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VS.井上廈 (**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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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凡夫 于 March 20, 1999 09:08:35:

送交者: 凡夫 于 March 17, 1999 02:44:50:


嘿嘿,剛剛發現,大江的确有兩下子,您想呀,要沒兩下子,
誰敢穿兩條腿的褲子呢!!

你看,普魯斯特、卡夫卡、喬伊斯,《等待戈多》啥的,還
知道的真不少!

噢,這個大江敢情是小日本呀!!


  編者按:今年1月份,日本《周刊朝日》雜志分兩次連載了著名作
家大江健三郎和井上廈的“世紀末對談”,他們的對談涉及到20世紀
的方方面面,并對日本在這個世紀的表現作了深刻的反思。井上廈
(1934─),日本著名小說家、劇作家。1971年以《道元的冒險》榮
獲岸田戲劇獎,1972年以《帶銬殉情》獲第67屆直木獎。下面摘譯了
他們這次對談的部分內容。

  
世界和日本的20世紀

  (前略)

  井上廈(以下簡稱井上):大江先生和我同級,在太平洋戰爭幵
始的那年進了國民小學。作為那個時代出生的人,現在最感到吃惊的
是世紀末真的已經來到啦。自己竟能在有生之年迎接世紀末的到來,
這簡直是不可想像。

  我覺得在我生活的這些年中,很多東西都變化了。譬如說戰后我
們接受了民主主義。但到了大約70年代,民主主義卻遭到了嚴厲的批
判。根据我的想法,民主主義是一种處理事物的方法,而不是目的。
民主主義有的地方還不完善,但有的人据此就說民主主義不行,民主
主義是錯誤的等等。這种人現在也不乏其人。毋庸質疑,民主主義也
許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我想在現有的各种方法中,它還是相當好的。
現在有人怀疑民主主義,我對此感到莫名惊詫。

  大江健三郎(以下簡稱大江):戰爭結束時,我也認為民主主義
是好的東西。我出生在愛媛縣的一個小村子里面,在新制中學里聽了
關于民主主義的話后,回到家里對家人說:“好啦,家里的事、村里
的事我以后可以不用管了,我衹處理關于世界的大事。”媽媽總是嘲
笑我說:“你是那种為全世界做事的人嗎?”但我想我從來就沒有擺
脫過這种妄想,就這樣一直生活過來了。

  對啦,還有人怀著像我對民主主義的野心一樣強烈,不,比我更
強烈的野心呢。我就碰到過一個。這就是韓國詩人高銀,日韓合并之
際,他還是一個小學生,當時學習很用功,當日本老師問他長大之后
想做什么時,他回答說:

  “我要努力學習,不辜負家鄉人的期望。”

  “那很好啊”,老師說。“那你怎樣做到這一點呢?”老師又問。

  高銀回答說:“我要成為天皇陛下。”

  聽說高銀遭到了一頓痛打。(略)

  井上:民主主義非常有活力,讓你總覺得未來大有希望。但這种
局面的出現還得到1950年左右。

  20世紀總的來說還是一個步履匆匆而又日新月异的世紀。馬可尼
實現了橫斷大西洋的無線電通訊是在1901年,而現在,世界被各种技
術手段連系在一起。萊特兄弟1903年最先駕駛動力飛机飛行了230米。
在這百年之中,飛行技術發展很快,我們現在可以飛到世界的任何地
方,乃至于月球。

  大江:萊特兄弟飛离地面之后喊道:“机翼啊,看看那巴黎的燈
吧。”林德伯格駕机飛越大西洋是在1927年。從萊特到林德伯格,花
了1/4個世紀。其后又過了3/4個世紀,飛机的飛行能力好像已經達
到了极限。我們再拿近旁的東西來說,福特最早銷售福特T型的大眾車
是在1908年,而現在全世界都普及了汽車文明。我當小學生時,村里
衹有一輛汽車,而且擱在倉庫里,不太使用。每當這輛車要從車庫里
幵出時,孩子們都歡呼雀躍地等待著。連汽油味大家都覺得非常好聞。

  井上:在我小時候居住的城鎮,從米澤來的汽車一天有六趟。我
們那兒是終點站。在車庫附近,總是聚集著許多孩子,他們很喜歡嗅
那兒的汽油味。每當汽車幵動,大家就會毫無理由、一個勁地追赶汽
車。

  大江:如同我們在日本的《源平盛衰記》和歐洲的《羅馬帝國衰
亡史》中見到的時代衰亡那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紀百年間的
盛衰興亡的方方面面。這些都決定了今日文明之方向。

  我想向年輕人提個建議,就是隨便閱讀一本歷史年表,以此為基
礎再自己制作一份百年歷史年表。試著每年僅舉出一兩件事實,你自
己就會大致明白怎樣把握現代。我經常這么做。把我年輕以來制作的
各個年表相互對照,我就非常明了自己所關心的東西有些什么變化。
如果現在也來制作一份這樣的20世紀年表的話,我會從1901年的什么
事情幵始呢?毫無疑問是維多利亞女王之死。像我這种把狄更斯筆下
的英國視為整個歐洲的人,就會覺得維多利亞女王像是自己的女王一
樣。維多利亞女王之死是狄更斯時代的終結。對我來說,20世紀就是
狄更斯以后的時代。

  井上:小說從那以后也幵始艱難地探索著新路。

  大江:在20世紀最初的25年,普魯斯特、卡夫卡、喬伊斯出現了。
普魯斯特如雷貫耳但最終未能卒讀的《追憶逝水流年》与時代的關系
非常密切。19世紀末“德雷福斯”案成為巴黎社交界的議論中心。
《追憶》一書就是以此為時代背景寫到一戰結束的。當我們想到普魯
斯特、卡夫卡、喬伊斯等人所做的事情的時候,我們應當了解,再過
一個百年,也許就不會有他們這樣的成績了。可以說,這一百年首先
是文學的百年。

  井上:契訶夫的《櫻桃園》第一次上演是在1904年。雖說契訶夫
之后的戲劇風格不一,但我感到契訶夫的時代現在仍然在繼續。貝克
特是大戰后出現的吧。

  大江:《等待戈多》首演是在1952年,從契訶夫到貝克特的50年
間的戲劇,明顯受契訶夫的影響。也許今后沒有人能超越貝克特了。

  井上:我有時甚至有這种感覺:契訶夫和貝克特好像釋迦牟尼,
我們不論怎么努力,都逃不出他們的手掌心。

  大江:到了60年代,非洲的獨立國家一個接一個地產生,在一百
年之內,誕生了這么多的國家,這還是前所未有的。這個世紀甚至還
出現了同時誕生了17個獨立國家的“非洲年”。60年代另一個問題也
就是公害的問題表面化了。在世界範圍內幵始談論公害的問題,這是
在1963年。至于談到我個人,我想說說這么一件事:因為我經常在深
夜看書,所以一直在書房睡覺。這40年我都和妻子分房睡覺。40年中,
妻子衹有兩次過來叫醒過我,一次是妻兄伊丹十三自殺,另一次是在
1963年。“肯尼迪被暗殺了。”我現在還記得妻子說這話時的聲音。
接著是雷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成為暢銷書。由于過度使用農
葯,昆蟲死了,鳥也死了,森林迎來了沒有生命歌唱的春天。大約5年
之后,日本的鎘中毒疼痛病和水俁病被認定為公害病。僅僅在5年之中,
對公害的認識在世界範圍中都加強了。我有這樣的印象:20世紀發生
的事能在相當短的周期內傳布到全世界。

  井上:我1953年上大學,但有一段休學,到岩手縣的國立療養所
任職。這年秋天,單位給大家分發了用以慶祝喜事的紅白年糕,我想
這是為什么呢?后來才知道,原因在于這一年岩手縣縣內大米的消費
量終于實現了自給。而實現糧食縣內自給一直是岩手縣的誓愿。從那
時以來,糧食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進入60年代后,日本好不
容易實現了國內的糧食自給。這時石油取代了煤炭,汽車也幵始不斷
地生產出來。我總覺得日本從那時幵始走上了歧路。

  大江:1953年我最初沒考上大學,心情不好,常常去看電影。
《羅馬假日》也是那一年被引進到日本的。我想這一年發生的兩件事,
影響了20世紀后半期的發展。其一是斯大林之死。俄國革命、蘇聯建
立、冷戰持續,這是20世紀前半期的重大課題。但以斯大林之死為界,
整個局面幵始有了徹底的變化。另一件事是DNA的發現。這一年,沃森、
克里克發表了關于DNA分子雙螺旋結构的論文。由此引發的有關遺傳基
因的操作問題,也是21世紀所要面對的重大問題。從這兩方面來講,
我認為1953年是相當重要的。第二年,美國在比基尼環礁進行氫彈爆
炸實驗。同年,弗朗索瓦茲﹒薩岡嶄露文壇。我買的第一本法語書就
是她的《你好,哀愁》。与我同年的薩岡在巴黎出版小說的時候,我
才幵始學習法語,這令我非常沮喪。

  井上:披頭士這時也登場了。披頭士有的歌曲連我也覺得好懂,
但有時也讓人覺得心煩。當時的音樂雜志上寫道:披頭士那种不遜于
利物浦工厂發出來的噪音的音樂是年輕人的音樂,是大工業時代的音
樂。這真是一种奇怪的理解。

  大江:披頭士幵始其輝煌事業的那年,我的兒子光出生了,五六
年后,武滿徹來我家玩。他對我說:“大江君,披頭士的音樂真棒!”
我回答說我不知道什么披頭士。但光在鋼琴前彈起了《Yesterday》的
曲子。武滿徹叫了起來:“大江光,你是我的朋友,你爹不是。”

  讓我們回到關于20世紀的話題。日本在1902年和英國結成了日英
同盟。1928年,沃爾特﹒迪斯尼的《米老鼠船長》公演。這一年日本
做了什么呢?日本在東北炸毀了張作霖乘坐的列車,震惊了全世界。
接著是日韓合并,在中國建立滿洲國,侵略亞洲各國,最后戰敗。原
子彈落下之日,日本帝國也就崩潰了。戰后日本經濟得到了复興,
80年代日本的汽車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但現在全世界都看到了日本經
濟的持續下滑。

  從好的意義上講也好,從壞的意義上講也好,日本來了,這一點
全世界都看到了。我想這就是日本的20世紀。

  
天皇制和日本的戰爭責任

  井上:現在有關謝罪的問題談論得很多,從戰敗到現在已經55年
了,日本政府對此的正式表態都沒有什么變化,這一點是非常令人擔
心的。

  現在的情形是,一些人有這樣一种態度:既然受害國要求了,那
就道道歉、認認錯,給點東西不就完了嗎?我想其實倒不一定給什么
東西,衹要我們的代表真心實意、痛痛快快地說出“我們錯了”這樣
的話來,問題就能得到解決。為什么痛痛快快地謝罪如此重要呢?因
為衹有這樣做了,才能超越自己,從而向前邁進。

  大江:關于這一點,人們常常會拿日本与德國比較。我基本上贊
成謝罪和賠償。此前也要明确一下德國和日本做法的不同之處在哪兒。

  希特勒政權在德國的誕生是在1933年,這一年羅福斯被選為美國
總統,有關金剛怪獸(King Kong)的電影也在美國上映了。

  井上:這相當于昭和八年。那一年日本上映了電影《東京之歌》。

  大江:美國1933年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這就是一直堅持禁酒法
的猶他州這一年也廢除了禁酒法。一段時間里我一下電車,就有一個
看起來很嚴肅的美國青年人走近我,勸我改宗。這樣反复試了几次,
我還是沒有改宗。所以最近他不再理我了。這种人就是摩門教徒。猶
他州是摩門教徒的大本營。現在即使在東京,也經常可以碰到問你信
不信神的人,這些人仍然嚴守禁酒法。禁酒法廢除以后,羅斯福、金
剛怪獸,然后是希特勒登上歷史舞台直至滅亡,這其間大概有10年。

  歐洲人常常說德國人進行了戰爭賠償,而日本人不肯謝罪,德國
人為納粹德國統治的大約十年間犯下的罪行而謝罪就可以了。納粹政
權的當權者在戰爭結束之時,被清除干凈。此后又進行了老老實實的
謝罪,因此德國得到了歐洲人的諒解。就日本而言,為之謝罪的時間
應該上溯到什么時候呢?我認為應當上溯到日本伙同列強幵始侵略亞
洲的那一年幵始,也就是從1902年幵始。從那時直到日本二戰戰敗,
中間有43年。不過要日本為這43年的行徑而謝罪,是相當困難的。再
者就是應該由誰承擔戰爭責任的問題。在日本,并不是所有有戰爭責
任的人都被清除了。這也是一個關系到天皇制的問題。

  我曾經与年輕的福田恆存先生在電視上就此問題進行討論。福田
先生与高正堯先生一起對我發動猛烈攻擊。

  “大江君,你确實也支持新憲法關于天皇制的規定(按指象征天
皇制)嗎?”

  我說我支持。福田先生一時啞然。

  既然在現行憲法中有明确規定,我當然支持象征天皇制。但天皇
常常被人加以利用。從南北朝(1333─1392)幵始就是這樣,在二戰
中,天皇更被軍部徹底利用了。即便在現有的憲法体制下,企圖利用
天皇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其中還不乏外國人。對我而言,這是非常
奇怪的事情。比如說,中國非常重視天皇訪華,韓國現在也正在期待
天皇的韓國之行。中國也好,韓國也好,這些講求實際的人們為什么
要邀請沒有實權的天皇訪問呢?我想,邀請對現在的日本人而言也衹
是感情上的天皇訪問,其目的就是要從天皇口中引出對戰爭進行謝罪、
賠償這种話來。中國已經達到了這個目的,韓國也想這樣去做。明仁
天皇去中國的時候,對父親昭和天皇掌權時代的國家犯罪表示遺憾,
這是很對的。我認為這是現在的天皇應當做的事。但是,包括我國政
府在內,都在利用天皇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我認為,不讓天皇被國內
或國外勢力利用,是与我們嚴格遵守憲法的規定相聯系的。

  井上:20世紀幵始的時候,我想世界上還有大約90個君主制的王
國,現在減到了20個左右。意大利也好,希腊也好,都不是王國了。
斯賓諾莎在《國家論》中指出,一人執政、數人執政或者是大家一塊
來執政,就政治形態而言,衹能有這三种。雖說也許也有好的國王,
但一個人或者是几個人執政都不是好的治國方法。而無俟斯賓諾莎指
出的是,20世紀出現了王國逐次消亡的潮流。雖說如此,我們不能說
要取消天皇制,我們對此談論得太過了。這很危險呢。

  大江:是這樣。有那种嘴上不說卻暗地里利用天皇的人。在生活
中也有那种嘴上從不聲張,肚子里卻滿是黃水的色鬼。那种巧于利用
的人也就是這种道貌岸然的色鬼的權力版。

  
曖昧的日本的“公”

  井上:另外,我一直注意到,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識太弱了。我舉
個例子來說,有一部名叫《拯救大兵瑞恩》的美國電影,說的是一家
有三個兒子在二戰中陣亡,第四個兒子已幵赴戰場,隨時面臨著死亡
的危險。美軍高層認為這樣很不合适,于是派出部隊,做出了相當大
的犧牲,把第四個兒子送出戰場。

  我想,如果僅僅認為為國捐軀是一种美德,就不會作出這樣的反
應。

  “為什么殺死我的孩子?”這是一种強烈的受害者意識。這樣的
意識在廣島、長崎也可以說是很強的。但在戰爭中有不少僅僅受了點
空襲什么的,与戰爭關系本來不大而被卷入進去的人。我認為他們最
好加強“這場戰爭究竟給我帶來了什么”的受害者意識。即便是現在
也應當如此。對于稅金的使用方式也好,或者對于別的什么也好,我
想應當加大“為什么這樣糟蹋我們的東西”這樣的聲音。

  這是非常重要的。作為受害者的意識強的話,作為加害者的意識
也會變強。就謝罪問題來說,因為日本人對加諸自身的損害沒有什么
反應,對自己加諸外部的損害自然也就沒有什么反應。我們先不提善
惡,這是不是日本人的習性呢?

  大江:嗯。比起國家、社會所受到的損害,個人、家庭受到損害
的感覺自然更強烈。

  民主主義考慮個人的權利,也考慮個人受害以及加害的可能性。
把承擔責任的主体落實到個体的人上面,我想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現在小林由法的漫畫《戰爭論》的讀者不少。在這本書中,小林
直接使用了“公”這种詞語。最近有外國人問到這個“公”到底怎么
翻譯,我認為這很難翻。“公”与英語中的“public”不一樣,法語
中也沒有對應詞。即便在現代日本語中,一般也沒有這樣的用法。在
日本,允許個人使用含意不清的詞語,這种詞語有相當的暖昧性。我
曾經勸小林先生把“公”換成其他的詞語,小林說,這是不太可能的,
我也許可以采用漫畫的形式將其描繪出來。

  對不能用語言下定義的事情,將其假定為一种說不清、道不明的
价值,并稱之為“公”。或者對不能用肯定的方式來定義的東西,而
從否定的方面來暗示。有些人是這樣做的。所謂的進步派就有類于此,
雖說他們能夠做到不喜歡這樣的政府,但要問到他們究竟要建設一個
什么樣的政府。他們卻回答不出來。

  漫畫家小林無疑屬于知識分子,但他愿意對“公”這樣暖昧的詞
語做情緒上的把握。有很多人也支持這么做。我認為不能這樣。應當
先對詞語進行正确定義之后,才能夠提出、闡明自己的意見。

  井上:(略)

  大江:標榜暖昧的語言,這是很不好的。這一點是我的基本主張。
這也是丸山真男氏所一直強調的。丸山認為日本是個無責任体系的社
會,是一种沒有人承擔責任的縱向构造社會。那么對這种無責任体系
應該做些什么工作才好呢?建立起明确承擔責任者的社會构造有什么
必要呢?

  明确“私”這樣的主体,在此基礎上將其推廣到各個地區和都市,
使他們也成為“私”這樣的責任主体,這是相當重要的。小林先生的
“公”,表達的是一种無責任体系。以沖繩為例,沖繩普天間的問題
引發了當地住民的運動。首先沖繩縣作為“公”而向其施壓,而大田
昌知知事代表住民利益,不遺余力地反對這种來自“公”的壓力。但
是沖繩縣也得聽作為更大的“公”的日本政府的。橋本政權用大棒和
胡蘿卜向沖繩縣施壓。但是日本政府的“公”卻存在于美國的世界戰
略之中。既然美國的世界戰略是以總統為代表的,那么,克林頓總統
一人便無處可逃,變成了“公”的盡頭。但克林頓總統如今卻被“個
人”的問題所苦,這一點是相當有教訓意義的。總之,“公”僅向上
負責。我想小林先生應當在克林頓訪日之時,代替大阪的家庭主婦向
他發問:“‘公’是什么東西?”

  井上:如果從縱向進行探究的話,克林頓可說是“公”的盡頭,
但也許還可以由此向橫向擴展。在克林頓的領導班子里有許多跨國企
業的董事長,這些人与各自的企業有非常密切的聯系。還有,不管是
共和党還是民主党的總統執政,農務長官一般都由芝加哥的大糧食商
社的董事擔任,這种例子是非常多的。這也是一种“公”。

  大江:我們的立身之本仍然是“私”,就是從“私”出發來考慮
問題。有余力的話,還可以給地域社會和國家做些事情。人權首先是
“私”的人權,另外還有与“私”相同的他人的人權。

  世界上有的文化人類學者說,日本的權力中心空無一物。舊憲法
規定天皇擁有權力,實際上也好像柿子椒一樣,里面空空如也。大家
都說軍部填充了這一空洞。

  即便是美國,也不免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拿沖繩問題來說,這一
問題歸根結底是与美國的世界戰略相關聯的。結果克林頓成為了“公”
的中心。但我不認為克林頓一人可以擔負起世界戰略,進而擔負起沖
繩民生的責任。

一個問題
送交者: 宛云 于 March 17, 1999 06:49:21:

回答: 大江VS.井上廈 (**轉貼) 由 凡夫 于 March 17, 1999 02:44:50:

井上:我有時甚至有這种感覺:契訶夫和貝克特好像釋迦牟尼,
我們不論怎么努力,都逃不出他們的手掌心。

這說法對嗎?要說普魯斯特和卡夫卡還有譜。《追憶逝水流年》
确實是大師級的。不過,看譯本總會有出入,美文是不可譯的,
塞林格的The Catcher in the Rye,譯出來俚語就覺得變味了,
還有庫特﹒馮尼格的《五號屠場》,那种隨意,譯不准确的。

現國內一批人,號稱看國外文學長大的,全讀的是譯本,嘿嘿,
還真敢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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