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易文《台海縱橫談》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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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CG 于 July 16, 2000 00:11:28:

送交者: CG 于 July 01, 2000 07:16:51:

評易文《台海縱橫談》之三


>  我認為,國人在這一點上,還是有原則性的共識的:犧牲發展以維護主權,則
>主權不保。盡管如此,在“主權神圣”的意識下,對發展与主權的關系的討論很難
>深入。台海和戰選擇的問題,是關系中國未來國運的大事,不能被觀念束縛,而應
>該以歷史、大局的角度,從下述几個方面分別加以分析、討論:

和戰的決斷,确實不應受僵化的觀念的束縛,但這不等于可以放棄原則﹔一個國家,
如果可以拿立國之本的原則作交換,則一切都將無從談起。誠如前所述,發展是必以
有一個穩定和諧的內部環境和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為前提,尤其以前者為重。那么,
所謂國人之“犧牲發展以維護主權,則主權不保”的提法,我就實不知其所由出了。
如果國家的主權都保不了,今天這里掉一塊肉,明天那里丟一條腿,國土分崩离析,
那還奢談什么發展呢?這樣的境遇,晚清時就遇到過﹔更遠的南宋偏安,也遇到過。

中國的歷史表明:長期而穩步的發展衹在統一時才可能進行﹔分裂則衹能帶來混亂
、內戰和互相消耗。因此,主權問題才是原則問題,發展則是附庸其上。

主權皮也,發展毛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  第一,根据現在台海各方的力量對比,幵戰的局部代价有多大?幵戰后取得胜
>利的把握到底有多大?把戰爭控制在局部的把握有多大?如果控制不了,局部戰爭
>升級為大戰,取胜的把握又有多大?

未戰之前先廟算胜,是對的。但由于台海若戰,必是我民族生死存亡之戰﹔因此若要
計算其之代价,則決非如一個小商人拿個小算盤推上撥下,更也不應被短期所必會帶
來的不利反彈所嚇唬﹔我們所應判斷的,是我們是否有能力渡過此一短期的困境,及
渡過之后將給我們帶來的長遠利益,是否大于因一時陣痛所付出的可能具有的長遠代
价。在這里,不存在什么局部代价,有的衹是綜合利益和全局代价之間的差額。戰爭
之時机則應該据此作出:即若戰則出現最壞情況之可能有多大?現在之局勢是否危急
到我們不得不以民族前途國家命運去冒此風險?我們是否已經准備好渡過戰爭及戰后
的一段困難時期?在出現最壞情況下,我們能否應對?其之所得和我們之所失的差額
,能否接受?

至于諸如“把戰爭控制在局部的把握”這樣的提法,是很荒謬的。戰爭一旦爆發,有
其自身的軌跡﹔戰爭之指導者所能作的,衹是順其軌跡盡可能引導之使之朝有利于我
的方向發展。至于戰爭的規模究竟有多大,則不是我所能預料者﹔因為事實上我們無
法斷定美國及其所鼓搗的日本,是否會為台灣而決意和我傾巢一戰。我們所能管的,
是我們自己將作的事情和對最壞局面出現時的對策﹔美國人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也
大無必要去管﹔控制戰爭規模這樣的事情,更不是我們能操心的事情,因為台海戰爭
我在明處,而美國人是在暗處。但如果要打,則當然是已經計及了最壞的因素。如果
因為懼怕美國人參戰而縮手縮尾、而戰戰兢兢--而顯然的,如果僅從綜合軍事實力
的角度來說,在未來相當時期內我仍將遠遠落后于美國--但如果為此而自縛手腳,
其結果豈非是讓台灣獨立去就是了?

>  第二,台海戰爭將對全球各強之間的力量消長、制衡產生什么重大影響?對中
>國發展的國內、國外形勢將產生什么影響?也就是說,台海戰爭的全局代价有多大

台灣問題雖然直接涉及諸多大國的利益,使得他們決不甘愿駐足旁觀,但台灣作為
大國在亞洲利益的交叉點,其他大國實際上誰也無法獨立而不受阻力即能操縱它﹔
而誰操縱了台海的主動權,誰必就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對我們來說,我們擁有其他
大國所無法比擬的有利條件:即台灣問題,首先是我們的內政問題,而不是國際事
務﹔我們擁有地理、人文和經濟等多方面的主動權,這個主動權,我們決不能放棄。
就如俄羅斯之于車臣,打不打,全看我的綜合判斷。這個判斷之主動權既牢牢掌握
于我之手中,其之作出亦首先是立足于我自身之需要,而不是什么國際局勢的需要,
更不必替洋人操心。一百五十年來,他們什么時候替我們操心過呢?而況,如果他
們不在明里暗里設陷作絆,那么根本就不存在台灣問題了。

台灣如果能順利拿下,對我當然衹有百利而無一弊。這不但從經濟上對我有极大之
利益﹔從軍事態勢上講,台灣獨立必要倚靠某一外部勢力才可能,如此則台灣就是
插在我東南經濟重心腹下之利刃,如此則我東南半壁全面暴露于敵之眼下,從此國
家斷無宁日,穩定發展一切將成泡影﹔台灣若收复,則它就是我北制日本、南俯東
盟、繼而捭闔整個東亞的戰略樞紐,我沿海防務更可由第一島鏈向外推向至第二島
鏈,沿海防務大大加強﹔這不但使得日本從此不敢對我亂動手腳、在諸如釣魚島上
也自短其气,美國勢力更也不得不從東亞向后退縮﹔如此于我而言,就相當于套在
我頭上至少百五十年、极大遏制我之發展的緊箍咒,漸將去除。

因此,從戰略利益上講,台灣若獨,于我不利极大﹔台灣若收复,于我利益极大。
而中國要想執亞洲之牛耳,衹有在台灣收复之后,才有可能。這是所以包括日、美
、俄等大國,尤其是日本,是決不會愿意台灣回歸祖國的原因。因此,若欲在台海
決戰,我們所應操心的是是否能胜,其他諸如全球各強力量消長,是別人操心的問
題:那些大國將不得不要考慮如何因應統一的中國必將崛起會給他們帶來的不利影
響。如果我們反還要替他們操心,豈非多管閒事,皇帝不急太監急了么?

>的放矢。但不管具体細節如何,有一點應該是相當明顯的,那就是:這不是一場軍
>力懸殊的戰爭,所以很難是一場能迅速了解的戰爭。即使從最好的預后來看,也是
>如此。比如,就算登陸行動迅速成功,其后的軍事占領、穩定治安、恢复經濟,都
>非短短几年之功。更不用說,非登陸的軍事行動,寄希望于對方迅速屈服是不切實
>際的一廂情愿。

決定戰爭胜負的,不僅僅是軍力對比。尤其是對于一個國家內部之統一与分裂之戰。
台灣若打,則确實需要提早計及戰爭結束之后的應對策略問題,那同樣是一個大問
題。王陽明所謂的“平山中賊易,平心中賊難”。但這里有個先后順序:戰爭之后
的問題之解決,是服從于戰爭之前的問題之解決的。國家統一是一門巨大而綜合的
系統工程,戰爭選擇衹是其中的一個要素﹔各方固然要同時考慮,但在戰爭時机的
選擇上,固然要考慮戰爭之后的問題之解決,但也決不應為它們而自縛手腳。正如
老毛當初在渡江之前,就已經謀划新中國的藍圖和各樣可能的困難,包括美國人的
封鎖等等。但這個江,一旦時机成熟,該渡還是要渡的。時机是否成熟,要看需要
,看我是否准備好,而不是看十年后是否會大饑荒、二十年后是否會文革一團糟、
三十年后是否面臨四人幫分裂的危險、四十年后是否會出現八九學運、五十年之后
是否會腐敗橫行美國人把導彈扔家里來了。

而況,戰爭之后之各种可能,實際上都是難于預料的。兩岸若戰,則統一与分裂,
才是此一時期之主要矛盾﹔如果這個問題解決的好,就會极大便利后續各樣次要矛
盾的解決。很多現在想起來很可怕的問題,到時都可能會勢如破竹、迎刃而解。在
這期間,需要的是靈活而非僵化的決策、以因應各樣可能發生的變化,并將它們朝
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如果在戰爭時机的選擇上,盡為那些因素而作茧自縛,未
戰而就垂頭喪气、气短三分,沒有一點戰略家的气魄和膽識來,那又如何能談的上
治國謀略呢?

在時机成熟時,則就應該“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這是任何一個討
論戰略的人,所必須牢記的。戰略家不但考慮周詳,更還應有膽魄卓識。缺了前者,
則成草夫匹勇必為人擒﹔缺乏后者,則紅旗早在井崗山時就呼啦拉倒了,又哪還有
机會插上天安門?

>  從根本上說,大國間軍事角力的決胜因素是經濟實力的對比。更准确地說,是
>經濟動員力的對比。与宏觀經濟學中衡量總体經濟規模的國內總產值(GDP)、或對
>比國民富裕程度常用的人均產值(人均GDP)不同,經濟動員力指的是在維持基本生
>活需要和基本再生產之后剩余的、并且能夠動員出來、集中起來、及時轉化為戰爭
>能力的經濟潛力。經濟動員力不僅与經濟總規模的大小和人均富余程度有關,也取
>決于國家机构的動員力。和平時期國家的財政能力不同于戰爭時期,但和平時期的
>徵稅能力是戰時經濟動員力的一個很好的指標。在經濟動員力方面,中國与美國的
>差距是十分巨大的。

戰爭是綜合實力之對比,不僅僅是軍事實力,更也不僅僅是經濟實力,還包括組織、
協調、地理因素,及最重要的人的因素。戰爭雙方衹有“相對优勢”,而并無真正
的“絕對优勢”。如果戰爭之一方具有絕對优勢,則戰爭未打,就已經結束了:而
如果大陸与台灣已經形成了這個力量上的絕對差別,那還有必要操心考慮以戰爭這
一不得已的手段來解決之么?

兵法之所以會產生,根本的是因為實踐中有以弱胜強之需求。作者在這里鼓吹的“
唯經濟實力論”,甚至比六十年前的“唯國力論”,還倒退一大截。因此,我還想
建議作者研究研究抗日戰爭史。

這里,我衹想提醒唯經濟論之作者一個歷史事實:在抗戰爆發前,中國一年所能支
付的國家總幵支僅為十二億元,相當于其時的四億美金左右(參考黃仁宇關于近代
史的有關著作),而國防幵支則更少﹔作者可以算一算,莫說別的,單若要用這筆
錢來料理數百萬軍隊、是否足夠?八年之后,窮得連軍人換洗衣服都沒錢買的中國
人,硬是拖垮--如果不是全靠自己的實力將對手打敗的話--武裝到牙齒的日本
。日本有謀略家更說,是老毛的游擊戰和《論持久戰》,將日本打敗。

撇幵軍事、天時地利人和和國際形式等諸多因素都不講。就單單從作者所鼓吹的經
濟上講,難道我們今天的實力,反倒不如六十年前了不成?

此一“唯經濟論”之論調,和歷史上反复出現的“唯武器論”、“唯國力論”等各
樣論調一樣,實質上都是因缺乏膽魄和謀略而喪失自信自我哀鳴的一种改頭換臉的
表現形式。尤其在關鍵而微妙之時期,這樣的觀點就會蜂擁而出,扰亂人心和人們
對前途的視見﹔它在南宋、在晚明、在抗日戰爭,乃至在就近的朝鮮戰爭中,都曾
一次次地冒出來,并甚囂塵上。這樣的論調,衹能為問題的解決帶來极大的干扰、
乃至如南宋偏安殘喘、晚明破國亡家等之不利后果。歷史亦一次次地証明,謀略的
作出,決不能也不應被這樣的論調所左右,而應該有其自身的決策軌跡。

根由于“唯武器論”或“唯經濟論”之上而作出的或者盲目樂觀呼號、或消极悲觀
的哀鳴,本質上都是否定了戰爭作為一种人參与其中的智慧而交互的游戲,是具有
相當之能動性并為其所支配。將戰爭進行純技術性的解剖,實質上是一种面目枯槁
的蹩腳的庸醫解剖僵尸時的手勢僵硬的套路,因此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台海最終戰略之制定和作出,必須堅定地排除這兩种論調之干扰。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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