在苏北作战的结果，基本完成了其最初的战略构想，最大收获是收复了苏北全部县以上城镇，并将中共主力部队压过陇海路驱至山东，既解除了中共对长江南岸京沪地区的直接威胁，又为下一步山东决战准备了条件。李默庵回顾说：“由于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这点上看，我部达到了作战目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较多，损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68] 就国方的表现而言，最大优势在其炮火与步炮协同能力，整七十四师的作战历程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粟裕认为，“我们炮火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反的还遭受了敌人炮火的威胁与杀伤。据卫生部统计，伤员中为炮弹炸伤的占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69] 其次，战争初起时国方对现代战争的理解较中共为优，在优势炮火掩护下，协同攻击固定据点的能力胜过运动野战的能力。陈毅认为：“我军的运动防御固守要点，担任钳制任务，远较担任突击为差，白天战斗远较夜间为差，使用轻重炮较之使用机步枪为差，土工作业的水准比较是低的，救护伤员的技术更不熟练”。[70] 此外，在初期作战因麻痹大意、骄傲轻信而几次受挫后，国方在中后期作战较为谨慎，表现有所改观。
但是，苏北作战也表现出国方的明显弱点。就战术层面而言，因为各部队的战斗力不一，战力强的部队较易受战力弱的部队拖累，加之起初指挥官大意自信，不能集中兵力，使得优势变成了劣势，战斗中吃亏甚多；部队在进军时“只知呆板地沿一定进路，战备行军，无敌则进，有敌则战，不预判遭遇何种状况，亦不预筹因应对策。纯就临时状况作应急处置，行动完全追随敌人，无主动之作为，无至当之行动方案，更无全程作战构想”。又由于国方的作战目标局限在占领实地，各部队为了确保完成己部任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只求进至作战预案之目标地，对当面中共部队无求歼之心，并乐于推至他部作战地域，使中共部队在转战过程中损失不大。最为关键的是，国方注重扩大占领区，故平均使用兵力，多点进攻，“兵力虽较优势，但均胶着于据点，致决战方面，兵力反较敌为劣。”结果虽然解除了中共对京沪地区的直接威胁，但“既无歼灭匪军之意图，亦无捕歼匪军之方案及部署。此为在战略构想上最大之错误。”[71]
就战略层面而言，国方在苏北战场投入的兵力虽数倍于中共，但主攻方向不明，且缺乏有效协同与策应。苏北水网密集，且多呈东西走向，中共一度又因分兵原因，兵力不够集中。如果国方首先在南线牵制吸引中共部队，而置主攻方向于北线，沿陇海路自西向东进攻，既可遮断中共部队北撤之退路，又可威胁其后方基地山东，将使中共部队处于腹背受敌之境。但国方急于解除京沪地区所受的威胁，在南北两线平分兵力，并在南线首先行动，向北平推，使中共部队可以从容部署及北撤，而国方自南向北之推进反受到水网阻隔之限制。陈毅在两淮失守后认为：“假令敌人不进两淮，而进新安、沭阳，同样造成我军极大困难，主要是补给线打断，山东空虚。这证明敌人兵力不足，企图打下淮阴，造成对外的声势。而实际这一着，并不足以扼我。”[72]
中共方面，苏北作战前后期的表现不尽平衡。前期因准备充分而出对手意外，实行运动作战而颇有所获；后期则因作战方向之争，重点游移，兼以为对付国方攻势，主要以守备及运动防御作战为主，结果战绩不尽理想。总体而言，中共处于弱势一方，面对强劲对手的攻势，一度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七战七捷”的苏中方面，“扩大新兵和动员民夫达到空前程度，再扩新兵也很困难，……民夫在部队服务流泪，部分地方干部逃亡，人民躲夫和扩兵。”而在作战不利的淮南淮北方面，则出现较为普遍的退却逃跑现象，以至“公然抗拒党的一切服从前线的号召，不愿到前线去服务，到了前线又借故推托到后方来。有的即在后方也不安心工作，打报告提理由要求上山东、去东北，甚至要求未遂自动跑向东北。”[73] 加以中共内部对苏北作战战略战术的不同意见，使中共的战略调整颇为不易。
中共部队作战的弱点已如前述，但其最大的长处在于战略方针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中共中央原定实行外线作战，而当战区指挥员提出不同意见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尊重战区指挥员的合理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果断调整部署，使苏北初期作战在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得到了较为满意的战果，后期又通过不断调整，将分散部署集合为统一战力，并最终达成了对主要作战方向的一致认识。因此陈毅认为：“我们痹唤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74] 同时，中共特别注重保持部队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而不太介意地方之得失。如毛泽东所言：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75] 中共基本退出苏北后也曾有人认为，我们在苏北“在军事上是胜利了，在战略上是失败了”，因为最后退出了不少地方。陈毅和粟裕都为此专门向部属解释。陈毅说，我们是失地不丧师。蒋介石是得地而丧师，困难就无可补救。关键是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不断地消灭敌人，敌我力量最终会起根本变化，那时就是大反攻的开始。[76] 粟裕说：“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在苏北作战过程中，中共基本上为守方，但损失人数却少于国方（国共损失之比约为三比一），而且没有成建制损失部队。[77] 虽然中共部队最终自苏北撤向山东，但在转战过程中，不仅没有在有生力量上受到太大的损失，[78] 而且保持了部队的高昂士气与战斗力，这在防御一方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苏北内线作战初期成功的战略战术运用及其经验，对中共确立内线连续作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方针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9月16曰，毛泽东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在战役方面，必须集中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敌军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歼灭之。在战术方面，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后，不应平分兵力，处处攻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他认为：“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79] 毛泽东这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的军事思想，以后被总结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即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乡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先取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以俘获敌人的武器和人员补充自己，善于休息和整训部队。[80] 这些原则既来自于苏北作战和其他作战的成功经验，又在以后的作战中指导中共部队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总结国共内战初期的苏北战场，国共双方各有得失。国共均有在苏北不得不战之理由与决心，也都有在苏北作战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就战争的具体目标而言，国民政府着重于收复苏北，解除中共对京沪地区的直接威胁，并为下一步进攻山东、寻求中共部队主力之决战准备条件。中共则力图以内线作战，最大限度地消耗对手实力，遏制其进攻势头。国共双方均可称基本达成其预期目的。国民政府所得为收复苏北地盘，并将中共军队驱至山东；中共所得为消耗了对手实力，保持了部队的基本完整，并由分散部署整合为统一战力。然国民政府对苏北作战的指导方针较为保守，目标过于局限，既未能一鼓而下苏北，又未能严重打击中共部队的主力。中共内部对苏北作战方针本有争议，但在实战中得以协调一致、灵活运用，在大势退守中保持了部队士气与战力，并以苏北作战实践发展出较为完整的内线作战方针。此等不同之得失相较，或可说明国共内战之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