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CG 于 December 06, 2000 10:08:38:
送交者: CG 于 December 04, 2000 17:41:40:
試論滿清入關（四之上）
The state with which the Manchus conquered China, was formed on
abureaucratic Chinese basis with certain feudal characteristics and
clan cohesion integrated into it, and a tribal Mongol vassal annex.
It was based on a military banner organization copied from China but
with feudal fragments and was ruled by the Manchu imperial clanand
the emperor.
－－Franz Michael (1943), "The Or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滿洲之先出肅慎氏，古通古斯族之后，据于今吉林之東北及牡丹江流域
。宋時立國曰“金”，后為宋人与蒙古聯軍所滅，“其遺族散居混同江南北
，共存三部：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明初仿唐羈縻州之制，分建衛所。
而建州衛境內，有滿洲部五。長白山部三，清室之先，即為滿洲部內之一。
”（《清史紀事本末﹒卷一》）。明与女真既已長期溝通，漢族邊民与夷狄
部落之間亦無明确分界，雙方之間以馬市互相往來，相互同化互相融合自不
可避免。滿族的前身女真中有許多漢人，而明北部最早之衛、所，也多有蒙
滿諸族人組成（鄭天挺《探微集》）。
明史中所提及之外患有二：北虜及南倭。北虜即北部之韃靼，南倭則日
本与漢人相雜之海寇。“北虜非盡韃靼之真种也，漢人逃入其部落，成一种
假韃靼，而反寇本國﹔南倭亦漢人入海，混于倭人，成為一种假倭，而侵害
本國者，殊為不少”（蹈葉君山：《清代全史﹒上》）。明對北狄施行羈縻
州政策，試圖以女真、蒙古族互相牽制﹔及待滿洲壯大，又期之以女真各部
之間互相制約。在明王朝的大部分時間里，其之北方防衛重心都放在針對蒙
古韃靼之上，以避免元蒙舊朝卷土重來。永樂時，明朝在從滿洲至甘肅的長
城沿線設立邊防鎮，后來更加修城牆，亦即明長城，以抵擋蒙古騎兵之襲掠
。明廷向未曾把女真滿族放在眼里，結果反使得滿清得以坐大。“韃靼自俺
答汗死后，漸就明廷之羈縻。朱氏社稷，宜可以長治久安矣。孰意無端災禍
，發于長白山以南。曾未几時，而遼東之疆園，毀撤殆盡，炎炎赤舌，大有
席卷北京宮庭之勢。”（蹈葉君山：《清代全史﹒上》）。可以說，滿族之
興起，頗得益于漢蒙之相爭也。
前已敘述，衛所制乃明太祖稱帝前所創，乃明之兵制中最重要之一种形
式，蓋仿北魏隋唐防治之府兵制及參考元兵制一部而成，軍隊以軍屯為其形
式。供給基本可自給自足而無須由國庫撥給。衛所制衛所軍士由身份永遠不
變之世襲軍戶充任，衛所軍官也世襲其職。這种具有封建性質之世襲制，經
久之后弊端日現，如地方將領把軍士變為勞工，肆意壓榨剝削﹔衛所軍官成
一有利可圖之職位，為富賈豪門所追逐。大量軍士既得不到軍餉，又遭受官
長之盤剝，乃紛紛逃亡，致使世襲軍戶日漸減少。至十六世紀初，一些衛所
逃亡之軍士更達８０％，許多邊地駐軍衹達兵力之一半。致使當明朝邊境有
事出兵時，衹好臨時雇傭礦工、鹽工，或招募遼東、陝西等地之雇傭兵充任
。這些雇傭兵自然缺乏戰斗力，不堪重用。衛所制因此而日衰。同時，對北
方諸部落所實行的羈縻政策，亦加劇了邊軍之膨脹﹔再加衛所制既衰，而至
明末外侵內亂卻紛呈不斷，以致于明朝之軍費負擔日趨沉重。為應付這些不
斷增長的幵支，明廷乃加派賦稅，額外征銀，由此又更增民怨。然而即便如
此，所增賦稅仍不足度用。如1619年因北邊吃緊而加派遼餉，全國除京畿皇
庄外俱增交稅率約９％，因此而額外增銀520萬兩，卻僅夠支付遼東九邊中
之一邊之十八萬兵九萬匹馬的費用（F。Wakeman：《洪業：清朝幵國史》）
。是以，滿清之崛起，則又得益于明衛所制之衰也。
先時，滿族衹是明帝國邊境上的一個藩屬部落，以每年十月之歲貢与中
央帝國保持著宗藩關系。作為邊境上之部落而非獨立之國家實体，其之臣藩
地位亦衹是与朝鮮、安南相類，而由于部落之間相互鉗制，規模、實力較之
更小而已。明朝對付女真各部落之策略，是盡力維護各部落之間的均勢，對
所有部落都公正地給予貿易优惠，同時將一個明朝官銜授予其中的一個部落
首領，由他充當部落聯盟之臨時首領，協調各部落之間的均勢，明廷則以衛
所對各部落進行監督，防止其中任一部落獨大﹔此即“以夷治夷”之策，后
來亦為滿清統治者所采用來對付北部和東南海域之邊患，直至十九世紀末仍
樂此不疲。
初時，努爾哈赤并無占中國奪天下之雄心。萬歷時，明總兵李成梁攻古
勒城主阿太，尼堪外蘭誘阿太幵城，明兵入殲之，誤殺了正在城中之努耳哈
赤之祖与父。后努爾哈赤請明殺尼堪外蘭，明不允，蓋欲以他來鉗制努爾哈
赤也。努氏遂与朱明結仇。努氏既不甘咽下此口惡气，從此漸有發憤之志。
然而其目的，尚還衹是報殺父弒祖之仇、進而統一女真各部，充當部落聯盟
之首領。衹是隨著努爾哈赤之漸次統一女真，滿洲規模日隆，其野心才日益
增長。
1607年，努爾哈赤以稱漢之方式，獲得了夢寐以求的部落聯盟之最高權
力。1618年，努爾哈赤稱帝滿洲，建元天命，國號曰“后金”，隨后以“七
大恨”誓師，亦衹是說“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构怨于我國乎
？”責怨朱明之“助天遣之葉赫，反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剖斷”等而已
。換言之，是責怪明之偏心于其他臣屬部落，有失公允而起來抗爭。對于朱
明帝國來說，這也衹是時常可見的藩屬國之間的邊境糾紛，依照成例則衹要
邊境將官妥善處理，該討伐的討伐、該綏靖的綏靖、該以夷制夷的以夷制夷
就可以了。滿洲之初時不被朱明放在眼里，亦因于此。而努爾哈赤所謂之“
建大業”的宏偉目標，至多仍衹是局限在明朝之東北邊境上建立一個相對強
大之統一的女真各部之藩屬國，占据遼東，一如朝鮮、安南而已。這樣的藩
屬國，仍將与明帝國保持著宗藩關系。此樣結局，雖然是明所不愿意看到的
，然而衹要并未威脅明之“天下共主”之地位，衹要還和明廷維持正常的宗
藩朝貢關系，則明仍以為其之威脅不若欲奪回帝位的元蒙之后、或者諸如李
自成這樣的欲革其命的叛民之威脅大，因此不會太加在意。而況其時明朝內
部正深受派爭劇烈之扰，四處民變亦此起彼伏，因此實在也無暇他顧。
努爾哈赤也正是利用了明廷的這個心理，一邊繼續維持与朱明之正常的
宗藩關系，初時則小心翼翼，每年堅持朝貢，甚至還親自率員進京朝奉貢品
﹔一邊卻縱橫捭闔，加緊統一建州諸地之女真各部，一如前文所述。即待明
廷省悟過來，則滿洲已坐大，尾大不掉﹔薩爾滸一戰敗后，從此更衹有睜眼
坐看滿兵縱橫遼東了。此實是明末之衛所制与羈縻政策之失也！
皇太极繼位統治后金后，既已賴有努爾哈赤所創下之基業，則其志自不
在小。“太宗既嗣位，雄武英毅，不讓太祖。其幵國方略凡四：首征服東海
諸部，次平定蒙古，次征服朝鮮，再次則為六次伐明之役”（《清鑑﹒太宗
文帝》）。察此四方略，征服東海諸部則為固根本，平定蒙古、征服朝鮮乃
安其兩翼后院﹔根本若固、側后既安，則中原可圖也。此四方略必當是后人
所總結，而皇太极正是依照此四方略，一步步地最終達到虎踞東北，雄視中
原之目的。
1635年，后金征服蒙古察哈爾部，并獲得元朝之傳國玉璽，使得皇太极
可自稱為成吉思汗及元帝之繼承者。此一名號不僅提高了他在中亞蒙古之地
位，更使得他進一步确認了其部落共主之身份，包括蒙古族所信奉之西藏喇
嘛教教主之身份。然而他依然沒有确切的虎視中原之心。其主要謀士、漢人
宁完我、範文程及馬國柱等經常勸他出兵征服明朝，逐鹿中原。“辛未，宁
完我、範文程、馬國柱合疏言：‘伐明之策，宜先以書議和，俟彼不從，執
以為辭，乘釁深入，可以得志。’”而皇太极則以為，“我之興兵，非必欲
取明天下也。遼東守臣貪黷昏罔，勸葉赫陵我，遂嬰七恨。。。今所在征討
，爭戰不息，民死鋒鏑，雖下情不達之故，抑豈天意乎？我今聞誠相告，國
雖褊小，惟欲兩國和好，互為貿易，各安狩獵，以享太平。若言不由衷，天
其鑑我”（《清史稿﹒太宗本紀》）。止待次年，皇太极才受屬下所推，行
受尊號禮稱帝，定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而這次之改國號，其逐鹿中原之
志才袒露無疑。
逐鹿中原的第一個行動，是征服朝鮮，以徹底解決左后翼之威脅。朝鮮
向為朱明藩屬國，“雖稱屬國，而無异域內。故朝貢絡繹，錫賚便蕃，殆不
胜書”（《明史﹒列傳二八》）。皇太极初時，“用兵中原，而朝鮮服屬有
明，近在肘腋，屢抗王師”，為穩固后方，亦有征伐之，使其亦向后金歲貢
。同時朝鮮仍奉明朝為宗主國，并与皮島毛文龍相為犄角，脅迫后金之側后
。及待太宗建元大清，自然不能再容忍側后有此威脅。皇太极乃派阿敏率師
伐朝鮮，破其城，朝鮮王“【人宗】懼，始遣使乞降，棄兵械，服朝服，獻
明室所給封冊，而躬自來朝。。。自是朝鮮世与國者二百四十余年”（《清
鑑﹒太宗文帝》）。
此次征服朝鮮，不但使得滿清側后翼得以高枕無憂，從此可以專心致志
于中原，而更重要的還在于：朝鮮放棄了宗藩于朱明，而改為臣屬于大清，
奉滿洲之正朔了。這等于承認滿清為天下之共主。因此，清之征服朝鮮，實
際上才是滿清要奪取中國、稱霸“天下”、試圖爭當天下之“共主”之實踐
的第一步。
清張庭玉修明史，所撰列傳之外國卷中依序有朝鮮、安南、日本諸國，
蓋此些國家都被認為乃故明帝國之藩屬國也﹔而獨獨不列清之先祖，則滿清
自以為原本是中國之一員，而欲抹煞去其先不過是朱明之一臣屬國的事實﹔
概因依照儒家理念，藩屬之國終屬蠻夷戎狄之列，低中原一等，以此身份而
要蟠龍中原，當天下“共主”，又如何能讓人心服呢？因此，其之欲要否認
先祖不過是明之藩屬，目的不過是說清之代明乃符合儒家正義，自己有根本
之合法性基礎，不亦明乎？故乾隆批前朝舊史，譏諷漢高先初止一市井無賴
，明太祖原本亦不過一和尚，論及中國歷朝歷代之幵國之君，以為唯元与清
乃出自世藩貴族之門，自要高且貴于諸如漢、明遠甚，則不過此地無銀、欲
蓋彌彰之舉罷了。其所以為蒙元辯，亦衹是因二者所出既同一源而要惺惺相
惜而已。皇太极稱制、建元大清時，更曾諭曰：“朕以涼德，恐負眾望。爾
諸臣宜同心匡輔，各共厥職，正己率屬，克占忠誠，立綱陳紀，撫民恤眾，
使君明臣良，政治咸熙，庶克荷天之休命”（《清史稿﹒太宗本紀》），儼
然以儒家之標准“圣王”自謹﹔多爾袞稱李自成為“賊”，自詡滿清入關“
聲義討賊”乃“興滅繼絕”之舉，以為降清乃“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
賢王”，抗清則“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致遺笑于亂世賊子
”（《明季南略》）﹔再考量滿清入關前制度演變之由游牧部落而封建旗制
而官僚六部之設立，一照明例，其典制之成熟固實已遠非以流寇起家、而衹
有五年時間倉促經營之李自成可堪比者。則滿清之“較李自成更符合中國之
傳統標准”（Franz Michael, "The Or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亦屬實矣。
滿清更以此漸變而障世人耳目，以為其代明既乃天命歸予，更刻意模糊
淡化了自己原本不過是中國邊境上之一藩屬國這一事實，最終偷梁換柱，竊
人上國，其來實在有自矣。然竊人之國，心終不安，故清中葉前，漢人既不
准輕讓出關，滿族緣起之地更被視為后院而嚴加看護，存此一方之地以作將
來一旦中原無法駐足可退可守。太宗更体察金、元之所以終反為漢人所吞噬
，而諭曰：“昔金熙宗循漢俗，服漢衣冠，盡忘本國言語，太祖、太宗之業
遂衰。夫弓矢我之長技，今不親騎射，惟耽宴樂，則武備浸弛。朕每出獵，
冀不忘騎射，勤練士卒。諸王貝勒務轉相告誡，使后世無變祖宗之制。”亦
可覺知其心之忒忒也（騎射之習，康、雍、乾三世尚能恪守，乾隆之后，八
旗日衰，乃漸廢）。而漢人亦有執拗于嚴守“夷夏之防”者，竟恨恨不忘滿
清原止一北荒藩屬而竊取正朔之事實，三百年后仍挂驅除韃虜恢复中華之旗
號。清之代明既以“興滅繼絕”為由，即待清亡之后，垂涎中國已久之日本
人，乘中國內亂，亦扶持廢帝浦儀為傀儡帝，在東北之一隅建“滿洲國”﹔
查其自辨，則与清統治者之初竊上國時所作辯語，若出一轍﹔其欲當亞洲共
主之目的，不亦明乎？惜時代既异，近世“國家”与“主權”觀念更已代替
了儒家之天下觀，所謂“有家者能養賢，則取國而國可得。有國者能養賢，
則取天下而天下可得”亦已失去了其合理性，司馬昭之心路人既知，則日人
縱便滿身是嘴，又如何能推諉其侵人國毀人家之事實哉？
今之美人不知歷史前車之鑑，更攜其武力，假道于人權民主，以自己之
所欲凌越于他國之主權之國家獨立之上，順之者則聯盟之，逆之者則轟之炸
之。雖充斥民主人權仁義道德于滿口，其實質在在不過是試圖以一秋寒后凋
之禿筆，欲描畫儒家之共主天下之虎皮罷了。衹是天下既已紛紛，分崩瓦解
之潮流亦經營有年。最鼓吹新潮前衛之美人卻正是要复我中華數千年之古，
卻偏黯于歷史之短忽，學知之膚淺，如此又豈能知曉儒家王天下之精義？其
國其人既衹識得孔武二字，如此則實在難免要有畫虎不成反類犬之虞了。
然而亦因于此，亦可知諸如儒家天下觀等諸中國元典精神之复雜，實非
三言兩語可盡道者也。
ＣＧ（草于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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