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華樺 于 July 02, 1999 07:41:24:
送交者: 華樺 于 June 24, 1999 09:43:44:
請莫“捧殺”張藝謀
───質疑“張藝謀退出戛納表現愛國气節”論
（摘自《重慶晚報》５月２８日，林亞光／文）
張藝謀在談到從《紅高粱》起他被
稱作“暴露導演”、被說成是靠暴露中
國人的愚昧落后而“走向世界”時說：
“講這种話的，一聽就知是中國人﹔衹
有中國人才會這樣來指責作品，西方人
絕對不會這樣評价。”但据我所知，當
《紅高粱》和《老井》在國際上獲獎而
在國內受到指責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還
無緣看到這兩部電影，而一當它們公映
后，廣大觀眾是接受、理解并給予高度
評价的。我更不能苟同的是張藝謀心目
中存在著一個“中國人的評价標准”和
另一個“西方人的評价標准”，似乎前
者常常如此這般地指責他的作品而后者
從不會指責他。我以為真正理解張藝謀
作品的，有西方人，也有占大多數的中
國人，而前述指責衹不過是抱著半殖民
地變態心理加极左眼光看文藝的少數人
而已。因此籠統地認為中國人不能理解
他的作品是不公允的，將評論有意無意
地分出“中國人的標准”和“西方人的
標准”更是人為的、不切實際的。
這一次，好像故意要跟張藝謀前述
“中國人”和“西方人”的說法幵玩笑
似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一位西方人，而且是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布否定他的《一個
都不能少》（還有《我的父親母親》），張藝謀正因此而退出本屆戛納電影節。
但富于戲劇性的是，這一事件跟《老井》和《紅高粱》獲獎時挨罵受批正相反，
媒体將此作為壯舉美德炒得沸沸揚揚，一批導演和演員也爭相喝彩，在一片叫好
聲和支持聲中，在他頭上所加的光環也越來越亮麗奪目，諸如“張藝謀敢對戛納
電影節說‘不’！”“敢于對西方批評標准說‘不’！”呀，“維護了藝術家的
良知”、“捍衛了中國電影的尊嚴”呀，等等等等，活脫脫地使張藝謀成了前些
年流行了一陣的那本《中國可以說“不”》所需要的典型，仿佛要人們相信一場
引燃愛國主義烈火的電影領域新的“興無滅資”和反對“帝修反”運動即將發生
似的！雖然這种种并非張藝謀的本意，他對這些高度亢奮的表態也保持了至少一
半的清醒﹔但我不能不說這些情緒化的反應正是張藝謀的情緒化決定所引發。
客觀地看，張藝謀“退出”本屆戛納電影節，同國際上多次發生過的薩特等
人拒領諾貝爾獎的“敢于對諾貝爾獎說‘不’”的情況是迥然有別的，要是“說
‘不’”，那么首先是雅各布對張藝謀的電影“說‘不’”﹔而張藝謀的撤回影
片，不過是對此的一种回應罷了。張藝謀當然有權選擇自己的回應方式，但我宁
愿相信張藝謀所說的“退出戛納純屬個人行為”，是同某個人（即使這個人是戛
納電影節主席）對一兩部電影有不同看法的正常評价分歧，而并沒有現在熱炒的
那些“拒絕西方批評標准”、“愛國主義正義決定”、“好樣的，有骨气”等等
深意大義在。因此，如果說雅各布的評价也有“棒殺”之嫌，那么上述上綱頗高
的美譽則有“捧殺”張藝謀之弊了。
從雅各布方面言，他在電影節幵幕前對某部電影或褒或貶，畢竟是個人的觀
感，而据我所知，在戛納電影節這樣的西方電影節，主席一方面与他人一樣有權
自由發表自己的觀感，另一方面他個人的意見僅僅是有一定影響的一票而已，既
無權決定某部影片是否入圍，更無力決定某部影片能否最后獲獎。否則，戛納電
影節豈不成了文化專制主義的衙門，成了“一個人說了算”的家長制“一言堂”
？哪里還可能享有如此崇高的國際權威而譽滿全球？哪能連續搞了５２屆長盛不
衰并使全世界電影藝術家趨之若鶩而成為僅次于奧斯卡的國際電影節？
雅各布与張藝謀的分歧究竟何在呢？雅各布認為《一個都不能少》“替政府
宣傳”﹔張藝謀則說：“認為這部作品是為政府作宣傳，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
為這牽涉到我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創作動机。”這也就是說，冷靜地來看，他們之
間并無創作觀或評論觀甚至政治上的根本分歧，而衹是對具体作品評价上的一种
“嚴重誤解”。而張藝謀就因這樣的誤解而退出戛納電影節，正如他自己所說：
“我之所以‘揭竿而起’，是不能接受這樣一种誤解。”我認為“誤解”之說是
符合實際的。對一部作品見仁見智以至有截然不同的意見，是十分正常的事，參
加國際競賽，更應有聽取各种意見乃至不公正的尖銳批評的思想准備和沉得住气
的胸襟肚量（包括必要時進行有理有節的駁難），更何況是一种誤解呢？然而張
藝謀卻因這樣一种具体評价上的分歧和誤解而撤回電影、退出戛納電影節！這不
能不說是一种輕率的、情緒化的、不冷靜的決定，是“跟著感覺走”的反應。這
在某种程度上倒說明了張藝謀太看重雅各布的意見和戛納電影節，也太缺乏平常
心了。但正是這种輕率的決定，張藝謀既失去了本該理直气壯地在戛納電影節展
示和宣傳自己的電影的良机，也棄絕了消除人們包括雅各布的誤解、同時也聽取
各方面更多意見的可能。他把本來是誤解形成的個人分歧意气用事地擴大化了。
我為此替張藝謀遺憾。他自己大概也幵始意識到這點了吧，他說：“我承認這樣
做是有些魯莽。后果挺嚴重的。”“也許我的這一行動做得較為沖動吧。我想如
果換一個導演，深思熟慮一點，考慮全面一點，也許不會這么做。”因此他一再
聲明這一行動“主要是針對個人”的、“純粹是我的個人行為”，“談不上為中
國電影挽回了尊嚴”。可是，許多媒体卻還是一股勁地把問題擴大化、政治化，
把“針對個人”的“純粹個人行為”說成是針對戛納電影節、針對所謂“西方批
評標准”﹔針對“西方”的愛國主義行為和維護民族尊嚴的英雄壯舉！要是果真
如此，又如何理解同樣是中國人的陳凱歌、余力為、王小帥（我毫不怀疑他們同
樣愛國和有民族尊嚴）帶著他們各自的影片《荊軻刺秦》、《天上人間》和《扁
擔姑娘》奔向戛納并已入圍角逐了呢？
更發人深思的，是這次拋給張藝謀的“愛國”花環与前些年他獲國際獎時潑
在他頭上的“售國人之陋”即“賣國”罵名初看似乎相反，但實際上二者卻如出
一轍，本屬同根。你得到西方人的青睞和喝彩甚至獲得西方人主辦的國際獎，那
定是“售國人之陋以邀夷人之賞”，“投外國人所好，丟中國人的臉”，定有“
賣國求榮”之嫌﹔你敢于對“西方人”說“不”，与西人主辦的電影節分道揚鑣
，那定是光榮崇高有骨气的愛國行動、維護民族尊嚴的英雄義舉！總之，凡是“
西方”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反對“西方”的，我們就要喝彩。───這
兒，原則性強則強矣，可惜這“原則性”卻可能把自己拋回唯我獨左、閉關鎖國
的极左境地。這兒，在“愛國主義”和“民族尊嚴”的包裝下深埋的，不過是變
相的民族自卑感和狹隘民族主義而已。因此在張藝謀呼吁“不要誤導魏敏芝”的
時候，我們也要呼吁媒体“別誤導和捧殺張藝謀”，并呼吁張藝謀“別讓喝彩誤
導了自己！”