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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小偷 于 October 11, 1998 05:08:03:
精神撒嬌者的病例分析
李 銳
為了讀者，也為了使我的分析不致受到干扰，下面所舉出的三個人先略去他們的
名字。又為了使得大家對他們有所了解，我先把這三位先生的言行做一個最簡要的介
紹：
第一位，哲學家，男，生于1889年9月26日，死于1976年5月26日。對于一位哲學
家最應該但也是最難于介紹的就是他的哲學。為了不至于陷入筆者的信口胡說，我還
是把哲學家的原話摘錄如下：
人卻是被存在本身“拋”入在存在之真理中的，從而如此這般地生存的人看護存
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作為它所是的存在者顯現出來。至于存在者是否
顯現以及如何顯現，上帝和諧神，歷史和自然是否進入存在之澄明以及如何進入存在
之澄明中，是否在場与不在場，都不是人所決定的。存在者的到來是基于存在之命
運。但就人來說，仍然有這么個問題，即他是否獲得相應于存在之命運的他的本質的
得体的東西﹔因為人作為生存著的人須得按照存在之命運看護存在之真理。人是存在
的看護者。（見《說不可說之神祕》，孫周興著，第163頁）
好，衹這一段話已經夠我們云里霧里地琢磨一輩子了。必須聲明的是，這几句話
絕不能代表哲學家的全部哲學，這不過是在通過一滴水想象一下大海。為了讓我們這
些不懂哲學的普通人，對這位哲學家的地位有一個大家都可以明白的了解，我再引述
几句另外的評論：“他是當代哲學家中最有影響的本体論學者。”（《簡明不列顛百
科全書》第3卷第629頁）“對我來說，XX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哲學家。……閱讀XX決定
了我全部哲學的發展道路。”（福柯，見《權力的眼睛》，嚴鋒譯，第116頁）“另一
方面是同樣复合多樣的、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將不斷引起爭論、謎一般的、仍須不斷
被閱讀的XX的思想。……困難的嚴重性甚至達到了這樣的程度，那就是XX的‘思想’
動搖了哲學和人文科學的根基。”（德里達，見《一种瘋狂守護著思想》，何佩群
譯，第136、138頁）為了更明确他說明這位哲學家的地位和業績，我們不妨引用他也
是哲學家的情人的贊語──“思想帝國的無冕之王”。
這位哲學家到了晚年風采依然，我再把一個現場目擊者的描述做一下轉錄：“
……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淵博學識，或深奧思想，而是他作為一個教授的
個人風格。他是一個极其嚴格的導師，不能容忍哲學研究上的任何無知、淺薄、怠惰
或謬誤。他對此深惡痛絕、毫不留情，几乎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我記得在一次討論
會，XX像一頭咆哮的獅子，因為他對手里揮舞著的一篇教授論文极不滿意，認為它簡
直与哲學研究毫無共同之處！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至少說了三個小時，几乎把那
篇論文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批駁得体無完膚。所有坐在XX周圍的人：那些未來
的博士和教授們，再加上我，都噤若寒蟬。那是一种末日審判的景象：XX仿佛用一雙
無形的手，把那篇有罪的論文一頁一頁地撕得粉碎。我們既不敢正視偉大的哲學家，
也不敢旁顧惊恐不己的論文作者，衹覺得那些褻瀆過神明的紙片仿佛不斷地落在我們
每一個人的頭上……那時，我的腦子里衹有一個意念：‘謝天謝地，幸虧我不是他！
如果我是他，又該怎么辦？……’其他的，什么也沒有想，什么也沒有聽。我相信，
除了XX和那位可怜的、想當教授的博士之外，這就是那次討論“會上每一個人的心理
狀態。”（見《讀書》1996年第9期153頁，作者，蕭瑟）
第二位，散文家，男，生于1885年，死于1968年。這位散文家的前面是可以加一
個大字的，為了証明這一個字加得絕無夸大之嫌，我來摘引他的一篇日記，此日記寫
于庚子年3月16日，庚子年是1900年，那一年他十五歲。
晨坐船出東郭門，挽纖行十里，至繞門山，今稱東湖，為陶心云先生所創修，堤
計長二百丈，皆植千葉桃垂柳及女貞子各樹，游人頗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橋
過市行三里許，越岭，約千余級。山中映山紅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數株，著花蔚藍
色，狀如豆花，結實即刀豆也，可入葯。路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干碗口而長僅二
三寸，頗為可觀。忽聞有聲如雞鳴，閣閣然，山谷皆響，問之轎夫，云系雉雞叫也。
又二里許過一溪，闊數丈，水沒及?骨干?，舁者亂流而渡，水中圓石顆顆，大如
鵝卵，整洁可喜。行一二里至墓所，松柏夾道，頗稱閎壯。方祭時，小雨簇賴落衣袂
間，幸即晴霽。下山午餐，下午幵船。將進城門，忽天色如墨，雷電并作，大雨傾
注，至家不息。
這個十五歲的少年隨手寫下的日記具有柳宗元的神韻！可散文家在五十一歲時提
起它來頗為漫不經心：“舊事重提，本來沒有多大意思，這里衹是舉個例子，說明我
春游的觀念而已。”一個人十五歲時的閒筆就已經如此老成，如此了得，成年以后做
了教授做了散文家的文章就不必我再多置一言。當年鄭振鐸先生曾把他推崇為五四以
來中國文學“顛扑不破的巨石重鎮”，如果沒有了他，“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見《鄭振鐸文集》第三卷第181頁）。
第三位，詩人，男，生于1956年，死于1993年。詩人是世界上最容易接近的，因
為他給我們留下了他的詩：
沒有目的／在藍天中蕩漾／讓陽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膚
也許／我是被媽媽寵壞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個時刻／都像彩色蜡筆那
樣美麗／我希望／能在心愛的白紙上畫畫／畫出笨拙的自由／畫下一個永遠不會／流
淚的眼睛／一片天空
一瞬間──一崩塌停止了，／江邊高壘著巨人的頭顱／戴孝的帆船，／緩緩走
過，／展幵了暗黃的尸布
好了，已經很多了。篇幅所限，我不能再抄下去。對這位詩人有人評价說他是
“令傳統黯然失色的崛起的一代詩人最年輕的一位”。我想，對于詩人，有這樣一句
評价就足夠了。其它的，都是多余。這位六歲能詩的神童曾被人看作是“追求童話的
詩人”和“拒絕成長的孩子”。
在做了一番文抄公之后，我不能不講出謎底了。我們現在來看看上述諸公的另一
种行為和名气：
哲學家，海德格爾，在二次大戰期間，當弗賴堡大學校長以辭職來反對納粹的政
策時，海德格爾公然以選舉繼任校長。他加入了納粹党，每月按時交納党費，并且直
接參与了對猶太教授的迫害。戰后，曾被判處停止任教，禁止公幵教學五年。從二次
大戰結束，一直到海德格爾去世，他對自己參与納粹的行為從末做過公幵的忏悔（見
上述引文出處及《讀書》雜志1996年第1期康正果先生的《哲人之間的是非和私情》
）。從此，這位以深刻思考全人類“存在”的合理性的大哲學家，不得不面對全人類
的質問：你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道德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最偉大最深刻的思想可以和
最丑惡最殘忍的行為并行不悖，那這個世界上我們還有什么壞事可以不做？
散文家，周作人，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做了漢奸，在中國人浴血抗戰的時刻，他
卻出任漢奸政府的“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抗戰胜利后被國民政府判處有
期徒刑十年。從此，這位從自信從容的极點而上升到了“平和沖淡，恬靜閒适”的散
文大家，不得不面對所有普通人的怀疑：難道學貫中西的大學問家大雅士，非得要投
敵叛國才能“平和沖淡，恬靜閒适”么？
詩人，顧城，曾經在農場放過豬，做過搬運工、鋸木工、文學編輯。1987年5月應
邀出訪歐美，1988年赴新西蘭講授中國古典文學，并被聘為奧克蘭大學亞語系研究
員，后辭職和妻子謝燁一起“隱居威赫克島”（又譯為激流島。有關顧城的引文和資
料均出自黃黎方編著的《朦朧詩人顧城之死》一書）。1993年10月8日，“當代詩人顧
城，怀疑婚姻触礁，在奧克蘭市威赫克島自家門口，用斧頭砍死了与自己結婚十年的
妻子謝燁，然后在門前的樹上上吊自殺”。消息一出，輿論嘩然。讓讀者難以接受
的，讓朋友難以相信的，讓所有的解釋都無法自圓其說的，是詩人的殺人，是詩人以
如此殘忍血腥的手段殺死自己的妻子。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質問：這個世界上如果
連詩人都要去殺人，那還有什么人可以不殺人，還有什么人可以不被殺？其實，在顧
城殺人之后，他的“自殺”已經不是自殺，衹可看作是“畏罪自殺”。所有自殺所可
能達到的生命的追問、精神的歷煉、情感的尊嚴，都被殺人之舉腐蝕殆盡。盡管有朋
友以詩一樣的方式把這稱作“一次行動藝術”，但也還是覺得“無法讓人原諒”。不
錯，是無法原諒。如果詩人可以用殺別人來完成自己最后一行詩，那么我們就得承認
希特勒為了《我的奮斗》而殺千百萬人也是詩的一种﹔那么我們就得承認毛澤東為了
“繼續革命”，為了“玉宇澄清萬里埃”而把千百萬人推進文革的煉獄也是詩的一
种，或者還是“偉大的史詩”呢。如此，我們將永遠無法區別善良和丑惡。如此，天
下千百萬男女藝術家的妻子或丈夫，就都得等待著某一天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一次“天
才的行動藝術”。連藝術也可以拿來做殺人的理由，豈不是天理難容！
讀者諸君現在怕是要笑話我的愚蠢了──把這么三塊大石頭放到一口鍋里來煮，
看你怎么煮得熟？我自己也覺得把海德格爾、周作人、顧城三個人放在一起，似乎有
點驢唇不對馬嘴。以我的淺薄和笨拙壓根就不配談這三位各自的本行，但我的出發點
不在哲學，不在散文，也不在詩﹔而是出于這三個名人，這三個精神和思想的杰出者
卻都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犯下了如此駭人的罪行。這种事情不衹在它的可怕，而
更在它的難以解釋，更在它的令人尷尬。按慣例，我們都被勸告最好把學問和人分
幵，把藝術和人分幵。可我們又都知道，無論怎樣分幵，也無法填滿我們心里那道遺
憾的鴻溝。在這种遺憾的背后，在他們共同的行為背后，我一再看到的是一种被我名
之為精神撒嬌者的病癥。還有一點叫我難以啟齒的，就是眼下這三位精神撒嬌者都和
我一樣，都是男人。因此，所有對他們的剖析，也都讓我覺得難免和自己有關。我衹
能勉力為之，看能不能把它說清楚。
海德格爾可以看作是進攻型的精神撒嬌者。我已經說過了，對海德格爾的哲學我
不配發言。對此，德里達說得很清楚，“如果這些人對海德格爾知之甚少，他們就沒
有資格談論‘海德格爾的本体論’，或‘海德格爾的哲學’”。德里達對海德格爾知
之甚多，他為此而專門寫過一本書：《精神，海德格爾与問題》。德里達并沒有像大
家慣常所做的那樣，把人和學問分幵，而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從歷史中一直延續而
來的納粹主義”，指出了納粹主義在海德格爾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指出了“納粹主義
在歐洲的其余部分，与其他哲學家，与其他政治的宗教的語言”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
（見《一种瘋狂守護著思想》中“海德格爾，哲學家的地獄”一章）。但是，德里達
講的是哲學，他并沒有能告訴我們上面那位目擊者所看到的海德格爾。那個參加了納
粹行為的海德格爾，那個照樣揮舞著講稿為“真理”而咆哮的“思想帝國的無冕之王”
。目擊者蕭瑟先生說那個海德格爾“更像一位普魯士的將軍”。有了這位目擊者的描
述，我相信，海德格爾戰后的沉默和“不忏悔”，更是拒絕忏悔。想想吧，一個照舊
以為是真理的宣喻者，一個內心身居“王位”的思想者，一個俯瞰本世紀所有人的“
孤獨者”，他怎么會忏悔呢？你倒叫他向哪一個平庸者忏悔呢？我們這些蕓蕓眾生們
配聽他的“忏悔”么？我們有能夠聽得懂的智力嗎？可是和海德格爾先生的納粹行為
一比較，我們就能看明白，他老先生在“真理”的秋千上蕩得實在是太高了。他就象
一個挂在秋千上拒絕回家吃午飯的孩子。在他那一套“真理”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毀滅
了歐洲也几乎毀滅了人類以后，他照樣“在纖繩上蕩悠悠”，這不是活活的撒嬌又是
什么？盡管海德格爾在晚年已經又完成了他從“存在”向“大道”的哲學轉向，走進
了“說不可說之神祕”的超拔境界，但這超凡越俗的哲學境界的獲得，并沒有使他于
宣諭真理的時候，放棄自己的“普魯士將軍”風格。海德格爾為什么不站在奧斯威
的鐵絲網前面，去宣諭他那份至高無尚的“哲學”呢？如果一個“低賤”的猶太人聽
不懂，一群“低賤”的猶太人也聽不懂，那么四百萬猶太亡靈加在一起總能聽懂他
兩句深奧的“真理”吧？我們沒有理由要求每一個德意志人對”戰爭忏悔，但是我沒
有理由聽一聽德國哲學的反省，我們有理由聽一聽德國靈魂深刻的忏悔之聲。可惜
這不是海德格爾這樣的精神撒嬌者所能做到的。海德格爾“不能容忍哲學研究上的如
何無知、淺薄、怠惰或繆誤。他對此深惡痛絕，毫不留情”﹔但是，他對于向整個人
類犯罪卻先是參加縱容，后又無動于衷。兩相對照，你立刻就可以看到一個精神撒嬌
者的虛偽和丑陋。
我把周作人姑且算作是自信型的精神撒嬌者。如果說對海德格爾的納粹行為，我
們即便是反感，也大多出于理性和思想的判斷，因為潛意識中總覺得他到底是個“外
人”。可周作人的“附逆”，卻叫中國的讀書人“欲說還休”，真正的“才下眉頭又
上心頭”，真正是在滿桌的佳肴看見一衹死蒼蠅。前面提到的那篇鄭振鐸先生的文章
題目就叫《惜周作人》，幵篇第一句就是“在抗戰的整整十四個年頭里，中國文藝界
最大的損失是周作人附逆”。文章的末尾又全都是惊嘆號：“他實在太可惜了！我們
對他的附逆，覺得格外痛心，比見了任何人的墮落還要痛心！我們覺得，即在今日，
我們不單悼惜他，還應該愛惜他！”之所以悼惜、愛惜、痛心再三，那是因為“五﹒
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么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扑不破
的巨石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無光”。可是，眼前的事實是，兩個
巨石重鎮就有一個投降了侵略者，當了漢奸。在中國這個最講究人品和文品和諧統一
的國度里，大家眼睜睜地看著一位最有學識最儒雅最淡遠恬靜的散文家，卻干出了最
下作最無恥的勾當。而這些“勾當”當初都曾經在他的如花妙筆之下，被三言兩語地
揶揄過，旁征博引地剖析過。比如他的《責任》，他的《談文》，他的《吃烈士》，
他的《我們的敵人》就都可歸入這類文章。在中國新文化運動風雨交加的進程中，周
作人以“人的文學”起步，以“平和沖淡，恬靜閒适”自居。其實，苦茶庵主人，苦
雨齋知堂先生，是以他的學貫中西而自信，是以他比別人更看透了世界而自傲的。看
看下面這副悼念死難學生的對聯：
“赤化赤化，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里誣陷﹔
白死白死，所謂革命政府与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
（見《澤瀉集》：《關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以上以下有關周作人的引文請查
閱他的《苦茶隨筆》、《苦竹雜記》、《風雨談》等。）
請看，請愿學生、學界名流、新聞記者、革命政府、帝國主義，盡在周先生的筆
下得到了應該得到的提醒、諷刺和抨擊。對照一下魯迅先生刻骨銘心的《紀念劉和珍
君》，你立刻就能体會到周作人那一份保持距离、節省感情的超然和自信。如果仔細
看過了周作人在“九﹒一人事變”之后所寫的《棄文就武》、《岳飛与秦檜》、《關
于英雄崇拜》這一類的文章之后，你就會明白，他早就對戰爭形勢、歷史是非、道德
人格這些問題有了非常透徹的見解，他對這些見解也照樣是從容而自信的。他后來的
選擇正是這些見解的自然結果，而并非是別人的逼迫。他從心里根本就看不起那些惶惶
而逃的文友們。鄭振鐸來勸他与大家一起走，他幵口說的就是《棄文就武》里的見解
：“和日本作戰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還
是洞幵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不能打，又不肯走，那留下來做什么呢？他早就想
透了，他早已經把道德意義上的岳飛和秦檜用“歷史事實”做了顛倒。他的附逆是?br>种世人皆愚我獨智的自信之极的選擇。那個虛惊一場的假刺殺，不過是粗魯的日本?br>人打亂了周先生的從容。既然金人占領過這塊土地，蒙古人占領過這塊土地，滿人占
領過這塊土地，現在，它為什么就不能被有海軍的日本人占領一次呢？攪這种歷史的
渾水做什么？為這种無聊的事情“舍身取義”，豈不是“白死白死“’？豈不是傻狗
才干的事情？和海德格爾一樣，抗戰結束后，這位最會寫文章的散文大家，對自己的
“失算”和附逆不置一辭，一直到死也沒有說一句忏悔的話。有人說這叫作“一說必
俗”。自信而至此，真像一個捏了一張花糖紙的童，你就是說出天來我也不會松幵
手承認那是空紙一張。衹可惜這一次撒嬌的不是童，是一個過了天命之年的老頭子
，是一個學貫中西“恬靜閒适”的教授和散文大家。一個白發蒼蒼者的撒嬌是很不好
看的。幸虧我們還有為抗戰而死的郁達夫﹔幸虧我們還有另外一位也是學貫中西，但
卻至死不移其志的陳寅恪﹔不然的話，我們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后來者，可怎么才能洗
清這文化餐桌上的漢奸气？
顧城可以說是典型的自戀型精神撒嬌者，更准确一點說，在自戀前邊還應該加上
自私或是极端自私。顧城极有天賦，這天賦在他那兒先是變成了詩，漸漸地，膨脹成
一种自我神話。看了我在上邊提到的那本書，你能明顯地聞到在顧城周圍，在他那個
小圈里彌漫著的天才崇拜的味道。他做什么都應當被人理解為是奇特的，他做什么都
應當被理解為是詩歌的延續，以至于他裝神弄鬼也必須被理解成是真誠到了极端才會
如此。至于什么是天才，什么是裝瘋，什么是真誠，什么是虛偽，我們不忙下結論，
我們還是看看所能看到的事實。顧城當初為了追求謝燁，曾經弄了一衹木頭箱子睡在
謝家門前，直到感動了“上帝”──謝家的父母。他成功了。妻子從此跟著他浪跡天
涯，他要出國就出國，他要“隱居”就“隱居”。結了婚自然會有孩子，可顧城并不
想當父親，“兒子出世后，一度我們夫妻關系很緊張，最可笑的是顧城也像個孩子需
要人照顧，他認為兒子搶走了我對他的愛。我們之間為這個孩子產生了不少磨擦。后
來他企圖自絕。在他和孩子之間，我必須作出選擇，衹好把孩子寄養在別人家，他心
情也慢慢好轉”。（見118頁）顧城可以不要兒子，但是不能不要情人。在他有了情人
英兒之后，解決的方式是由妻子謝燁出面辦理一切麻煩的出國手續，把情人接到隱居
的威赫克島上來，然后再叫妻子“讓賢”，由著兩位痴男戀女在島上翻云覆雨。但是
妻子衹許讓賢不許离幵，情人衹許“盡情”不許“扶正”，“他渴望愛慕他的兩個女
子也相互愛慕”。這种態度倒是和海德格爾不謀而合。其實這种態度并無天才之處，
它和天下無數庸夫俗子的貪婪也都不謀而合。可惜，英兒不打算就這樣把自己的一生
獻給詩人。一年半以后，“她是跟一個教气功的洋老頭一起失蹤的”。于是，感情和
自尊大大受挫的詩人，決定把這一切寫成一本可以傳世的書，書名就叫《英兒》。這
种做法也無天才之處，大部分以文為生的男女，有了這种經歷都是先下手為強，以先
入為主奪取“話語權”。這本書的寫作還是又回到了老方式當中：顧城口述，謝燁打
字。所有的情愛和性交場面一一詩意化地重現、重溫于“自傳式紀實小說”之內。顧
城自己說“主要是想反映一些又能解釋又無法解釋的事情”。有別人評論說“這部小
說主要寫了主人公顧城与他的情人英兒及妻子雷在太平洋一個島上的生活沖突与情愛
沖突。書中的顧城不想建功立業，不想為夫為父。他渴望愛慕他的兩個女子也相互愛
慕。生活中的顧薔褪欽庋夢淖止怪睦硐臚豕薄５庇腥嗽詰緇襖鏤始靶混牽?br>她為什么能在這种事情里付出如此的犧牲和獻身的時候，謝燁回答說“我相信不管顧
城与哪個女人好，他都离不幵我。他的生活能力很低，依賴我簡直到了令人無法相信
的地步”。──真是天可怜見！曾几何時，一個被詩人狂熱追求的戀人，竟然淪落到
了要靠“依賴”才能存在。太陽底下老掉牙的故事，上演了一遍又一遍。可怜的是，
總有人認為自己才是最好的主角。最后，這個理想王國里的第二個女人也終于要出走
了。謝燁終于有了自己另外的戀人。他們已經幵始商量离婚的种种事宜。自尊和情感
都輸光了的顧城惶惶不可終日。他已經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气再寫一本落套的《謝
燁》了。于是，就有了最后的最后：這個“理想王國”最后在詩人的斧頭下變成一片
尸体的瓦礫。一個以先鋒而傲世的詩人，死亡的方式和味道竟是如此的肮臟陳腐。
我真心地希望大家都去看看那本《朦朧詩人顧城之死》，那樣，大家就可以評判
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因為反感而產生了偏見。
顧城在他最后的時間里經常談到死。死已經成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這倒也并沒
有什么特別之處──死，從來就是哲學和藝術的命題。死，也從來就是人所必須面對
的命運。讓我難以相信的是顧城在考慮怎樣利用他的死，他希望用詩人之死來引起世
界對《英兒》的關注，他希望用死來為自己做一次世界性的“聚焦”，換句話說，他
盼望著用死來為自己做一次廣告。
“他一直想的是自殺，但是從來沒有想傷謝燁。”
“是這樣。（肯定語气）”
“本來他就這樣說他那本書完了以后說好就要自殺，本來就說這樣就可以把這本
書哄起來……”
可是他殺了謝燁。顧城是先殺了謝燁然后再殺了自己的。目擊者是他的姐姐。
看到這里，我的眼前一片漆黑。真的是一片絕望的漆黑。──連殺人和自殺也要
拿來按照廣告方式操作了，這精神撒嬌真真是撒到頭了。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這雙黑色的眼睛感動過多少人呀！可如今連這雙眼睛里所唯一看見的也不過是自
己世俗的名聲。這雙尋找光明的眼睛，現在衹希望看見自己死后的光榮。他在盼著
“這本書哄起來”。帝王修了陵墓希望不朽。詩人寫了一本書也希望不朽。大家對于
不朽的貪心和迷信原來是一樣的。有了這么一雙前后不一的眼睛，有了這殘忍的一
斧，我不得不質疑顧城到底有多少真誠？他的去國离鄉是一种精神流浪、自我流放的
內在需要，還是一种昆德拉所說的“媚俗”？或者根本就是惟恐赴不上時髦？把國家
國土的界線也當成就是精神的界線，這是一种誤會？是一种無知？還是一种潛意識的
自我取消，自我殖民化？一個自稱“我跟世界有強烈沖突”的隱居者，一次又一次地
去歐洲、去美國，去大學，見記者是什么意思？一個隱居者“哄起來”要干什么？一
個要當魯賓遜、要當陶淵明式的自食其力的人，怎么又事事處處像個孩子一樣需要人
照顧？“沒有謝燁，寫信都找不到紙筆”。當初放豬、搬運、鋸木頭的時候并沒有謝
燁來照顧，不是照樣長大成人了？而且成了詩人。是不會？是不做？還是裝出一副兒
童的面孔？這一切是不是都像他頭上那頂永遠不摘的褲腿式的帽子，原不過是為了顯
示自己的与眾不同，原不過是一個“名牌”所需要的商標？自己所不想承擔的就推給
別人。自己想得到的就是死了也要一起帶走，就是死了也一定要占有。一個二十世紀
九十年代的天才，怎么竟然還是放不下奴隸時代的殉葬行為？和前兩位比起來，這第
三位精神撒嬌者衹能說是更下作。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理由，也是最后的理由可以為顧城幵脫──就是說他精神崩
潰了，他瘋了。瘋子是可以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這樣我們就可以又保護了天才，
又譴責了犯罪。這樣我們就可以又贊美詩人，又贊美無辜的生命奉獻。當我們這樣做
的時候，我們有勇气面對那個付“出了全部的愛，付出了全部的犧牲，最后也付出了
生命的女人嗎？當我們大言不慚地說詩人顧城以生命宣布了這個世界的荒謬的時候，
我們敢說那個叫謝燁的女人也同意我們的詩句嗎？我們心里明白，為這個荒謬的世界
而自殺的藝術家太多太多，可衹有我們這一位是先殺別人再殺自己的。我們再來做一
個假設，如果這個事件中的位置做一下顛倒，如果是女人殺了男人，如果是女詩人謝
燁以自己的行動藝術宣布了這個世界的荒謬，我們可還愿意把這么多的贊美和托辭給
予這個女人嗎？恐怕我們早已經抑制不住滿臉的義憤和悲哀了──我們這些可怜而又
可卑的男人！
這樣說顧城，這樣毫不留情地批評顧城，這樣赤裸裸地把一個同時代人，把一個
曾經的“知心者”、“代言人”放在精神撒嬌者的病床上解剖，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
艱難和困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慚愧和羞恥。這慚愧和羞恥不是為顧城而是為自己。
在對別人的剖析中我也清楚地看見自己精神年輪上，一片又一片相同的黑斑。其實，
我們這些搞文學搞藝術的常常會在老飛椴蛔越厝銎鸞坷礎１熱縋嵌歡捅緩?br>喚來呼喚去的“史詩”，比如動不動就要謳歌起來的“土地”、“人民”，比如顛過
來倒過去都打算先鋒的“先鋒”，等等等等，一句話，我們總是希望有個一勞永逸的
依靠，我們總是覺得無論什么沉痛重病都可以被一劑“詩意化”的良葯徹底治療。或
者像韓少功說的那樣，我們總是渴望“主導性人物，主導性情節，主導性情緒一手遮
天獨霸了作者和讀者的視野”。如此這般也大体都是精神撒嬌癥的种种表現。我的所
謂“病例分析”不過是一個借來好講話的由頭（我何德何能居然也妄想來幵一間“精
神診所”呢）。它或者也可以變成另外一個更為流行的話題：病態知識分子角色分
析。其實，在歐美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中，知識分子早已經是一個過時的名詞，而且是
一個過時的貶義詞。在有了這么多的丑陋的撒嬌的知識分子以后，在理性至上的支柱
在知識的殿堂里倒塌之后，在福柯指出了知識的權力特質以后，已經沒有人再愿意以
知識分子自居，以知識分子為榮了。福柯說，“我覺得知識分子這個詞很怪。就我個
人而言，可以說是從來就沒有遇到過任何知識分子……從他們的言談中，我總算對那
是個什么東西有點印象了。這并不困難──他是相當人格化的。他對差不多任何事情
都怀有負罪感：無論是說話，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做，或者什么都做……簡言之，知
識分子是判決、課刑、譴責、放逐的原料。我并不覺得知識分子談得太多，因為對我
來說他們根本不存在。但是我确實發現談論知識分子的倒是越來越多，我對此深感不
安。”福柯雖然這樣說了，可我們又明白，在他們那兒不大再有知識分子這回事的時
候，在我們這兒，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所要完成的歷史責任還遠遠地沒有完成。這
可真是一件兩難的事情。也許德里達也感到了類似的兩難，所以他才爭辯說“我正嘗
試把解构定義為一种肯定性的思考”。我們必須要割斷秋千上那根用來撒嬌的繩索，
可我們又必須用這架子支起自己的歷史重負。在沒有了那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獎
賞之后，也就一切全部衹能依靠自己了。當“上帝救自救者”這句話再次在耳畔響起
的時候，我們心里應該明白，上帝早已經缺席，我們聽到的衹是自己的回聲。歧途漫
漫，沒有誰來為我們指路。我們衹有依靠自己的沉著和冷靜了。我們沉著是因為我們
根本就沒有退路。我們冷靜是因為我們已經把理想的火把遠遠地留在了身后。因為那
火把太多次地燙傷過我們的眼睛。一切衹有好自為之。一切也衹能好自為之。別再糊
涂，也別再撒嬌了，走吧。
李銳，作家，現居太原。主要著作有《厚土》、《舊址》、《無風之樹》
等。
錄自《天涯》1998年第一期
輸入：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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