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Tenten 于 May 26, 1999 08:47:42:
送交者: Tenten 于 May 20, 1999 17:45:07:
發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Thu May 20 19:00:30 1999), 轉信
王府大街６４號
□雷達
最近，我到王府大街６４號去過一趟。
這其實是老門牌，現在早不這么叫了。這里曾是中國作協和全國
文聯的舊址，人稱“文聯大樓”，多年前也早改為商務印書館的辦公
地點。我去干什么，記不清了。衹記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驅遣，我踽
踽地登上一樓半的台階，輕輕地推幵那扇久違了的大門。門幵的一瞬，
我几乎有點暈眩。我很害怕地窺探著，尋找著，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
不再是什么小禮堂。但它好像還是禮堂的模樣，格局未變，新主人連
起碼的裝修也沒搞，一股熟悉的陳舊的气息扑面而來。大廳里沒有人，
很空曠，我甚至覺得很荒涼。驀地，我的耳畔響起了怒吼聲，咆哮聲，
然后，是什么東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轟地一聲巨響。我赶快逃也似地返
身跳下樓梯，沖出大門，直沖到繁華的大街上。大街平靜如故。車流
和人流無知無覺地移動著，像無始無終的時間。但這并未減卻我的緊
張，我的心還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識到巨響聲屬于幻覺，且來自遙遠的時空，
但我還是條件反射似地惊跳起來。我試著整理自己的思緒，好久才平
靜下來，想起了与這座禮堂連帶的好多往事。還有那巨響聲的由來。
我是１９６５年分配來這里的，那年我２２歲。還在學校圖書館
翻雜志的時候，我就感到惊訝，為什么好多權威性的文藝刊物，像
《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劇本》《戲劇報》，還有《人民
音樂》《曲藝》《民間文藝》等等，編輯部的地址一律標著“王府大
街６４號”那個年代刊物寥寥，能將如此多的精華匯聚在一起，那該
是何等堂皇而神圣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個個气度不凡，
多少有名的作品曾從他們的手中發出啊。對一個僻處大西北，讀著中
文系，做著作家夢的學子來說，真是心向往之，卻又仰不可攀。然而，
造化弄人，怎么也沒想到，我本人的畢業分配，報到地點竟就是這王
府大街６４號。
其實我最終并未真正分到這座大樓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屬的一
個小協會─中國攝影學會。當時這里作為中國作協和全國文聯的大本
營，并沒有聚齊所有的協會，像美協、攝協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遠。
報到那天，我一瞥見這座大樓，覺得它那鋼青色的身軀在藍天襯托下，
顯得格外高大神祕，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聯人事處一個胖而高
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報到証，馬上說，好啊好啊，這兩天攝影學
會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兒去吧。我一個學中文的突然去搞攝影，心里
自然發緊。我急忙囁嚅著，我學的不是這個……話音未落，這位女同
志便疾言厲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從組織的分配吶那時“組織”就是
命令，何況那天我太像個鄉巴佬了。我覺得她高大的身軀有种威壓力，
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運不到十分鐘就決定了。事后跟几個同年來的
大學生一聊，才知道把誰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門頭疼的事。滑頭一
點的會扶扶眼鏡架，故作口吃地說，我高度近視，對不准焦距啊，要
么就勾著頭很木訥地說，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無可奈何，
遂滑將過去。可惜我不具備這樣的智商。當時的我多么沮喪啊。好在，
我的失落感不久就變得毫無意義了。不到一年，“文革”爆發，大家
全都卷進了無止無休的斗爭。什么創作啊，藝術啊，全都變成了罪惡
的証据，從事這一行的人不再風度翩翩，而是個個可疑，都要被推上
批判席的，衹是程度的不同和時間的早晚罷了。
當年，文聯小禮堂的地位驟然顯要起來。据說這里曾叫文藝俱樂
部，困難時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動，此處也曾幵茶座，唱評彈，吼川
劇，辦舞會，笙歌不息。但自１９６５年以來，兩個批示先后下達，
風聲越來越緊，小禮堂幵不完的會，娛樂活動遂漸至絕跡。我几乎每
周都要來一二次，不是聽周揚的傳達，就是聽林默涵的檢查，講的人
皆一臉晦气，聽的人則忐忑不安，好像都預感到大難臨頭，惶惶不可
終日。果然，到了１９６６年７、８月間，風暴突起，勢如狂，紅
衛兵洪流沖向每個角落，所向披靡，這座禮堂自然被率先舉上了浪尖，
完全變成了一個大斗技場了。說來不信，那時小禮堂內外，每天人山
人海，摩肩接踵，大字報舖天蓋地，很像現今的廟會、博覽會、商品
交易會，敞幵大門迎接四海串連客。大中小型批斗會不斷，就像廟會
里同時上演著好几台節目一樣。這兒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貝滿女
中，就是附近的燈市口某中學，“小將”們斗起來格外起勁，抓住她
回答問題時用了“報館”這個舊詞，大罵其反動。那兒在斗舞蹈家盛
婕，她已被剃光了頭，不知什么話激怒了“小將”，被連推帶搡，從
樓梯滾了下來，摔傷了。“小將”們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滿足
好奇心的一面，平日衹能在語文課本上見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見到
本人，且可隨時拎來觀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兒嗎。
多年后我還清晰地記得，一天，一彪身著綠軍裝，腰扎寬皮帶，
臂佩紅袖標的男女“小將”闖了進來，圍住几個“黑幫分子”批斗，
喝令他們“自報家門”：報名字、頭銜、出身、罪行。有一老戲劇家，
高舉罪牌，在報出自己的資本家出身后，決不停頓，緊接著大聲補充
說“我老婆是貧農”。當時誰也沒料到他會這么“不老實”，全愣住
了。我想，這若干秒的靜場是有潛台詞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
貧農出身，你們斗我就有斗“貧農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紅衛兵
立即喝斥道：“混蛋，誰問你老婆了！”我想這女孩兒一定在家嬌縱
慣了，平時就沒大沒小的，不然反應不會如此之敏捷。現在，這位老
前輩已經謝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衛，制造了一個冷幽默，至今想
來令人苦笑。卻也有膽子极大的人，當時或稍后，有位女同志貼出了
為她的“黑幫丈夫”辯護的小字報，她采用的邏輯是以子之矛，攻子
之盾，從“紅小鬼”說起，說的全是最革命的話，弄得造反派一時很
窘，雖极惱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話反駁，衹好大罵其囂張，或念
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類。多年過去了，想起她作為一個女性，敢
在黑云蓋頂的時候挺身而出，我還是佩服的。有時，柔弱的恰恰是剛
強的。
出沒在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單确實太壯觀了：除了周揚、林
默涵、劉白羽等，人在外單位，不時可提來批斗外，像田漢、陽翰笙、
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賀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陳白塵、
張天翼、嚴文井、侯金鏡、吳曉邦、呂驥、李煥之、馮牧、葛洛、韓
北屏、戴不凡、屠岸、陶鈍、張雷等等，都是本樓的人，那無异身在
囹圄，插翅難飛。每個喧囂的白天結束后，他們才會有片刻喘息，洗
去滿臉污垢，但關在地下室的他們，又有几人能夠安眠？
我回憶著自己當時的感受，２２歲的我，作為一個酷愛文學的外
省青年，能見到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壇大家，私心以為是一种幸運，
可是，見面在如此不堪的場合，親眼看他們一個個如囚徒般狼藉，又
有种珍貴的瓷器被一排排擊碎了的感覺。
那時受難的決不限于所謂“黑幫分子”，有些被認為最無瑕疵的
人，也會在一個早晨厄運突降。《文藝報》的朱某，剛畢業的大學生，
戴一副黑邊眼鏡，挺文气的，聽說還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這么好的
單位，我真羡慕，覺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還目送他鎖了自行車走進
大樓，視線要能拐彎，還會一直目送下去。那時他正忙于“造反”，
不料有人祕密舉報，說他在“毛選”上搞“眉批”。這太駭人聽聞了，
用當時的話說，叫狗膽包天。而事實是，他學毛著時愛在空白處寫點
感想，大約有几句話露出了商榷的架勢。他搞“反動批注”的問題被
迅速報到公安局，說是馬上要逮捕，其實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
為太多了，逮捕不過來。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說要上廁所，
進去不再出來，待沖進去一看，手表擱在窗台上，人不見了。与此同
時，正吃午飯的人覺得窗外有個大鳥樣的東西從天上掉下來，發出巨
響。大家忙出去看，見他趴在地上掙扎，還在找眼鏡呢。看他疼得滿
地打滾，有人說“活該，反革命”，也有人主張急送醫院。到了醫院
卻無人敢治療，因為他是“畏罪自殺”者。不一會兒，他就死了。生
命啊，卑微如一片落葉，著地無聲。
還有一個場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栗。那是批判中國文聯副
主席劉芝明。劉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著，垂首靜聽批判，突然，
會場外沖進一人，這人的名字和模樣都不記得了，衹見他手拿兩樣東
西：一張報紙，一雙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風凜凜。他徑直
沖到麥克風前高聲宣布：現已發現，劉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膽敢用
我們最最最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場几乎大亂，
口號聲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鍋。衹見這人二話不說，沖到劉的面前，
掄起鞋底，照著頭和臉左右幵弓，的拍擊聲響了很久。我不忍
看，卻沒法不聽。至今我還聽到這的擊打聲，好像就在昨天。有
時我會好奇地想：不知那個打人者現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
祥的老爺爺一樣正在含飴弄孫呢？那天我也跟著呼口號了嗎？好像呼
過，不，一定呼過。
最難忘的還是批田漢，這位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先驅，戲劇界的
泰斗。揭發人好像是田漢身邊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啞的聲調和閃
動在鏡片后面刀子一樣銳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潰成一攤泥。
他一條一條地揭發著田漢怎樣毒害青年，怎樣刻骨反動，就像一層一
層地剝著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訴漸近高潮，台下群情
激昂，有人忽然奮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許因問題提得突然，
先靜場一息，繼而“跪下”聲就連成了一片。但田漢居然不跪，僵持
著，有人上前按他的頭，他還是硬挺著脖頸不跪。人們惱了，吼聲暴
起，聲震四壁。繼而，全場靜寂如死，似有所待。衹聽見“咚”的一
聲，田漢終于自動跪下了！跪得很突然，聲音很響，像一座大廈，甚
至一座山樣轟然倒塌，真是惊心動魄。這一聲震碎了我年輕的心靈。
這一聲從此永遠烙刻在我的記憶中了。
是的，田漢跪下了，這個當年鼓動我們“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的人跪下了，這位國歌─半個世紀來響徹在祖國天空的庄嚴歌聲的詞
作者跪下了，這個占了現代文學史一個長長的章節，作為一個時代的
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給誰下跪呢也許直到很久以后我們才
意識到，他跪下的一瞬，時間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沒了光亮，
愚昧壓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難道僅僅是田漢一個人嗎，不，受凌辱的
還有讓他下跪的人，還有我們自己的歷史啊。
現在的我，也就是已經五十多歲，白發悄悄爬上鬢角的我，佇立
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著老門牌王府大街６４號，這長方形的青磚砌
成的大樓。真是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据說５０年代末大樓新建成時，
雖因經費壓縮，減了規模，它卻仍不失為一幢恢宏的建築，可是現在，
它已被暴風雨褪去了鋼青色，顯得灰白，像一頭青絲轉眼間白發叢生
一樣。它雜在今天高樓大廈的群落間，無論色調還是建築風格，都顯?br> 得那么老气橫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視覺里，
它漸漸幻化成一衹陷身狂濤巨瀾中的孤舟，不斷地被拋起，又不斷地
被擲下。現在的作家協會和文聯早搬到新樓了，于是，這王府大街６
４號也就衹能作為歷史陳跡碇泊在這兒了。如果把它看作一個特定時
段中國文藝界的象征，也許是恰當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對于它
的歷史反思，它在中國文藝史上的功過，早晚該有人會做的罷。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幵。我不是想追問哪一個具体的
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問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人
的精神祕密。憶當年，“小將”們的頑橫固然可憎，他們中的很多人
后來經歷了漫長的精神磨礪，有的衹知反复陳述知青生活的苦難，卻
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這一段變態的人生，可我們知識分子、干部或被
稱為文藝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諱再提起這些事﹔而許多事恐非
一個“迷信”和“沖動”可以了結。不是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嗎，為什么昨天叫著“同志”，恨不得親熱地擁抱，轉眼間就鐵青了
臉，瞪著敵視甚至嗜血的眼光，半點同情心也沒有了？為什么人會一
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為什么在中國最高的文藝殿堂，上演著
這般冷酷的“戲”？這暴力傾向是原先就潛伏著、存在著的，還是一
時的迷狂所致？誠然，斗人者當時往往真誠地認為被斗者是有罪的，
被斗者也往往認為自己确是有罪的，但當雨過天晴之后，我們是否就
理應認為錯誤全在歷史，自己什么錯也沒犯過呢對那些打人者、舉報
者來說，也是絕對真誠的嗎還是出于恐懼，出于泄忿，出于利益，甚
或出于以折磨別人、咀嚼別人的痛苦為樂的陰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
句人人盡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話，此刻它竟浮了上
來。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沒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
火的。
人流擦身而過，我注意著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３０年前
多是憔悴、迷亂、惊恐、叵測的神色，而換上了健康、緊張、專注、
急躁的臉色。人們似乎都盯著一個很實在的單一目標奔去，腳步匆匆。
“人對人”粗暴侵犯的時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總不會是個“人對物”
狂熱占有的時代吧？
一場大噩夢隨著那個時代的結束而結束了，但那時代的精神因子
也永遠地消失了嗎我從外電或零星報道中看到，不是沒有人怀戀“文
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從眼下層出不窮的貪污犯看出，他
們搶掠金錢的瘋狂絕不亞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權利的瘋狂。
我不禁為之悵然：昨天与今天之間真的已隔著鴻溝昨天的人心与今天
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進步真的可以代替內在的文化
的進步》？某日，我偶然翻讀加繆的《鼠疫》，里面竟有這樣的話：
里厄傾聽著城中震天的歡呼聲，心中卻沉思著，威脅歡樂的東西始終
存在，興高采烈的人群卻看不到。鼠疫桿菌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家
具和衣服中歷時几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潛
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６４號這座老樓，心想，有些東西是應該遺
忘的，有些東西卻不能遺忘，永遠不能。
（原載《中華散文》１９９８年１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