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SPK 于 November 28, 2000 02:08:06:
關于林彪：舊貼之三
隨想与漫談（三）──紅軍時期的几個問題（2）
ＳＰＫ
3.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毛澤東自認為是一生軍事上的
“得意之筆”。之所以這么認為，是因為紅軍
當時處在一個极端危險和被動的境地。紅軍在
各路強大敵軍堵截之下，能以高超的指揮藝術
，巧妙地隱蔽己方的戰略意圖，有計划地調動
敵軍，造成我軍的局部优勢和主動，并誘導整
個形勢向著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方向轉化，
并最終打破了敵軍企圖圍殲紅軍的戰略計划，
是個了不起的胜利。土城戰斗失敗，一渡赤水
之后，北渡會合四方面軍的企圖既已暴露，各
路敵軍又奔集而至，紅軍的實力既不足以与敵
軍決戰，回旋余地又小，軍事上的被動是可想
而知的。但毛澤東根据貴州敵力量薄弱的情況
，回師東進二渡赤水，再占遵義。接著又三渡
、四渡赤水，運用聲東擊西、避實擊虛的戰術
，大迂回、大穿插于敵重兵之間，始終牢牢地
掌握著行動自由權和戰場主動權。當敵企圖圍
殲紅軍于遵義一帶狹小地區，紅軍迅速跳出合
擊圈使敵落空。當敵進入赤水河以西地區圍逼
紅軍時，紅軍又四渡赤水、南渡烏江，把敵人
甩在烏江以北。此時，毛澤東又令紅軍擺出佯
攻貴陽和向東會合2、6軍團的姿態，等敵傾巢
東調，再揮師向西，進軍云南，并安渡金沙江
。這是由被動轉為主動的典型戰例，結合當時
稍有失誤立見傾覆的局勢，非最高明的軍事家
所不能為。
當實力弱小的一方又處在被動的形勢之下，如
果不依靠机動能力來調動和尋找戰机，如何能
轉危為安呢？如果象林彪講的不走“弓背”路
，“迅速”和四方面軍會師，豈非自投羅網？
有時情況緊急或情況發生變化或出于行動机密
的理由，跑回頭路、冤枉路也是難免的。林彪
的建議衹能反映他的不成熟。
土城戰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原因則起于
情報有誤，敵情判斷失誤。以為衹有川軍四個
團六千人，結果來了六個團一萬多人。在當時
的情況下，這樣的錯誤（脫离根据地，流動作
戰，情報收集當然有許多困難）是難免的。舉
個類似的例子：二渡赤水之后，35年3月10日，
林彪電中革軍委，建議打打鼓新場，几乎所有
人同意林彪的建議，甚至命令已擬好，衹有毛
澤東反對。最后毛、周根据新的情報說服其他
人放棄了這一設想。林認為打鼓新場好打的理
由就是衹有黔軍一個多團駐守，而這個情報卻
是錯的。毛認為這個西進必經之地不可能衹有
一兩個團駐守，所以不同意。事實上，打鼓新
場已有黔軍一個旅、滇軍兩個旅，并正得到增
援。如果當時真的去打那個地方，肯定是要吃
大虧的。這說明當時的情況下，情報錯誤的确
難免。
至于毛澤東對戰役或戰斗指揮是否在行，衹要
看看一、二、三次反“圍剿”、四渡赤水、直
羅鎮戰役等毛澤東親自指揮的戰役戰斗就可以
了。這些戰役戰斗，無論胜敗，和毛澤東都有
直接關系。打了敗仗或不滿意的仗，固然和毛
澤東的指揮有關﹔打了胜仗，也不至于与毛澤
東的指揮無關。
拿前四次反“圍剿”來說，均以紅軍的胜利而
告終，這是國民党方面（包括蔣介石、顧祝同
、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認的。如1933年10月2日
，蔣介石在南昌行營高級將領會議上所作《剿
匪成敗与國家存亡》的講話中說：“我們剿匪
剿了五年，到如今還沒有成功，不但沒有將他
剿滅，而且過去几年愈剿愈多”（張其昀主編
：《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210頁，台北中國
文化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台灣于1982年出
版的《反共戡亂》史，承認第二次“圍剿”，
國民党軍總兵力及裝備“雖均為优勢，但在戰
場上未能發揮，致遭失敗”﹔承認第三次“圍
剿”，紅軍“終于疲困國軍，以解除被圍殲之
命運”（王多年總編著：《國民革命戰史》，
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版）。顧祝同在
為此書寫的序中也承認第二、三次“圍剿”“
均未竟全功”。白崇禧在1934年《創進月刊》
第6-7期上撰《剿共的經過与征兵的方法》一
文中也明确說江西的“圍剿”，“一、二、三
、四次都是失敗”。這些胜利，与親自指揮的
毛澤東毫無關系嗎？
具体地來看，一次反“圍剿”打了兩仗，兩仗
皆胜﹔二次反“圍剿”打五仗，“橫掃千軍如
卷席”，五仗全胜﹔三次反“圍剿”打了六仗
，五胜一平（也可說五胜一負，高興圩一仗打
成消耗戰，對紅軍來說，消耗大、無補充，是
得不償失的仗）。總起來看，胜負之數是一目
了然的。如果眼睛衹盯著高興圩、水口或土城
，那是很難得出什么客觀的結論來的。
毛澤東并不是神仙，也不是生來就會打仗的“
天才”，在紅軍時代也打過一些敗仗或不甚令
人滿意的仗。即使在他軍事最成熟的解放戰爭
時期，也還有一些失誤。不過，在那么惡劣的
環境之下，還有其他人能比毛指揮得更好么？
博古、李德的失敗是已經被証明了的。讓二十
几歲的林彪來指揮就更行么？我看不見得。
4.會理會議
會理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林彪，但把帳挂在了
彭德怀的頭上。彭德怀一直未作任何解釋，直
至廬山會議常委會上，林彪才申明信是他一個
人寫的，与彭無關。對林彪這個申明，有人認
為是“當場反駁了毛澤東”，替彭總洗清了“
不白之冤”，需要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
并据此認為林不但批彭的調子不高，反而諷刺
毛澤東說“中國衹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別人誰
也別想當大英雄”等等。
首先的一個疑問是，既然林彪有勇气承擔這么
大的“政治風險”，為什么既沒有在會理會議
上，也沒有在此后長達24年的任何時間里替彭
澄清這個“不白之冤”？据彭德怀回憶，此后
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講過四次”（《彭德
怀自述》），而林彪均無任何表示。
其次，對林彪的申明，至少還可以有其它兩种
解釋。其一是廬山會議常委會，當事人都在場
，毛澤東又提及此事，林不得不作此申明。否
則如果彭當場辯解，林彪再被迫承認就被動了
。其二是林彪既已見彭德怀必然被打倒，不愿
和彭扯在一起。從党內斗爭來講，林彪申明單
獨寫信給毛澤東，雖然也將被看作一個錯誤，
但至少組織原則上是可以向上級反映不同意見
的。而和彭德怀一起上書，則有党內搞小團体
的意味，歷來看得很重。所以，一個人反對毛
，還是一起反對毛，孰輕孰重，對林彪來說這
里的得失是很清楚的。而且，如果不作此申明
，以后批彭涉及會理會議，將反复使人將林彪
与此相聯系，這也非林彪所欲見。把林彪看得
那么幼稚，是太小看他了。即使我們不以“最
壞的惡意”去揣度林彪，上述第一种可能性也
要比林彪想替彭辯白的說法來得可靠一些。
林彪上山后給彭德怀定的“陰謀家”、“野心
家”的調子是最高的，將原先彭“右傾”的調
子上升到品質問題，甚至敵我問題上了。這樣
來替彭辯白，恐怕衹能越辯越糟吧（林彪在廬
山會議常委會及大會上的發言，可參見李銳的
《廬山會議實錄》一書）。
至于林彪講“中國衹有毛主席是大英雄”的話
，被認為是反話，這衹能說明某些人對那個時
代已經毫無所知了。如果這是反話，那么柯慶
施講“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服從
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是不是也在諷刺
呢？那個時代的一切特徵，諸如“忠字歌”、
“忠字舞”之類，唱的人或跳的人都是在諷刺
嗎？“文革”不過隔了二十年，中國人對自己
到底做了些什么已經幵始忘卻了，這大概應該
算是一個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