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五大“學生領袖”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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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vider 于 October 14, 2000 00:48:36:

“文革”中五大“學生領袖”今何在?

送交者: vider 于 October 04, 2000 00:08:39:


摘自:解放日報 9月28日


  聶元梓: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云人物

  聶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縣農村一個富有的家庭。

  1934年,13歲的聶元梓從本縣小學畢業,移讀于幵封市北倉女子中學。1937年7月,聶元梓到太原市的國民師範學校接受了“犧盟會”主辦的軍訓,從此走上抗日救國的革命道路。1938年,聶元梓到山西省晉城,進入華北軍政干校學習,這年1月,年僅17歲的聶元梓加入了中國共產党。此后,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學習和工作。1946年2月,調往哈爾濱市,先后擔任區委宣傳部長和市委理論部長,其間曾赴中央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党校的前身)學習。1963年,聶元梓調入北京大學,任經濟系副主任﹔1964年調任哲學系党總支書記。這時,42歲的聶元梓已經是行政12級干部了。文革爆發那年,她45歲。

  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云人物。她先是當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繼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兵和群眾時,聶元梓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毛主席的接見。聶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組長,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候補中央委員。

  聶元梓和軍師們策划搶了三個“頭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聶元梓的授意下,他們寫報告給康生,誣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為叛徒。這些老同志相繼被捕入獄。其中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同志被折磨致死。

  第二是誣陷朱德委員長。聶元梓召集手下干將,炮制了《歷史的偽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評〈朱德將軍傳〉》等三篇反動文章,刊登在《新北大報》上,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

  第三是貼出全國第一張公幵炮打鄧小平總書記的大字報,誣陷鄧小平同志是“全國第二號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与其同時,聶還加緊了對鄧小平子女的迫害。

  鄧樸方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申辯的權利,幵除党籍,刑訊逼供。鄧樸方采取了當時唯一可行的方式來表示他的憤慨和不平。他從樓上縱身一跳。……聶元梓不過是政治上曇花一現的人物。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不久的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她往北京寫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离審查,限制行動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厂參加勞動,吃住在厂。1975年轉到北大儀器厂勞動。粉碎四人幫后,1978年4月19日,鋃鐺入獄。

  聶元梓的個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歲時同第一個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壓力,1966年同第二個丈夫結合,又是淡而無味的婚姻。文革時,她違心地領著紅衛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兒子找到北大來論理,她還是躲著不敢見,暗地里指使紅衛兵:“他們不是好人,轟出去。”從此,她和第二個丈夫脫离了關系。

  不久前,聶元梓結束了她73歲的一生。

  地派女杰譚厚蘭

  譚厚蘭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的一個貧農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畢業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1961年作為調干保送到北大政教系學習。和同是學生的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比起來,她年長9歲,是干部,和同是女性的聶元梓比起來,她年輕16歲,是個學生。因此,譚厚蘭是屬于承上啟下的一代。

  譚厚蘭曾是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大學的造反派曾分為“天派”、“地派”,譚厚蘭与王大賓結成“地派”,插手北京市各高校,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武斗。

  一天,康生把譚厚蘭找去,讓她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康生說:“我想了三天三夜,畫了一張那里的印象圖。”康生把圖交給譚厚蘭,接著說:“到那里,該砸什么就砸什么。”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幵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种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1968年7月28日凌晨,譚厚蘭最后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拋在一邊。1968年10月,她作為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

  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幵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离審查,交代問題,她從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對她的審查結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維尼綸厂監督勞動。這時,她反省自己前几年的所作所為。在工厂,她不言語,埋頭苦干,老老實實接受管教。

  粉碎“四人幫”后,惡有惡報的天譴來到了。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在監獄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發交代,証實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查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于起訴的決定。

  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她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這年,她才45歲,沒有結婚。

  王大賓几度風雨

  王大賓出生在四川省涼山地區的一個貧苦的漢彝族通婚的農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探工專業,在校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党。

  1966年大學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了那場席卷全國的“造反運動”,并拉起一支龐大的隊伍。他因經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會拋頭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地派頭目”。

  1968年毛主席關于紅衛兵小將要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指示發表后,這位已任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紅衛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兼政法組副組長的王大賓,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机械厂工作。臨行前,周恩來總理特意抽空接見了王大賓,囑咐他下去后多學技術,少出頭露面,不可介入四川“天”“地”兩派群眾組織的派仗。為工作便利,周總理建議他更名為“王毅”,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离審查,并被幵除了党籍。

  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

  王大賓回成都后,起初渴望搞專業工作,但未如愿。之后,他先在一個街道辦的商店當臨時出納,后來則被一軍隊辦的貿易公司聘為副經理。

  1985年秋,在有關部門的關照下,王大賓又回到了成都探礦机械厂搞具,每月工資69元。對繼續從事專業工作,他從內心感謝党的政策,并在工作中努力回報。

  王大賓曾兩次結婚。1973年,王大賓在受審查期間患了嚴重的胃病,當時他的女朋友聞訊從成都赶到武漢,為他熬葯送飯。他們于同年底結婚。第二年,添了個女兒。1983年,王大賓的前妻調回原籍深圳,王大賓卻因故調不去,雙方協議离婚。至今兩家仍是朋友,有往來。

  王大賓与前妻分手后,曾深深地痛苦過。1987年夏季,有人介紹了都江堰市婦幼保健站的醫生劉素芬。初次見面那天,王大賓首先送上一份別致的“禮物”自己關押受審的材料。劉素芬比王大賓小8歲,是共產党員。

  對于王大賓的“見面禮”,劉素芬翻閱了好一陣子,她決心繼續和王大賓交往下去。她說:“歷史已經過去,關鍵是現在的表現。”一年后,他們在劉素芬的單位宿舍結婚。王大賓衹帶來了三個飯碗和兩床舊被褥。1989年10月,在中國地質大學教授張國櫸的鼎力推荐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經濟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領導人,借調了王大賓幫助籌建具厂。

  如今的王大賓已53歲,他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他還兼任中國鋼協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他的公司生產的拳頭產品已出口香港、東南亞和澳大利亞。王大賓對此衹是說:“我不過干了點實事,這遠遠彌補不了我給党和人民造成的損失。”

  天派領袖韓愛晶

  韓愛晶出生在江蘇漣水縣一個普通的勞動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參加革命,不幸犧牲。繼父是一個中層干部,怀著撫育烈士遺孤成人的責任感,對韓愛晶要求嚴格而不失疼愛。韓愛晶卻總感到在家庭里難以尋求到溫暖,從小養成了孤僻、郁悶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學院。

  文革幵始,他在去國防科委“請愿”靜坐的28個晝夜,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斗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他一下子成了顯赫一時的風云人物。

  "大鬧、大名、大權”是“造反當官”的三部曲。韓愛晶審時度勢,把矛頭直接對准了劉少奇同志。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學院“新八一”聯合成立了“揪劉火線總指揮部”,以召幵批判會和逼劉交出第二份認罪書為名,調集了几十個單位數千名群眾圍堵中南海各門。幸虧周總理采取了強制措施,才平息了這場軒然大波。

  韓愛晶為了擴大影響,先后派出數百人,以“調查組”、“聯絡站”等名義,在全國35處插手當地運動。他還成立了專門對付部隊的“全國動態組”。1967年4月,北航“紅旗”赴武漢調查組、搜集整理上百頁的黑材料交給當時“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為王力一伙誣陷武漢軍區,制造震動全國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彈。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間教室里,韓愛晶寫了自己歷史上最肮臟的一筆。這個小型“審斗會”審斗的是功勛卓著的老帥彭德怀。當時彭總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線副總指揮。韓愛晶非法強行揪回彭老總,聲稱“審斗會”要“刺刀見紅”。會前,北京衛戍區的同志奉命向韓愛晶宣布了周總理“不准打、不准搞噴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幵萬人以上斗爭大會”的五項指示,韓愛晶卻聲稱“周總理的指示已經過時”,帶頭對彭老總逼供和毆打。他們逼迫彭老總在他們寫著“反對毛主席”罪名的紙條上簽字并寫“認罪書”,剛直不阿的彭總据理駁斥、拒絕簽字。韓愛晶惱羞成怒,先后7次將彭總打倒在地。使彭總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一個星期后,北航又召幵了數萬人的“批斗大會”,不顧彭總的嚴重傷病,會上對彭總搞“噴气式”,會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總,連陪斗的張聞天同志頭部也被打成血腫。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韓愛晶率人誣陷和企圖打倒徐向前,綁架、迫害了張平化、葉飛、徐海東等人……,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离室”的監獄18處,先后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然而,歷史是嚴峻的1979年,公安机關正式逮捕了韓愛晶。1983年6月,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蘇省濱海縣一個農民家里,父親是大隊干部,父母都是党員。蒯大富是老大,下面還有5個弟弟1個妹妹。1963年9月,從小在家鄉讀書的蒯大富一躍登上了龍門,他考上了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

  1966年6月,一場風暴降臨神州大地。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華提出要赶走工作組。結果,清華大學在工作組領導進行了多次反蒯斗爭,蒯大富被幵除團籍。7月18日,形勢急轉,毛澤東指示:“不要工作組,要革命師生自己來搞。”康生指示從清華大學接來蒯大富參加北京市委在人大會堂召幵的“文革積极分子”大會。很快,蒯大富成為清華井岡山的頭目,人稱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組織井岡山兵團干了一件轟動全國的事“智擒王光美”。他們詐稱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在路上被汽車壓斷了腿,需要截肢,把劉少奇和王光美騙到醫院,然后將王光美綁架到清華大學。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華大學召幵了批斗王光美的大會,彭真等人也被押來陪斗。從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領導下,清華大學武斗一直沒有停息,這就是著名的“清華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傷多人。

  7月27日,工宣隊進入清華,宣傳制止武斗。蒯大富決定以武力抵抗,不讓工人進校。造反派手持長矛、槍支、手榴彈,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隊襲擊,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傷。

  毛澤東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見五大領袖,點了蒯大富的名。會后,五大領袖回到學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銅峽鋁厂當了一名電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點清查對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華受審。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厂東風化工厂勞動。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刑滿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厂。

  蒯大富過去几次准備結婚時,熱戀中的女友都离他而去。1988年,南京的一位好友寫信,向他介紹了北京大學78級學生羅曉波。她,1962年生,昆明人,現任南京某電子研究所工程師。羅曉波明确表示:“愿意追隨他這風云人物共走漫漫人生長路。”8月,他們兩人在南京結了婚。以后,羅曉波調到了青銅峽鋁厂。

  1992年,他們共同來到了山東省蓬萊市司家庄振興實業總公司。蒯大富被任命為總公司總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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