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donut 于 June 14, 2001 00:45:57:
山西人
送交者: donut 于 May 25, 2001 14:10:59:
作者: 林思云
趙無眠先生的《南人北人》甚是生動有趣。雖說都是中國人，南人和北人的差別
，可能比德國人和奧國人的差別還要大。讀了趙先生的《南人北人》后，不由想
繼續深入談談中國的地方人。
關于北京人、上海人、廣東人，人們已經談得不少，這次找個“冷門”談談山西
人。我本以為在網上不會看到多少山西人，因為山西是個衹有兩千多萬人口的小
省，而且地處內陸，出國的人應該不太多。可是沒想到網上看到的山西人還真不
少，經常出沒銀河的山西干將李有才大概就是用了趙樹理小說《李有才板話》的
筆名，老吃先生還有一個愛發牢騷的山西表哥。
山西作家趙樹理雖然不象魯迅、巴金那樣有名，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是個值得一提
的人物，因為他是“山葯蛋派”文學的幵山老祖。為什么叫“山葯蛋派”呢？這
還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清楚的。
不知道英文中Potato這個玩意兒是什么時候傳到中國的，曹操肯定是沒有吃過Po
tato，賈寶玉好象也沒吃過，所以Potato傳入中國大約是清朝中期吧。那時中國
還沒有人懂洋文，無法直接音譯，衹好拍腦袋亂起名字。廣東人把Potato分到“
薯”類，起名叫作“馬鈴薯”﹔南京人把Potato分到“芋”類，起名叫作“洋山
芋”﹔北京人把Potato分到“豆”類，起名叫作“土豆”﹔而山西人又把Potato
分到“蛋”類，給Potato起個愛稱叫“山葯蛋”。（從中國各地對Potato的亂稱
呼，可以看出中國人的思維比較混亂，對事物分類的無科學性）。
中國的文人（那時還沒有知識分子這個詞）歷來自命清高，所謂清高就是不談日
常生活瑣事。畫家衹畫山水花鳥，絕不會去畫一個鋤地的老農﹔文士滿口衹是“
之乎者也”，對身邊的自然界，動物植物之類全無興趣，文人雅士的文章中也從
來不會“土豆”、“山葯蛋”這些詞，所以當時沒人想到該給Potato起個正式名
稱，就任憑鄉巴佬們對Potato亂叫起來。
直到近代植物學傳到中國，學者們才注意到這件事：Potato傳到中國這么多年，
居然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學名”。采用北京話“土豆”作為Potato學名顯然不妥
，因為在植物學上Potato并不屬于豆類﹔采用山西人的愛稱“山葯蛋”，更犯動
植物不分大忌﹔還是廣東人把Potato分為“薯類”比較符合植物學，所以就把Po
tato的學名定為“馬鈴薯”。雖然現在Potato也有了正式的學名，但中國人的地
方主義嚴重，各地還是堅持自己對Potato的俗名，在中國各地統一對Potato的稱
呼，似乎比統一台灣還難。
中國老百姓缺少自信，沒有個人的主見，一看到洋人好，就幵始盲目迷信和仿效
洋人。既然洋人先進，那么洋人的禮儀行為舉止必然也是先進的﹔既然中國人后
進，中國人的禮儀行為舉止必然也是后進的。一個人一旦有了“洋气”，連格調
、水平也跟著高了起來﹔而傳統的中國味十足的東西，則淪為下品之物，起一個
諢名叫做“土气”。甚至連殖民地香港人的行為舉止也沾上了“洋气”，成為國
人羡慕模仿的對象。山西人比較保守，喜歡堅持老中國的傳統風格，于是山西人
的行為舉止就成為“土气”的代表。陳永貴大叔頭上裹一塊白毛巾，就被大家傳
為“土气”的笑料，而如果香港人頭上也裹一塊白毛巾的話，就會被中國人視為
時髦風尚，神州大地白毛巾恐怕就要一時脫銷。
近代中國人的崇洋之風也波及到Potato的名稱，一個人如果把Potato叫作“馬鈴
薯”，就會被人認為是具有“洋味”的新派人物﹔一個人如果把Potato叫作“山
葯蛋”，肯定被人笑話為土老冒。所以趙樹理這樣把Potato叫作“山葯蛋”的小
說家，就被人談笑為“山葯蛋派”，表示其人和其作品都是土气十足。雖然趙樹
理衹有小學文化程度，他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還是寫得不錯
的。在中國現代文學一片洋風熱浪里，趙樹理的作品獨樹一幟，亦是難能可貴。
不過在崇洋心態嚴重的現代中國人看來，一提到“山葯蛋派”，就認為是上不了
台面的下里巴人俗貨。
也許是一种成見，人們提到山西，往往就不由地和貧窮落后聯系起來。我查了一
下統計數据，1999年中國各省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排行表中，廣東省第一，山西
省則倒數第二，比新疆宁夏人的收入還少一大塊，僅比最窮的甘肅省略好一些。
然而山西人在歷史上卻從來沒有如此“窮”過，余秋雨還寫過一篇《愧對山西》
的散文，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山西也本應成為一個富省，山西人口不多，人口壓力不大，糧食等一直
能夠自給自足。特別是山西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資源，現在中國能源的70％依靠煤
炭，而中國煤炭的60％又靠山西，如果山西有獨立自治權，象中東石油國家那樣
專門出口煤炭的話，山西人早就富甲中國了。現在山西之窮主要是中國政府的責
任，衹讓山西搞煤炭和煤炭關聯的工業，而煤炭的价格又被壓得极低，賣煤炭越
賣越窮，以至于窮到中國之最的邊緣。
山西出的歷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輩出：民國時有在山西搞獨立
王國的閻錫山總督，毛澤東時代有國人皆知的“農業學大寨”陳永貴總理，更有
那個“你辦事我放心”的一臉憨傻表情的華國鋒主席。不過在山西的歷史名人中
，最有名的還是關云長。關云長是中國人“忠”的模範代表，被歷代皇帝冊封為
“關帝”，比岳飛的爵位“岳王”要高一個檔次，山西解州“關帝廟”的規模也
比“岳王廟”的規格大出一塊。關云長的“忠”的程度，的确沒人可比，曹操給
他高官厚碌、駿馬美女，都留不住他（現在的中國人好象用几塊美元就能收買）
，非要去找他那個落魄的劉備大哥。而岳飛的“忠”，除了背上刺有“精忠報國
”四個字外，卻沒有什么憑証，誰知道岳飛打下江山后會不會謀反。但近代中國
人凈受外國人欺，就把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飛拔高成為“忠義愛國”的模範，其實
關云長的“忠義愛國”精神應該比岳飛更可頌。
雖然關云長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關云長的性格還是可以作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
，這就是“忠厚老實”。山西詩人王維的作品風格純樸，和俄羅斯出身的李白之
浪漫風格實有天壤之別。現代的山西名人陳永貴、華國鋒，也都是“忠厚老實”
的代表人物。山西歷史上盡出忠臣，卻很少出奸臣。中國歷代的“漢奸排行榜”
中，似乎沒有几個山西人，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實”的緣故吧。
現在中國人說到“老實”，并不是一個褒義詞。一說起某某人“太老實”，那絕
對不是什么贊美，而是“沒用沒出息”的同意語。介紹對象時，如果說到該人“
老實”，這婚事大致就要告吹，姑娘們哪有愿意嫁給老實人的。我們也不能當面
說某個人“老實”，否則對方就要怒气上沖：“憑什么說我老實？”
中國人心目中比較欣賞那种會耍小聰明、油滑狡詐的人物。可是中國人聰明反被
聰明誤，不明白“老實”才是辦大事的根本。以前山西的“晉商”行遍中國各地
，大買賣基本上都讓“晉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作這么大的買賣，其最主要
因素還是在于“老實”。當時中國并沒用銀行、保險公司這樣的信用机构，作大
買賣所需要的數以萬計的銀兩本錢，全靠向親戚朋友借貸。那時借錢沒有什么擔
保，借錢的信用全靠當事人的一句許諾。如果你借錢的話，是愿意借給忠厚老實
的人？還是愿意借給油滑狡詐的人？顯然油滑狡詐的人不易借到錢，而忠厚老實
的人反而能借到錢，這就是“你辦事我放心”效果。
“聰明人做小買賣，老實人做大買賣”。其他省份的人太油滑一些，所以衹能做
小買賣。山西“晉商”傳給后代的古訓，并不是什么坑蒙拐騙的奸商密訣，而是
厚道信用、不怕吃虧的“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作老實人”的作人原則。其實現
在世界上各個成功的大公司，也都是在“三老”的原則下辦起來的。這些公司一
分价錢一分貨，絕不干“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行騙行徑，對顧客講信譽，宁
可自己吃虧，不讓顧客吃虧。現在中國的商人往往喜歡耍“以次充好，以假亂真
”的小聰明，雖然能夠一時得逞，但由于失去了信用，買賣終究無法做大。前些
時候日本電視台報道中國人向日本出口的松蘑中插入鉛條，向韓國出口的螃蟹中
塞入鐵釘來增加重量，都是中國商人耍小聰明短視癥的典型。
近代的銀行等金融机關興起后，私人信用不再那么重要了，山西的晉商也幵始衰
敗。現在山西人看著外省的假貨大發其財，也難免心手發癢，幵始學著作起假來
。但山西人還是老實，作假的水平也低劣。精明省份的人作的假貨不是100％的假
貨，而是半真半假，讓你上了當也發覺不了﹔而山西人作的假貨就是100％的假貨
，往往讓人一眼就能識破。前些時候的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
假的水平：山西人做的假酒就假到能毒死人的地步，精明省份作的假酒哪有假到
毒死人的？
出國后，感到外國人的老實程度，遠遠超過中國人，有人把美國人戲稱為“大兒
童”，而中國人從小就被培養成心計十足的“小大人”。中國人雖然在耍小聰明
、玩小詭計方面大大胜過洋人，整人、騙人、坑人的本事，絕對讓洋人們自嘆佛
如。但在發明創造等大智慧方面，中國人就相差太遠了。中國有句格言“大智若
愚”，可惜中國人沒把這句格言當回事，和外國人打了一些交道后，我才体會到
“大智若愚”的真正含義。
老實人組成的團体有個最大优點就是彼此信任，相互團結。而聰明人組成的團体
則是相互猜忌，一盤散沙。在和平時代，老實人團体的优點還不是特別突出，但
到了戰爭時代，老實人團体的优越性就出來了。所以老實的山西人一般比較抱團
，山西人碰到山西老鄉，不認識也會熱心幫忙，以前中國各地都有山西同鄉會的
“山西會館”。
山西人打仗也頗為勇敢，抗戰時日軍從北路進攻山西，閻錫山搞了一個“忻口戰
役”，這是日軍在中國北方戰場遭到的最頑強抵抗。閻錫山軍和蔣介石的中央軍
不同，沒有精良的裝備，全靠將士的勇敢。閻錫山把全數精銳都投入了“忻口戰
役”，仗打得十分慘烈，士兵打完軍官上，硬是擋住了日軍的猛攻。最后守衛石
家庄的國軍望風而逃，日軍乘虛從南路進入山西，閻錫山軍才撤退到山區打游擊
。
在“解放戰爭”中，解放軍遇到的最難打的一仗就是“太原戰役”。在三大戰役
以后，長江以北已經全部成為共產党的地盤，唯獨山西的閻錫山軍還在死守太原
一座孤城。在四面楚歌、毫無取胜可能的情況下，山西人死守太原長達一年之久
，太原城的解放（1949年5月）比南京還晚（1949年4月）。解放軍和閻軍在太原
周圍展幵了拉鋸戰，解放軍攻下一個陣地，閻軍再反攻奪回，雙方的傷亡都极大
。最后解放軍采用圍而不打的圍困戰術，圍困在太原的閻軍由于長期吃不到蔬菜
，士兵多數患了夜盲癥，天一黑就看不見東西。
閻錫山的部下勸閻錫山說：“長官，太原早晚是守不住的，您還是走吧，衹要長
官在，將來山西就有希望。死守太原的任務就交給我們吧。”閻錫山乘飛机逃出
太原后，閻軍將士對閻錫山仍是极忠，守衛太原堅持到最后一人。解放軍攻入太
原城后，守城的閻軍高級將領集体自殺，現在台北還有一個“太原五百壯士”紀
念碑，紀念太原戰役中的閻軍將士的忠勇。
華國鋒時代提倡過“三老四嚴”（即“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作老實人”的晉商
古訓），但伶俐的小鄧上台后，老實人就沒市場了。現在中國是一個鼓勵奸詐，
老實人吃虧的社會，這樣一來大家都向奸詐看齊，老實人也學得不老實了。在這
股油滑狡詐的浪潮中，山西人還能不能保持那份老實忠厚，的确讓人擔心。
雖然山西深在內陸，但我感到山西人在性格气質上，倒比沿海省份的人更接近洋
人的“大兒童”性格。說山西人“面土心洋”，似乎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