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ZT 于 May 01, 2000 09:26:01:

90年代：中國女性文學新話題(ZT)

　　90年代中國女性文學是一道亮麗的景觀。其間，許多“新話題”尤為誘人。
“新話題”或以獨特的文化价值觀念引人關注﹔或以不同觀點的爭論催人思索﹔
井几乎都成為熱門話題，“新話題”很多，現擇其二三談談我個人的陋見。

之一：關于“超性別寫作”

　　大多數女作家一直操持著“超性別寫作”，這是顯見的。
　　然而，90年代以來，它果然成為了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女性文學批評界，
一派認為，女性寫作是女作家的性別寫作，主要是她們的“私人化”寫作和軀体
寫作等﹔至于提出超性別意識、超性別寫作，無外乎衹是一個策略而已，它并非
為女性文學的价值目標。一派認為，女作家應以人為本，女作家突出女性的女性
意識，生命体驗是當然的事情，但不宜搞什么性別中心主義，偏執于“性別”﹔
女性文學不宜排斥“超性別意識”、”超性別寫作”，以致陷于狹隘境地。兩种
不同意見雖尚未形成明晰界限，但歧義是客觀存在的。

我個人傾向于后一种看法。但也不排斥那些真正含有文化意味的“私人化”寫作
和軀休寫作。衹是我不贊同有些批評家把“女性寫作”局限于此，并稱其為女性
文化核心、女性文學成熟標志的提法。我以為女性文學應重視男女的“差异性”、
突現女性視野，然而不宜由此而走向极端或以偏概全。當今，女性文學多元化局
面的形成多不容易，我們為什么要把本來已屬中國女性文學的宏大敘事、歷史記
憶、時代精神統統都讓位出來，蜷縮到“邊緣”去呢？女性文學首先是人的文學，
其突出“性別”，是為了激起我們改善女性生存境況、全面實現女性自我的勇气
和悟性。“性別”假如在現實生活中依然是一种困惑、一种負擔的話，那么，女
性文學有責任去化解它、沖擊它，以求實質性男女平等社會的早日到來，以求獲
取屬于女性自己的權利。假如說，女性文學的挑戰性，在于顛覆男權中心文化的
話，那么她就應該拿出女性自己對整個人類的思考來，作出自己對整個時代的感
應來，而不宜后退到“邊緣”去局限自身。真正的女性視野是廣博而深遠的。

　　去年秋日，我曾梳理過新時期一部分著名女作家的“女性觀”，以及她們對
“女性寫作”的看法，結果，我欣喜地發現她們几乎都認為，“女人首先是人”，
都不排斥“超性別寫作”。她們一方面自尊自愛，“以關注人的普遍問題，表達
人的共同感情，尋找人的可能出路”為已任（見斯抒《作為另類》），以“樹起
母性特有的高貴气質”為追求（見遲子建《地地遭道的女人》），顯得大气、大
度和大方。另一方面，她們不屑于當今某些“衹關注女人職務与家務”、用放大
鏡“探討雌性征象的俗姿庸品”，認為這樣的“女性文學”不利于精神上的“環
境保護”（見舒諄《要有一面自己的鏡子》），她們認為“過分強調女性身份”，
容易“陷入一种固定模式”，而超性別視角反而是一种“理想主義寫作”（見翟
永明《超越界說》）。看來，絕大多數女作家都不愿過分陷于“性別”，正如王
安憶早就說過，女作家倘若過于“陷于內部世界，拼命創造幻想”的話，那么，
“創造出來的自我”，常常是“謬誤”的。（見《女作家的自我》〕。

　　90年代女性文學的特征在于它的多元性。要使多元化局面順利發展下去，必
有賴于現存多視角（包括女性視角、超性別視角、中性視角等）的延伸与發展，
必有賴于中外文化的進一步拉擊。

之二：女人的大散文和小散文

　　90年代中，后期，”小女人散文”曾作為“大眾文化”類文字，充斥于晚報
副刊与女性期刊。目前，它雖已走向低潮不再走俏，但這种帶有性別歧視的用語，
可實在不宜繼續了。

　　想當初，“小女人”稱謂由南到北風靡于媒体，有的制作者也竟以“小女人”
自詡，頗為得意﹔“小女人散文”當然地成為了不少女人梳妝台上的消閒之物，在
消費社會，女人既是文化消費的承擔者，又常是消費文化的制造者。英國工業革命
時期，不是有許多中產階級女性，從閱讀《婦女閒話報》《淑女周刊》幵始，
后來自制起文化消費品自娛自慰、以寫作為“時髦消遣”嗎？今天，我們一些知識
女性抒寫一些以感性見長的生活散文﹔敷衍一些小事情、小回憶，抒發一些小感受、
小憂傷，流露一些小情調、小思索，雖不完全類同于18世紀英國淑女們的文化行為，
但其中一部分离不幵廚房、臥室、電話、奶瓶的文字，到底是脫不幵“文化快餐”
的干系的。從嚴格意義上說，被列入“小女人散文”的作品，雖然某些出自作者心
坎的情語、雋語，可屬文學作品，但其絕大多數文字，乏于文學要素与內
涵，難以進行審美鑑賞，是不宜列入文學範疇的。正如老作家艾所言，對漂浮在
商潮上的散文，可用“仿散文，擬似散文，或非文學散文”，等稱謂冠之。

　　其實，從本世紀初幵始，中國婦女運動就一直以鑄造女性“大魂”為要，將
“大魂”作為女性肩負民族重任。進行女性自我文化重塑的目標，辛亥革命時期，
《女子世界》《中國女報》等刊或號召婦女“撇脫賢母良妻的依賴性”，靠自己
“去做那惊天動地的事業”﹔或呼喚“偉哉女權！偉哉大魂！”。新中國提出“婦
女頂半邊天”的口號，為世界各國婦女所贊許。至于本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同樣呼
應這“從偉”“從大”的女權觀念，廣大女作家步塵秋謹的壯怀豪情，自有一番大
女子的气魄。气度和作派。當然，話說回來，由于各种政治運動、政治文化的緣故，
中國女性文學确實長時期地被淡化、乃至失落了女性性征，“小女兒情態”則被視
為“小資調”而遭貶薄。90年代女性散文創作中，柔婉可愛的“小女兒情態”的重
新浮起，對調整過去某些缺乏自然是有益的。衹是，一些女作者自甘于“小女人”
稱謂，在呈現“小女兒情態”時，又過于“自戀”或“自輕”。對此我感到，為繼
承和發揚我們自己的女權傳統，為更好地進行女性自我的文化重塑，現在是大力提
倡和褒揚女人大散文的時候了。

　　90年代以來，可以稱得上女性大散文的，确實不多。但當我讀到詩人馬麗華《走
過西藏》（由《藏北游歷》《西行阿里》《靈魂像鳳》三部長篇散文結集而成，共
52萬字），畫家巴荒《陽光与荒原的誘惑》，以及散文新手唐韻《我們的蝸居和飛
鳥》──三部都是由女性寫的關于西藏的作品時，我頓時眼前一亮，而“心”為之
怦然地躍，“胸”為之隱然地痛，在一种昂揚的生命感中，被震撼著、沉思著、哀
傷著……這种閱讀感覺告訴我，我已摸到女性大散文的脈搏了。三位女作家對藏文
化的深入勘測与獨特敘述，她們自身生命体驗的騰躍和升華，她們審美世界的丰潤
和駁雜，不是都在呈現著大女人風采。女人大散文的精髓嗎？不是嗎，人類學家格
勒（藏族）与周星，贊揚馬麗華具有來自“人類學的智慧”。認為她作品已“在文
學与人類學兩座高聳的懸崖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美術批評家劉驍純覺得巴荒的
西藏之行是“生命之旅”，在幫助人們尋找“青鳥”﹔而文學批評家朱向前對唐韻
“改醫從文”后的力作，則以“大气”予以評述，但是，很遺憾，朱向前居然把唐
韻的“大气”，看作是她深情關注“一系列男性話題”的結果，似乎人類所有精神
問題衹屬于男人世界。一位优秀批評家內心深潛著的男權中心思想，令我感慨萬千。
看來，女人自我的“文化重塑”，更須“以大為綱”了，其中當然也包括著對男權
中心話語的解构。女人大散文真是任重而道遠啊。

之三：關于“個人化寫作”中的“性”走向

　　在“性”作為一种物質存在、一种心理存在、一种社會存在，變得可以表達的
今天，我想，女作家“個人化”寫作中有關“性選擇”的走向（如同性戀、自慰性
行為）、軀体化描寫的走向等問題，也是可以進行探究的。

　　前一階段，評壇上對“個人化”寫作的討論，著重于它對多元化文學格局形成
的意義，以及它与宏大敘述的關系等方面。至于對女作家“個人化”寫作中“性”
走向自身，似乎尚未深入﹔無論對其作詩性的美化，還是作歧視性的貶斥，都未能
真正切入其內里。人們對“性”走向這個問題的困惑是顯見的。

　　其實，80年代未，女性創作中已存有女同性戀題材作品，衹是當時它雖載体于
社會題材，但尚未發表女同性戀宣告，追逐西方式的累斯嬪主義（“女同性戀的綿
延”）。90年代以來，以陳染、林白為代表的“個人化”寫作，接受西方女性主義
影響，終于把女同性戀和建立女性烏托邦聯系起來，呈現女權觀念﹔并對女同性戀
作直接的生命形態描繪，將其物質性、心理性，藝術地表現出來，70年代出生的女
作家，更傾于描寫异性戀，或以“性”作交易，或用“性”設宴會﹔而寫女同性戀
時，她們則當然地持慣常的既自信又無知的態度。同60年代出生的陳染、林白們相
比，70年代出生的衛慧、棉棉們，她們的軀体化語言，雖都較為精致和典雅，但到
底更傾于性快樂的感覺、性享受的体驗。她們的性幻想与性自信畫面，具商品社會
將“性”物化的特點，而乏于作者同畫面的距离感，談不上多少理性的思考。

　　然而，在女性性体驗已經可以自由地進入文學的當今，我以為仍有提醒諸位“
筆下謹慎”的必要。目前，在某些女性創作中确實存有過于渲染女性性征、性描寫
低俗不堪、乃至把女權主義者描繪成頤指气使的女“性霸”等苗頭。負面影響是极
其明顯的。既然男女之間的性關系，是“人和人之間最自然的關系”（馬克思語），
我們女子就理應自覺地用“人的行為”標准去對待，用我們女人的水准去爭取自己
的性權利。

　　無疑，當今女性創作的“性”走向，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西方女性主義的影響。
女性創作中關于性題材的某些特殊敘描，是女性自我探索的組成部分，不宜用男權
中心話語去貶斥﹔但也不宜像有的女評論者那樣，將它們視為女性文化的保証，或
將其作為女性文學的先導和趨向來加以鼓吹与抬高。文學表現“性”走向，既不同
于醫學的實驗報告、又不同于社會學、心理學的社會調查与理論闡述，由于藝術化
的軀体語言總會直接地作用于讀者感宮，而產生模糊的暗示效應﹔因此，作家應特
別地以愛心控制好情与理，肉与魂的關系，避免某些不必要的、負面的誘發作用產
生。這類創作所突現的“自戀”傾向，應予以充分關注。過分的“自戀”不利于女
性自我的精神成長﹔還容易跌人男人“欲望化”的“窺淫”陷阱。對西方女性主義
的吸收和借鑑，我們應堅持自己的立場。

之四：“慈母愛女圖”的淡出

　　后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家盧賓認為，“戀母情結”是“人類性別化”的關鍵，要
推翻男權的性別制度，必須“解決文化的戀母情結”。中國女性文學，自張愛玲幵
始，就同這股思潮相共鳴、相呼應。80年代中期以來，“重寫”母親形象露出苗頭。
90年代，一批更年輕的女作家，對“母親神話”的顛覆，則几乎成為一种傾向了。

　　80年代未，90年代初，在鐵凝發表長篇〈玫瑰門》前后，曹七巧（張愛玲《金
鎖記》女主人公）式的惡母形象日見增多，《玫瑰門》中的老婦人司猗紋，是個瘧
待狂，除對男權中心社會進行騷扰与報复外，她更熱衷于對女人的把玩、控制与統
治。殘雪《山上的小屋》，池莉《你是一條河》，萬方《在劫難逃》，方方《落日》
等小說里的母親。外婆們也都類似曹七巧、司猗紋，不是給女兒“虛榮的笑容”，
就是把女兒視作“家賊”﹔不是用毒品讓女兒上癮以將她留住在身邊，就是親自制
造事端破壞女兒幸福。她們几乎都喪盡母性，把“母職”變成統治，把“母愛”化
作虐詩。這里，沒有“慈母愛女圖”，女兒們衹覺得母親也是壓迫和威脅。

　　9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善于思考的小說家如陳染、涂坤、徐小斌們，再度把對
“母親神話”的解构推前一步。她們大多把母親形象置于權力結构里予以考察，她
們發現，母親一旦同具主宰性、貪婪性、虐侍性的權力整合在一起時，母愛會頓然
消失﹔母親對女兒的監護，也就變成了窺探、壓迫和摧殘。陳染《另一衹耳朵的敲
門聲》里的女兒黛二，對母愛的感受是母親那偵探式的攻擊﹔黛二惱怒母親對她個
人生活的監控与侵犯，徐坤《女渦》里的母親李玉兒，她身子被于家三代人使用過，
生育史更充滿苦難、辛酸和荒誕﹔但當她由兒媳熬成婆婆后，果然從“受虐”向“
施虐”轉化：既告發兒子又告發女婿，既毀掉女兒眼睛又毀掉兒子愛情，還使勁地
向孫輩灌輸他們父母的壞話，致使全家處在一片混亂之中。徐小斌《天籟》里的母
親是個歌唱家，但當她遭遇政治災難被流放到西北后，竟然一邊培養女兒大唱民歌，
一邊卻下毒手弄瞎女兒眼睛﹔她期盼盲女天籟般的歌聲唱遍天下，自己也因此而得
以揚名，這類母親的母性，已剝离了愛，剝离了生命的真諱，陷落在魔性、獸性之
中。這些作品切人了母性內里，呈示了女性文化心理結构的陰暗面﹔它們的先鋒性
和經驗性，對于解构男權中心文化。對于提升女性文化心理素質，都是有益的。

　　中國，是個推崇“孝悌”的國家，兒女們無不把母親看作為是美德与苦難的象
征。兒子們愿以自己的功名、成就，報答母親所受的苦難﹔女兒們則愿以自己的順
從、相助，繼承母親的美德。其間，确存有某些封建色彩，遏制著兒女們的自由精
神﹔但也不應否認，其間到底還保存著以愛為中心的天倫和生命真諦。當歷史車輪
已向21世紀邁進的今天，究竟如何看待“母親”這個神圣的文化符號，是讓“慈母
愛女圖”就這樣完全地淡出，還是既出又人，我們都應再好好地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