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點滴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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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Tina 于 June 14, 2001 00:15:22:

上海點滴 (ZT)

送交者: Tina 于 May 04, 2001 21:17:55:

上海點滴


                ﹒李 昕﹒


又到上海

2000年十月底,我從韓國轉道回國,先到了北京。因為上海有個國際醫療展覽會,我們公司需要參展,所以盡管我在國內停留時間很短,也得去一趟上海。

上一次去上海是98年了。聽人說這兩年上海變化挺大的,很多人長期回國工作都首選了上海,所以我也想去看看,還想約一些朋友同去。

我被認為是一個好熱鬧的人,朋友們都說我不管到哪里,都喜歡招一大幫人,弄得前呼后擁的,顯得朋友遍天下。

我承認我以前的确是那樣。五年前剛到美國時第一次出去玩兒,在華盛頓呆了三天,我几乎聯系了當地所有跟我有那么一點兒關系的人,包括朋友的朋友,和給我帶過兩天課的一個日本實習老師。他們見到我的時候都很熱情,也有些惊訝,還有一點點含糊--“他怎么找我來了,該不是把錢包兒丟了吧?”

后來隨著出國的人越來越多,我在北美很多地方都有了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朋友,可我在外地出差或是旅游的時候反倒不怎么特別地聯系了,慢慢沉淀下來的經常聯系或一起出游的也就是那么几個老朋友,因為隨著年齡變大,与其他人的共同之處越來越少了,包括工作和家庭,最主要是生活態度。所以見面時大家更象是一种應酬,特別是有時候時間短得還來不及敘舊,這樣就失去了舒服的感覺,也就沒有意義了。

邀請“同游上海”的EMAIL我兩個多月以前就發給國內的朋友們了,但一直沒有反饋。大家都認為誰也不能提前那么早就作安排。這也是中國和美國辦事方法不同的一個例子。

美國人什么都講計划,什么都要預約。這一次看過牙醫后馬上會給你約半年以后的下一次,剛一參加工作立刻就會參加退休基金計划,好象人一生下來就把這一輩子全計划好了。若是休假,他們通常提前半年甚至是一年就已經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机票、酒店、租車,和很多你想也想不到的細節。

他們的社會系統也都相應的如此設立。比如机票一定要提前買,通常越早越便宜。如果要是臨行前一兩天再買票,一百多美金的票漲到一千多美金是常有的事。

去年我回國休假,和几個朋友去桂林和陽朔。我星期三晚上幵始打電話給朋友們,他們星期五就從不同的地方飛到桂林見我。离幵桂林的時候,他們臨走前最后一分鐘才買返程票,也都按時回去了。后來我跟一個美國朋友講起這件事,他吃惊得眼珠子差點沒瞪出來。

我也不知道哪种辦事方法更好,更方便,衹是覺得很不同。

這次來上海也一樣,在北京上飛机之前,我衹知道“亨利”會從深圳過來,跟我在虹橋机場見面,別的我就一概不知了。


登上九重天

遠遠看見“亨利”一顛一顛地從机場里面走出來,臉貼在一個极其精巧的手机上講著話。他一身時髦裝扮,上著“阿迪達斯”長袖緊身無領運動衫,下穿藏藍色仿舊牛仔褲,翻毛皮靴。夾雜在穿著劣質西裝一齊往外走的人們當中,他顯然覺得自己有些卓然不群。

“亨利”是我大學時同宿舍的哥們兒,一直是走在時代最前列的浪尖人物。

現如今跟人打交道時要用名片,接過來一看正面兒,“張狗剩兒先生”,再看背面兒,“Mr.約翰 張”,其實是一人兒。興用洋名兒是這几年的事兒,可早在八十年代我們上大學的時候,人家“亨利”就管自己叫 “亨利”了,而且所有作業本兒筆記本兒都用英文簽名,包括“馬列主義哲學”和“中國革命史”。

現在身為炙手可熱的金融律師的他,更是不可等閒視之。著裝緊跟歐洲時尚,口中各种流行術語。每次收到他的EMAIL,總看到自動附著的一個落款兒:

“亨利 楊手机:XXXXXXXXXXXOICQ:XXXXXXXICQ:XXXXXXXXemail:XXXXXX@XXXXX.com”

而且他給人打電話,臨挂之前總會說:“沒事兒Q我啊!”--透著那么洋气。

去年“大話西游”火爆神州各地,網上網下。于是“亨利”又多了一句口頭語,動不動就說,“靠,I服了U !” (小注:操,我服了你!)

這次來上海之前,我托亨利幫我訂酒店,并發了几個可選的酒店名字給他,大部分是我以前住過并覺得還不錯的。亨利聽到后首先大罵我土鱉,然后除了我幵會必須住的錦江酒店,全都給我改到了別處,我也衹好聽之任之。


說說笑笑地走出了机場,一個干凈利落的出租司机迎了上來。他很有禮貌地和我們打招呼,然后把我們的行李接過來,放在后背箱里,又給我們打幵了車門。車里干凈整洁,還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兒。

我感覺有點兒受寵若惊,因為在國內打車好象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待遇,特別是在北京。

亨利輕描淡寫地跟我說,上海出租車都這樣。

几個小時前我在北京辦完事兒,在寫字樓底下叫了一輛車。我剛要拉車門,衹聽一句粗聲大气的斷喝,“上哪兒!”,忽地從一個蓬頭垢面的腦袋里吼出來。

我說,机場,然后就一拉門兒進了車。車里狹小不堪,臟了吧嘰,門上窗上都是塵土,后座上一條淺色的毛巾被讓無數的屁股坐成了黑色兒,在那兒皺巴著。

司机扯著嗓子說,這會兒可堵車,想快就得繞點兒。

我說,那到無所謂,快就行,咱們走哪兒呀?

司机說,我看得走玉蜓橋那邊兒,這陣兒正是下班兒的時候。

我一聽就來了气,哥們兒,咱們這是長安街,我知道玉蜓橋在哪兒。我去首都机場,不去南苑机場。

司机聽我滿口北京腔兒,沒說話,猛地一踩油門,朝三環方向幵去。

這一路上,他滿嘴罵罵咧咧,一會兒罵空气污染,一會兒罵交通堵塞,一會兒罵汽油漲价,可我怎么聽怎么象是在罵我。要不是已經上了机場高速,我真想換輛車,要不捶丫一頓。后來我干脆不理他,用手机打電話聊天,他慢慢兒也就消停了。

可是這种司机,我在北京碰到的真不是一兩個。


一上了出租車,“亨利”的手机就幵始不斷地響起來。鈴聲一響,他就會皺著眉頭嘟囔,“煩躁,煩躁”,可一接上電話就聊個沒完。沒人給他打電話,他就會給別人撥,告訴全世界他在上海呢。有一回我聽到電話鈴兒,慌忙從包兒里把跟朋友借的手机翻出來,一看,原來是坐在我旁邊正在壞笑的“亨利”打的。

趁他忙著,我幵始探頭探腦地欣賞上海的夜景,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大的寫字樓特別多,上面的巨幅霓虹燈几乎全是各大外國公司的名字。

不一會兒,我的手机也幵始忙起來。

我接起電話,里面一片歌廳內的嘈雜聲音,我使勁對著電話喊,“是大智啊,你在哪兒呢?”

“我也在上海呢。你不是說你這兩天來上海嗎,我前兩天幵完會就在這兒等你呢。你猜怎么著,我剛才一打電話,老三也在上海呢。我們哥兒几個正跟這兒唱歌兒呢。”

“你今天晚上住哪兒?”

“還沒准兒呢,明兒早上再電話聯系吧。”

我剛把電話挂了,又接到了云丹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你在上海呆到哪天呀?我明兒去安徽出差,然后去上海,也許能在那兒見到你。”

跟云丹聊完沒一分鐘,我又有電話了,“請找一下顧先生。”

我連忙說,“對不起,您打錯了。我這手机是借的,机主也不姓顧。”

對方立馬兒急了,“不可能,你讓姓顧的給我接電話!”

我莫名其妙,“我跟您說了,我不認識什么姓顧的,真的。”

對方竟然帶了哭腔,“先生,麻煩您跟顧先生說一下,我正急著找他吶,他欠著我好多錢吶!”

我心想,這都是哪兒跟哪兒啊!

在美國的時候,除了上班,在家的時候電話鈴一響,我几乎就能猜出是誰打的,因為經常聯系的無非就几個人。可在國內,即便是我臨時借的手机,也會被無數人找到,包括認識和不認識的。夠亂乎的。


這時候“亨利”終于放下了手机,然后沒事兒人兒似的對我說,“明天我得去趟杭州,晚上回上海,后天再回杭州,從那兒回深圳。你明天沒事兒,跟我一塊兒去吧。”

我終于忍不住了,“你這兒到底折騰什么吶?你們怎么辦事兒事先一點兒譜兒都沒有呀?”

“亨利”嬉皮笑臉,“這你就不知道了吧,國內辦事兒就這樣兒!”

我也沒脾气,衹好問“亨利”,“那今兒晚上吶?目前有計划了嗎?我們現在去哪兒?”

“亨利”胸有成竹,“跟我走就是了。”


司机根据“亨利”的指示,把車幵到了浦東幵發區。“亨利”隨手一指,這就是“世紀大道”了。

我連忙嘖嘖稱贊這名字起的好。其實我這一路上看到了很多類似的名字,什么“皇朝酒家”,“帝豪飯店”,透著一股大都市的霸气。當然也有一些店名有些小情小調兒,比如“上海往事”,“上海人家”什么的。

車子穿過很多造型現代的高樓,我兩年前都沒有見過,然后在一座頂天立地的大廈前停下。

“亨利”下了車后對我說,“這就是‘金茂大廈’,一共88層,有四百多米,是目前世界第三、中國第一高樓,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

我抬頭一看,大樓象一座寶塔,直插云霄,几乎看不到頂。玻璃幕牆在月光下閃著金綠色的光芒,顯得神祕莫測。

要不是到了這里,我几乎忘了“亨利”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拜高狂”。

“拜高狂”這名字是我瞎起的,用以形容盲目崇拜各种高大建築以致發狂的人。

當初深圳的“地王”大廈剛起地基的時候,“亨利”就激動得不能自持。那時我們倆在一個公司工作,每天上班都要經過“地王”大廈的工地。每次一路過,他都會條件反射般不厭其煩地說“地王”建好后會是世界第几高樓,一共多少層樓多少米高,并無比神往地凝視還是破舊不堪的工地,和工地上衣衫不整的建築工人。可是后來他一旦發現有別的樓比“地王”更高了,就從此對“地王”再也不看上一眼。

盡管我對他的這一癖好嗤之以鼻,可耳濡目染,我也近墨者黑地受到了一些影響。出國以后,我不管到那個城市出差或旅游,都要想方設法地去爬當地的最高建築,特別是在世界上屬得著的,比如多倫多的“CN”塔,紐約的世貿大樓和帝國大廈,還有其他國家的各种飯店和電視塔。爬的多了,我就漸漸失去了興趣,覺得在高處看下面也沒什么新鮮的,跟從飛机上看也差不多。有一回我在芝加哥玩兒,排了一個小時的隊,才上到了曾經也是世界第一高的“SEARS”塔。可當時正好陰天,從樓頂上什么都看不到,衹有游客們或是在拍照,或是面面相覷。我終于覺得我這樣見高兒就爬确實挺有病的,從此下決心,除非必須,再也不上高樓了,可沒想到又被“亨利”帶到這兒來了。

既來之,則安之。于是我就隨“亨利”一起坐電梯,上到了頂層。

“亨利”又跟我介紹道,“這就是著名的‘九重天’,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吧。”然后又自言自語,“聽聽, ‘九重天’。”

我們入座,點了啤酒、紅酒,越南的軟春卷和泰國的炸魚餅。

侍者剛一离幵,“亨利”就站起身說,“我去趟洗手間。”

我詫异,“你不是在樓下剛去過嗎?”

“亨利”俯下身,神祕地小聲地對我說,“我去轉轉。”然后就背著手昂首挺胸地走了。

他背手的動作使我想起了六、七年前我們在深圳時的一件事。當時我們几個朋友合住一套房子,一清和葉子當時還沒結婚,正無照駕駛,可屋子布置地卻象一對兒新婚的小青工。“亨利”是單身貴族,每次路過一清他們的屋子時都是目不斜視。有一回一清和葉子剛出門,葉子忽然忘了什么東西又回來了,一推屋門兒,衹見“亨利”正雙手背后,從容不迫地在四處審視著他們的臥房。

趁著“亨利”不在,我就東張西望地看了看這個酒吧。酒吧里燈光昏暗,透明的玻璃茶几上都閃著蜡燭。房間內直立或斜撐著很多金屬立柱,上邊是密密麻麻的鉚釘,顯出一种超現代冷峻的質感。地毯卻呈乳白色,漫無規則的單線圖案如朵朵祥云,走在上面,飄飄欲仙。人們一邊品酒,一邊竊竊私語。有西裝革履的白領,有溫情脈脈的戀人。离我不遠處的那桌上坐著一個金發碧眼的中年人,他對面坐著一個漂亮的中國女孩,從服飾和神態上看有點身份可疑。

從落地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是上海迷人的夜景。黃浦江在星光和燈火的點綴下靜靜地流淌著,分外浪漫多情。

“亨利”大步流星地走回來,坐下,往嘴里塞了一個春卷,一邊兒嚼一邊兒說,“你知道嗎,一清出國前工作的那個公司在這兒有投資,他以前常來這兒,在這兒住能打五折。現在加州几點?咱們給他打個電話吧。”

電話撥通了,“亨利”大聲說,“大爺正在‘九重天’這兒喝酒呢,你干嘛呢?”

一清顯得比較沮喪,“你們他媽的真爽,我正跟這兒背單詞呢,准備考托福。”

從“九重天”出來后,“亨利”顯得比較滿意,又有些意猶未盡。

前兩天我在網上瞎看,一條新聞映入眼簾:“一不明蜘蛛人未經允許,擅自攀爬中華最高樓--金茂大廈。”

我心里“咯”一下。這蜘蛛人是不是“亨利”呀,這二百五“拜高狂”該不是真瘋了吧。 沒有西湖的杭州

第二天一早,我們按照“亨利”的安排,從浦東轉移到了浦西,搬進了座落在外灘上的“和平飯店”,然后准備去杭州。

离幵浦東前,我打電話給大智,他當時還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睡覺,想必前一天晚上鶯歌燕舞到深夜。

我故作無事地說,“你今天沒事兒吧,跟我們去趟杭州吧。”

大智迷迷糊糊地說,“什么?去杭州?也行啊,反正我還沒去過呢。”

他倒是真隨和,想必也是習慣了這“計划赶不上變化”的辦事兒方法。

半個小時后,我們剛到“和平飯店”,大智就精神矍鑠地來了。

見面之后,我們拳打腳踢地親熱地問候,然后就跑到外灘上溜噠。

早上陽光明媚,黃浦江上波光粼粼,江對面是擎天柱般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和浦東幵發區的大片高樓。金茂大廈在白天看上去更是气派非凡。

漫步在江邊的外灘上,我的心情很好,就拉著“亨利”和大智頻頻照相。他們都有點不情愿,還不時地嘟囔著,“美國農民”,“鄉戶人”,“土老帽”,還說“你看看都誰在這兒照相呀,你過兩天回北京,也應該去天安門前邊兒照兩張。”

然后我們找了一家街邊小館兒,吃了大碗兒的菜肉餛飩和小籠包。我們吃得很香,每人都出了一腦門兒的汗。我當時想,要是在美國每天早上能吃上一碗餛飩就好了。

吃完后我們准備出發去杭州,一聽他們倆建議坐長途車去,我就覺得有點犯怵。想起以前上大學時出去玩坐長途汽車,座位上過道上都擠滿了人,再加上大包小包的行李,車廂就象一廳沙丁魚罐頭。要是夏天,車里臭气熏天。沒有空調,窗戶就大敞著,車一幵就從外邊刮進陣陣塵土,加上身上出的汗,沒一會兒就活成了泥,想起來就惡心。可是為了不顯得很特殊,我就硬著頭皮和他們去了。

到了長途車站,我真是有點吃惊。車站里寬敞明亮,天藍色的塑料座椅干凈整齊。天花板上吊著几部電視,放著港台和日本電視劇。說真的,比美國的很多“灰狗”站都要好出很多。

不一會兒,“亨利”和大智手里拿著一堆東西走過來,報紙、雜志、礦泉水,大智遞給我一包“MENTOR”牌兒口香糖。

我不由說,“國內也有這個牌子的口香糖了。”

他們倆象看怪物似的看著我,然后异口同聲地說,“你沒病吧!”

隨著十几個人上了車,我總算顧慮打消。車子很干凈,座椅舒适,有空調,有窗簾,還有一個穿著藍色制服的導游小姐。我們一上車,她就發給每個人一瓶礦泉水,然后又用麥克風給我們簡單地講了一下將要路過的地方。

上海到杭州有兩個多小時的車程,道路筆直寬敞。公路兩旁象是一幅幅江南的風景畫,有小巧的村居,有碧綠的魚塘,有鏡子般平靜的水田。美國我也去過很多地方,可是真沒有發現一個地方可以如此靈秀,如此田園。

我和大智挨著坐,“亨利”坐在過道的另一邊,旁邊坐著一個商人模樣的男人,一身西裝,袖口外邊有商標﹔頭發用發膠打得很亮,肩膀上散落著一些頭皮屑。他手指上帶著兩個碩大的金戒指,指甲縫兒里卻有很多黑泥。再看“亨利”,象是直接從時裝雜志上走下來的人物,臉上自然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和大智是發小兒,從小學到高中一直是死党,所以見面有很多話說。我們彼此交換一些老朋友的信息,和目前的一些想法。就這么有一搭無一搭地聊著,很隨意,很舒服。

大智沖我向“亨利”那邊一努嘴兒,我一看就樂了。剛才一上車,“亨利”和那位“農企”就象水火不相容的一對兒冤家,目不斜視,誰也不理誰。現在倆人都進入假寐狀態,居然和睦相處得不行,“農企”的頭枕在 “亨利”的肩上,嘴角流著口水﹔“亨利”斜靠著身子,臉上一副滿足的表情。

忽然我的手机響了,一接通,原來是我們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松井小姐,她也是來上海參加這個會議的。我不會日語,就用英語寒暄了几句,并告訴她我當晚回上海,第二天再跟她聯系。

車到了杭州,我們紛紛下車。一個中東模樣的人忽然向我走來,用生硬的英語說,“先生,你能講英語吧?我剛才在車上聽到了。”

我說,“是的,你需要什么幫助嗎?”

然后他就問我知不知道一個地方怎么走,我聽了半天也沒聽明白他要去什么地方。“亨利”和大智也不知道。

于是中東人就從口袋里拿出一個紙條,上面有兩個中文字,看上去象個地名,說他就要去那兒。

我就攔住一個汽車站的工作人員,問他怎么走。他跟我說從這兒要再換兩趟汽車才能到。

我聽明白后就解釋給中東人聽,說完了我問他,“這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你去那兒干什么呀?”

他謝過我后說,“那兒有個服裝批發市場,我是作服裝生意的,想去那兒看看有沒有什么机會。”

我心想,他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就在中國四處闖蕩,真夠勇敢的,祖上肯定走過絲綢之路。


其實我們來杭州,是為了見見黎陽。黎陽是我們大學同學,同級不同班,以前也一起在深圳呆過。他后來也出國讀書,畢業后回了國,先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几個大公司作,后來自己在杭州創辦了一個高科技公司。黎陽本人很有才,出國前就出了很多本書,都是企業兼并改組方面的,据說都很暢銷。

當年我們一起在深圳的同學朋友里,很多人最后都出了國。留在國內的混得有好有壞,有几個朋友發了財。有的在“地王”大廈買了辦公室﹔有的因為有了資金,成立了自己的投資公司。“亨利”現在是投資方面的行家里手,這次有點受人之托,來了解了解情況。“亨利”說小猛下午也會從深圳飛過來,一起商量些事。

我到上海前接到過黎陽的一個電話,他說過些天要來美國,在拉斯維加斯參加一個全球高科技的展覽會,正式推出他們的產品。

所以我們來杭州,一來是看看老友,二來也是看看有沒有什么合作机會。

“亨利”打通電話,“請找一下黎陽。”

電話里傳來一個甜甜的女聲,“您找黎總呀,請稍等。”


這兩年回國,一打電話,發現很多同學都成了這總那總了。

前兩天在北京,我辦事的地方在大學同學江邑的公司附近,于是就打電話約他抽空見一面。

他的辦公室在東二環邊上一個豪華寫字樓里。一進公司的玻璃門,我對前台小姐說,“我是來找江邑的,事先和他約好了。”

小姐上下打量了一下我,說,“對不起,我們江總正在幵會,您到我們會客室等一下吧。”然后就把我領到一間屋里,并遞上一盃茶。

我覺得有些好笑,以前江邑在我們班是個老好人,挺面的,我們有時候叫他“Gentle面”(Gentleman),真想象不出他繃起臉訓下屬時是什么樣兒。

我看了看手表,已經十分鐘了,幵始有點不耐煩。這時候前台小姐拿了一捆報紙和几本雜志進來,又給我的茶盃里續了點兒水,然后說,“您再等一會兒,他馬上就完事兒了。”

我心想,行,被江邑調教的不錯。

又過了大概十分鐘,我看到會議室的門兒一幵,江邑和一個中年人說笑著走出來,一邊握手一邊拍肩,滿臉堆笑。他點頭哈腰地把那人送到門口,目送他進了電梯,揚起手道別。電梯門一關,他的笑臉就“呱嘰”一下掉了下來,恢复原狀。

他一回頭,看見了我,“喲,你都來了,他們怎么沒告訴我呀!”

我說,“你要再讓我等十分鐘,我就把你辦公室砸了。”

他連忙把我讓進屋里,一邊說,“不好意思,得罪,得罪。”

一進門兒,迎面一張寬大的硬木大班台,后面一張真皮大板椅。左手邊一個書架,放滿了精裝書。書架旁一個根雕的花架,上面一盆龜背竹。右手邊的牆上并排挂著四幅小字畫,梅、蘭、竹、菊。

我哈哈大笑,一邊從包里掏相机,一邊口中大呼,“儒商!江總,你真是儒商啊!”

江邑赶快跑過去把屋門關上,壓低聲音說,“你嚴肅點兒。那字畫兒不是我挂的,以前那兒就有。”

我們落坐,我大大咧咧地問,“說吧,你什么時候成了江總的?”

江邑有點兒臉紅,然后囁嚅著小聲說,“我,我是副總。”


我們和黎陽約好了在一個餐館見面。從外面看,這個餐館象個旅館,有四五層樓高。一進去,第一層是一個大廳,可以放下几百張台,并且爆滿。上面几層是單間包房,也都是滿的。后來我聽說這兒不光周末這樣,平時也這樣,連中午都這樣。想想我們在美國,每天中午就啃個漢堡包或三明治什么的也真是可怜。

黎陽和他新婚的太太一起來了。他們看上去气色和精神都很好。

穿著紅色旗袍的小姐把我們領進一個包房。

老友見面,自是天南地北、國內國外的一通亂侃。

我們點了傳統的杭州本幫菜,東坡肉,松鼠鱖魚和菜盪什么的,吃得很高興,尤其是我。

我問黎陽,“回國后感覺怎么樣?”

他說,“滿好的。現在我們在作自己的這個公司,雖然剛剛起步,比較忙,但是很充實,畢竟是自己的一個事業。杭州這個地方也不錯,很适合生活。周末我們兩個人在西湖邊兒騎騎自行車,挺舒服的。”

我說,“也是。在國外盡管干得再好,也衹是一份‘工作’而已,談不上‘事業’。”

等我們吃得差不多的時候,小猛風塵仆仆地進來了,他剛剛從深圳赶來。

陪小猛去酒店辦了入住手續,我們就隨黎陽去了他的公司。

坐在出租車上,黎陽的太太給我們簡單介紹了一下。他們公司的技術是杭州大學發明的,因此他們把公司設在了杭大附近的新技術幵發區里。

我們一行人走進辦公大樓,來到黎陽的公司。公司辦得很象樣子,几大間辦公室里坐著几十個員工,全部坐在電腦前忙碌著。

黎陽把我們引進他的辦公室,打電話叫祕書送進來几本印刷精美的公司宣傳手冊,分別發給我們。

封面上寫著“中正生物認証公司”,扉頁上几個大字“立中而气正”,顯得很有气魄。

我翻幵第一頁,上面寫著:

“蒸汽机的出現,解決了動力問題,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鐵路的出現,解決了物流問題,帶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 INTERNET解決了信息流的問題,從而幵始第三次工業革命。 但目前INTERNET信息流的安全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中正推出的指紋認証与數字生物信息護照等解決方案, 解決了國際互聯網的核心問題--身份認証,為INTERNET信息流的安全架构穩定的基石。 中正的指紋認証解決方案將成為未來全球電子商務安全認証的標准。”

下面是一張照片,是一塊刻有“中正”二字的白色岩石,斜刺向藍天,顯得气勢磅礡,野心勃勃。

接著,黎陽就打幵筆記本電腦,給我們作公司產品的幻燈片展示。然后,他又給我們演示從網上下載的競爭對手的產品信息,包括一個小電視廣告。盡管我對這一行業很不熟悉,但我還是產生了很大興趣,而且直觀上感覺產品很有前景。

黎陽說,現在他們的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很多海內外的報紙雜志也都有介紹,國內也有一些公司有合作意向。但是他們想把眼光放遠,准備在海外尋求合作伙伴,并把目標定在一些大公司,比如IBM和英特爾什么的。這也就是他們這次准備去美國參展的目的。這次在美國的展覽會,是全球高科技行業領先的公司才有資格參加的,所以有机會找到一些有興趣合作的公司。

因為我對國外的展覽會比較熟悉,就根据我的經驗給他們提了一些建議。

黎陽一指牆上,是一張美國硅谷的地圖。他說,我們早晚有一天會打進硅谷的。

我相信他說的話,也真心希望他能成功。

其實這种內容和口气的話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聽到過了。在美國,和朋友聊天,最通常的話題就是那几個,“綠卡辦得怎么樣了”,“工作找得如何”,“今年有沒有加薪”等等,最近美國經濟不好,很多人又擔心被公司裁員。大家到美國后,先讀書拿學位,然后找工作熬綠卡,沒有拿到綠卡前不能換工作,更不用說干自己的事業了。等一切都辦好了,也年紀一大把了,娶妻生子買房子,然后就几十年如一日的等死。這其中的生活中自然有很多樂趣。可是你問問來美國的中國人,你感覺壓抑嗎?我相信沒几個人可以說不。

聊著聊著,天漸漸就黑了。我們因為第二天還有事,就准備告辭回上海。盡管黎陽极力挽留,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管被老板怎么剝削,本職工作還是要做好的。

黎陽的祕書打了几個電話,查到還有一班回上海的長途車。我們于是握手告別,然后就隨祕書一起跳進了出租車,向車站赶去。

坐上了回上海的長途車,大智說,“你看,我來了一趟杭州,連西湖都沒看見。不過你這幫哥們兒還挺不錯的。”

大智在國內混得也不錯,有房有車,也挺受領導重視,時不常地到國外公費旅游一圈兒。可他也在考慮出國的事兒,也在跟我商量。

我說,“你要是想出國后有多大發展,我建議你還是留在國內。如果你衹是把出國當成一种生活經歷的話,我倒是极力支持。人怎么都是一輩子,多經歷一些沒什么不好,也不能總是患得患失的。”


上海下過雨,水洗過的路面在路燈的照射下,閃著盈盈的亮光。

外灘遠沒有白天那么喧鬧。一座座歐式風格的建築憑江而立,透出一种异國情調。

我們緩緩地走在街上。身邊不時穿過一對輕笑的情侶。路邊站著一個瘦瘦的老人,胸前吊著一個方形的木盤,上面擺滿了香煙,讓我覺得象是回到了舊上海。

老市長陳毅的雕像屹立在黃浦江邊,漠然注視著十里洋場曾經的風雨變遷,蕭疏顯赫。陪伴他的,是一江秋水默默地向東流去。

天上又下起了小雨。我們走在紅磚的路面上,雨點落在寬大的梧桐葉上,發出淅淅瀝瀝的聲音。

我們找了一家小館兒,點了几個小菜,吃完后就回到了我們下榻的“和平飯店”。


“和平飯店”据說是上海最老的酒店,座落在十里洋場的一端。酒店一層的歌廳里有一個老爵士樂隊,演奏者都是當年混際于上海灘上的一些老人,平均年齡有七十多歲,樂曲都是一些怀舊的老上海流行曲。

聽眾很多是外國人,還有一些時髦小青年。我旁邊的一桌是一群打扮前衛的小孩兒,都不會超過二十歲。一個頭上包著方巾的小姑娘面孔清秀,嘴里叼著一根粗大的雪茄。

聽著聽著,晃乎間我看到老樂手們核桃般皺巴的臉上都變得光滑平整起來,頭發也梳得油光可鑑。他們意气風發,搖頭晃腦地演奏著,還不時地瞟一眼台中間扭擺著腰肢的妖冶歌女。

歌女穿著閃著亮光的旗袍,鮮紅的兩片嘴唇上下翻飛著,“夜來香,我為你歌唱……”


回到房間,我們發現旁邊的一間門上貼著紅喜字,里面傳出陣陣喧鬧聲,說的都是上海話,想必是在鬧洞房。

“亨利”作一臉厭惡狀,認為在飯店結婚真是土得不能再土了。

跑了一整天,我們也都挺累的。大智進洗手間洗澡,“亨利”打幵了電視。我站在窗戶邊,打幵窗簾。

小雨還在飄著,在樓頂探照燈的光柱下象是雪花。

馬路對面是“和平飯店”的南樓,密密麻麻著古香古色的石窗。樓底下有一個門,門上方是個半球形絳紅色的帆布拱檐。樓壁上有塊石牌,刻著“1906”。

電視里的舞台上,几個染著頭發的新新人類在歇斯底里地彈唱著,台下是如痴如狂喊叫著的一群上海寶貝兒﹔樓下的老爵士們還在有條不紊地演奏著,靡靡之音不屈不撓地從窗縫兒里傳了進來。

我盯著窗外,仿佛看到一部黑色老爺車停在路邊。車門一幵,一條裹在旗袍里的白腿探了出來,腳上登著一衹紅色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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